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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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書有兩個企圖：第一，将現代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晚近的曆史文化加以清算，為構築将來的日本文化做出一點貢獻；第二，站在我個人提出的&ldquo人格主義&rdquo[1]的立場上，在明暗交會處的人生邊上，在朦胧模糊中将高尚與卑微、純真與虛僞加以鑒别、加以明确化。
後者常常需要以過去的清算為基礎，因而本書可以說是我人格主義理論的一個運用。
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站在人格主義的立場寫成的史書，我相信，它的是非功過都與這一根本立場聯系在一起。
本書也包含着我對許多人的訣别。
它在何種意義上把我與研究江戶時代的學者相區别，也許到了卷末就會清楚地看出來。
我還要特别強調：我要與那些對人生的深刻機微及與此相伴随的無可名狀的困難加以逃避、以聖人的心情退縮而立的人，宣布訣别。
我也和歌德一樣，&ldquo決不半途而廢，而是要在善始善終的美當中，清清爽爽地活着&rdquo[2]。
我的人格主義就是要沖破重重困難和阻礙，果敢地加以實行。
在這本書裡，我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踏入了那些害怕世人誤解的道學先生因缺乏勇氣和見識而未敢涉獵的領域，并且基于人格主義，對江戶時代社會與文藝做了探讨。
與此同時，這也是對人格主義本身的宏大性、細緻性、深刻性的一個檢驗。
1923年秋，我結束了一年半的國外生活、踏上歸途的時候，我的心裡便開始思考&ldquo日本應該何去何從&rdquo的大問題。
八年後的今天，我隻是對其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做了回答，更确切地說，是我為準備做出這個回答而交出的一份作業。
如果能對江戶時代的清算有所裨益，便是對我的努力的最好回報。
本書的寫作經曆了一個特殊的過程，作者有義務在此加以交代。
我最初以《遊歐雜記·序論歸來（一）》為題，從《改造》雜志的大正十四年[3]九月号開始陸續連載。
其草稿，大正十三年春天在山形高等學校試着講了一遍，同年夏天在小樽反複用于講演，并形成稿子。
我本來打算寫四五十頁[4]，開始時覺得很輕松。
然後寫《歸來（二）》的《東洋》部分，也寫了相同的篇頁，約定寫到第四五回時進入正文，于是篇幅增加了二十倍，曆經六年時間。
其中&ldquo前編&rdquo從大正十四年夏到十五年夏，用一年時間寫成。
現在回顧起來，寫作還是相當順利。
但此後有兩年中
後者常常需要以過去的清算為基礎，因而本書可以說是我人格主義理論的一個運用。
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站在人格主義的立場寫成的史書，我相信，它的是非功過都與這一根本立場聯系在一起。
本書也包含着我對許多人的訣别。
它在何種意義上把我與研究江戶時代的學者相區别，也許到了卷末就會清楚地看出來。
我還要特别強調：我要與那些對人生的深刻機微及與此相伴随的無可名狀的困難加以逃避、以聖人的心情退縮而立的人，宣布訣别。
我也和歌德一樣，&ldquo決不半途而廢，而是要在善始善終的美當中，清清爽爽地活着&rdquo[2]。
我的人格主義就是要沖破重重困難和阻礙，果敢地加以實行。
在這本書裡，我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踏入了那些害怕世人誤解的道學先生因缺乏勇氣和見識而未敢涉獵的領域，并且基于人格主義，對江戶時代社會與文藝做了探讨。
與此同時，這也是對人格主義本身的宏大性、細緻性、深刻性的一個檢驗。
1923年秋，我結束了一年半的國外生活、踏上歸途的時候，我的心裡便開始思考&ldquo日本應該何去何從&rdquo的大問題。
八年後的今天，我隻是對其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做了回答，更确切地說，是我為準備做出這個回答而交出的一份作業。
如果能對江戶時代的清算有所裨益，便是對我的努力的最好回報。
本書的寫作經曆了一個特殊的過程，作者有義務在此加以交代。
我最初以《遊歐雜記·序論歸來（一）》為題，從《改造》雜志的大正十四年[3]九月号開始陸續連載。
其草稿，大正十三年春天在山形高等學校試着講了一遍，同年夏天在小樽反複用于講演，并形成稿子。
我本來打算寫四五十頁[4]，開始時覺得很輕松。
然後寫《歸來（二）》的《東洋》部分，也寫了相同的篇頁，約定寫到第四五回時進入正文，于是篇幅增加了二十倍，曆經六年時間。
其中&ldquo前編&rdquo從大正十四年夏到十五年夏，用一年時間寫成。
現在回顧起來，寫作還是相當順利。
但此後有兩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