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群體的意識和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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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它沒有完全擺脫由最近的大戰所發洩的反感情緒。
特羅特把上面描述的在群體中出現的心理現象追溯到一種群居本能。
這種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動物種族一樣，也為人類所先天擁有。
他說，這種群聚性從生物學上說類似于多細胞結構，并且仿佛是後者的延續。
如果個人獨處，他會感到不安全。
幼兒顯示出來的恐懼似乎已是這種群居本能的表現。
與人群對立事實上就等于與它分離，因而人們憂慮地避免這種對立。
但人群輕蔑任何新的或不尋常的東西。
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種原始的東西&mdash&mdash某種不能被分解的東西。
特羅特提供了他認為是原始本能的清單，如自我保存本能、營養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
群居本能常常與其他本能相對立。
罪惡感和責任感是群居性動物的特有方面。
特羅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于自我中的壓抑追溯到群居本能，并相應地把醫生在精神分析治療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同樣的根源。
言語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傾向。
個人彼此之間的認同主要依賴于這種傾向。
勒邦主要關心的是典型的短暫群體形式，麥獨孤關心穩定的群體聯系，而特羅特則選擇最一般化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人在作為&ldquo政治動物&rdquo時在這種群體中度過一生，作為他興趣的中心，他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群體形式的心理學根據。
但是特羅特沒有必要去追蹤群居本能，他把它的特征描述為原始的和不可進一步還原的。
他提到波裡靳·薩迪斯試圖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餘的。
這是一種熟悉而又不令人滿意的解釋類型，而相反的命題&mdash&mdash暗示感受性源自群居本能，在我看來則似乎更進一步闡明了這一主題。
特羅特的叙述即使比其他人的更公正，但仍然面臨這樣的反駁：它幾乎沒有說明群體中領袖的作用。
我們反而傾向于相反的判斷：如果忽視了領袖，則不可能把握住群體的性質。
群居本能對于領袖全然不留有餘地，他幾乎純粹是偶然被扔進入群中的。
由此得出，不存在從這種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通路，這個牧群是沒有牧人的。
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從心理學上找到削弱特羅特觀點的基礎。
這就是說，無論如何，群居本能可能不是不可還原的，它不像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樣原始的本能。
追溯群居本能的個體發生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當幼兒獨處時所表現出的恐懼（特羅特宣稱這已經是這種本能的顯現），仍然更易于提出另一種解釋。
這種恐懼與兒童的母親有關，往後則與其他熟悉的人有關，它是未滿足的願望的表達&mdash&mdash兒童尚不知道除了把它轉變成焦慮之外，還能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理。
當兒童因獨處而感到恐懼時，看到任何的&ldquo人群成員&rdquo也不會感到安全，恰恰相反，這類&ldquo陌生人&rdquo的接近則會更容易使其産生這種恐懼。
于是，在兒童那裡長時間沒有什麼群居本能或群體感情的性質會被觀察到。
在容納許多兒童的幼兒園中，這類東西起初是在兒童與他們父母的關系之外産生的，它的産生也是作為大兒童對小兒童的最初忌妒做出的反應。
大兒童肯定是忌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開，使其離開父母，并剝奪其所有特權。
但在面臨着這個小兒童（以及後來出生的所有兒童）像他本人一樣被父母所愛，結果是不可能在不損害他本人的情況下保持他的敵意态度時，他不得不把自己與其他兒童相認同。
所以，在兒童群中就産生了共同的或群體的感情，然後在學校進一步發展。
由這種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個要求是為了公正，為了同樣對待所有人。
我們都知道，這種要求在學校是表現得多麼明顯和不能改變。
如果一個人自己不能成為受寵者，那麼無論如何也不會讓别人成為受寵者。
這種轉變即在幼兒園和教室裡群體感情取代忌妒心，可能被認為是不大可能發生的&mdash&mdash如果同樣的過程在往後其他的環境中不能再次被觀察到的話。
我們隻需想到這樣一群婦女和女孩，她們都以癡迷的方式愛着一位歌星或鋼琴演奏家，當他表演結束後她們緊緊圍着他。
她們每個人肯定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當面對她們的成員以及結果不可能達到她們愛的目的時，她們放棄了這種忌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頭發，而是以聯合的群體去行動，用她們共同的行動對她們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如高興地分享他的幾絲飄逸的頭發。
原先她們是競争的對手，現在通過對同一對象相似的愛而成功地把自己與其他人認同。
當一種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樣能達到各種結果時，我們毫不奇怪：使這種結果産生某種程度的滿足的可能性，而某種其他的結果&mdash&mdash本身是更明顯的，則由于生活環境阻止達到任何這樣的滿足而被放過了。
後來在社會中以&ldquo群體精神&rdquo等形式出現的東西，與它從原先的忌妒衍生出來的并不相悖。
沒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樣的，并擁有同樣的東西。
社會公正就意味着，我們自己否認了許多東西，以至于别人也同這些東西無關，或者也許不能要求這些東西&mdash&mdash這都是一回事。
這種對平等的要求是社會良心和責任感的根源。
它也在梅毒患者擔心傳染給他人中出乎意料地顯示出來，對此精神分析已教給我們怎樣理解了。
這些可憐的不幸者表現出來的擔心，與他們強烈抵抗要傳染給他人的潛意識願望是相一緻的。
為什麼單單他們被感染并被如此隔離？為什麼其他人不被感染這種病？在所羅門有關公正的故事中可發現同樣的萌芽。
如果一個婦人的孩子死了，那麼其他婦人的孩子也活不成。
這個喪子的婦人顯然具有這種願望。
這樣，社會感情的基礎是，起初是敵意的感情反轉成為認同性質的肯定色彩的聯系。
在迄今我們能追蹤的各種事件的過程中，這種反轉似乎在與群體外的一個人有共同的情感聯系的影響下出現。
我們并不認為對認同作用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此刻的目的來說，我們隻要回想這樣一個特征就夠了，即一緻實行平等。
在讨論兩種人為的群體&mdash&mdash教會和軍隊中已經得知，它們必要的先決條件是，它們所有成員應該得到一個人即領袖的同樣的愛。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群體中平等的要求隻适用于其成員，而不适用于領袖。
所有成員必須是彼此平等的，但他們都想被一個人所統治。
許多平等的人能使他們彼此認同，一個單個的人優越于他們所有的人&mdash&mdash這就是我們在能持續存在的群體中所發現的情況。
現在，讓我們大膽地糾正特羅特的這一斷言&mdash&mdash人是群居動物，而堅持認為，人不過是個部落動物，由一個首領支配的部落中的個體生物。
特羅特把上面描述的在群體中出現的心理現象追溯到一種群居本能。
這種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動物種族一樣，也為人類所先天擁有。
他說，這種群聚性從生物學上說類似于多細胞結構，并且仿佛是後者的延續。
如果個人獨處，他會感到不安全。
幼兒顯示出來的恐懼似乎已是這種群居本能的表現。
與人群對立事實上就等于與它分離，因而人們憂慮地避免這種對立。
但人群輕蔑任何新的或不尋常的東西。
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種原始的東西&mdash&mdash某種不能被分解的東西。
特羅特提供了他認為是原始本能的清單，如自我保存本能、營養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
群居本能常常與其他本能相對立。
罪惡感和責任感是群居性動物的特有方面。
特羅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于自我中的壓抑追溯到群居本能，并相應地把醫生在精神分析治療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同樣的根源。
言語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傾向。
個人彼此之間的認同主要依賴于這種傾向。
勒邦主要關心的是典型的短暫群體形式，麥獨孤關心穩定的群體聯系，而特羅特則選擇最一般化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人在作為&ldquo政治動物&rdquo時在這種群體中度過一生，作為他興趣的中心，他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群體形式的心理學根據。
但是特羅特沒有必要去追蹤群居本能，他把它的特征描述為原始的和不可進一步還原的。
他提到波裡靳·薩迪斯試圖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餘的。
這是一種熟悉而又不令人滿意的解釋類型，而相反的命題&mdash&mdash暗示感受性源自群居本能，在我看來則似乎更進一步闡明了這一主題。
特羅特的叙述即使比其他人的更公正，但仍然面臨這樣的反駁：它幾乎沒有說明群體中領袖的作用。
我們反而傾向于相反的判斷：如果忽視了領袖，則不可能把握住群體的性質。
群居本能對于領袖全然不留有餘地，他幾乎純粹是偶然被扔進入群中的。
由此得出，不存在從這種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通路，這個牧群是沒有牧人的。
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從心理學上找到削弱特羅特觀點的基礎。
這就是說，無論如何，群居本能可能不是不可還原的，它不像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樣原始的本能。
追溯群居本能的個體發生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當幼兒獨處時所表現出的恐懼（特羅特宣稱這已經是這種本能的顯現），仍然更易于提出另一種解釋。
這種恐懼與兒童的母親有關，往後則與其他熟悉的人有關，它是未滿足的願望的表達&mdash&mdash兒童尚不知道除了把它轉變成焦慮之外，還能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理。
當兒童因獨處而感到恐懼時，看到任何的&ldquo人群成員&rdquo也不會感到安全，恰恰相反，這類&ldquo陌生人&rdquo的接近則會更容易使其産生這種恐懼。
于是，在兒童那裡長時間沒有什麼群居本能或群體感情的性質會被觀察到。
在容納許多兒童的幼兒園中，這類東西起初是在兒童與他們父母的關系之外産生的，它的産生也是作為大兒童對小兒童的最初忌妒做出的反應。
大兒童肯定是忌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開，使其離開父母，并剝奪其所有特權。
但在面臨着這個小兒童（以及後來出生的所有兒童）像他本人一樣被父母所愛，結果是不可能在不損害他本人的情況下保持他的敵意态度時，他不得不把自己與其他兒童相認同。
所以，在兒童群中就産生了共同的或群體的感情，然後在學校進一步發展。
由這種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個要求是為了公正，為了同樣對待所有人。
我們都知道，這種要求在學校是表現得多麼明顯和不能改變。
如果一個人自己不能成為受寵者，那麼無論如何也不會讓别人成為受寵者。
這種轉變即在幼兒園和教室裡群體感情取代忌妒心，可能被認為是不大可能發生的&mdash&mdash如果同樣的過程在往後其他的環境中不能再次被觀察到的話。
我們隻需想到這樣一群婦女和女孩，她們都以癡迷的方式愛着一位歌星或鋼琴演奏家，當他表演結束後她們緊緊圍着他。
她們每個人肯定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當面對她們的成員以及結果不可能達到她們愛的目的時，她們放棄了這種忌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頭發，而是以聯合的群體去行動，用她們共同的行動對她們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如高興地分享他的幾絲飄逸的頭發。
原先她們是競争的對手，現在通過對同一對象相似的愛而成功地把自己與其他人認同。
當一種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樣能達到各種結果時，我們毫不奇怪：使這種結果産生某種程度的滿足的可能性，而某種其他的結果&mdash&mdash本身是更明顯的，則由于生活環境阻止達到任何這樣的滿足而被放過了。
後來在社會中以&ldquo群體精神&rdquo等形式出現的東西，與它從原先的忌妒衍生出來的并不相悖。
沒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樣的，并擁有同樣的東西。
社會公正就意味着，我們自己否認了許多東西，以至于别人也同這些東西無關，或者也許不能要求這些東西&mdash&mdash這都是一回事。
這種對平等的要求是社會良心和責任感的根源。
它也在梅毒患者擔心傳染給他人中出乎意料地顯示出來，對此精神分析已教給我們怎樣理解了。
這些可憐的不幸者表現出來的擔心，與他們強烈抵抗要傳染給他人的潛意識願望是相一緻的。
為什麼單單他們被感染并被如此隔離？為什麼其他人不被感染這種病？在所羅門有關公正的故事中可發現同樣的萌芽。
如果一個婦人的孩子死了，那麼其他婦人的孩子也活不成。
這個喪子的婦人顯然具有這種願望。
這樣，社會感情的基礎是，起初是敵意的感情反轉成為認同性質的肯定色彩的聯系。
在迄今我們能追蹤的各種事件的過程中，這種反轉似乎在與群體外的一個人有共同的情感聯系的影響下出現。
我們并不認為對認同作用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此刻的目的來說，我們隻要回想這樣一個特征就夠了，即一緻實行平等。
在讨論兩種人為的群體&mdash&mdash教會和軍隊中已經得知，它們必要的先決條件是，它們所有成員應該得到一個人即領袖的同樣的愛。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群體中平等的要求隻适用于其成員，而不适用于領袖。
所有成員必須是彼此平等的，但他們都想被一個人所統治。
許多平等的人能使他們彼此認同，一個單個的人優越于他們所有的人&mdash&mdash這就是我們在能持續存在的群體中所發現的情況。
現在，讓我們大膽地糾正特羅特的這一斷言&mdash&mdash人是群居動物，而堅持認為，人不過是個部落動物，由一個首領支配的部落中的個體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