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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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學家傾向于把19世紀清帝國的曆史看成一個衰落時期。
歐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
叛亂損害了内部的安甯。
但是在19世紀清帝國和中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說清帝國這時在衰落中，中國和漢人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力量，則正開始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展時期。
中國已經同化了它的滿洲統治者。
為了戰勝叛亂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滿洲旗人的軍事壟斷權，并把軍隊交由漢人指揮。
在亞洲腹地，19世紀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
在這裡帝國鞏固了它早些時候的軍事成果，隻有在六城地區才靠再三使用武力來取得這些成果。
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和漢人的貿易主動性沖擊着清王朝的使中國和亞洲腹地隔離的政策。
這種沖擊是漢人力量增長的表現。
政府在18世紀首先就青海和準噶爾的移民問題作了官方的特殊規定。
它又逐漸地放松了對蒙古和滿洲邊境的封閉。
隔離政策越來越受到攻擊。
經世緻用論的學者龔自珍和魏源兩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來為中國的無地漢人提供土地。
越來越多的漢人擁向清朝的亞洲腹地，甚至進入像黑龍江和六城地區這樣嚴密封閉的地區。
唯獨西藏中部對于中國移民來說是遙遠的和沒有誘惑力的，所以在逐漸增長的中國化和漢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響。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現在中國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運方面。
在蒙古，漢人的滲入使許多蒙古人貧困化。
對六城地區的穆斯林來說，清朝在19世紀的統治意味着異教徒的統治，意味着戰争以及成千上萬的喀什噶爾人離開家鄉遷徙到費爾幹納盆地和塔什幹。
在另一方面，對西藏人來說，清朝的影響看來較為溫和。
真正的威脅來自印度。
拉薩選擇了求庇于清帝龍袍後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為止的滿洲的曆史，現在這一章将隻叙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遊牧社會 蒙古僧侶制度的發展和漢人影響的滲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
清朝在内蒙的統治比在戈壁以北更為嚴密，但是在這兩個地區清朝的官員們都越來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權力。
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遊牧民和中國的經濟有較密切的聯系。
但是同樣的趨勢在外蒙也可看到。
正如19世紀和20世紀初蒙古曆史中許多重大發展一樣，内蒙古開辟了道路，外蒙跟着走。
内、外蒙古繼續為清朝軍隊提供騎兵。
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參與19世紀清帝國的戰争，但内蒙則參加了中國本土反對歐洲人的鬥争。
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欽巴拉（1795&mdash1847年），既是一個作家，又是兩個著名文學家古拉蘭薩（1820&mdash1851年）和尹湛納希（1837&mdash1892年）的父親，他曾在1841年的鴉片戰争中戰鬥過。
科爾沁王公僧格林沁參加過1853&mdash1855年對太平天國的戰鬥，1858&mdash1860年對英法聯軍的戰鬥，1860年對北京周圍盜匪的戰鬥，以及對撚軍叛亂的戰鬥，直至1865年被殺死為止。
在19世紀，王朝已經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們。
甚至人口實際上也在衰減，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侶制度和性病。
藏醫用汞來治療蒙古人中間的性病，但是這種疾病仍然蔓延并繼續造成損失。
[1]肺結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變成了漢人的利益。
占統治地位的滿人的觀點變得更像漢人，清王朝放棄了原先阻止漢人商業進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圖。
中國商人在蒙古進行貿易仍需得到許可，但這并不是想要限制漢人在遊牧民中間的商業活動，而是為了提高賦稅收入，主要是用它來維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機構。
應該說漢人的經濟滲入對王朝有利，因為它使蒙古人與帝國的其餘部分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
與漢人商号關系日益緊密的清朝官吏，堅定地支持中國人的貿易活動。
事實上，人們對漢族商人的不滿情緒也時有爆發，如1829年在庫倫舉行的寺院舞蹈儀式上喇嘛們就毆打了若幹漢人觀衆。
對于旗裡的王公、寺院和漢族債主強加的苛征暴斂，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
無力滿足這種要求的人們隻好逃走，而且這樣的人在整個19世紀日益增多，但是他們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債。
旗的當局抓住這種逃亡者時就對他們施以重罰。
例如有一次，69個欠債未清的人被帶枷在旗内各帳篷之間周遊示衆達兩年之久。
由于枷太寬而不能通過帳篷的門，所以犯人隻好在嚴冬的露天中過夜。
[2]同樣地，寺院對那些未能交足份額的沙比們也給予殘酷的體罰。
負債的逃亡者、無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侶，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斃中的牧民，隻能以搶劫為生（在19世紀無法無天的行為變本加厲），或是到日益發展的商業&mdash寺院&mdash戍軍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維生計。
在這些初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邊境城鎮，以及同樣也在庫倫、額爾德尼召、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和恰克圖，窮困的蒙古人變成一種半罪犯性質的勞動階級，他們以原始的技藝勞動，或以幹粗活、賣淫、乞讨和劫掠為生。
在寺院中，高級喇嘛和普通僧侶間有巨大的差别。
所有參加法事活動的僧侶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給養，每個僧侶份額的大小取決于他在寺院教階中的地位。
在整個19世紀高級僧侶和低級僧侶的份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懸殊，低級僧侶們經常發現他們靠份額難以活下去。
如果他們接受寺院外的活計，他們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從而往往完全失去他們的寺院份額。
為了活下去，他們乞讨、偷竊或者轉回家鄉，由家庭養活他們。
大多數蒙古人留在旗内繼續做牧民過活，他們發現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們擺布。
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動來對抗沉重的賦稅，但在非常的場合也有時向盟當局提出申述（蒙語稱為紮魯忽），雖然這種申述的提出按規定說是觸犯法律的。
偶爾也會發生盟當局迫使一個旗的王公退還非法勒索所得的情況，但即使如此，原告們通常也總不免要受懲罰，因為臣民是不許背離他們旗的王公首腦的。
因此，原告們總是竭力隐瞞紮魯忽組織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們主要是最底層的、通常又是十分貧困的蒙古貴族，也有來自喇嘛的行列者）。
許多申訴書的文本流傳下來，成了一種研究19世紀蒙古社會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的資料[3]。
特别有趣的是在車臣汗部都嘎爾蘇木布勒旗中從1824年持續到1844年的一場争論。
紮薩克都嗄爾蘇木布勒從他的臣民那裡征取巨額租稅，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當局最後裁決反對他為止。
然而與此同時，申訴書的組織者們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4] 臣民和他們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尋常的是發生在車臣汗部的反對托克托呼圖魯一事。
此人是一個有才能的王公，号稱&ldquo恐怖脫王&rdquo，他是被廢黜的車臣汗桑齋多爾濟的孫子。
托克托呼圖魯的知識和文化水準遠在19世紀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漢文、滿文和藏文，曾幾次到中國和西藏旅行。
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應該向他交納的所有貢賦改用銀兩交納，在以後的年代中他試圖在該旗搞改良維新。
他設立農場以産品供應他的屬民并向其他旗出賣剩餘物品。
他發展狩獵、漁撈，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減少的肉類消費。
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領地上開發礦泉。
他移入漢族工匠來經營紡織工場并訓練蒙古人。
他開采金礦、鹽和堿。
在教育方面，他開辦學校，為他所在旗的不論貴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們提供義務教育，并親自準備教學材料。
他給樂師和演員實行專門的訓練。
他為自己的大多數牧民搜集了關于畜牧業和遊牧生活的技術知識，編印成書，加以散發。
當托克托呼圖魯的利益和喇嘛寺廟沖突時，他碰到了麻煩。
在1837年他搞了一個計劃，想将包括1000名僧侶的11個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個單一寺廟，并且要開辦一個磚廠來為新廟宇、同時也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磚瓦。
但是，習慣于地方寺廟的牧民們不希望廢棄它們。
下層僧侶中的許多人為了謀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将會把他們都撤換掉。
高級喇嘛認為搬進一座中心寺廟，将會削弱他們作為地區首腦的權力和特權。
但是托克托呼圖魯毫不動搖，他繼續進行改造中心寺廟的計劃。
就在那一年，喇嘛們和托克托呼圖魯所在旗的許多世俗人士向旗政府請願，要求取消他的合并決定，于是一場漫長的争論從1837年延續到1842年。
形勢一直惡化到在托克托呼圖魯的士兵與抗議者之間爆發了戰鬥。
在新寺院中發生一場示威運動，僧侶們叫喊：&ldquo讓我們回家！&rdquo托克托呼圖魯不得不把糾紛提交給盟當局。
事件一拖再拖。
此事被提交給庫倫的辦事大臣衙門；辦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裡。
大膽的抗議者向盟當局提出了一份申訴書，開列了托克托呼圖魯的四十條罪狀。
當局的反應是逮捕了呈遞禀帖的人們。
盟當局也不高興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
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相結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圖魯顯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權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裡。
然而對于當局來說，人民的騷亂比起托克托呼圖魯奪取更大權力的企圖是更不合心意的。
因此，它增加了對抗議者的壓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銷他們的名字，盟當局解決該案時偏袒托克托呼圖魯，然後把判決送往庫倫複審。
庫倫辦事大臣支持盟的判決，嚴厲懲辦了抗議者，特别是為首的人，但是清朝當局也乘機使托克托呼圖魯安分守己：他們判處他以很輕的懲罰，解散了他合并起來的寺廟。
[5]然而，這并沒有能阻礙托克托呼圖魯在1859年成為盟長。
托克托呼圖魯的許多計劃在他的時代确是很先進的，但是他沒有什麼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們有分享他的計劃成果的任何希望。
他的計劃是與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19世紀蒙古人心靈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觸的。
19世紀蒙古地區遊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當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減少、蒙古人對漢商債務的增加、清朝對王公們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長以及普通牧民的貧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許是草原上農業的擴大以及牧場越來越轉作農業用途。
作為一項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漢族農業移民區，為它在蒙古領土上的駐軍和驿站種植糧食、飼料和谷物。
這種移民區的規模有限，隻占用小量牧場。
但當18世紀時，人數日增的漢族移民開始非法遷入内蒙草原，他們從寺院和旗的王公那裡租種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區慢慢地縮小了。
總的說來，用這種方法轉讓牧場是非法的，但轉讓繼續進行無阻。
漢族商人代王公們償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這些土地租給漢族農民，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逐漸進行的土地轉讓過程。
這是違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東部郭爾羅斯前旗的漢族移民是如此之多，緻使紮薩克向清朝政府請求将已經居住在那裡的大量山東和直隸農民的地位合法化。
在1799年，政府設廳管理在吉林當局管轄下的移民，從而最後接受了既成的事實。
1802年，置廳助理官員負責郭爾羅斯境内漢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樣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廳的官員。
到1852年，漢商已深深滲入内蒙地區，蒙古人已債台高築，無法清償。
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紮薩克們将許多放牧地區出租給漢人作為耕地。
人民對于沉重的租稅、漢族移民、牧場的縮減、債務和王公們的濫用權力等等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高。
也許是由于太平軍起義的刺激，鄂爾多斯烏審旗持不同政見的蒙古人組成了一種叫做多歸輪（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團體，來表示他們反對不幸的處境。
圈的思想作為一種基層反對運動立刻擴展到其他旗中。
如同上述劄魯忽文書一樣，圈子的成員也起草了一份申訴書，他們按圓圈形狀簽名，使之好像沒有人是出頭人物。
這一次的領導似乎主要又是來自貧困的小貴族和下層喇嘛。
在運動發展的早期階段，它的目标隻針對漢商和漢族移民以及剝削臣民的各旗王公。
在蒙古地區針對王朝的反清情緒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
在事實的壓力下，清朝對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事業逐漸采取更為贊同的态度。
1860年正當王朝将它在北滿的無移民的領土抛棄給俄國時，它正式把蒙古最東部的位于哈爾濱附近的邊境開放給漢族移民。
牧場轉變為耕地的經濟後果仍難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縮減得如此之多，緻使蒙古傳統的遊牧生活發生了真正的變化。
在從前，沒有足夠牧場的蒙古人暗地裡前往鄰近各旗的牧場；沒有足夠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種遊牧放債制度生活，即讓貧民為富人放牧牲畜。
[6]但是現在當蒙古遊牧經濟衰落的時候，不但漢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來的貧困蒙古人，都開始在草原上從事耕作，從他們所在旗的王公那裡或從漢商地主那裡租種耕地；漢商地主是以抵債方式獲得農業用的土地的。
事實上當19世紀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農是蒙古人。
和普遍的誤解相反，農業在蒙古地區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而在19世紀它的重要性已顯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
關于蒙古的農業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這方面顯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看起來至少在外蒙，農民負擔的賦稅要比牧人少，因此農業生産有時可以得到相當的利潤。
[7]但并非普遍如此，因為在1861年，内蒙東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數千名貧困的蒙、漢農民聯合起義，反對蒙古紮薩克和漢族地主憑借出租土地而強加于他們的沉重的租稅和苛刻的條件。
起義是夭折了，但它說明了19世紀60年代開始時内蒙農業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對拼命增稅的紮薩克們和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滿程度。
盡管有這一切苦難，在某種程度上無疑的也正是由于這些苦難，19世紀的蒙古人創作了若幹優美的文學作品。
當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因而最流行的藝術形式是由行吟詩人和說書藝人所作的說唱。
特别受到賞識的是所謂&ldquo雲遊僧&rdquo故事（badarchin&mdashu&mdashüliger），它是清代由雲遊僧人講述而在蒙古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形式。
從中能夠看出蒙古人對草原生活衰落狀況的不滿。
在性質上相類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點俠義小說味道的關于傳奇式蒙古民間英雄巴蘭先格額的故事，他愚弄僧侶、紮薩克和漢商們。
最有趣的是關于生活的&ldquo訓誡&rdquo詩，近似蒙古傳統的格言詩，起自19世紀。
在這同一時期，追求幸運的&ldquo祈禱文&rdquo、贊詞和挽歌（直譯為&ldquo詞&rdquo）仍然都在流行。
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ldquo格薩爾汗傳&rdquo），是常被背誦或大聲朗讀的，它們也仍然是蒙古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19世紀為識字的蒙古人創造了許多用蒙文和藏文寫的曆史作品，以及相當多的語言學著作，這是16、17和18世紀将佛教經典譯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結果。
至于純文藝，蒙古讀者欣賞僧侶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mdash1838年）的小說，其中有些故事公開嘲弄和抨擊那些濫用特權和不守清規的寺院成員。
胡力沁·山達哈（1825&mdash1860年）寫詩，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簡單地從蒙古過去的英雄傳說或從豐富的佛教傳統文學中，而是從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題材。
還有許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紀上半期最不尋常的作家也許是丹津饒結（1803&mdash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卻成為外蒙紅教的諾顔呼圖克圖五世。
丹津饒結用蒙、藏兩種文字寫作，赢得了詩人的聲譽，他的若幹詩歌一直流傳到20世紀而不衰。
他的作品主題經常反映對蒙古社會和經濟衰落的不滿，在暴露蒙古僧、俗領袖之間的對立方面是引人入勝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樂劇《月亮杜鵑》，開始作于1831年。
至少早在18世紀，基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ldquo歌劇&rdquo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mdash西藏的佛教文學，但是《月亮杜鵑》體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戲劇。
戲劇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員反複為世俗觀衆演出戲劇，為蒙古地區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世俗劇院打下了基礎。
[8] 19世紀蒙古的小說又因為廣泛流傳着許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譯文而受人注意，如&ldquo潘查丹特爾&rdquo故事，但是蒙文譯文常常有很大的變化。
然而，這時期蒙古文學中更為重要的外來成分是中國的小說，包括故事和所謂&ldquo章回小說&rdquo。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譯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紀初蒙古人就已讀到了幾乎所有重要中國小說的蒙文譯本。
《紅樓夢》、《金瓶梅》、《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特别流行。
中國文學的影響是特别顯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欽巴拉之子尹湛納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
在為捍衛清朝而參加鴉片戰争之前，旺欽巴拉已經開始寫作一部蒙古全盛時代的曆史，他選擇了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作為寫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這部著作未能完成。
尹湛納希寫作了兩部蒙古章回小說，他的人物和背景都來自《紅樓夢》，随後續寫他父親的曆史章回小說，他像一個漢族學者那樣隐居在自己的領地裡完成了它，忠實地保持了中國章回小說的叙事形式。
這部著作名為《青史演義》，直到20世紀才出版。
[9] 由于生活條件的惡化，在蒙古，俗人與喇嘛教會之間的對抗增加了。
這種在内蒙特别強烈的情緒，可以在尹湛納希的兄弟古拉蘭薩的作品中看到：後者是一個紮薩克，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讀者的反宗教興趣。
在19世紀的更晚時期，一種更深刻的不滿蒙古社會秩序的情緒在鄂爾多斯詩人賀什格巴圖（1849&mdash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裡當法官，但曾一度與多歸輪運動有關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現。
建築學雖然在本質上和古老的遊牧環境不相幹，它在17和18世紀卻因普遍建造寺廟而得到推動。
蒙古人最初從他們日益相适應的定居社會學習樣式，所以他們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國式的。
在18世紀，混合類型的寺廟開始出現，它們是将西藏的和中國的樣式或多或少地結合起來，再依據本地圓形蒙古氈帳的樣子建造起來的。
在這些合璧式的建築實例中間，最傑出的是聳立有彌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mdash蒙古型寺院。
第一個這種寺院是19世紀初在庫倫建造的。
有一種用藏文和蒙文寫成的著作（有印刷的書籍和手稿兩類）流傳下來，它們描述了蒙古寺廟的簡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築工程學的原理。
[10]裝飾藝術在19世紀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絕大部分宗教繪畫和雕刻等藝術的觀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質的。
19世紀蒙古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是處于外來影響的支配之下，隻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學著作是例外。
新疆：瑪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張經世緻用的學者龔自珍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主張将新疆改設行省，另一篇則要求結束廣州的貿易。
[11]新疆和廣東是清朝臣民經常和外國人進行貿易的地方，這兩個地區的相似之處在20年後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因為那時政府把六城地區的教訓應用到了它與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争端上。
張格爾的聖戰（1820&mdash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複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易特權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
清朝的答複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并撤銷他派遣使節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
浩罕于是派遣兩名使節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ldquo阿克沙哈勒&rdquo（直譯為&ldquo灰白胡子&rdquo，即長者）。
清朝再次拒絕，打發使節們回去，并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征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起一場聖戰的張格爾。
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ldquo六城&rdquo地區。
地圖14 19世紀的六城地區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隻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仍然活在人們心裡。
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時，清政府恢複了汗國的貿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并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留駐在清領土内的要求。
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
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定的機會。
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
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
但收獲是可觀的，因為根據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100&mdash200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
[12]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聖戰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着200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
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現這一暴行後，他召集了2000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後把他們全都殺死。
張格爾的同盟者已經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裡木盆地各城鎮。
和卓自己&ldquo看到中國人已經多麼不得人心&rdquo，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别的統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的機會。
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500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鬥的流言。
[13]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并在交戰中損失了400名士兵。
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随着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
[14]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禦，但是聖戰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禦，在那裡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
[15]市場位于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洩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ldquo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rdquo之語）；[16]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ldquo兵痞&rdquo的浩罕政府，甯願自己主動參加這場沖突。
總之，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ldquo馬哈木&rdquo）阿裡親自帶領一支8000&mdash10000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是他的汗。
根據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ldquo對在據點中的中國将軍發動突然襲擊&rdquo，并&ldquo殲滅了中國軍隊&rdquo。
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
汗無法使張格爾&ldquo信賴&rdquo；而和卓又妒忌阿裡并且&ldquo懷疑他不可靠&rdquo，就撤軍北去。
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牆。
但是守衛者用箭、滑膛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
這場屠殺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以緻&ldquo地脈中沸騰着一條血的河流&rdquo。
[17]經過12天的戰鬥并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後，阿裡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
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10個星期以後，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着夜色逃走，[18]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隻有400名東幹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
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
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的居民也叛亂了。
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夷平了這些城市中的滿城，并且派遣使節将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衆，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裡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
黑山派出于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
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19]但是在别處，特别是在和田，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越的地位來算老賬。
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18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
伊薩克本人是哈迪裡亞派的信徒，沒有發現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麼聯系，[20]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阗的控制權并宣稱他們效忠于清帝國。
由于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複了張格爾的權威，隻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着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
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财産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财産的大部分當薪饷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
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ldquo向富商大量敲詐勒索&rdquo，并&ldquo對人民實行暴虐統治&rdquo。
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為2.2萬人的卷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攻打張格爾。
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需要。
張格爾逃往山區，他的士兵帶走了&ldquo巨大價值的資産&rdquo，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居民那裡搶來的東西。
[21]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内。
當清軍8000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後，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複，并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駐軍，而把9000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
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着向所有鄰近的統治者發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
穆罕默德阿裡厚着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并提出願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願意付出費用的話。
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的全部對外貿易。
當帝國軍隊前進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像青海和東部康區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
伊犁将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羁養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治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護六城地區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
武隆阿則主張一并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
由于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并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
控制六城地區是很重要的。
在發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現一個名叫亞曆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着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
[22]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并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嶽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着500人回到了新疆。
當和卓發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複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後來在鴉片戰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将他捕獲。
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
歐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
叛亂損害了内部的安甯。
但是在19世紀清帝國和中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說清帝國這時在衰落中，中國和漢人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力量，則正開始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展時期。
中國已經同化了它的滿洲統治者。
為了戰勝叛亂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滿洲旗人的軍事壟斷權，并把軍隊交由漢人指揮。
在亞洲腹地，19世紀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
在這裡帝國鞏固了它早些時候的軍事成果，隻有在六城地區才靠再三使用武力來取得這些成果。
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和漢人的貿易主動性沖擊着清王朝的使中國和亞洲腹地隔離的政策。
這種沖擊是漢人力量增長的表現。
政府在18世紀首先就青海和準噶爾的移民問題作了官方的特殊規定。
它又逐漸地放松了對蒙古和滿洲邊境的封閉。
隔離政策越來越受到攻擊。
經世緻用論的學者龔自珍和魏源兩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來為中國的無地漢人提供土地。
越來越多的漢人擁向清朝的亞洲腹地，甚至進入像黑龍江和六城地區這樣嚴密封閉的地區。
唯獨西藏中部對于中國移民來說是遙遠的和沒有誘惑力的，所以在逐漸增長的中國化和漢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響。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現在中國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運方面。
在蒙古，漢人的滲入使許多蒙古人貧困化。
對六城地區的穆斯林來說，清朝在19世紀的統治意味着異教徒的統治，意味着戰争以及成千上萬的喀什噶爾人離開家鄉遷徙到費爾幹納盆地和塔什幹。
在另一方面，對西藏人來說，清朝的影響看來較為溫和。
真正的威脅來自印度。
拉薩選擇了求庇于清帝龍袍後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為止的滿洲的曆史，現在這一章将隻叙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遊牧社會 蒙古僧侶制度的發展和漢人影響的滲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
清朝在内蒙的統治比在戈壁以北更為嚴密，但是在這兩個地區清朝的官員們都越來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權力。
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遊牧民和中國的經濟有較密切的聯系。
但是同樣的趨勢在外蒙也可看到。
正如19世紀和20世紀初蒙古曆史中許多重大發展一樣，内蒙古開辟了道路，外蒙跟着走。
内、外蒙古繼續為清朝軍隊提供騎兵。
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參與19世紀清帝國的戰争，但内蒙則參加了中國本土反對歐洲人的鬥争。
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欽巴拉（1795&mdash1847年），既是一個作家，又是兩個著名文學家古拉蘭薩（1820&mdash1851年）和尹湛納希（1837&mdash1892年）的父親，他曾在1841年的鴉片戰争中戰鬥過。
科爾沁王公僧格林沁參加過1853&mdash1855年對太平天國的戰鬥，1858&mdash1860年對英法聯軍的戰鬥，1860年對北京周圍盜匪的戰鬥，以及對撚軍叛亂的戰鬥，直至1865年被殺死為止。
在19世紀，王朝已經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們。
甚至人口實際上也在衰減，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侶制度和性病。
藏醫用汞來治療蒙古人中間的性病，但是這種疾病仍然蔓延并繼續造成損失。
[1]肺結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變成了漢人的利益。
占統治地位的滿人的觀點變得更像漢人，清王朝放棄了原先阻止漢人商業進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圖。
中國商人在蒙古進行貿易仍需得到許可，但這并不是想要限制漢人在遊牧民中間的商業活動，而是為了提高賦稅收入，主要是用它來維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機構。
應該說漢人的經濟滲入對王朝有利，因為它使蒙古人與帝國的其餘部分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
與漢人商号關系日益緊密的清朝官吏，堅定地支持中國人的貿易活動。
事實上，人們對漢族商人的不滿情緒也時有爆發，如1829年在庫倫舉行的寺院舞蹈儀式上喇嘛們就毆打了若幹漢人觀衆。
對于旗裡的王公、寺院和漢族債主強加的苛征暴斂，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
無力滿足這種要求的人們隻好逃走，而且這樣的人在整個19世紀日益增多，但是他們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債。
旗的當局抓住這種逃亡者時就對他們施以重罰。
例如有一次，69個欠債未清的人被帶枷在旗内各帳篷之間周遊示衆達兩年之久。
由于枷太寬而不能通過帳篷的門，所以犯人隻好在嚴冬的露天中過夜。
[2]同樣地，寺院對那些未能交足份額的沙比們也給予殘酷的體罰。
負債的逃亡者、無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侶，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斃中的牧民，隻能以搶劫為生（在19世紀無法無天的行為變本加厲），或是到日益發展的商業&mdash寺院&mdash戍軍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維生計。
在這些初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邊境城鎮，以及同樣也在庫倫、額爾德尼召、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和恰克圖，窮困的蒙古人變成一種半罪犯性質的勞動階級，他們以原始的技藝勞動，或以幹粗活、賣淫、乞讨和劫掠為生。
在寺院中，高級喇嘛和普通僧侶間有巨大的差别。
所有參加法事活動的僧侶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給養，每個僧侶份額的大小取決于他在寺院教階中的地位。
在整個19世紀高級僧侶和低級僧侶的份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懸殊，低級僧侶們經常發現他們靠份額難以活下去。
如果他們接受寺院外的活計，他們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從而往往完全失去他們的寺院份額。
為了活下去，他們乞讨、偷竊或者轉回家鄉，由家庭養活他們。
大多數蒙古人留在旗内繼續做牧民過活，他們發現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們擺布。
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動來對抗沉重的賦稅，但在非常的場合也有時向盟當局提出申述（蒙語稱為紮魯忽），雖然這種申述的提出按規定說是觸犯法律的。
偶爾也會發生盟當局迫使一個旗的王公退還非法勒索所得的情況，但即使如此，原告們通常也總不免要受懲罰，因為臣民是不許背離他們旗的王公首腦的。
因此，原告們總是竭力隐瞞紮魯忽組織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們主要是最底層的、通常又是十分貧困的蒙古貴族，也有來自喇嘛的行列者）。
許多申訴書的文本流傳下來，成了一種研究19世紀蒙古社會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的資料[3]。
特别有趣的是在車臣汗部都嘎爾蘇木布勒旗中從1824年持續到1844年的一場争論。
紮薩克都嗄爾蘇木布勒從他的臣民那裡征取巨額租稅，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當局最後裁決反對他為止。
然而與此同時，申訴書的組織者們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4] 臣民和他們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尋常的是發生在車臣汗部的反對托克托呼圖魯一事。
此人是一個有才能的王公，号稱&ldquo恐怖脫王&rdquo，他是被廢黜的車臣汗桑齋多爾濟的孫子。
托克托呼圖魯的知識和文化水準遠在19世紀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漢文、滿文和藏文，曾幾次到中國和西藏旅行。
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應該向他交納的所有貢賦改用銀兩交納，在以後的年代中他試圖在該旗搞改良維新。
他設立農場以産品供應他的屬民并向其他旗出賣剩餘物品。
他發展狩獵、漁撈，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減少的肉類消費。
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領地上開發礦泉。
他移入漢族工匠來經營紡織工場并訓練蒙古人。
他開采金礦、鹽和堿。
在教育方面，他開辦學校，為他所在旗的不論貴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們提供義務教育，并親自準備教學材料。
他給樂師和演員實行專門的訓練。
他為自己的大多數牧民搜集了關于畜牧業和遊牧生活的技術知識，編印成書，加以散發。
當托克托呼圖魯的利益和喇嘛寺廟沖突時，他碰到了麻煩。
在1837年他搞了一個計劃，想将包括1000名僧侶的11個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個單一寺廟，并且要開辦一個磚廠來為新廟宇、同時也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磚瓦。
但是，習慣于地方寺廟的牧民們不希望廢棄它們。
下層僧侶中的許多人為了謀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将會把他們都撤換掉。
高級喇嘛認為搬進一座中心寺廟，将會削弱他們作為地區首腦的權力和特權。
但是托克托呼圖魯毫不動搖，他繼續進行改造中心寺廟的計劃。
就在那一年，喇嘛們和托克托呼圖魯所在旗的許多世俗人士向旗政府請願，要求取消他的合并決定，于是一場漫長的争論從1837年延續到1842年。
形勢一直惡化到在托克托呼圖魯的士兵與抗議者之間爆發了戰鬥。
在新寺院中發生一場示威運動，僧侶們叫喊：&ldquo讓我們回家！&rdquo托克托呼圖魯不得不把糾紛提交給盟當局。
事件一拖再拖。
此事被提交給庫倫的辦事大臣衙門；辦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裡。
大膽的抗議者向盟當局提出了一份申訴書，開列了托克托呼圖魯的四十條罪狀。
當局的反應是逮捕了呈遞禀帖的人們。
盟當局也不高興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
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相結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圖魯顯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權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裡。
然而對于當局來說，人民的騷亂比起托克托呼圖魯奪取更大權力的企圖是更不合心意的。
因此，它增加了對抗議者的壓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銷他們的名字，盟當局解決該案時偏袒托克托呼圖魯，然後把判決送往庫倫複審。
庫倫辦事大臣支持盟的判決，嚴厲懲辦了抗議者，特别是為首的人，但是清朝當局也乘機使托克托呼圖魯安分守己：他們判處他以很輕的懲罰，解散了他合并起來的寺廟。
[5]然而，這并沒有能阻礙托克托呼圖魯在1859年成為盟長。
托克托呼圖魯的許多計劃在他的時代确是很先進的，但是他沒有什麼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們有分享他的計劃成果的任何希望。
他的計劃是與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19世紀蒙古人心靈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觸的。
19世紀蒙古地區遊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當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減少、蒙古人對漢商債務的增加、清朝對王公們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長以及普通牧民的貧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許是草原上農業的擴大以及牧場越來越轉作農業用途。
作為一項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漢族農業移民區，為它在蒙古領土上的駐軍和驿站種植糧食、飼料和谷物。
這種移民區的規模有限，隻占用小量牧場。
但當18世紀時，人數日增的漢族移民開始非法遷入内蒙草原，他們從寺院和旗的王公那裡租種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區慢慢地縮小了。
總的說來，用這種方法轉讓牧場是非法的，但轉讓繼續進行無阻。
漢族商人代王公們償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這些土地租給漢族農民，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逐漸進行的土地轉讓過程。
這是違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東部郭爾羅斯前旗的漢族移民是如此之多，緻使紮薩克向清朝政府請求将已經居住在那裡的大量山東和直隸農民的地位合法化。
在1799年，政府設廳管理在吉林當局管轄下的移民，從而最後接受了既成的事實。
1802年，置廳助理官員負責郭爾羅斯境内漢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樣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廳的官員。
到1852年，漢商已深深滲入内蒙地區，蒙古人已債台高築，無法清償。
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紮薩克們将許多放牧地區出租給漢人作為耕地。
人民對于沉重的租稅、漢族移民、牧場的縮減、債務和王公們的濫用權力等等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高。
也許是由于太平軍起義的刺激，鄂爾多斯烏審旗持不同政見的蒙古人組成了一種叫做多歸輪（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團體，來表示他們反對不幸的處境。
圈的思想作為一種基層反對運動立刻擴展到其他旗中。
如同上述劄魯忽文書一樣，圈子的成員也起草了一份申訴書，他們按圓圈形狀簽名，使之好像沒有人是出頭人物。
這一次的領導似乎主要又是來自貧困的小貴族和下層喇嘛。
在運動發展的早期階段，它的目标隻針對漢商和漢族移民以及剝削臣民的各旗王公。
在蒙古地區針對王朝的反清情緒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
在事實的壓力下，清朝對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事業逐漸采取更為贊同的态度。
1860年正當王朝将它在北滿的無移民的領土抛棄給俄國時，它正式把蒙古最東部的位于哈爾濱附近的邊境開放給漢族移民。
牧場轉變為耕地的經濟後果仍難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縮減得如此之多，緻使蒙古傳統的遊牧生活發生了真正的變化。
在從前，沒有足夠牧場的蒙古人暗地裡前往鄰近各旗的牧場；沒有足夠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種遊牧放債制度生活，即讓貧民為富人放牧牲畜。
[6]但是現在當蒙古遊牧經濟衰落的時候，不但漢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來的貧困蒙古人，都開始在草原上從事耕作，從他們所在旗的王公那裡或從漢商地主那裡租種耕地；漢商地主是以抵債方式獲得農業用的土地的。
事實上當19世紀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農是蒙古人。
和普遍的誤解相反，農業在蒙古地區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而在19世紀它的重要性已顯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
關于蒙古的農業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這方面顯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看起來至少在外蒙，農民負擔的賦稅要比牧人少，因此農業生産有時可以得到相當的利潤。
[7]但并非普遍如此，因為在1861年，内蒙東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數千名貧困的蒙、漢農民聯合起義，反對蒙古紮薩克和漢族地主憑借出租土地而強加于他們的沉重的租稅和苛刻的條件。
起義是夭折了，但它說明了19世紀60年代開始時内蒙農業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對拼命增稅的紮薩克們和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滿程度。
盡管有這一切苦難，在某種程度上無疑的也正是由于這些苦難，19世紀的蒙古人創作了若幹優美的文學作品。
當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因而最流行的藝術形式是由行吟詩人和說書藝人所作的說唱。
特别受到賞識的是所謂&ldquo雲遊僧&rdquo故事（badarchin&mdashu&mdashüliger），它是清代由雲遊僧人講述而在蒙古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形式。
從中能夠看出蒙古人對草原生活衰落狀況的不滿。
在性質上相類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點俠義小說味道的關于傳奇式蒙古民間英雄巴蘭先格額的故事，他愚弄僧侶、紮薩克和漢商們。
最有趣的是關于生活的&ldquo訓誡&rdquo詩，近似蒙古傳統的格言詩，起自19世紀。
在這同一時期，追求幸運的&ldquo祈禱文&rdquo、贊詞和挽歌（直譯為&ldquo詞&rdquo）仍然都在流行。
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ldquo格薩爾汗傳&rdquo），是常被背誦或大聲朗讀的，它們也仍然是蒙古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19世紀為識字的蒙古人創造了許多用蒙文和藏文寫的曆史作品，以及相當多的語言學著作，這是16、17和18世紀将佛教經典譯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結果。
至于純文藝，蒙古讀者欣賞僧侶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mdash1838年）的小說，其中有些故事公開嘲弄和抨擊那些濫用特權和不守清規的寺院成員。
胡力沁·山達哈（1825&mdash1860年）寫詩，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簡單地從蒙古過去的英雄傳說或從豐富的佛教傳統文學中，而是從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題材。
還有許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紀上半期最不尋常的作家也許是丹津饒結（1803&mdash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卻成為外蒙紅教的諾顔呼圖克圖五世。
丹津饒結用蒙、藏兩種文字寫作，赢得了詩人的聲譽，他的若幹詩歌一直流傳到20世紀而不衰。
他的作品主題經常反映對蒙古社會和經濟衰落的不滿，在暴露蒙古僧、俗領袖之間的對立方面是引人入勝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樂劇《月亮杜鵑》，開始作于1831年。
至少早在18世紀，基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ldquo歌劇&rdquo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mdash西藏的佛教文學，但是《月亮杜鵑》體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戲劇。
戲劇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員反複為世俗觀衆演出戲劇，為蒙古地區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世俗劇院打下了基礎。
[8] 19世紀蒙古的小說又因為廣泛流傳着許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譯文而受人注意，如&ldquo潘查丹特爾&rdquo故事，但是蒙文譯文常常有很大的變化。
然而，這時期蒙古文學中更為重要的外來成分是中國的小說，包括故事和所謂&ldquo章回小說&rdquo。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譯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紀初蒙古人就已讀到了幾乎所有重要中國小說的蒙文譯本。
《紅樓夢》、《金瓶梅》、《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特别流行。
中國文學的影響是特别顯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欽巴拉之子尹湛納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
在為捍衛清朝而參加鴉片戰争之前，旺欽巴拉已經開始寫作一部蒙古全盛時代的曆史，他選擇了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作為寫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這部著作未能完成。
尹湛納希寫作了兩部蒙古章回小說，他的人物和背景都來自《紅樓夢》，随後續寫他父親的曆史章回小說，他像一個漢族學者那樣隐居在自己的領地裡完成了它，忠實地保持了中國章回小說的叙事形式。
這部著作名為《青史演義》，直到20世紀才出版。
[9] 由于生活條件的惡化，在蒙古，俗人與喇嘛教會之間的對抗增加了。
這種在内蒙特别強烈的情緒，可以在尹湛納希的兄弟古拉蘭薩的作品中看到：後者是一個紮薩克，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讀者的反宗教興趣。
在19世紀的更晚時期，一種更深刻的不滿蒙古社會秩序的情緒在鄂爾多斯詩人賀什格巴圖（1849&mdash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裡當法官，但曾一度與多歸輪運動有關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現。
建築學雖然在本質上和古老的遊牧環境不相幹，它在17和18世紀卻因普遍建造寺廟而得到推動。
蒙古人最初從他們日益相适應的定居社會學習樣式，所以他們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國式的。
在18世紀，混合類型的寺廟開始出現，它們是将西藏的和中國的樣式或多或少地結合起來，再依據本地圓形蒙古氈帳的樣子建造起來的。
在這些合璧式的建築實例中間，最傑出的是聳立有彌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mdash蒙古型寺院。
第一個這種寺院是19世紀初在庫倫建造的。
有一種用藏文和蒙文寫成的著作（有印刷的書籍和手稿兩類）流傳下來，它們描述了蒙古寺廟的簡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築工程學的原理。
[10]裝飾藝術在19世紀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絕大部分宗教繪畫和雕刻等藝術的觀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質的。
19世紀蒙古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是處于外來影響的支配之下，隻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學著作是例外。
新疆：瑪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張經世緻用的學者龔自珍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主張将新疆改設行省，另一篇則要求結束廣州的貿易。
[11]新疆和廣東是清朝臣民經常和外國人進行貿易的地方，這兩個地區的相似之處在20年後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因為那時政府把六城地區的教訓應用到了它與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争端上。
張格爾的聖戰（1820&mdash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複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易特權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
清朝的答複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并撤銷他派遣使節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
浩罕于是派遣兩名使節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ldquo阿克沙哈勒&rdquo（直譯為&ldquo灰白胡子&rdquo，即長者）。
清朝再次拒絕，打發使節們回去，并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征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起一場聖戰的張格爾。
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ldquo六城&rdquo地區。
地圖14 19世紀的六城地區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隻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仍然活在人們心裡。
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時，清政府恢複了汗國的貿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并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留駐在清領土内的要求。
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
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定的機會。
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
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
但收獲是可觀的，因為根據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100&mdash200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
[12]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聖戰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着200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
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現這一暴行後，他召集了2000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後把他們全都殺死。
張格爾的同盟者已經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裡木盆地各城鎮。
和卓自己&ldquo看到中國人已經多麼不得人心&rdquo，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别的統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的機會。
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500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鬥的流言。
[13]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并在交戰中損失了400名士兵。
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随着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
[14]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禦，但是聖戰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禦，在那裡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
[15]市場位于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洩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ldquo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rdquo之語）；[16]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ldquo兵痞&rdquo的浩罕政府，甯願自己主動參加這場沖突。
總之，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ldquo馬哈木&rdquo）阿裡親自帶領一支8000&mdash10000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是他的汗。
根據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ldquo對在據點中的中國将軍發動突然襲擊&rdquo，并&ldquo殲滅了中國軍隊&rdquo。
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
汗無法使張格爾&ldquo信賴&rdquo；而和卓又妒忌阿裡并且&ldquo懷疑他不可靠&rdquo，就撤軍北去。
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牆。
但是守衛者用箭、滑膛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
這場屠殺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以緻&ldquo地脈中沸騰着一條血的河流&rdquo。
[17]經過12天的戰鬥并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後，阿裡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
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10個星期以後，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着夜色逃走，[18]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隻有400名東幹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
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
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的居民也叛亂了。
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夷平了這些城市中的滿城，并且派遣使節将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衆，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裡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
黑山派出于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
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19]但是在别處，特别是在和田，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越的地位來算老賬。
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18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
伊薩克本人是哈迪裡亞派的信徒，沒有發現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麼聯系，[20]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阗的控制權并宣稱他們效忠于清帝國。
由于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複了張格爾的權威，隻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着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
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财産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财産的大部分當薪饷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
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ldquo向富商大量敲詐勒索&rdquo，并&ldquo對人民實行暴虐統治&rdquo。
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為2.2萬人的卷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攻打張格爾。
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需要。
張格爾逃往山區，他的士兵帶走了&ldquo巨大價值的資産&rdquo，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居民那裡搶來的東西。
[21]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内。
當清軍8000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後，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複，并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駐軍，而把9000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
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着向所有鄰近的統治者發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
穆罕默德阿裡厚着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并提出願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願意付出費用的話。
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的全部對外貿易。
當帝國軍隊前進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像青海和東部康區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
伊犁将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羁養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治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護六城地區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
武隆阿則主張一并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
由于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并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
控制六城地區是很重要的。
在發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現一個名叫亞曆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着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
[22]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并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嶽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着500人回到了新疆。
當和卓發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複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後來在鴉片戰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将他捕獲。
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