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于官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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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或許是個同工黨運動有瓜葛的人，迄今一直為人懼怕，誰都不信任他&mdash&mdash覺得機會來了。
他自封為運動的領袖，痛罵目前領導着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的&ldquo老頑固&rdquo和&ldquo自大狂&rdquo，依靠報紙辛迪加以及&ldquo自由貨币同盟&rdquo捐款的幫助開始控制各個地方組織，并通過這些組織控制了目前處于在野地位的那個黨的中央機構。
這樣一場運動，如果隻受到競選對方的反對，誰能保證它不會獲得成功呢？哪怕它提的種種建議完全是欺騙，它的領袖極其愚蠢或極其惡劣，隻有通過使國内三分之二誠實的政治家聲名掃地并代之以&ldquo騙子&rdquo、&ldquo貪贓枉法者&rdquo、&ldquo受賄者&rdquo以及美國政治學已為其取名的其他不法分子才能掌權。
普通選民&mdash&mdash菜農、煤氣工人或水彩畫家&mdash&mdash又如何靠他自己的知識和推理力來鑒别&ldquo改革家&rdquo和&ldquo金融專家&rdquo向他提出的關于黃金儲備與紙币發行正确比例的五花八門的主張呢？他的良心也不會是比他的判斷更可靠的指導。
自由貨币同盟可能成立一個&ldquo基督教服務隊&rdquo，選民的良心可能被一個圍着白圍巾的演說家激發，這個演說家陶醉于自己的口才，自以為真心誠意，把布賴恩先生十多年前從另一個人那裡借用的&ldquo人類被釘在金十字架上&rdquo這句名言也搬了過來。
在樂觀的情緒下，人們可以依賴一張信任織成的網，有了這張網，每一個人在自己不了解的問題上可以信任一個秉性老實和消息靈通的鄰人，這位鄰人經過幾重關系又信任另一位修養高的思想家。
但是，在我們廣大的非地方化城市人口中，能有這樣一張私人網嗎？ 正是對這種危險的擔心，就和對特權階級的純粹自私的擔心一樣，使歐洲至今保留着過去非選舉産生的政府制度的殘餘，例如英國的上院以及意大利或挪威的君主。
人們覺得政治上需要有一個第二基地，這個基地的人不受選舉輿論據以形成的策略的影響，法律上有發言權。
但是建立在世襲或财富基礎上的政權事實上是無法防止輿論和感情偏私的操縱的。
美國的參議院是富豪階級的代表，已經被那種靠制造輿論而生存的金融力量所吞并；我們的上院也正在迅速朝同一方向發展。
從人類有曆史伊始，就發現任何一個老練的政治家控制一位世襲君主的意見要比控制一群人的意見來得容易。
在英國，真正的&ldquo第二院&rdquo、真正的&ldquo憲法制約&rdquo不是上院，也不是君主，而是一個永久存在的文官行政機構，文官的任用不受任何政治家意願的影響，如無過失可終身任職。
如果這種機構像在俄國或很大程度上像在印度一樣，是一種最高權力，那麼，就像我在上章所說，它本身就必須培養控制輿論的本領。
但是處于目前地位的英國文官有權利和義務發表自己的意見，用不着不擇手段地使自己的意志占上風。
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十九世紀英國的一大政治發明，像其他發明一樣，是在一個緊迫的實際問題的壓力下完成的。
自從1783年以來，東印度公司官員的任命方法一直是英國政治中一個重大問題。
到那一年，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不能永遠讓一個由英國陸、海軍維持的大帝國的統治者的任命取決于公司董事們的不負責任的偏愛。
1783年，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以他慣有的莽撞态度建議快刀斬亂麻，使印度官員的任命成為議會任命權的一部分；他和諾思勳爵的印度法案被挫敗，這不僅是因為喬治三世固執而肆無忌憚，而且還因為人們感到他們的提案中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危機。
事實上，這個問題隻能用一個新的辦法來解決。
使董事們宣誓誠實地任命官員的辦法證明是無用的，而董事們任命的人必須在海萊貝裡受專門訓練的規定雖然比較有效，但是任命權的主要弊病還是沒有觸及。
因此，早在1833年，麥考萊為更新和修正公司章程而提出的政府法令就含有一個條款，規定東印度的陸海軍官學校學員的地位應公開競争。
當時董事的勢力還很大，足以阻止如此大的一個改革獲得實現，但是1853年章程再次修改，競争制被明确采用，1855年學員進行了第一次公開考試。
與此同時，查爾斯·特裡維廉爵士（一位著名的印度文官，娶麥考萊之妹為妻）被要求在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的幫助下對國内文官的任命方法進行了調查。
他的報告于1854年春發表，是對于上兩個世代内形成英國憲法厥功甚大的最出色的國家文件之一。
它揭露了财政部公務員铨衡長官将官職分配給議會中那些其表決将被收買或酬謝的議員的做法對現有機構人事的惡劣影響，并建議一切需具備智力條件的職位應一律向那些品行優良、構成當時紳士教育的各項課目競争考試及格的青年人開放。
但是，建議議員放棄他們自己的任命權，同要求他們取消東印度公司的任命權，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因此，查爾斯·特裡維廉爵士在發表他的建議之前，把它送交政府内外許多知名人士閱讀，并把他們的極其坦率的回答印在附錄裡。
提意見的人大多認為這個建議是絕對行不通的。
這仿佛是政治世界中闖進了一個從另一個宇宙來的因果方案，好比向證券交易所提議當天的股票價格應由祈禱和拈阄來确定。
例如，教育部常務大臣林根在《關于文官系統的報告和文件》中寫道：&ldquo鑒于官職任命權事實上是權力的一個因素，而絕對不是一樣虛無缥缈的東西；鑒于我國人民有悠久而極其寶貴的政
他自封為運動的領袖，痛罵目前領導着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的&ldquo老頑固&rdquo和&ldquo自大狂&rdquo，依靠報紙辛迪加以及&ldquo自由貨币同盟&rdquo捐款的幫助開始控制各個地方組織，并通過這些組織控制了目前處于在野地位的那個黨的中央機構。
這樣一場運動，如果隻受到競選對方的反對，誰能保證它不會獲得成功呢？哪怕它提的種種建議完全是欺騙，它的領袖極其愚蠢或極其惡劣，隻有通過使國内三分之二誠實的政治家聲名掃地并代之以&ldquo騙子&rdquo、&ldquo貪贓枉法者&rdquo、&ldquo受賄者&rdquo以及美國政治學已為其取名的其他不法分子才能掌權。
普通選民&mdash&mdash菜農、煤氣工人或水彩畫家&mdash&mdash又如何靠他自己的知識和推理力來鑒别&ldquo改革家&rdquo和&ldquo金融專家&rdquo向他提出的關于黃金儲備與紙币發行正确比例的五花八門的主張呢？他的良心也不會是比他的判斷更可靠的指導。
自由貨币同盟可能成立一個&ldquo基督教服務隊&rdquo，選民的良心可能被一個圍着白圍巾的演說家激發，這個演說家陶醉于自己的口才，自以為真心誠意，把布賴恩先生十多年前從另一個人那裡借用的&ldquo人類被釘在金十字架上&rdquo這句名言也搬了過來。
在樂觀的情緒下，人們可以依賴一張信任織成的網，有了這張網，每一個人在自己不了解的問題上可以信任一個秉性老實和消息靈通的鄰人，這位鄰人經過幾重關系又信任另一位修養高的思想家。
但是，在我們廣大的非地方化城市人口中，能有這樣一張私人網嗎？ 正是對這種危險的擔心，就和對特權階級的純粹自私的擔心一樣，使歐洲至今保留着過去非選舉産生的政府制度的殘餘，例如英國的上院以及意大利或挪威的君主。
人們覺得政治上需要有一個第二基地，這個基地的人不受選舉輿論據以形成的策略的影響，法律上有發言權。
但是建立在世襲或财富基礎上的政權事實上是無法防止輿論和感情偏私的操縱的。
美國的參議院是富豪階級的代表，已經被那種靠制造輿論而生存的金融力量所吞并；我們的上院也正在迅速朝同一方向發展。
從人類有曆史伊始，就發現任何一個老練的政治家控制一位世襲君主的意見要比控制一群人的意見來得容易。
在英國，真正的&ldquo第二院&rdquo、真正的&ldquo憲法制約&rdquo不是上院，也不是君主，而是一個永久存在的文官行政機構，文官的任用不受任何政治家意願的影響，如無過失可終身任職。
如果這種機構像在俄國或很大程度上像在印度一樣，是一種最高權力，那麼，就像我在上章所說，它本身就必須培養控制輿論的本領。
但是處于目前地位的英國文官有權利和義務發表自己的意見，用不着不擇手段地使自己的意志占上風。
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十九世紀英國的一大政治發明，像其他發明一樣，是在一個緊迫的實際問題的壓力下完成的。
自從1783年以來，東印度公司官員的任命方法一直是英國政治中一個重大問題。
到那一年，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不能永遠讓一個由英國陸、海軍維持的大帝國的統治者的任命取決于公司董事們的不負責任的偏愛。
1783年，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以他慣有的莽撞态度建議快刀斬亂麻，使印度官員的任命成為議會任命權的一部分；他和諾思勳爵的印度法案被挫敗，這不僅是因為喬治三世固執而肆無忌憚，而且還因為人們感到他們的提案中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危機。
事實上，這個問題隻能用一個新的辦法來解決。
使董事們宣誓誠實地任命官員的辦法證明是無用的，而董事們任命的人必須在海萊貝裡受專門訓練的規定雖然比較有效，但是任命權的主要弊病還是沒有觸及。
因此，早在1833年，麥考萊為更新和修正公司章程而提出的政府法令就含有一個條款，規定東印度的陸海軍官學校學員的地位應公開競争。
當時董事的勢力還很大，足以阻止如此大的一個改革獲得實現，但是1853年章程再次修改，競争制被明确采用，1855年學員進行了第一次公開考試。
與此同時，查爾斯·特裡維廉爵士（一位著名的印度文官，娶麥考萊之妹為妻）被要求在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的幫助下對國内文官的任命方法進行了調查。
他的報告于1854年春發表，是對于上兩個世代内形成英國憲法厥功甚大的最出色的國家文件之一。
它揭露了财政部公務員铨衡長官将官職分配給議會中那些其表決将被收買或酬謝的議員的做法對現有機構人事的惡劣影響，并建議一切需具備智力條件的職位應一律向那些品行優良、構成當時紳士教育的各項課目競争考試及格的青年人開放。
但是，建議議員放棄他們自己的任命權，同要求他們取消東印度公司的任命權，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因此，查爾斯·特裡維廉爵士在發表他的建議之前，把它送交政府内外許多知名人士閱讀，并把他們的極其坦率的回答印在附錄裡。
提意見的人大多認為這個建議是絕對行不通的。
這仿佛是政治世界中闖進了一個從另一個宇宙來的因果方案，好比向證券交易所提議當天的股票價格應由祈禱和拈阄來确定。
例如，教育部常務大臣林根在《關于文官系統的報告和文件》中寫道：&ldquo鑒于官職任命權事實上是權力的一個因素，而絕對不是一樣虛無缥缈的東西；鑒于我國人民有悠久而極其寶貴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