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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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mdash&mdash以後實錄據以完成的原始材料&mdash&mdash已經被編纂，而在1003年官員們被告誡&ldquo修日曆毋書細事&rdquo[56]。
1011年規定：&ldquo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
&rdquo[57]到興宗朝的1044年，我們發現這一時期最傑出的學者之一擔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的蕭韓家奴[58]把大量中國曆史著作翻譯為契丹文[59]，而且還同兩位傑出的契丹學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開始[60]早期實錄的編撰。
大約在994年遼朝第一次産生了他們自己的曆法。
[61] 法律編纂 10世紀80年代遼帝國逐步漢化的發展趨勢，還可以通過按照漢人方式編纂早期混亂與不規範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來印證。
當時口頭的契丹習慣法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編纂的法律适用于漢人。
重視以漢式法律作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準法律似乎歸功于皇太後的影響，她以漢式法律為基礎，非正式地解決了在她之前出現的所有争端。
[62] 在983年，由南京地方當局呈獻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譯成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員們使用。
[63]通常，唐律載明的刑罰比契丹習慣法量刑要輕，而且唐律更系統更合理。
漢式法律至高無上的另一表現是994年的一項規定，即任何契丹人違反了十惡罪&mdash&mdash一個純粹的漢式觀念，建立于儒教倫理價值之上&mdash&mdash之一，與漢人同罪。
[64]1027年，一部漢式法典被下令編纂修訂。
[65]該項工作完成于聖宗死後。
對遼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漢式法律的實施，導緻了契丹人内部的敵對反應，聖宗死後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領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設立一個契丹警巡使，以監督法律的執行。
這或許是作為對契丹人情緒的一種讓步。
[66] 作為遼朝統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許是最優秀的皇帝，聖宗留下了美名。
但即使是他，也要對武斷的個人裁決負有責任，特别是當他喝醉酒時。
鑒于此前穆宗曾有過類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況下，他的大臣們不要根據他的各種決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複查他的決定。
國家與農業 10世紀末，遼朝的經濟還是支離破碎的：北方諸部落保持着他們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們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農業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則一直從事農業，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領十六州以後，其原有的漢族農業人口越來越成為生産的中心和契丹帝國人口最稠密的部分。
聖宗時政府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來發展交通，鼓勵發展農業和保證合理的稅收。
在整個聖宗統治時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許并鼓勵開發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為納稅人。
有時候，土地連同耕牛一起分配。
1014年的禁止訴訟妨礙農業的法令或許與這些措施有關。
996年禁止軍隊無故行獵和破壞莊稼。
監察官被派出查看莊稼和鼓勵農業與果樹種植。
有時皇帝還親自檢驗收成。
類似的措施一直延續到約1070年。
引起持續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區灌溉土地以種植稻谷的漢式舉措。
在景宗統治時期（969&mdash982年）這樣的建議被拒絕，1064年一項禁令被重新強行實施。
在1068年，最終下令允許種植稻谷，但軍事要道除外。
由于水渠與稻田的布局将會構成契丹騎兵作戰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絕理由顯然是基于軍事考慮。
道路 在聖宗朝初期（984&mdash989年），為方便馬車通行和發展郵傳制度而注重修築道路與橋梁，這對于上傳下達的便捷是極其重要的。
[67]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慮，官道兩旁各寬30步的狹長地區被下令清理出來。
賦稅 契丹的稅收曆史幾乎不可能完全闡明。
部落民有傳統義務提供皇帝需要時所設定的勞役或賦稅。
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絕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繳納的。
這裡的賦稅比所有契丹地區的還要重。
至少宋朝史家認為，遼朝稅收比宋帝國要沉重得多。
漢人百姓的勞役似乎沒有規律可循，人力的專門調用有時很少考慮農業生産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遼朝末年，其全部稅收也沒有達到正常的漢式水平。
912年，在阿保機的漢人謀士韓延徽（882&mdash959年）的建議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設立賦稅制度。
他們繼續施行唐朝制定的兩稅法，加上各種附加稅諸如農業履行稅，而且他們經常征發人力強迫勞作。
海鹽和湖鹽被征調以實行鹽的專賣。
還有酒、粬和其他各種商業稅在榷場交易和貨物運輸中加以征收。
聖宗時代沒有新的發展，但很明顯，多次戰争的消耗導緻财政拮據。
991年首次進行了一次土地測量[68]和人口調查登記，997年進行了各斡魯朵部民人口的調查登記。
[69]在10世紀90年代政府多次通過各種方法來重新調整賦稅：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圍地區調查逃稅和勞役的情況[70]；994年政府下令建立&ldquo均稅法&rdquo[71]，這樣做的意義還不清楚，當然到聖宗時代晚期，仍存在着極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繼承人下令重新實行新的賦稅制度。
[72]995年，一些地區的賦稅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百姓無法承受而減稅。
[73]998年實行了進一步的讓步措施[74]，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區又一次免租稅，而且減少了關市稅。
[75] 1005年與宋的和議立即減輕了遼朝的财政拮據狀況。
宋朝政府提供的歲币占遼朝全部國庫收入的很大比重。
可是以後幾年中新的貿易稅又被征收，沉重的賦稅繼續實行。
貨币 甚至在阿保機時代之前，契丹就曾鑄造銅錢，而且太宗統治時期（927&mdash947年）曾任命過一位官員掌管錢币和鐵器的鑄造。
傀儡後晉政府的建立者與契丹的忠實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銅錢支援遼朝的經濟。
但據宋朝俘虜胡峤的記載，在景宗統治時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絲而不是以錢作為流通的重要手段。
[76]起初契丹嚴重倚賴從中原進口的錢币，所以在遼朝統治地區發現了大量宋朝錢币。
隻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寶的發行，才開始錢币的流通和正式鑄造。
[77]983年聖宗即位時開始了另一種新鑄币統和通寶。
當幾乎一個世紀前由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銅錢被發現後，又帶來了一大批儲備錢币，而到聖宗統治時代晚期，似乎已供應充足。
[78]大量宋朝錢币在遼朝領土流通。
但我們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錢币的數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
聖宗統治時期以後，貨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錢币的鑄造仍供不應求。
1055年錢币供應的危機似乎加劇了。
銅和鐵的私造與交易被嚴格管制，對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屬出口被禁止。
[79]從1056年開始，通行東京鑄造的錢币。
[80]11世紀剩下的時間，雖然新币于1055年、1065年、1074年、1084年、1102年和1112年被鑄造，甚至高麗史書也提到了銅錢在遼朝的廣泛應用，但遼朝似乎對流通中的錢币的質量不大控制。
保存下來的遼朝錢币的粗制濫造證實了這一點。
到11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對錢币短缺的傳統官方反應：銅器鑄造禁令（1084年）和金屬與錢币出口禁令（1088年）。
[81]在1090年，作為使節被派往遼朝的蘇轍記載道，那裡所有流通的錢币都是宋朝的銅錢。
[82]到12世紀初期，政府開支開始遠遠超過其歲入和錢币生産，王朝伴随着嚴重的錢币短缺而結束。
中京的建立與奚的最後歸并 經過了阿保機統治時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後，從太宗時代起，奚人最終接受了在契丹國家内同渤海相類似的半獨立地位。
[83]他們保留了擁有自己官員的國王，他們作為諸侯向契丹政府納貢，而不是作為臣民向其納稅。
在10世紀最後十年與宋的邊界戰争中，契丹的領土遭受侵犯，這給了奚人一次他們早已期盼的與契丹人絕交的機會，但他們依然幾乎完全保持着忠誠。
在994年和997年之間聖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ldquo納貢&rdquo體制終止了，奚王變成領取俸祿的遼朝官員。
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領地，建立了漢式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漢人移民到那裡開墾肥沃的土地。
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為契丹的中京。
[84]1007年建立起城牆，漢人從遼東被遷移到這個新城市定居；一座遼朝的祖廟被建立起來，而且還建立了接待宋、高麗和西夏使節的館驿。
1009年為聖宗的臨幸做了進一步的準備，而1018年到1020年之間又建立起更多的宮殿廟宇。
[85] 新都城大概作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團的場所使用了一段時間：宋朝使節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訪問過中京并留下對它的描述，1013年來到這裡的王曾也是如此。
都城有内牆和外牆，但路振去的時候似乎還沒有人大規模定居。
與其他四個規模相當大的都城（上京、東京、南京和後來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對小的規模，隻管轄有限的地區，帶有很少的下級地方行政區和主要為漢人和奚人組成的編戶。
但它的建立最終把奚人并入契丹國家，而且自11世紀起他們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在我們的史料中出現的越來越少了。
對外關系 盡管聖宗統治下契丹國家的國内政治與制度有這麼多的變化，但最重要的變革卻發生在對外關系上。
在他即位時，遼朝仍然與宋處于戰争準備狀态，與高麗王國幾乎隔絕，而且仍然面對與他們的屬民&mdash&mdash東面和東北的女真與西南和西面的各種黨項人和蒙古諸部落之間經常性的難題。
到他的漫長的統治時代晚期，與宋和高麗宮廷之間的穩固的國家間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這導緻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
與宋的重新敵對，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遼的屈辱性失敗使他渴望複仇并在宋朝宮廷産生了強烈的反響。
980年，李昉和扈蒙勸說皇帝，宋帝國缺少軍事能力重新對遼發動進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們痛心疾首，他們經常以活靈活現的侮辱性言詞提到契丹，諸如應當受到充分懲罰的禍害與未開化的野蠻人等等。
到985年宋已準備發動另一場大規模入侵，而且這次他們試圖與高麗國王組成聯盟，以對遼發動聯合進攻，&ldquo保衛他們共同的文明準則&rdquo[86]。
986年，太宗再不能繼續忍耐了，他動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把契丹人從&ldquo失地&rdquo趕出去。
三支軍隊在河東的雁門和飛狐與河北的雄州同時穿越國界。
宋軍最初粉碎了邊界防衛力量并占領了一些邊界領土。
一些遼朝邊界指揮官叛降宋朝。
但形勢很快逆轉，遼軍統帥誘使入侵者深入其領土，遠離他們的供給線，然後加以包圍并從各個方面進攻他們。
遼軍在三個戰場都赢得了巨大勝利，宋軍丢盔棄甲，死傷慘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虜。
[87] 這次入侵不僅對宋來說是又一場軍事災難，也給遼朝邊界地區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破壞，在那裡許多人逃離家園；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區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裡遭到破壞而且許多年不能恢複。
然而，數以千計的宋朝降軍被編入遼軍，一些宋朝官員和科舉進士被吸收進遼朝國内的行政管理機構。
宋太宗和他宮廷裡的一些人仍然決心采取新的軍事行動。
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們廷議對付契丹的可行措施。
在協調現實與皇帝最後一次主張中國宗主權的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們面臨着棘手的問題。
一個邊界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被提出來，雖然這隻是作為面臨勁敵的政治上的&ldquo權宜之計&rdquo，但并沒有策劃新的重大戰役。
遼與高麗的關系 在10世紀的最後20年，遼朝發現自身不僅陷入與宋，而且陷入與棘手的女真邊界部落，與東面的高麗，與西面鄂爾多斯地區正在形成的黨項人國家&mdash&mdash西夏的敵對狀态。
契丹人與高麗的關系直到10世紀80年代才變得比較重要。
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嚴峻時期，沖突迫在眉睫，而高麗恰處于政治分裂時期。
在9世紀的最後十年，新羅國家開始崩潰，叛亂首領已建立起三個獨立國家：後高句麗在北部，後百濟在西南，而王建領導的一個叛亂政權位于西海岸。
918年，王建篡奪了後高句麗的領導權并于北部與西北部建立起高麗王朝（他以其廟号太祖而聞名，918&mdash943年在位）。
這樣，在926年高麗被分成三個國家，完全沒有能力參與保衛渤海，即使他們想這樣做。
直到935年新羅才最後投降高麗，而直到936年以前，高麗國王太祖才征服後百濟并重新統一半島（見地圖5）。
地圖5 993&mdash1019年遼對高麗的數次戰役 在以後的十年裡，高麗王國開始了有計劃的擴張并在平壤建立了一個新的&ldquo西京&rdquo[88]，以加強其在北部的地位。
作為自封的古高句麗國的繼承人，他們的統治者試圖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鴨綠江流域的領土。
然而，由于這一地區被許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遺民所占據，所以仍沒有急切的理由與契丹發生沖突。
再者，在高麗宮廷，任何向北方的領土擴張都受到強有力的反對。
許多貴族和官員強烈地認為，高麗國家像新羅時代一樣，應當将其統治目标限制于半島。
[89] 不過，契丹人對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來的在遼陽周圍對衆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變了形勢。
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領土都并入遼國版圖，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認遼朝的統治。
渤海王室的許多成員已逃到高麗避難。
渤海自身是由殘留的高句麗統治精英建立起來的，因此把東北高麗王朝看作是遠親和潛在的同盟。
[90]再者，在遼朝邊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獨立：今黑龍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遼甯省鴨綠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強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獨立國家定安國（朝鮮語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國的上京（今吉林省東京城）。
[91] 975年定安國與遼發生沖突。
一支契丹讨伐軍被派去進攻定安國，但失敗了。
在985&mdash986年，遼再次侵入這一地區。
而在10世紀80年代，契丹與生活在鴨綠江流域的各個女真部落之間産生了許多麻煩，宋試圖與後者建立某種反契丹的同盟。
991年遼在鴨綠江流域下遊建立了三個帶有駐軍和軍事殖民地的堡壘，以阻擋女真和宋之間通過海上進行聯絡。
所有這些舉措對高麗産生了威脅。
當高麗國王定宗（945&mdash949年在位）動員了一支強大的防禦部隊和遼意識到高麗會是多麼強大的對手時，遼朝于947年入侵高麗的計劃中途流産。
直到10世紀80年代，契丹和高麗的關系仍很疏遠，因為女真諸部和定安國為高麗北部邊界和遼邊界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
但到990年，遼明顯想要吞并這一地區。
遼朝重新恢複緊張局勢的新舉措不僅暴露了遼和高麗之間潛在的不和，而且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形勢聯系起來。
從962年起，高麗與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關系[92]，就像他們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關系一樣。
963年國王光宗（949&mdash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冊封。
到10世紀，高麗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地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浸染，他們仇視、瞧不起卻又害怕契丹人。
這樣，當985年宋朝皇帝試圖争取高麗作為保衛共同文化傳統的同盟者時，他們是把它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真實情感之上的。
然而，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把他們的同盟付諸實踐。
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間，高麗拒絕出兵向遼進攻。
至于契丹人，則相信高麗對他們的東部邊界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
契丹對女真和定安國的進攻加劇了緊張局勢。
契丹人也許還擔心高麗會鼓勵遼朝統治下龐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離，這種分離最終導緻了1029&mdash1030年的大規模叛亂。
在992&mdash993年，遼朝東京留守蕭恒德[93]受命入侵高麗。
他率領一支号稱80萬的大軍越過邊界，要求把前高句麗鴨綠江南北的領土割讓給遼。
高麗宮廷向宋求援，但無人相助，宋和高麗的&ldquo同盟&rdquo再一次證明是虛假的。
然而，高麗人能夠很好地自衛并準備了強大的防禦。
他們的國王成宗（982&mdash997年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向北開到平壤。
與此同時，在經過幾次戰役後，遼軍主力向前開進到清川江。
正在這時，似乎遼軍指揮官斷定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所以開始在遼軍主帥蕭恒德與高麗指揮官徐熙之間進行談判。
最初遼讓高麗在完全投降或滅亡之間作出選擇，而高麗則傾向于屈服。
但徐熙勇敢的堅忍不拔使他們達成了談判協議，即高麗成為遼名義上的附屬國，而且斷絕與宋長期建立起來的聯系。
高麗國王受到遼朝皇帝的冊封。
高麗被授權自由處理鴨綠江流域南部女真諸部落，而他們也及時地據此采取了行動：徐熙于994&mdash996年率領他的軍隊進入這一地區并建立了一批堡壘以維持和平。
[94] 自994年起，雙方開始經常互派使節。
994年成宗進獻給聖宗一些女樂人，聖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觀念，謝絕了她們。
幾批高麗學生被派去學習契丹文。
996年國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節請求聯姻，遼朝宮廷答應把蕭恒德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他。
當997年成宗死後，998年契丹宮廷正式冊封他的繼承人王誦（廟号穆宗，997&mdash1009年在位）為國王。
在以後的數年裡，遼緻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後的和約談判。
在999&mdash1000年和1004年的戰争期間，高麗&mdash宋朝同盟的恢複毫無可能：每一次高麗國王都正式向遼朝宮廷祝賀對宋的勝利。
對宋戰争 宋遼軍隊自10世紀80年代起就沿邊界互相對峙，時而爆發局部戰争。
994年宋朝宮廷采取了一些試探性步驟以建立和平關系，但都被遼朝拒絕。
雙方宮廷彼此之間都有強烈的領土要求。
宋朝統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後晉割讓給契丹的&ldquo十六州&rdquo。
契丹提倡雪恥之戰的人，則被986&mdash987年他們輕而易舉的勝利所鼓勵，渴望重新占領莫州和瀛州，這兩個州是938年後晉割讓給他們的諸州中最南面的兩個，959年被後周奪去。
這一地區他們稱為關南，即&ldquo關隘的南面&rdquo。
10世紀9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變化。
由于與高麗的戰争，敵對的宋一高麗同盟的威脅已經緩解。
與此同時，中國西北黨項人的西夏王國在他們好戰的首領李繼遷的領導下，正成為宋朝邊界的巨大麻煩。
在另一個黨項人首領于982年降宋後，李繼遷仍然頑強地保持獨立。
986年李繼遷叛宋後向遼稱臣，并作為附屬統治者被授予各種職位和稱号。
989年春季，他被賜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ldquo公主&rdquo稱号的皇族成員，而且第二年李繼遷正式被遼宮廷冊封為西夏國王。
這樣，西夏和遼之間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正式同盟，但這是相當不穩定的。
992年，在得知西夏與宋正在秘密談判後，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韓德讓的弟弟韓德威率領的讨伐軍沿黃河上遊進攻西夏領土。
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遼朝領土西部的其他黨項部落發生了進一步的騷亂。
雖然李繼遷極不聽話，但他仍保留了對契丹的臣屬地位，而且，他的軍隊仍能夠威脅宋朝漫長的西北邊界。
随着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宮廷不再由馬背皇帝統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許最為消極的皇帝領導。
遼廷的領導階層也發生了變化。
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統帥耶律休哥去世。
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頒布诏書，宣布軍事動員以對宋作戰。
恰好在這次戰役的準備階段，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轸亦去世，這使韓德讓成為契丹國内皇帝和皇太後手下最強有力的人。
遼軍的進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戰略中心，進攻遂城縣城。
遼軍的首次進攻被擊退，但在冬季，遼軍在同一地區赢得了第二次戰役的勝利。
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向東深入到瀛州。
在赢州附近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後，這支軍隊又向南深入，直到樂壽（今河北獻縣）。
然而，遼軍沒有能夠占領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後，終止了進攻，軍隊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遼軍這次由皇帝本人率領，又侵入定州東北部，而且在遂城擊敗宋軍。
這次宋軍向東深入反擊，而在這次進攻被擊退後，又恢複了對峙局面。
1002年夏季再次發生邊界沖突，1003年遼軍在蕭撻凜率領下重新對定州發動進攻，這次他們深入望都，在那裡的戰役中他們俘虜了一個名叫王繼忠的指揮定州地區軍隊的宋朝重要官員。
所有的這些季節性攻勢似乎并沒有導緻對宋朝領土的永久性占領（見地圖6）。
地圖6 遼侵宋，1004年 1004年，遼廷決定全面入侵。
在八月份，有消息傳到宋廷，契丹輕騎襲擊了莫州和冀州之間的地區，但已撤退，好像并不願意與宋軍交戰。
[95]雄州長官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奏請批準沿海州縣打開沿運河和海岸的水閘，淹沒廣大地區以阻止契丹對那一地區的任何進攻。
[96]幾天後，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區部署了最精銳的軍隊并在河北和河東地區對青年男子進行了軍事總動員，以武裝和訓練他們進行地方防禦。
入侵開始于秋末，遼軍由皇帝和皇太後親自指揮。
西部大軍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線進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
[97]但他們并沒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轉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後迅速向南橫掃河北西側。
與此同時，軍隊的另一部分分出來攻打赢州，這是北方平原地區極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領的關南地區的中心。
這座城市被包圍了兩個多星期，雙方軍隊進行了艱苦的争奪，但契丹最終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因此他們的軍隊撤下來轉而向南前進。
十一月，他們在洛州（今邯鄲東北）擊敗一支宋軍，并推進到靠黃河北岸的澶淵（有時讀作tan-yuan），在那裡，在真宗指揮下，宋朝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隊進行抵抗。
契丹軍離宋朝都城開封不過100公裡。
激戰在此地發生。
在首次出擊中，率領軍隊穿越河北的契丹統帥蕭撻凜[98]于伏擊中被遠距離弓弩射死，契丹人的進攻被擊退。
契丹軍隊同時對附近的通利軍也發動了一次快速但隻是破壞性的襲擊。
和平談判已進行了一段時間。
[99]甚至在1004年入侵發生前，宋朝就害怕軍事沖突并渴望和解。
契丹人雖然曾訴諸武力，但也願意談判。
契丹一方的關鍵人物是王繼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獲的宋朝官員。
[100]在赢得皇太後的信任後，他被任命為戶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機最早的漢人謀士之一，康默記家族的一名婦女為妻。
王繼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領，而且曾經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務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宮廷機構中效力。
他的宋朝方面的對手是畢士安（938&mdash1005年），畢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現在是真宗的顧問。
畢士安鼓勵真宗親自到前線并且推薦寇準（961&mdash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後的贊同下，王繼忠通過宋朝莫州長官向宋朝皇帝遞交了一份國書，宣稱遼廷希望恢複友好關系。
[101]在遼軍占領了他們要求的關南的領土後，這份國書被遞交。
宋朝皇帝很驚訝，而且最初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他最後被說服開始談判。
然而，這一開端由于王欽若（962&mdash1025年）延遲派遣宋朝使節的胡亂行為而被推遲了幾個星期。
然而，這一耽誤卻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節曹利用（死于1029年）趕到遼朝帥府時，雙方已做好談判的準備。
宋朝已阻止住了遼軍的前進而且占據了有利的設防位置，以強大的力量與遼軍對峙。
而遼朝達到了占據關南州縣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領土。
遼希望宋割讓這些領土以交換和平，否則和平就不能實現。
曹利用堅決拒絕了遼的所有領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納銀和絹來代替。
他警告說，改變這一建議的惟一後果是繼續戰争狀态。
遼朝讓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條款，也許應歸于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已陷入軍事僵持狀态。
契丹人意識到從長遠看他們的境況已遠非強大，雖然他們正在朝宋朝都城進軍。
他們的軍隊與太宗947年占領開封時所處的形勢一樣。
他們被困在由未受損失的宋軍從東西包圍的狹長地帶，甚至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區内，一些隻是被遼朝輕騎繞過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州縣和要塞也仍然在堅守。
這些強大據點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
實際上，遼軍面臨着被切斷歸路和困于敵境的危險。
澶淵之盟，1004年 談判僅僅幾天之後就簽訂了和約，而且雙方宮廷交換了記載和平條款的盟書。
他們達成如下協議： 1.宋朝應當每年提供給遼朝絹20萬匹和銀10萬兩以作為&ldquo助軍旅之資&rdquo。
2.邊界應當認真劃分。
3.雙方應當采取嚴格措施制止對邊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對另一方耕種土地進行侵擾。
4.任何一方不得對逃犯提供庇護。
5.可以對邊界現存要塞進行修整，但不得沿邊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雙方應當遵守條約，為避免違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莊嚴誓言宣誓證明，他們應當緻力于友好關系，而且他們互相尊重領土完整。
其他協議規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兩個帝國之間外交與商業交往的規範。
這項條約中所使用的術語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義。
宋朝堅持每年給遼的歲币應當叫做&ldquo助軍旅之資&rdquo，以避免加給他們的屈辱性稱呼&mdash&mdash&ldquo貢物&rdquo。
同樣地，歲币由邊界雄州的宋朝下級官員交付，以表明開封的朝廷認為這隻是财政事務，而不是含有屈從的政治行為。
宋廷稱呼他的北方鄰居為&ldquo大契丹國&rdquo或大遼國，而契丹則稱宋為&ldquo南宋&rdquo。
兩朝彼此以&ldquo南朝&rdquo和&ldquo北朝&rdquo稱呼對方。
他們的君主結成了虛構的&ldquo兄弟&rdquo親屬關系。
宋朝皇帝将稱遼朝皇太後為他的叔母，遼朝皇帝為他的&ldquo皇弟&rdquo，而遼朝皇帝則稱呼宋朝皇帝為&ldquo兄長&rdquo。
[102]這一關系使他們陷入儀式交換的無休止的循環中，在這些循環中，契丹和宋朝使節在對方宮廷中的待遇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
每一國家遵守另一國家已故皇帝個人名字的避諱。
在新年慶賀，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後去世，以及新君登基這樣的儀式場合，要互派特使。
澶淵之盟是在意識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務實主義的巨大成功。
它為一個世紀的穩定與和平共處鋪平了道路，并通過兩個宮廷之間不間斷的使團互訪得到加強和保障。
通常在地方當局間有一些小的侵擾，而在1042年和1074&mdash1076年間則發生了更嚴重的危機。
但是和約仍被遵守，兩國從海邊到黃河拐彎處的邊界被清晰地劃界并由雙方警惕地守衛，這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而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最重要的是，這一條約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個11世紀兩國的長期穩定和經濟與文化的進步。
[103] 條約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給契丹的歲币被描繪成給宋朝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這當然不符合事實。
每年送給契丹絹的份額僅僅相當于南方一個州如越州的産量。
而且支付的款項必須置于遼&mdash宋貿易的整體中去加以考慮。
979年戰争之後，貿易持續不斷，隻是在實際的敵對狀态期間才發生短暫的中斷，而條約締結之後，又甚至在更大的規模上得以恢複。
在這一貿易中，宋朝獲得了大量的盈餘，而且據估算，歲币中銀的大約60%，作為各種中國産品特别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着無休止的需求。
盡管資助對于極富有的宋帝國來說并不是一項巨大開支，但它對國庫收入相對不足的契丹來說則顯得極其重要。
他們把絹用于自身巨大的國内消費，比如在和約之後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們還用大量的絹與他們的鄰居，包括回鹘人、黨項人、高麗人和蒙古地區諸部落的部民進行貿易。
因此，這種安排對于雙方來說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
宋朝以有限的代價獲得了持久的和平。
契丹獲得了穩定的額外收入來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他們南邊的邊界防衛并緻力于國内發展。
與高麗重新開戰，1011&mdash1019年 直到皇太後在1009年去世，東部邊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麗使節還正式參加了她的葬禮。
然而，就在同一年，高麗宮廷發生了一次劇烈政變。
西京（平壤）的地方長官康肇被召喚到首都開京幫助消滅一個密謀廢黜國王穆宗的小集團。
在完成他的使命後，康肇本人卻殺死了國王而擁立了一個期望在他的保護下進行統治的新統治者王詢（廟号顯宗，1009&mdash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顧高麗新國王停戰的懇求，派出了一支由40萬人組成的遠征軍越過鴨綠江去懲罰這個殺死他們前任附屬的兇手。
遠征軍的總指揮是蕭恒德的哥哥蕭排押與耶律盆奴。
首次沖突高麗獲勝，但在第二次進攻中遼軍獲勝，康肇被俘殺。
遼軍占領了平壤北面的幾個邊界州縣。
高麗國王試圖投降，但開京的地方長官殺死了遼軍使者并準備抵抗。
這樣一來，遼軍就向南進軍并在城外的激戰中獲勝後占領了開京。
蕭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毀了都城，破壞了宮殿、官府建築和高麗的文檔。
高麗國王逃到南面去避難，但他的軍隊卻重新組織起來。
遼軍開始撤退到邊界地區。
投降的地區起而反叛，而且在嚴冬，軍隊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後渡回鴨綠江之前被迫丢棄了許多武器與裝備。
于是高麗國王請求和平。
但是遼朝要求他親自來朝觐以履行作為附屬的順從義務，還要求他割讓極重要的邊界地區。
高麗拒絕了，随之而來的是十年的敵對關系。
雙方在邊界地區設防，而高麗的不妥協則由于一次國内政變又得到加強，這一政變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麗宮廷。
1014年，遼朝下令在幾個邊界州縣設防并建造了跨越鴨綠江的一座被嚴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橋。
從1015年起到1019年戰争不斷，1015年、1016年和1017年遼對高麗的進攻，有時高麗獲勝，有時契丹獲勝，但簡而言之都不是決定性的。
1018年契丹組織了一支新的龐大遠征軍，任命蕭排押為統帥。
軍隊在1018年末越過鴨綠江，但遭到一支人數衆多的高麗軍隊伏擊，損失慘重。
高麗軍隊還切斷了他們的歸路，所以蕭排押向南進軍，計劃像1011年那樣占領都城開京。
但這次高麗軍隊沿都城做好防禦準備，契丹人則常常被高麗人的襲擊所困擾，被迫向鴨綠江地區撤退。
在茶、陀二河之間的龜州，他們遭到高麗主力部隊的包圍與攻擊，契丹軍隊幾乎全軍覆沒，隻有幾千人逃回遼朝邊界。
這是聖宗時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
結果，蕭排押被剝奪了他的所有頭銜與官職，并且失寵。
在1019年夏末，包括許多部落軍隊在内的另一支大軍被征集起來去進攻高麗。
但現在顯然雙方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取得絕對勝利。
1020年，國王顯宗派出使者向遼稱臣，遼聖宗寬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節正式冊封他為王。
朝貢關系得以恢複，使節定期交換。
當1031年顯宗去世時，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王欽（德宗，1031&mdash1034年在位）被遼廷冊封為王。
從這一時間幾乎到遼朝結束，高麗始終保持着忠實的屬國地位，兩國間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麗宮廷沒有忘記他們1010年所遭受的災難。
當重整十年戰争期間所造成的破壞時，他們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防禦體系。
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開京建起了更堅固的外牆；1033年到1044年間，沿從鴨綠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個邊界構建了防禦城牆。
高麗不再給它的好戰鄰居以冒險的機會。
渤海叛亂，1029年 标志着聖宗漫長的時代結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嚴重的叛亂，即渤海人的大規模叛亂。
在其首任國王倍于930年逃走後，渤海國的舊有領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國，東丹王國已逐漸并入了遼朝東京道的行政體系。
許多渤海舊有的行政組織被廢除，而且在前渤海領土植入了一些漢人和契丹人的定居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皇室各個成員的諸斡魯朵的士兵。
但是，從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渤海保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為了征稅的目的，舊有的渤海領土被當作一個承擔納貢的邊界國家來看待，每年交納1000匹馬和15萬端布的貢物。
[104]在這一地區沒有鹽和茶的專賣稅，隻有極低限度的商業稅。
幾乎沒有疑問，對高麗的戰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東京地區窮困不堪。
而後在11世紀20年代，東京連續兩個漢人稅收長官試圖把實施于南京道的稅收體制擴展到這一地區，并強征更加嚴厲的稅收和勞役。
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況所引起的，那兒已經曆了數年的饑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稅收拖欠。
渤海人受命建造船隻以運送谷物到現在的北京周圍地區。
但這一路途很危險，許多船隻和水手覆沒。
這些變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叛亂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後裔大延琳領導，他是東京的一名軍隊指揮官。
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總督蕭孝先和他的妻子，殺死了令人厭惡的稅收長官和都指揮使，自立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興遼。
他将自己的行動通知了高麗宮廷并請求他們的援助。
然而，高麗拒絕給他幫助，所以他很孤立。
再者，鴨綠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揮官也拒絕參加叛亂并把消息通報給契丹地區長官，後者殺死了大延琳指揮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
隻有少數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權。
被擊敗後，大延琳意識到他的軍隊敵不過遼軍，就撤軍以保衛他的都城。
在叛亂後剛好一年的時間，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遼軍打開了東京的城門。
大延琳被俘，他的殘餘軍隊被迅速消滅，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結束。
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煩，東京的新長官蕭孝穆迅速對漢人稅收長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狀況進行了調整，并用巧妙手段恢複了秩序。
但原有的渤海貴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誠者外，都被從東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統治下的渤海灣沿岸某一地區。
許多難民渡過鴨綠江逃進高麗領土，他們當中不僅有渤海人，還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們最終都在高麗定居下來。
[105] 興宗朝 聖宗死于1031年六月。
他幾乎在位半個世紀，因此已60歲。
在病榻上，他喚來他的親信大臣蕭孝穆和蕭孝先以監督其繼承人的即位。
他的指定繼承人是他活下來的最年長的兒子宗真（1016&mdash1055年，契丹名字為夷不堇，廟号興宗），随即繼承了皇位。
興宗還是一個15歲的孩子，很明顯攝政是必須的，但這産生了一個複雜的問題。
興宗不是由聖宗的合法皇後齊天後所生。
雖然齊天後為聖宗生了兩個兒子，但都夭折了。
然而，在1016年，韓德讓的侄女蕭孝穆的姐姐耨斤，作為聖宗的妃子（封為元妃，死後谥為欽哀後），為其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後來的興宗，齊天皇後收養并撫育了他。
[106] 雖然聖宗臨死前的遺囑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齊天後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開始密謀除掉她，這樣，她本人就能成為攝政者。
因此，她使齊天後和她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皇國舅蕭匹敵[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蕭浞蔔[108]錯誤地被牽連于圖謀的叛亂中。
蕭匹敵和蕭浞蔔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們的許多親戚與追随者被處死。
對他們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續了好幾個月。
齊天後被流放，之後不久，耨斤派人去謀殺她，而她則自殺了。
[109] 這樣，耨斤就自封為皇太後而且正式擔任攝政。
她的生日被宣布為應聖節[110]，顯然，她決心成為遼的真正統治者。
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宮廷官員們的朝拜，并接見了宋朝使節。
[111] 她還對她自己家族的成員們濫賜爵位和官職，尤其是對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們。
然而，為了達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換年輕的皇帝，後者已被她的行為所激怒。
[112]雖然皇帝是她的親生兒子，但他是在齊天後的家裡長大的，自然深愛着他的養母。
1034年，皇太後與她的弟弟們計劃廢黜興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後者是她親自養育的，所以她認為重元會更屈從于她的命令。
但是，重元不想成為這樣的人，并且把正在預謀的事情報告了他的哥哥。
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動，剝奪了皇太後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慶州的聖宗陵墓，并且親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興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勢力。
她的親族仍然盤踞着許多權力部門。
1037年，皇帝試圖和解，因此開始用盛大的儀式來對待她，定期去拜見她以表達他的敬意。
雖然她從未原諒他，但興宗還是恢複了她在複雜的分權模式中的部分權力。
[114]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
事實上，以後她有多至五個弟弟都占據着這一職位，而且到11世紀70年代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員擔任。
1039年，皇太後被允許回到都城，在那裡，她像10世紀80年代聖宗的母親所做的那樣行了再生禮，當着契丹貴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
[115]宋朝宮廷又開始派出幾個使節向她表達像皇帝一樣的敬意，這一儀式當她被流放時曾被中斷。
[116] 與此同時，興宗與皇太後家族的幾個成員仍保持着密切的個人關系。
他還對他的弟弟重元參與平定政變給予了報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貴的&ldquo皇太弟&rdquo地位。
此後，重元于1038年繼承了最高職位&mdash&mdash&ldquo判北南院樞密使事&rdquo，從1045年一直到興宗統治時期結束又擔任了北院樞密使和南京留守。
最後一項職務似乎是額外的任命，因為這一職位給予了重元控制龐大的漢族人口的權力，盡管他在宮廷中似乎更專注于&ldquo本土主義的&rdquo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們以後所要看到的。
這樣，興宗宮廷的政治非常複雜，皇太後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親族和夥伴所組成的競争集團所支持。
他統治時期的頭十年以及更長的時間，是在建立皇帝與這些包括皇族和後族蕭氏在内的各種集團的權力平衡的錯綜複雜的政治謀劃中度過的。
通常，傾向于贊成漢人統治方式的聖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沒有被明顯地違反。
随着遼朝所頒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編纂，即《新訂條制》的頒布，法律的法典化進入了一個更加重要的階段。
這受到了漢人模式的深深影響。
[117]這一法典包括547項條款，把自阿保機統治時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編在了一起，于1036年頒布，并被普遍使用。
1046年，立法的集權控制進一步加強，地方行政機關受命每年向首都彙報所有的司法案件。
[118]1051年，法典被進一步修改。
[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許多漢式成文法與部落習慣法之間沒有被解決的反常現象。
反對增強法典的漢化和反對給予漢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聖宗和新皇帝統治時開始出現。
1044年，在贊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議下，于五京的各處設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護契丹人的利益。
[120]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賣給漢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國南半部的漢人被禁止持有弓箭。
[122] 相反，新叛亂的渤海人的待遇則被放寬。
在蕭孝穆的影響下，1041年在東京道打馬球的禁令被解除。
[123]馬球被認為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形式。
東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薦他轄區内的&ldquo廉幹清強&rdquo的官吏。
[124] 1044年，當雲州（今大同）升為西京時，地方行政管理體系通過以五京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
西京管轄938年所獲領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現在内蒙古的黃河河套北面的陰山地區。
[125]這一領土正式成為西京道的組成部分，有相當多的漢族人口（見地圖7）。
地圖7 遼朝簡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 但是，聖宗時期頻繁戰争的後果成為興宗時代國内統治的主要問題。
很顯然，數十年的戰争導緻了人民的困苦與混亂，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戰争機器開始衰退。
最緊迫的問題是由于勞役和兵役的頻繁征發所壓在富人和窮人身上的負擔，尤其是在遙遠的西部和北部邊界。
在11世紀30年代末的某些時期，皇帝曾就如何對付由于過重的勞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長的危機與貧窮、國内的不滿和盜賊蔓延等問題，向他的大臣們征求過意見。
宮廷最傑出的儒士蕭韓家奴上奏了一個詳細的奏折，建議從遙遠的邊界地區撤回過分擴展的要塞，放棄對契丹人徒勞無益的領土擴張政策。
他主張集中兵力，努力加強南邊和東邊真正重要的邊界。
[126]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皇帝的反應如何。
不管當時的結果怎樣，直到11世紀末，對設在邊遠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後援所造成勞的民傷财的抱怨一直不斷。
[127] 為了給征集勞役提供基礎，1039年&ldquo诏括戶口&rdquo&mdash&mdash下令進行戶口登記。
[128]1046年下令對軍隊及其家屬進行登記注冊[129]，并在1051年又對軍隊戶籍做了進一步調查統計。
[130]軍隊似乎也已缺少馬匹，而這曾經是契丹人的主要資源。
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禮時以馬或牛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員對馬匹進行登記注冊。
[132] 對軍隊訓練，特别是對漢人軍隊的訓練也存有深深的顧慮。
1035年，軍隊受命監督他們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劍手的定期訓練。
[133]1046年，皇帝視察了漢人軍隊的訓練，而他們使用了炮和弓箭。
[134]但是，對漢軍炮手和弩手拙劣技術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下一朝。
[135]這些技術與契丹傳統的騎兵機動作戰無關，但這對他們與定居的鄰國宋朝和高麗作戰則是極為重要的。
這一關注表明，當遼朝軍隊從未能成功地占領一處任何規模的設防地區後，契丹将領們已認識到聖宗時代作戰的教訓。
興宗時的對外關系 興宗留給其繼承人的遺命之一是完整地維持與宋的和平條約，[136]這是保證王朝穩固的最重要因素。
這樣，兩個宮廷間繼續持續不斷地定期互派使節。
與高麗也謹慎地保持着友好的關系。
對外關系的中心問題已轉移到西南部，那裡西夏國的力量已迅速增長。
西夏已深深陷入與契丹和宋的關系中，它威脅要用戰争吞并整個北部邊界。
在11世紀初期，西夏已開始同時向契丹和宋進貢，并竭力在二者之間挑撥離間，以捍衛自身的獨立并赢得機會擴張自身的領土和影響。
他們的野心針對西部，在那裡，他們一直向回鹘人擴張（見第二章）。
這一向西擴張使他們陷入與契丹的沖突中，他們的競争是為了控制向西的貿易路線，而不是為了領土。
那時，在現在的甘肅西部有三個獨立的地區。
涼州控制在吐蕃軍閥手中。
在甘州是一個回鹘人的國家，控制着甘肅走廊的中部。
再往西，以敦煌為中心，是沙州政權，由漢人軍閥曹氏家族所統治。
後者似乎在11世紀初期還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
1006年，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向聖宗宮廷派出了一個進貢使團，這似乎鼓勵了聖宗對臨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權的進攻。
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遠征軍。
雖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勝利，于1010年洗劫了肅州并趕走了那裡的居民，但這些戰争并沒有能夠征服同時受到西夏進攻的這一地區。
1027年，另一支遠征軍包圍了甘州，但沒能占領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軍隊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蔔部落的伏擊而結束，阻蔔總是強烈地阻止契丹人對西部擴張的企圖。
與此同時，西夏繼續逐步合并河西地區（甘肅西部）。
1020年，他們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興州（後改名興慶，今銀川）。
到1036年，他們占領了甘州地區，雖然沙州直到11世紀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稱甚至塔裡木盆地深處的和阗也是他們的附屬。
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稱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團到開封，以一封充滿挑釁與傲慢的信，斷絕了與宋的臣屬關系。
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興宗即位不久與契丹公主成婚，但兩人關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時，契丹宮廷派出了一名使節對公主的死因進行調查。
[137]出于某種奇怪的原因，《遼史》沒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宮廷的反應。
與此
1011年規定：&ldquo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
&rdquo[57]到興宗朝的1044年，我們發現這一時期最傑出的學者之一擔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的蕭韓家奴[58]把大量中國曆史著作翻譯為契丹文[59]，而且還同兩位傑出的契丹學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開始[60]早期實錄的編撰。
大約在994年遼朝第一次産生了他們自己的曆法。
[61] 法律編纂 10世紀80年代遼帝國逐步漢化的發展趨勢，還可以通過按照漢人方式編纂早期混亂與不規範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來印證。
當時口頭的契丹習慣法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編纂的法律适用于漢人。
重視以漢式法律作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準法律似乎歸功于皇太後的影響，她以漢式法律為基礎，非正式地解決了在她之前出現的所有争端。
[62] 在983年，由南京地方當局呈獻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譯成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員們使用。
[63]通常，唐律載明的刑罰比契丹習慣法量刑要輕，而且唐律更系統更合理。
漢式法律至高無上的另一表現是994年的一項規定，即任何契丹人違反了十惡罪&mdash&mdash一個純粹的漢式觀念，建立于儒教倫理價值之上&mdash&mdash之一，與漢人同罪。
[64]1027年，一部漢式法典被下令編纂修訂。
[65]該項工作完成于聖宗死後。
對遼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漢式法律的實施，導緻了契丹人内部的敵對反應，聖宗死後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領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設立一個契丹警巡使，以監督法律的執行。
這或許是作為對契丹人情緒的一種讓步。
[66] 作為遼朝統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許是最優秀的皇帝，聖宗留下了美名。
但即使是他，也要對武斷的個人裁決負有責任，特别是當他喝醉酒時。
鑒于此前穆宗曾有過類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況下，他的大臣們不要根據他的各種決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複查他的決定。
國家與農業 10世紀末，遼朝的經濟還是支離破碎的：北方諸部落保持着他們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們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農業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則一直從事農業，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領十六州以後，其原有的漢族農業人口越來越成為生産的中心和契丹帝國人口最稠密的部分。
聖宗時政府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來發展交通，鼓勵發展農業和保證合理的稅收。
在整個聖宗統治時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許并鼓勵開發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為納稅人。
有時候，土地連同耕牛一起分配。
1014年的禁止訴訟妨礙農業的法令或許與這些措施有關。
996年禁止軍隊無故行獵和破壞莊稼。
監察官被派出查看莊稼和鼓勵農業與果樹種植。
有時皇帝還親自檢驗收成。
類似的措施一直延續到約1070年。
引起持續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區灌溉土地以種植稻谷的漢式舉措。
在景宗統治時期（969&mdash982年）這樣的建議被拒絕，1064年一項禁令被重新強行實施。
在1068年，最終下令允許種植稻谷，但軍事要道除外。
由于水渠與稻田的布局将會構成契丹騎兵作戰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絕理由顯然是基于軍事考慮。
道路 在聖宗朝初期（984&mdash989年），為方便馬車通行和發展郵傳制度而注重修築道路與橋梁，這對于上傳下達的便捷是極其重要的。
[67]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慮，官道兩旁各寬30步的狹長地區被下令清理出來。
賦稅 契丹的稅收曆史幾乎不可能完全闡明。
部落民有傳統義務提供皇帝需要時所設定的勞役或賦稅。
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絕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繳納的。
這裡的賦稅比所有契丹地區的還要重。
至少宋朝史家認為，遼朝稅收比宋帝國要沉重得多。
漢人百姓的勞役似乎沒有規律可循，人力的專門調用有時很少考慮農業生産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遼朝末年，其全部稅收也沒有達到正常的漢式水平。
912年，在阿保機的漢人謀士韓延徽（882&mdash959年）的建議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設立賦稅制度。
他們繼續施行唐朝制定的兩稅法，加上各種附加稅諸如農業履行稅，而且他們經常征發人力強迫勞作。
海鹽和湖鹽被征調以實行鹽的專賣。
還有酒、粬和其他各種商業稅在榷場交易和貨物運輸中加以征收。
聖宗時代沒有新的發展，但很明顯，多次戰争的消耗導緻财政拮據。
991年首次進行了一次土地測量[68]和人口調查登記，997年進行了各斡魯朵部民人口的調查登記。
[69]在10世紀90年代政府多次通過各種方法來重新調整賦稅：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圍地區調查逃稅和勞役的情況[70]；994年政府下令建立&ldquo均稅法&rdquo[71]，這樣做的意義還不清楚，當然到聖宗時代晚期，仍存在着極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繼承人下令重新實行新的賦稅制度。
[72]995年，一些地區的賦稅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百姓無法承受而減稅。
[73]998年實行了進一步的讓步措施[74]，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區又一次免租稅，而且減少了關市稅。
[75] 1005年與宋的和議立即減輕了遼朝的财政拮據狀況。
宋朝政府提供的歲币占遼朝全部國庫收入的很大比重。
可是以後幾年中新的貿易稅又被征收，沉重的賦稅繼續實行。
貨币 甚至在阿保機時代之前，契丹就曾鑄造銅錢，而且太宗統治時期（927&mdash947年）曾任命過一位官員掌管錢币和鐵器的鑄造。
傀儡後晉政府的建立者與契丹的忠實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銅錢支援遼朝的經濟。
但據宋朝俘虜胡峤的記載，在景宗統治時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絲而不是以錢作為流通的重要手段。
[76]起初契丹嚴重倚賴從中原進口的錢币，所以在遼朝統治地區發現了大量宋朝錢币。
隻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寶的發行，才開始錢币的流通和正式鑄造。
[77]983年聖宗即位時開始了另一種新鑄币統和通寶。
當幾乎一個世紀前由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銅錢被發現後，又帶來了一大批儲備錢币，而到聖宗統治時代晚期，似乎已供應充足。
[78]大量宋朝錢币在遼朝領土流通。
但我們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錢币的數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
聖宗統治時期以後，貨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錢币的鑄造仍供不應求。
1055年錢币供應的危機似乎加劇了。
銅和鐵的私造與交易被嚴格管制，對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屬出口被禁止。
[79]從1056年開始，通行東京鑄造的錢币。
[80]11世紀剩下的時間，雖然新币于1055年、1065年、1074年、1084年、1102年和1112年被鑄造，甚至高麗史書也提到了銅錢在遼朝的廣泛應用，但遼朝似乎對流通中的錢币的質量不大控制。
保存下來的遼朝錢币的粗制濫造證實了這一點。
到11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對錢币短缺的傳統官方反應：銅器鑄造禁令（1084年）和金屬與錢币出口禁令（1088年）。
[81]在1090年，作為使節被派往遼朝的蘇轍記載道，那裡所有流通的錢币都是宋朝的銅錢。
[82]到12世紀初期，政府開支開始遠遠超過其歲入和錢币生産，王朝伴随着嚴重的錢币短缺而結束。
中京的建立與奚的最後歸并 經過了阿保機統治時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後，從太宗時代起，奚人最終接受了在契丹國家内同渤海相類似的半獨立地位。
[83]他們保留了擁有自己官員的國王，他們作為諸侯向契丹政府納貢，而不是作為臣民向其納稅。
在10世紀最後十年與宋的邊界戰争中，契丹的領土遭受侵犯，這給了奚人一次他們早已期盼的與契丹人絕交的機會，但他們依然幾乎完全保持着忠誠。
在994年和997年之間聖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ldquo納貢&rdquo體制終止了，奚王變成領取俸祿的遼朝官員。
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領地，建立了漢式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漢人移民到那裡開墾肥沃的土地。
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為契丹的中京。
[84]1007年建立起城牆，漢人從遼東被遷移到這個新城市定居；一座遼朝的祖廟被建立起來，而且還建立了接待宋、高麗和西夏使節的館驿。
1009年為聖宗的臨幸做了進一步的準備，而1018年到1020年之間又建立起更多的宮殿廟宇。
[85] 新都城大概作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團的場所使用了一段時間：宋朝使節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訪問過中京并留下對它的描述，1013年來到這裡的王曾也是如此。
都城有内牆和外牆，但路振去的時候似乎還沒有人大規模定居。
與其他四個規模相當大的都城（上京、東京、南京和後來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對小的規模，隻管轄有限的地區，帶有很少的下級地方行政區和主要為漢人和奚人組成的編戶。
但它的建立最終把奚人并入契丹國家，而且自11世紀起他們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在我們的史料中出現的越來越少了。
對外關系 盡管聖宗統治下契丹國家的國内政治與制度有這麼多的變化，但最重要的變革卻發生在對外關系上。
在他即位時，遼朝仍然與宋處于戰争準備狀态，與高麗王國幾乎隔絕，而且仍然面對與他們的屬民&mdash&mdash東面和東北的女真與西南和西面的各種黨項人和蒙古諸部落之間經常性的難題。
到他的漫長的統治時代晚期，與宋和高麗宮廷之間的穩固的國家間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這導緻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
與宋的重新敵對，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遼的屈辱性失敗使他渴望複仇并在宋朝宮廷産生了強烈的反響。
980年，李昉和扈蒙勸說皇帝，宋帝國缺少軍事能力重新對遼發動進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們痛心疾首，他們經常以活靈活現的侮辱性言詞提到契丹，諸如應當受到充分懲罰的禍害與未開化的野蠻人等等。
到985年宋已準備發動另一場大規模入侵，而且這次他們試圖與高麗國王組成聯盟，以對遼發動聯合進攻，&ldquo保衛他們共同的文明準則&rdquo[86]。
986年，太宗再不能繼續忍耐了，他動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把契丹人從&ldquo失地&rdquo趕出去。
三支軍隊在河東的雁門和飛狐與河北的雄州同時穿越國界。
宋軍最初粉碎了邊界防衛力量并占領了一些邊界領土。
一些遼朝邊界指揮官叛降宋朝。
但形勢很快逆轉，遼軍統帥誘使入侵者深入其領土，遠離他們的供給線，然後加以包圍并從各個方面進攻他們。
遼軍在三個戰場都赢得了巨大勝利，宋軍丢盔棄甲，死傷慘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虜。
[87] 這次入侵不僅對宋來說是又一場軍事災難，也給遼朝邊界地區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破壞，在那裡許多人逃離家園；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區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裡遭到破壞而且許多年不能恢複。
然而，數以千計的宋朝降軍被編入遼軍，一些宋朝官員和科舉進士被吸收進遼朝國内的行政管理機構。
宋太宗和他宮廷裡的一些人仍然決心采取新的軍事行動。
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們廷議對付契丹的可行措施。
在協調現實與皇帝最後一次主張中國宗主權的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們面臨着棘手的問題。
一個邊界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被提出來，雖然這隻是作為面臨勁敵的政治上的&ldquo權宜之計&rdquo，但并沒有策劃新的重大戰役。
遼與高麗的關系 在10世紀的最後20年，遼朝發現自身不僅陷入與宋，而且陷入與棘手的女真邊界部落，與東面的高麗，與西面鄂爾多斯地區正在形成的黨項人國家&mdash&mdash西夏的敵對狀态。
契丹人與高麗的關系直到10世紀80年代才變得比較重要。
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嚴峻時期，沖突迫在眉睫，而高麗恰處于政治分裂時期。
在9世紀的最後十年，新羅國家開始崩潰，叛亂首領已建立起三個獨立國家：後高句麗在北部，後百濟在西南，而王建領導的一個叛亂政權位于西海岸。
918年，王建篡奪了後高句麗的領導權并于北部與西北部建立起高麗王朝（他以其廟号太祖而聞名，918&mdash943年在位）。
這樣，在926年高麗被分成三個國家，完全沒有能力參與保衛渤海，即使他們想這樣做。
直到935年新羅才最後投降高麗，而直到936年以前，高麗國王太祖才征服後百濟并重新統一半島（見地圖5）。
地圖5 993&mdash1019年遼對高麗的數次戰役 在以後的十年裡，高麗王國開始了有計劃的擴張并在平壤建立了一個新的&ldquo西京&rdquo[88]，以加強其在北部的地位。
作為自封的古高句麗國的繼承人，他們的統治者試圖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鴨綠江流域的領土。
然而，由于這一地區被許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遺民所占據，所以仍沒有急切的理由與契丹發生沖突。
再者，在高麗宮廷，任何向北方的領土擴張都受到強有力的反對。
許多貴族和官員強烈地認為，高麗國家像新羅時代一樣，應當将其統治目标限制于半島。
[89] 不過，契丹人對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來的在遼陽周圍對衆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變了形勢。
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領土都并入遼國版圖，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認遼朝的統治。
渤海王室的許多成員已逃到高麗避難。
渤海自身是由殘留的高句麗統治精英建立起來的，因此把東北高麗王朝看作是遠親和潛在的同盟。
[90]再者，在遼朝邊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獨立：今黑龍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遼甯省鴨綠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強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獨立國家定安國（朝鮮語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國的上京（今吉林省東京城）。
[91] 975年定安國與遼發生沖突。
一支契丹讨伐軍被派去進攻定安國，但失敗了。
在985&mdash986年，遼再次侵入這一地區。
而在10世紀80年代，契丹與生活在鴨綠江流域的各個女真部落之間産生了許多麻煩，宋試圖與後者建立某種反契丹的同盟。
991年遼在鴨綠江流域下遊建立了三個帶有駐軍和軍事殖民地的堡壘，以阻擋女真和宋之間通過海上進行聯絡。
所有這些舉措對高麗産生了威脅。
當高麗國王定宗（945&mdash949年在位）動員了一支強大的防禦部隊和遼意識到高麗會是多麼強大的對手時，遼朝于947年入侵高麗的計劃中途流産。
直到10世紀80年代，契丹和高麗的關系仍很疏遠，因為女真諸部和定安國為高麗北部邊界和遼邊界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
但到990年，遼明顯想要吞并這一地區。
遼朝重新恢複緊張局勢的新舉措不僅暴露了遼和高麗之間潛在的不和，而且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形勢聯系起來。
從962年起，高麗與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關系[92]，就像他們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關系一樣。
963年國王光宗（949&mdash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冊封。
到10世紀，高麗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地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浸染，他們仇視、瞧不起卻又害怕契丹人。
這樣，當985年宋朝皇帝試圖争取高麗作為保衛共同文化傳統的同盟者時，他們是把它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真實情感之上的。
然而，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把他們的同盟付諸實踐。
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間，高麗拒絕出兵向遼進攻。
至于契丹人，則相信高麗對他們的東部邊界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
契丹對女真和定安國的進攻加劇了緊張局勢。
契丹人也許還擔心高麗會鼓勵遼朝統治下龐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離，這種分離最終導緻了1029&mdash1030年的大規模叛亂。
在992&mdash993年，遼朝東京留守蕭恒德[93]受命入侵高麗。
他率領一支号稱80萬的大軍越過邊界，要求把前高句麗鴨綠江南北的領土割讓給遼。
高麗宮廷向宋求援，但無人相助，宋和高麗的&ldquo同盟&rdquo再一次證明是虛假的。
然而，高麗人能夠很好地自衛并準備了強大的防禦。
他們的國王成宗（982&mdash997年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向北開到平壤。
與此同時，在經過幾次戰役後，遼軍主力向前開進到清川江。
正在這時，似乎遼軍指揮官斷定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所以開始在遼軍主帥蕭恒德與高麗指揮官徐熙之間進行談判。
最初遼讓高麗在完全投降或滅亡之間作出選擇，而高麗則傾向于屈服。
但徐熙勇敢的堅忍不拔使他們達成了談判協議，即高麗成為遼名義上的附屬國，而且斷絕與宋長期建立起來的聯系。
高麗國王受到遼朝皇帝的冊封。
高麗被授權自由處理鴨綠江流域南部女真諸部落，而他們也及時地據此采取了行動：徐熙于994&mdash996年率領他的軍隊進入這一地區并建立了一批堡壘以維持和平。
[94] 自994年起，雙方開始經常互派使節。
994年成宗進獻給聖宗一些女樂人，聖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觀念，謝絕了她們。
幾批高麗學生被派去學習契丹文。
996年國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節請求聯姻，遼朝宮廷答應把蕭恒德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他。
當997年成宗死後，998年契丹宮廷正式冊封他的繼承人王誦（廟号穆宗，997&mdash1009年在位）為國王。
在以後的數年裡，遼緻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後的和約談判。
在999&mdash1000年和1004年的戰争期間，高麗&mdash宋朝同盟的恢複毫無可能：每一次高麗國王都正式向遼朝宮廷祝賀對宋的勝利。
對宋戰争 宋遼軍隊自10世紀80年代起就沿邊界互相對峙，時而爆發局部戰争。
994年宋朝宮廷采取了一些試探性步驟以建立和平關系，但都被遼朝拒絕。
雙方宮廷彼此之間都有強烈的領土要求。
宋朝統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後晉割讓給契丹的&ldquo十六州&rdquo。
契丹提倡雪恥之戰的人，則被986&mdash987年他們輕而易舉的勝利所鼓勵，渴望重新占領莫州和瀛州，這兩個州是938年後晉割讓給他們的諸州中最南面的兩個，959年被後周奪去。
這一地區他們稱為關南，即&ldquo關隘的南面&rdquo。
10世紀9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變化。
由于與高麗的戰争，敵對的宋一高麗同盟的威脅已經緩解。
與此同時，中國西北黨項人的西夏王國在他們好戰的首領李繼遷的領導下，正成為宋朝邊界的巨大麻煩。
在另一個黨項人首領于982年降宋後，李繼遷仍然頑強地保持獨立。
986年李繼遷叛宋後向遼稱臣，并作為附屬統治者被授予各種職位和稱号。
989年春季，他被賜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ldquo公主&rdquo稱号的皇族成員，而且第二年李繼遷正式被遼宮廷冊封為西夏國王。
這樣，西夏和遼之間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正式同盟，但這是相當不穩定的。
992年，在得知西夏與宋正在秘密談判後，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韓德讓的弟弟韓德威率領的讨伐軍沿黃河上遊進攻西夏領土。
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遼朝領土西部的其他黨項部落發生了進一步的騷亂。
雖然李繼遷極不聽話，但他仍保留了對契丹的臣屬地位，而且，他的軍隊仍能夠威脅宋朝漫長的西北邊界。
随着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宮廷不再由馬背皇帝統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許最為消極的皇帝領導。
遼廷的領導階層也發生了變化。
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統帥耶律休哥去世。
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頒布诏書，宣布軍事動員以對宋作戰。
恰好在這次戰役的準備階段，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轸亦去世，這使韓德讓成為契丹國内皇帝和皇太後手下最強有力的人。
遼軍的進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戰略中心，進攻遂城縣城。
遼軍的首次進攻被擊退，但在冬季，遼軍在同一地區赢得了第二次戰役的勝利。
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向東深入到瀛州。
在赢州附近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後，這支軍隊又向南深入，直到樂壽（今河北獻縣）。
然而，遼軍沒有能夠占領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後，終止了進攻，軍隊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遼軍這次由皇帝本人率領，又侵入定州東北部，而且在遂城擊敗宋軍。
這次宋軍向東深入反擊，而在這次進攻被擊退後，又恢複了對峙局面。
1002年夏季再次發生邊界沖突，1003年遼軍在蕭撻凜率領下重新對定州發動進攻，這次他們深入望都，在那裡的戰役中他們俘虜了一個名叫王繼忠的指揮定州地區軍隊的宋朝重要官員。
所有的這些季節性攻勢似乎并沒有導緻對宋朝領土的永久性占領（見地圖6）。
地圖6 遼侵宋，1004年 1004年，遼廷決定全面入侵。
在八月份，有消息傳到宋廷，契丹輕騎襲擊了莫州和冀州之間的地區，但已撤退，好像并不願意與宋軍交戰。
[95]雄州長官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奏請批準沿海州縣打開沿運河和海岸的水閘，淹沒廣大地區以阻止契丹對那一地區的任何進攻。
[96]幾天後，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區部署了最精銳的軍隊并在河北和河東地區對青年男子進行了軍事總動員，以武裝和訓練他們進行地方防禦。
入侵開始于秋末，遼軍由皇帝和皇太後親自指揮。
西部大軍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線進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
[97]但他們并沒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轉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後迅速向南橫掃河北西側。
與此同時，軍隊的另一部分分出來攻打赢州，這是北方平原地區極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領的關南地區的中心。
這座城市被包圍了兩個多星期，雙方軍隊進行了艱苦的争奪，但契丹最終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因此他們的軍隊撤下來轉而向南前進。
十一月，他們在洛州（今邯鄲東北）擊敗一支宋軍，并推進到靠黃河北岸的澶淵（有時讀作tan-yuan），在那裡，在真宗指揮下，宋朝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隊進行抵抗。
契丹軍離宋朝都城開封不過100公裡。
激戰在此地發生。
在首次出擊中，率領軍隊穿越河北的契丹統帥蕭撻凜[98]于伏擊中被遠距離弓弩射死，契丹人的進攻被擊退。
契丹軍隊同時對附近的通利軍也發動了一次快速但隻是破壞性的襲擊。
和平談判已進行了一段時間。
[99]甚至在1004年入侵發生前，宋朝就害怕軍事沖突并渴望和解。
契丹人雖然曾訴諸武力，但也願意談判。
契丹一方的關鍵人物是王繼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獲的宋朝官員。
[100]在赢得皇太後的信任後，他被任命為戶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機最早的漢人謀士之一，康默記家族的一名婦女為妻。
王繼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領，而且曾經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務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宮廷機構中效力。
他的宋朝方面的對手是畢士安（938&mdash1005年），畢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現在是真宗的顧問。
畢士安鼓勵真宗親自到前線并且推薦寇準（961&mdash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後的贊同下，王繼忠通過宋朝莫州長官向宋朝皇帝遞交了一份國書，宣稱遼廷希望恢複友好關系。
[101]在遼軍占領了他們要求的關南的領土後，這份國書被遞交。
宋朝皇帝很驚訝，而且最初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他最後被說服開始談判。
然而，這一開端由于王欽若（962&mdash1025年）延遲派遣宋朝使節的胡亂行為而被推遲了幾個星期。
然而，這一耽誤卻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節曹利用（死于1029年）趕到遼朝帥府時，雙方已做好談判的準備。
宋朝已阻止住了遼軍的前進而且占據了有利的設防位置，以強大的力量與遼軍對峙。
而遼朝達到了占據關南州縣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領土。
遼希望宋割讓這些領土以交換和平，否則和平就不能實現。
曹利用堅決拒絕了遼的所有領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納銀和絹來代替。
他警告說，改變這一建議的惟一後果是繼續戰争狀态。
遼朝讓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條款，也許應歸于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已陷入軍事僵持狀态。
契丹人意識到從長遠看他們的境況已遠非強大，雖然他們正在朝宋朝都城進軍。
他們的軍隊與太宗947年占領開封時所處的形勢一樣。
他們被困在由未受損失的宋軍從東西包圍的狹長地帶，甚至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區内，一些隻是被遼朝輕騎繞過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州縣和要塞也仍然在堅守。
這些強大據點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
實際上，遼軍面臨着被切斷歸路和困于敵境的危險。
澶淵之盟，1004年 談判僅僅幾天之後就簽訂了和約，而且雙方宮廷交換了記載和平條款的盟書。
他們達成如下協議： 1.宋朝應當每年提供給遼朝絹20萬匹和銀10萬兩以作為&ldquo助軍旅之資&rdquo。
2.邊界應當認真劃分。
3.雙方應當采取嚴格措施制止對邊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對另一方耕種土地進行侵擾。
4.任何一方不得對逃犯提供庇護。
5.可以對邊界現存要塞進行修整，但不得沿邊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雙方應當遵守條約，為避免違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莊嚴誓言宣誓證明，他們應當緻力于友好關系，而且他們互相尊重領土完整。
其他協議規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兩個帝國之間外交與商業交往的規範。
這項條約中所使用的術語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義。
宋朝堅持每年給遼的歲币應當叫做&ldquo助軍旅之資&rdquo，以避免加給他們的屈辱性稱呼&mdash&mdash&ldquo貢物&rdquo。
同樣地，歲币由邊界雄州的宋朝下級官員交付，以表明開封的朝廷認為這隻是财政事務，而不是含有屈從的政治行為。
宋廷稱呼他的北方鄰居為&ldquo大契丹國&rdquo或大遼國，而契丹則稱宋為&ldquo南宋&rdquo。
兩朝彼此以&ldquo南朝&rdquo和&ldquo北朝&rdquo稱呼對方。
他們的君主結成了虛構的&ldquo兄弟&rdquo親屬關系。
宋朝皇帝将稱遼朝皇太後為他的叔母，遼朝皇帝為他的&ldquo皇弟&rdquo，而遼朝皇帝則稱呼宋朝皇帝為&ldquo兄長&rdquo。
[102]這一關系使他們陷入儀式交換的無休止的循環中，在這些循環中，契丹和宋朝使節在對方宮廷中的待遇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
每一國家遵守另一國家已故皇帝個人名字的避諱。
在新年慶賀，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後去世，以及新君登基這樣的儀式場合，要互派特使。
澶淵之盟是在意識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務實主義的巨大成功。
它為一個世紀的穩定與和平共處鋪平了道路，并通過兩個宮廷之間不間斷的使團互訪得到加強和保障。
通常在地方當局間有一些小的侵擾，而在1042年和1074&mdash1076年間則發生了更嚴重的危機。
但是和約仍被遵守，兩國從海邊到黃河拐彎處的邊界被清晰地劃界并由雙方警惕地守衛，這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而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最重要的是，這一條約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個11世紀兩國的長期穩定和經濟與文化的進步。
[103] 條約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給契丹的歲币被描繪成給宋朝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這當然不符合事實。
每年送給契丹絹的份額僅僅相當于南方一個州如越州的産量。
而且支付的款項必須置于遼&mdash宋貿易的整體中去加以考慮。
979年戰争之後，貿易持續不斷，隻是在實際的敵對狀态期間才發生短暫的中斷，而條約締結之後，又甚至在更大的規模上得以恢複。
在這一貿易中，宋朝獲得了大量的盈餘，而且據估算，歲币中銀的大約60%，作為各種中國産品特别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着無休止的需求。
盡管資助對于極富有的宋帝國來說并不是一項巨大開支，但它對國庫收入相對不足的契丹來說則顯得極其重要。
他們把絹用于自身巨大的國内消費，比如在和約之後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們還用大量的絹與他們的鄰居，包括回鹘人、黨項人、高麗人和蒙古地區諸部落的部民進行貿易。
因此，這種安排對于雙方來說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
宋朝以有限的代價獲得了持久的和平。
契丹獲得了穩定的額外收入來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他們南邊的邊界防衛并緻力于國内發展。
與高麗重新開戰，1011&mdash1019年 直到皇太後在1009年去世，東部邊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麗使節還正式參加了她的葬禮。
然而，就在同一年，高麗宮廷發生了一次劇烈政變。
西京（平壤）的地方長官康肇被召喚到首都開京幫助消滅一個密謀廢黜國王穆宗的小集團。
在完成他的使命後，康肇本人卻殺死了國王而擁立了一個期望在他的保護下進行統治的新統治者王詢（廟号顯宗，1009&mdash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顧高麗新國王停戰的懇求，派出了一支由40萬人組成的遠征軍越過鴨綠江去懲罰這個殺死他們前任附屬的兇手。
遠征軍的總指揮是蕭恒德的哥哥蕭排押與耶律盆奴。
首次沖突高麗獲勝，但在第二次進攻中遼軍獲勝，康肇被俘殺。
遼軍占領了平壤北面的幾個邊界州縣。
高麗國王試圖投降，但開京的地方長官殺死了遼軍使者并準備抵抗。
這樣一來，遼軍就向南進軍并在城外的激戰中獲勝後占領了開京。
蕭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毀了都城，破壞了宮殿、官府建築和高麗的文檔。
高麗國王逃到南面去避難，但他的軍隊卻重新組織起來。
遼軍開始撤退到邊界地區。
投降的地區起而反叛，而且在嚴冬，軍隊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後渡回鴨綠江之前被迫丢棄了許多武器與裝備。
于是高麗國王請求和平。
但是遼朝要求他親自來朝觐以履行作為附屬的順從義務，還要求他割讓極重要的邊界地區。
高麗拒絕了，随之而來的是十年的敵對關系。
雙方在邊界地區設防，而高麗的不妥協則由于一次國内政變又得到加強，這一政變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麗宮廷。
1014年，遼朝下令在幾個邊界州縣設防并建造了跨越鴨綠江的一座被嚴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橋。
從1015年起到1019年戰争不斷，1015年、1016年和1017年遼對高麗的進攻，有時高麗獲勝，有時契丹獲勝，但簡而言之都不是決定性的。
1018年契丹組織了一支新的龐大遠征軍，任命蕭排押為統帥。
軍隊在1018年末越過鴨綠江，但遭到一支人數衆多的高麗軍隊伏擊，損失慘重。
高麗軍隊還切斷了他們的歸路，所以蕭排押向南進軍，計劃像1011年那樣占領都城開京。
但這次高麗軍隊沿都城做好防禦準備，契丹人則常常被高麗人的襲擊所困擾，被迫向鴨綠江地區撤退。
在茶、陀二河之間的龜州，他們遭到高麗主力部隊的包圍與攻擊，契丹軍隊幾乎全軍覆沒，隻有幾千人逃回遼朝邊界。
這是聖宗時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
結果，蕭排押被剝奪了他的所有頭銜與官職，并且失寵。
在1019年夏末，包括許多部落軍隊在内的另一支大軍被征集起來去進攻高麗。
但現在顯然雙方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取得絕對勝利。
1020年，國王顯宗派出使者向遼稱臣，遼聖宗寬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節正式冊封他為王。
朝貢關系得以恢複，使節定期交換。
當1031年顯宗去世時，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王欽（德宗，1031&mdash1034年在位）被遼廷冊封為王。
從這一時間幾乎到遼朝結束，高麗始終保持着忠實的屬國地位，兩國間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麗宮廷沒有忘記他們1010年所遭受的災難。
當重整十年戰争期間所造成的破壞時，他們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防禦體系。
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開京建起了更堅固的外牆；1033年到1044年間，沿從鴨綠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個邊界構建了防禦城牆。
高麗不再給它的好戰鄰居以冒險的機會。
渤海叛亂，1029年 标志着聖宗漫長的時代結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嚴重的叛亂，即渤海人的大規模叛亂。
在其首任國王倍于930年逃走後，渤海國的舊有領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國，東丹王國已逐漸并入了遼朝東京道的行政體系。
許多渤海舊有的行政組織被廢除，而且在前渤海領土植入了一些漢人和契丹人的定居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皇室各個成員的諸斡魯朵的士兵。
但是，從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渤海保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為了征稅的目的，舊有的渤海領土被當作一個承擔納貢的邊界國家來看待，每年交納1000匹馬和15萬端布的貢物。
[104]在這一地區沒有鹽和茶的專賣稅，隻有極低限度的商業稅。
幾乎沒有疑問，對高麗的戰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東京地區窮困不堪。
而後在11世紀20年代，東京連續兩個漢人稅收長官試圖把實施于南京道的稅收體制擴展到這一地區，并強征更加嚴厲的稅收和勞役。
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況所引起的，那兒已經曆了數年的饑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稅收拖欠。
渤海人受命建造船隻以運送谷物到現在的北京周圍地區。
但這一路途很危險，許多船隻和水手覆沒。
這些變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叛亂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後裔大延琳領導，他是東京的一名軍隊指揮官。
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總督蕭孝先和他的妻子，殺死了令人厭惡的稅收長官和都指揮使，自立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興遼。
他将自己的行動通知了高麗宮廷并請求他們的援助。
然而，高麗拒絕給他幫助，所以他很孤立。
再者，鴨綠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揮官也拒絕參加叛亂并把消息通報給契丹地區長官，後者殺死了大延琳指揮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
隻有少數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權。
被擊敗後，大延琳意識到他的軍隊敵不過遼軍，就撤軍以保衛他的都城。
在叛亂後剛好一年的時間，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遼軍打開了東京的城門。
大延琳被俘，他的殘餘軍隊被迅速消滅，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結束。
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煩，東京的新長官蕭孝穆迅速對漢人稅收長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狀況進行了調整，并用巧妙手段恢複了秩序。
但原有的渤海貴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誠者外，都被從東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統治下的渤海灣沿岸某一地區。
許多難民渡過鴨綠江逃進高麗領土，他們當中不僅有渤海人，還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們最終都在高麗定居下來。
[105] 興宗朝 聖宗死于1031年六月。
他幾乎在位半個世紀，因此已60歲。
在病榻上，他喚來他的親信大臣蕭孝穆和蕭孝先以監督其繼承人的即位。
他的指定繼承人是他活下來的最年長的兒子宗真（1016&mdash1055年，契丹名字為夷不堇，廟号興宗），随即繼承了皇位。
興宗還是一個15歲的孩子，很明顯攝政是必須的，但這産生了一個複雜的問題。
興宗不是由聖宗的合法皇後齊天後所生。
雖然齊天後為聖宗生了兩個兒子，但都夭折了。
然而，在1016年，韓德讓的侄女蕭孝穆的姐姐耨斤，作為聖宗的妃子（封為元妃，死後谥為欽哀後），為其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後來的興宗，齊天皇後收養并撫育了他。
[106] 雖然聖宗臨死前的遺囑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齊天後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開始密謀除掉她，這樣，她本人就能成為攝政者。
因此，她使齊天後和她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皇國舅蕭匹敵[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蕭浞蔔[108]錯誤地被牽連于圖謀的叛亂中。
蕭匹敵和蕭浞蔔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們的許多親戚與追随者被處死。
對他們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續了好幾個月。
齊天後被流放，之後不久，耨斤派人去謀殺她，而她則自殺了。
[109] 這樣，耨斤就自封為皇太後而且正式擔任攝政。
她的生日被宣布為應聖節[110]，顯然，她決心成為遼的真正統治者。
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宮廷官員們的朝拜，并接見了宋朝使節。
[111] 她還對她自己家族的成員們濫賜爵位和官職，尤其是對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們。
然而，為了達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換年輕的皇帝，後者已被她的行為所激怒。
[112]雖然皇帝是她的親生兒子，但他是在齊天後的家裡長大的，自然深愛着他的養母。
1034年，皇太後與她的弟弟們計劃廢黜興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後者是她親自養育的，所以她認為重元會更屈從于她的命令。
但是，重元不想成為這樣的人，并且把正在預謀的事情報告了他的哥哥。
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動，剝奪了皇太後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慶州的聖宗陵墓，并且親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興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勢力。
她的親族仍然盤踞着許多權力部門。
1037年，皇帝試圖和解，因此開始用盛大的儀式來對待她，定期去拜見她以表達他的敬意。
雖然她從未原諒他，但興宗還是恢複了她在複雜的分權模式中的部分權力。
[114]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
事實上，以後她有多至五個弟弟都占據着這一職位，而且到11世紀70年代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員擔任。
1039年，皇太後被允許回到都城，在那裡，她像10世紀80年代聖宗的母親所做的那樣行了再生禮，當着契丹貴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
[115]宋朝宮廷又開始派出幾個使節向她表達像皇帝一樣的敬意，這一儀式當她被流放時曾被中斷。
[116] 與此同時，興宗與皇太後家族的幾個成員仍保持着密切的個人關系。
他還對他的弟弟重元參與平定政變給予了報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貴的&ldquo皇太弟&rdquo地位。
此後，重元于1038年繼承了最高職位&mdash&mdash&ldquo判北南院樞密使事&rdquo，從1045年一直到興宗統治時期結束又擔任了北院樞密使和南京留守。
最後一項職務似乎是額外的任命，因為這一職位給予了重元控制龐大的漢族人口的權力，盡管他在宮廷中似乎更專注于&ldquo本土主義的&rdquo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們以後所要看到的。
這樣，興宗宮廷的政治非常複雜，皇太後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親族和夥伴所組成的競争集團所支持。
他統治時期的頭十年以及更長的時間，是在建立皇帝與這些包括皇族和後族蕭氏在内的各種集團的權力平衡的錯綜複雜的政治謀劃中度過的。
通常，傾向于贊成漢人統治方式的聖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沒有被明顯地違反。
随着遼朝所頒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編纂，即《新訂條制》的頒布，法律的法典化進入了一個更加重要的階段。
這受到了漢人模式的深深影響。
[117]這一法典包括547項條款，把自阿保機統治時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編在了一起，于1036年頒布，并被普遍使用。
1046年，立法的集權控制進一步加強，地方行政機關受命每年向首都彙報所有的司法案件。
[118]1051年，法典被進一步修改。
[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許多漢式成文法與部落習慣法之間沒有被解決的反常現象。
反對增強法典的漢化和反對給予漢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聖宗和新皇帝統治時開始出現。
1044年，在贊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議下，于五京的各處設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護契丹人的利益。
[120]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賣給漢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國南半部的漢人被禁止持有弓箭。
[122] 相反，新叛亂的渤海人的待遇則被放寬。
在蕭孝穆的影響下，1041年在東京道打馬球的禁令被解除。
[123]馬球被認為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形式。
東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薦他轄區内的&ldquo廉幹清強&rdquo的官吏。
[124] 1044年，當雲州（今大同）升為西京時，地方行政管理體系通過以五京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
西京管轄938年所獲領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現在内蒙古的黃河河套北面的陰山地區。
[125]這一領土正式成為西京道的組成部分，有相當多的漢族人口（見地圖7）。
地圖7 遼朝簡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 但是，聖宗時期頻繁戰争的後果成為興宗時代國内統治的主要問題。
很顯然，數十年的戰争導緻了人民的困苦與混亂，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戰争機器開始衰退。
最緊迫的問題是由于勞役和兵役的頻繁征發所壓在富人和窮人身上的負擔，尤其是在遙遠的西部和北部邊界。
在11世紀30年代末的某些時期，皇帝曾就如何對付由于過重的勞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長的危機與貧窮、國内的不滿和盜賊蔓延等問題，向他的大臣們征求過意見。
宮廷最傑出的儒士蕭韓家奴上奏了一個詳細的奏折，建議從遙遠的邊界地區撤回過分擴展的要塞，放棄對契丹人徒勞無益的領土擴張政策。
他主張集中兵力，努力加強南邊和東邊真正重要的邊界。
[126]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皇帝的反應如何。
不管當時的結果怎樣，直到11世紀末，對設在邊遠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後援所造成勞的民傷财的抱怨一直不斷。
[127] 為了給征集勞役提供基礎，1039年&ldquo诏括戶口&rdquo&mdash&mdash下令進行戶口登記。
[128]1046年下令對軍隊及其家屬進行登記注冊[129]，并在1051年又對軍隊戶籍做了進一步調查統計。
[130]軍隊似乎也已缺少馬匹，而這曾經是契丹人的主要資源。
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禮時以馬或牛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員對馬匹進行登記注冊。
[132] 對軍隊訓練，特别是對漢人軍隊的訓練也存有深深的顧慮。
1035年，軍隊受命監督他們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劍手的定期訓練。
[133]1046年，皇帝視察了漢人軍隊的訓練，而他們使用了炮和弓箭。
[134]但是，對漢軍炮手和弩手拙劣技術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下一朝。
[135]這些技術與契丹傳統的騎兵機動作戰無關，但這對他們與定居的鄰國宋朝和高麗作戰則是極為重要的。
這一關注表明，當遼朝軍隊從未能成功地占領一處任何規模的設防地區後，契丹将領們已認識到聖宗時代作戰的教訓。
興宗時的對外關系 興宗留給其繼承人的遺命之一是完整地維持與宋的和平條約，[136]這是保證王朝穩固的最重要因素。
這樣，兩個宮廷間繼續持續不斷地定期互派使節。
與高麗也謹慎地保持着友好的關系。
對外關系的中心問題已轉移到西南部，那裡西夏國的力量已迅速增長。
西夏已深深陷入與契丹和宋的關系中，它威脅要用戰争吞并整個北部邊界。
在11世紀初期，西夏已開始同時向契丹和宋進貢，并竭力在二者之間挑撥離間，以捍衛自身的獨立并赢得機會擴張自身的領土和影響。
他們的野心針對西部，在那裡，他們一直向回鹘人擴張（見第二章）。
這一向西擴張使他們陷入與契丹的沖突中，他們的競争是為了控制向西的貿易路線，而不是為了領土。
那時，在現在的甘肅西部有三個獨立的地區。
涼州控制在吐蕃軍閥手中。
在甘州是一個回鹘人的國家，控制着甘肅走廊的中部。
再往西，以敦煌為中心，是沙州政權，由漢人軍閥曹氏家族所統治。
後者似乎在11世紀初期還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
1006年，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向聖宗宮廷派出了一個進貢使團，這似乎鼓勵了聖宗對臨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權的進攻。
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遠征軍。
雖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勝利，于1010年洗劫了肅州并趕走了那裡的居民，但這些戰争并沒有能夠征服同時受到西夏進攻的這一地區。
1027年，另一支遠征軍包圍了甘州，但沒能占領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軍隊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蔔部落的伏擊而結束，阻蔔總是強烈地阻止契丹人對西部擴張的企圖。
與此同時，西夏繼續逐步合并河西地區（甘肅西部）。
1020年，他們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興州（後改名興慶，今銀川）。
到1036年，他們占領了甘州地區，雖然沙州直到11世紀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稱甚至塔裡木盆地深處的和阗也是他們的附屬。
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稱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團到開封，以一封充滿挑釁與傲慢的信，斷絕了與宋的臣屬關系。
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興宗即位不久與契丹公主成婚，但兩人關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時，契丹宮廷派出了一名使節對公主的死因進行調查。
[137]出于某種奇怪的原因，《遼史》沒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宮廷的反應。
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