引言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準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們之中的神經症患者和驅動他們的沖突、焦慮、痛苦以及他們的人際關系和自我關系當中所存在的諸多困難。

    在此，我關心的不是某一種神經症，也不是神經症的類型，而是性格結構。

    這個結構以不同的形式不斷地在我們時代幾乎所有神經症患者的身上重現。

     論述重點将放在現實存在的沖突及患者解決沖突的努力、現實的焦慮及患者的防禦手段上。

    把重點放在實際情況上，并不意味着摒棄了神經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經曆的看法。

    但與許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認為，以一種片面的沉迷态度去關注童年，并在本質上将日後的行為反應看成是先前反應的重演是不合理的。

    我想說明的是，早期童年經曆與後期沖突的關系遠比有些精神分析學家所認為的更加複雜，他們所主張的是一個簡單的原因和結果關系。

    盡管童年經曆給神經症提供了決定性的發生條件，但這些條件并非日後困境的唯一原因。

     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實際的神經症上時就會發現，神經症并非隻産生于偶發的個人經曆，還産生在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環境。

    事實上，文化條件不僅為個人經曆賦予了重量和色彩，還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的具體形式。

    比如，遇上一個專制或&ldquo自我犧牲&rdquo的母親算是一個人的不幸，但這隻發生在我們能找到這種母親的具體文化條件下，同樣，也隻有在這種既定的條件下，這種經曆才會給日後的生活帶來影響。

     一旦我們明白了文化條件對于神經症的巨大意義，被弗洛伊德視為根源和基礎的生物的生理條件便失勢了。

    若非基于确鑿的證據，不能考慮生物生理因素的影響。

     我的這種取向，引發了許多有關神經症基本問題的新闡釋。

    雖然，這些闡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