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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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40年代，它标志着該會社的社會基礎有了明顯的變化。
它們的組織原來主要在城市和貿易道路上的破産者以及在山間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間招兵買馬，現在能在富饒的三角洲諸縣的定居社會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
其原因至今還不清楚。
練武術（包括傳統的拳術）的三合會會員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間找到了方便的庇護所。
或許更加重要的是，三合會有能力使一部分農民抱有得到集體保護和在經濟競争中幸存下來的希望，因為他們得不到正統家族制度的好處。
以公共捐贈的田地及其收益為形式的宗族的資産往往歸富戶豪紳掌握；它們的利益很少澤及貧苦農民。
在人口過剩和激烈的經濟競争的情況下，瀕臨赤貧境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加入三合會會堂得到幸存的機會。
三合會會堂的網絡結構也向西延展到廣西省的各河流域，它們在這裡變成了小股盜匪和走私活動的大本營。
由&ldquo米飯主&rdquo主持的會堂的公共金庫把贓物分給會徒。
雖然這種組織與流浪的盜匪建立了緊密的和謀求财物的聯系，但它們本質上仍然保持着地方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莊和集市社會中有尚待填補的社會和經濟需要。
這種由共同神話聯結起來的信徒們的網絡結構使廣泛的動員有了可能性；所以緊接在鴉片戰争的大破壞之後，廣東的分裂的社會産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會冒險活動。
從19世紀40年代中葉開始，人數達數千人的各股三合會會徒開始集結，它們侵占城市，廣州城也受到威脅。
地方民團和政府軍隊的鎮壓行動隻取得了暫時的成功。
高潮是1854年紅巾軍的大規模暴動，數萬名三合會會徒攻占了許多縣城，包括廣州西南的大鎮佛山在内。
但是在他們最得勢的時候，叛亂領袖卻失去了勢頭。
他們的恢複明室的口号沒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時他們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饬擄掠行為的企圖使他們與其追随者離心離德。
城内的三合會被隔絕，得不到鄉村的支持，因為地方名流領導的、以宗族組織為骨幹的民團與之進行了激烈的戰鬥。
民團得到政府的堅決鎮壓行動的幫助，使紅巾軍在1855年初被擊潰。
由于沒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号可資利用，又沒有新的社會幻想足以動員和訓練它們的徒衆，這些秘密會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敗的命運。
[68] 白蓮教叛亂 以三合會來衡量，白蓮教不是一個秘密的會社，而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集會的網絡結構，它是西起四川省東到山東省這一地帶幾個省的民間宗教的主要傳布工具。
這一教派發源于11世紀的一個世俗宗派，是更古老得多的佛教淨土宗的繼承者。
它的僧侶能結婚，主張吃素和念誦白話經文，這使得它同時受到正統佛教僧侶和儒家文人的反對。
白蓮教由于紮根在地方社會中，它所信奉的經典因地而異，而且各個教派的信仰是兼收并蓄的。
白蓮教在它原來的阿彌陀佛教義中又增添了創世的神話和民間道教的養生法，以及彌勒佛的千年太平說和摩尼教教義。
這後兩種因素看來是使它參與叛亂的手段。
&ldquo未來佛&rdquo&mdash&mdash彌勒佛&mdash&mdash的降世表示要進入世界曆史的最後階段和建立一個和平與富饒的盛世。
而且一個降生的摩尼教神袛&mdash&mdash&ldquo明王&rdquo&mdash&mdash将在世界最後大劫難中使光明戰勝黑暗。
像三合會那樣，白蓮教在各地方的村社中有一個普遍的、分權主義的組織基礎。
另外，它與三合會不同的是，它把熱誠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論具體化起來，使這些宗教因素能夠動員廣大的信徒群衆起來反對現存的國家制度。
[69] 還有一點與三合會不同，白蓮教以能夠回顧自己的一個重大的曆史功績而感到自豪，即它在14世紀中葉的大叛亂中幫助打垮了異族的蒙古王朝。
雖然它在元朝的繼承者明朝的統治下遭到殘酷的鎮壓，可是在明代快要垮台之前，這個教派仍然不斷地參加了動蕩不安的17世紀的許多次起事（最著名的是1622年的山東叛亂）。
它在清初的地方社會中掙紮着生存了下來，但直到18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它才又開始顯示出大肆活動的新迹象。
乾隆時代重新恢複起來的白蓮教領導是由教首們組成的松散的網絡結構：這些教首的地位是通過世襲獲得，他們的内部關系則是通過師徒的紐帶結合起來的。
他們的信徒用捐錢來支持他們，有些人便當上了遊方的傳教師，并把白蓮教教義傳布到了許多省份裡去。
例如，未來的叛亂基地鄂川陝地區是由河南和安徽來的人廣為傳道而改變了宗教信仰的。
政府的迫害實際上反而使這種傳教活動得到了發展，因為它的領袖們總是遷移住處以避免被抓獲。
使白蓮教恢複活動的先驅是河南人劉松，他早在1775年便被認為是白蓮教的組織者，并被驅逐到甘肅省。
他的傳教事業被他的主要門徒劉之協所繼承，後者顯然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和能幹的戰略家，他馬上宣稱發現了明宗室的合法後裔，并且宣布劉松的一個兒子是彌勒佛轉世。
這些啟示性的政治信條是爆發人民叛亂的強大推動力。
恢複明室的思想（與在元代有恢複宋室的思想一樣）看來是一個附屬要素，一個主要是乞靈于漢族種族主義的機會主義提法，而不是白蓮教教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劉之協負責在湖北西部建立了許多組織，但他沒有能夠把領導權集中在自己手裡。
他的一個門徒與他鬧分裂，自己另外招募了一批追随者。
各地方的組織迅速發展了自己的領袖，但它們隻把劉之協等人在精神上尊為巡方式的先知。
1793年，政府意識到了叛亂迫在眉睫，下令調查整個中國中部的白蓮教組織。
對地方政府中掠奪成性的人來說，這證明是一次特許他們敲詐勒索的好機會，于是農村籠罩上了恐怖的統治。
白蓮教的組織在被迫要麼出錢或要麼教徒死亡的情況下，紛紛拿起武器自衛。
湖北西南部的宜都和枝江等縣由于附近的湖南和貴州在1795年爆發苗亂而實行了軍事化措施。
在白蓮教的影響下，這些地方自衛組織變成了抵抗的核心。
這些武裝起來的村社面對着不可忍受的官吏壓迫（地方官還往往暗示它們與苗民勾結），便于1796年2月爆發了公開的叛亂。
叛亂沿着湖北西部邊境山區迅速向北擴展，并且迅速席卷了湖北、四川與陝西的三省交界的地區。
白蓮教徒從一開始就缺乏保衛和治理戰略城市的能力。
他們攻占過行政中心，但都不能長久占領。
白蓮教徒退回山區中的設防鄉村，襲擊山谷裡的市鎮來取得給養和征集兵員，頑強地抗拒派來消滅他們的清軍。
中國民間宗教和叛亂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
鈴木中正和奧弗邁耶等人的最近研究[70]表明這種糅合諸說的教派，如白蓮教和它的許多地方性變種形式，主要的宗旨是拯救靈魂和治療疾病，因而這些功能便形成了它們村社集會的主要重點。
怎樣說明這些信神的村社教派與大規模反王朝叛亂的爆發之間的曆史聯系，這已經成了研究傳統中國叛亂的主要課題。
由于華北及華中諸省受佛教影響的教派同華南秘密會社之間在形式與宗旨上存在着混淆不清的現象，所以這個研究題目變得複雜了。
如果說三合會包含有一種充分發展然而是暗藏的、結合在秘密結社的儀式中并有神話做背景的反王朝意圖，那麼，民間佛教宗派難道就一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嗎？禁欲式的攝生法和虔誦佛經，不是也可以作為掩飾得很深的政治意圖的掩護物嗎？ 白蓮教信條的複雜性确實能起到巧于解釋的作用。
摩尼教與彌勒佛的混合信仰中有一種啟示性的說教，在社會和政治狀況處于最惡劣的時候它能起到它的曆史作用。
救世主的降臨，不管是摩尼教的明王還是&ldquo未來佛&rdquo（彌勒佛），都能夠預示一切世俗制度将有變化，從而在分散的信徒集會組織之中點燃武裝暴動之火。
深深地融合在白蓮教觀點和教義中的這些千年太平盛世的預言，能夠在經濟極端貧困和政治極端壓制的時候起到号召公開叛亂的作用。
看來這時白蓮教已擴大它的隊伍了，這些新參加進來的人擁護千年太平的幻想，但不一定學什麼禁欲的攝生法，也不一定具有原來集會組織中的那種虔誠的獻身精神。
與此同時，巡方領袖如劉之協等在地區分散的地方組織中促進了較大的團結。
個别集會組織現在在會員之間發展更大程度的互相依賴&mdash&mdash包括用軍事化方式進行共同防禦，借以應付日益惡化的社會狀況。
[71] 但集會組織内部的發展并不能充分說明白蓮教運動終将顯示出來的軍事能力。
隻有把信仰向外面傳布出去并與慣于暴力方式的集團建立聯系，才能爆發大規模叛亂。
白蓮教現在與之結盟的那些軍事化的集團（鈴木中正稱它們為&ldquo老百姓中間的軍人集團&rdquo）必須同白蓮教教派本身區别開來。
雖然邊境地區的武裝匪幫也信奉白蓮教的某些宗教信仰，但這些集團卻有另外的傳統，即精于老百姓當中細心訓練和傳授的&ldquo武術&rdquo，它包括為了自衛而操練的徒手拳術和棍棒對打的技術。
正是這樣一些集團，而不是個人主義的、以祈禱為能事的、以期望超度為宗旨的一般白蓮教教派，形成了叛亂的軍事骨幹。
雖然對&ldquo軍人集團&rdquo與宗教教派之間的主要聯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證明文獻，但大緻上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這種聯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蓮教和其他類似的叛亂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蓮教來說，&ldquo軍人集團&rdquo的主要組成成分是&ldquo啯噜&rdquo股匪，它們的起源可以相當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
&ldquo啯噜&rdquo在三省邊區的森林裡過着軍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和農民社會維持着正常的關系。
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們與村寨中的自衛隊（&ldquo團&rdquo）的領導形成了互利關系，也與基層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長形成了互利關系。
這種武裝的黑手黨掠奪地方社會而不需要進行戰鬥。
由于&ldquo啯噜&rdquo被認為在叛亂時期在白蓮教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所以應該有理由假定，他們早已與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聯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頗像南方三合會傳統的&ldquo堂匪&rdquo，後者也包括武裝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是和現存社會單元中的生活及活動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
與&ldquo啯噜&rdquo緊密聯結在一起（或許形成他們的一部分）的是私鹽販子和詐騙犯，國家對這些人曾經采取過武力鎮壓措施。
私鹽問題特别重要，因為它是19世紀華北發生的許多叛亂（包括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撚軍大叛亂）的根源。
促使陶澍等省級官員之關心改革官鹽制度，其部分原因就是出于私鹽問題所産生的社會動亂。
當鴉片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變成最有價值的走私物品時，這種動亂形式也出現在南方諸省。
在評價白蓮教教派本身與整個白蓮教叛亂的關系時，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計的叛亂者人數表面下的東西。
實際上形成信教者内層圈子一部分的叛亂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們想象的要小得多。
許多與白蓮教毫不相幹的地方農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點把它們錯劃了類别。
例如當某官員的官署被叛亂分子奪占，如果這事件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吏治不當引起的，他應受嚴厲處分；但如果能證明這些叛亂分子屬于&ldquo邪教&rdquo，那他就隻是丢官了事。
官員的報告有假，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據一位禦史在1800年估計，由真正教徒組成的白蓮教軍隊不會超過全部人數的10%。
[72] 雖然清軍在1793年在保衛西藏藩屬的好大喜功的戰役中打敗了尼泊爾的廓爾喀人，這曾使北京感到高興，但它此後不久在中國本部的表現卻顯示了清代軍事已把鋒芒喪失到什麼程度。
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領導權最初交給了滿人福康安，此人與乾隆帝有姻親關系，也是和珅的密切夥伴。
和珅的弟弟和琳也參與了他的讨伐。
當時的非官方記載指責他們說，他們生前就把軍事撥款用來肥了官吏們的私囊，并且讓高級指揮官在戰場上過舒适生活。
他們掩蓋盜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樂觀地謊傳捷報。
征苗之役的性質很容易做到避免戰鬥和謊報斬獲數量，後來的讨伐白蓮教之役也是這樣。
漢人和苗人正規軍用傳統戰術打擊遊擊隊，即主要用追捕遊擊隊首領的辦法來搞搜索和殲滅行動。
平民傷亡過多和農民村莊被毀，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價。
鄉村被破壞的慘狀與有城牆的城鎮的命運形成鮮明的對照，因為大部分城鎮從未被叛軍占領，也沒有被長期圍困過。
将軍們在叛軍進攻時甯願撤退到這些設防地區，聽任叛亂分子随意劫掠鄉村，而且常常不許農民進城來避難。
因此，鄉村&mdash&mdash它們保護帶兵統領們免得因丢棄城鎮給叛軍而遭受嚴厲懲治&mdash&mdash便成了代城鎮受難的替身。
[73] 在曆次戰鬥中被殺的&ldquo敵人&rdquo的組成成分從來是不清楚的。
對這些戰役的指揮進行批評的官員們報告說，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亂分子，而是被裹脅來作戰的農民（&ldquo脅民&rdquo），他們或者是被暴力驅使而來，或者是出于私利來的；而且在事實上，他們在戰場上的對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規軍，而是地方的鄉勇。
福康安與和琳都在1796年殁于戰陣，比和珅早死三年。
次年，征苗的将軍們開始轉移到湖北前線來打白蓮教造反者，在苗區留下了約2萬官軍。
[74]1800年以前官方在這兩條戰線上恢複秩序的努力不斷遭到失敗，這顯然是與戰場上的官吏當初給皇帝謊奏勝利消息（他們的繼任者對這種謊報不敢指斥其非）有關，也與嘉慶帝因他的父親還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綱獨斷有關。
盡管和珅在軍隊中的兩個心腹已死，上面兩個因素似乎反過來說明了他的影響是廣泛存在的。
現在得讓地方官吏自己執行鎮壓措施了。
他們借鑒明代以來的一項行政傳統，在戰略村（&ldquo寨&rdquo）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統。
他們把老百姓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裡，不讓這些人和物資敵。
随着最著名的戰略村戰略家龔景瀚最後把它定性，人們把這種行動稱為&ldquo堅壁清野&rdquo。
寨的組織以現存的保甲制度為基礎，用來補充以&ldquo團&rdquo這種編制為基礎的新的鄉勇征募制度。
龔景瀚等官員在舉辦民團時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這些人中已有許多人在舉兵保衛自己的家鄉了。
所用的辦法是給這些地方領袖加官晉爵，把他們拴在官方的責任制度上。
新任命的兩位讨伐白蓮教戰役的指揮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這個辦法。
他們建議，在叛亂時期應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給農民提供庇護所。
他們認為，這樣會鼓勵縣官們組織他們自己的防禦，不用求助于中央的軍事力量了。
它也會保衛農民，使他們不緻被迫加入叛匪。
清帝駁斥了這一建議，嚴詞指斥了倡議者，并且重申他贊成現行辦法，即繼續追捕叛亂領袖。
[75] 直到兩年以後，即在和珅死後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時才被采納，後來它成為勝利地打敗白蓮教叛亂的基礎。
[76]清帝這個180度大轉變的決定是否可以歸因于和珅的廢黜？當然，新政策會威脅到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的那個軍事庇護制網絡結構。
它意味着要分散決策和征兵的權力，減少對中央調撥的軍需和資财的依賴。
反之，之所以需要實行這樣的分權，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權的軍事機構已沒有能力打一場遊擊戰争了。
雖然和珅的當權放慢了采納這個政策的速度，但&ldquo堅壁清野&rdquo策略卻是另外一個例子，它說明有關方面在大力尋求各種辦法以解決那些舊式官僚組織不再能解決的問題。
在采用這一策略的動機中有一個複雜的因素，這就是官方記載中的&ldquo脅民&rdquo的顯著作用。
所謂農民非甘心情願地被脅迫參加叛亂的概念，不符合當時同樣被人經常提到的&ldquo官逼民反&rdquo的事實。
白蓮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範圍之廣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中，和珅的影響不過是這些問題的一種表現而已。
雖然政府最後鎮壓叛亂的成功，應大部分歸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緊，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該歸因于正規軍的能力有了明顯的&mdash&mdash雖然是短暫的&mdash&mdash恢複。
在白蓮教叛亂地區，支撐政府權力的是不惜耗資很大而直接從滿洲調來的大約七千名壯健的八旗兵，以及從貴州和雲南開進來的、比較起來尚未腐化的綠營兵。
像額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這些決心很大的八旗将軍們着手使他們的部隊逐漸具備有紀律的外貌。
但盡管作了這些努力，他們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傭兵（&ldquo鄉勇&rdquo）以補充正規軍之不足。
這些雇傭軍中有些人是冷酷無情的亡命之徒，他們經常被清政府用來做攻打白蓮教的先鋒。
清軍毫不留情的攻擊漸漸地改變了戰役的特點。
被迫從他們的基地和堡壘中逃出來的、被打散了的白蓮教軍隊，現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區被追擊。
由于戰略村策略日益擴展，他們經常逃竄并且與地方社會斷絕了聯系，因而被追捕，被殲滅。
有一股一度數逾10萬人的叛軍，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滅了。
如果有人願意大膽地把白蓮教和兩代人以後的叛亂的戰略作一個比較的話，他會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區的農村社會還有殘留的穩定性。
正統名流人士的權力在這裡還是至高無上的。
雖然叛軍能夠在三省交界山區的不穩定村社中找到立腳點，但他們不能動員低地社會的财富和人力，因此從未得到向舊制度進行勝利的挑戰的勢頭。
但是，從長遠看，白蓮教叛亂給了清王朝一個破壞性的打擊。
第一，它表明，如果沒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體系以及雇傭兵的合作，正規軍已不可能鎮壓國内的叛亂。
雇傭兵歸根到底是個權宜之計，既花錢，又危險。
約1萬人在叛亂之後被并入了正規綠營，但事實證明他們動辄嘩變，不可駕馭。
因此不是鴉片戰争，而是白蓮教，使人們看出清朝軍事力量已不可逆轉地下降了。
第二，10年鬥争的破費對帝國的國庫是毀滅性的。
乾隆後期的盈餘約7800萬兩因鎮壓叛亂而消耗淨盡，鎮壓叛亂耗資達1.2億兩。
白蓮教的幽靈也沒有被弄得絕迹于大地。
它的分散的細胞組織使它擁有很大的死灰複燃的力量。
1813年，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領導之下，在山東、河南和直隸舉行了一次短暫而猛烈的暴動。
它的一個小分隊還事實上滲進了北京的皇宮。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豫皖邊境不斷地卷起了白蓮教起事，它們通常與地方股匪和私鹽販子配合行動。
白蓮教的種子在整個華北和華中遍地開花，其中有八卦教、義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地方教派。
他們無休無止的叛亂和政府決不心慈手軟的鎮壓，成了19世紀上半葉地方史中的主題。
中央的軟弱與學術界的新趨勢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官場的腐化風氣彌漫一時，這是由作為清政府的特點而被精心制造出來的庇護制所培育和維護着的。
有人敏銳地意識到需要實行改革，改革問題也一再拿出來考察，使之在整個官僚界展開辯論。
朝廷裡表示熱烈擁護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
省級官員中主張改革的有阮元、賀長齡和陶澍。
但是在整個這一時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為代表的僵硬态度與在各省進行形形色色試驗性改革的事業形成了對比，因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改革隻是由各省領導自己資助和鼓勵的。
嘉慶帝在即位伊始就發布了要進行改革的诏旨。
結果怎樣呢？皇帝顯然低估了和珅時期滋長起來的腐敗情況的深度。
其次，嘉慶帝始終是在乾隆朝傳下來的老年顧問們的指導下進行統治的，這些人和他一樣先入為主地看待和珅問題，即滿足于首犯既經去職就可以安然無事。
這些顧問中的最後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繼位之前不到兩年時間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極的時候，他馬上把北京的顯宦曹振镛（1755&mdash1835年）倚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親密顧問，身兼内閣和軍機處的首腦二職。
沒有人指責過曹振镛有貪污腐化情形。
他被描寫為一個儉樸的、嚴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點是突出地表現為無懈可擊的完人：他是一位堅決遵循傳統和慣例的儒者。
有一件涉及他對官僚政治的影響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記載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書言事的内容。
據說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為官員們每天進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為官員們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把問題條陳上來，不管有事無事都得這樣做。
但也不要給上條陳者警戒或給予處分，因為那樣做就等于忽視直率的批評，而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應采取的态度。
因此，應該讓他們相信，他們的申訴已達宸聽，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們申訴的數量應有所減少。
曹振镛的解決辦法很簡單。
皇帝隻要粗粗看看奏折中書寫和行文的錯誤，然後懲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
用這種辦法，他就能夠顯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細節，同時又能嚴懲那些庸人自擾的人，而對所請示的問題則可以輕輕帶過。
[77] 不管這個辦法究竟是否提出過或實行過，但它清楚地表達了道光時代官僚政治的特征。
上條陳的人被引導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
給皇帝上書言事時敷衍塞責和因襲時尚的奏疏數量過大，而這些弊端正是嘉慶帝曾經對之激烈地作過鬥争的。
曹振镛的學究氣據說曾在會試的程式規格中占統治地位，結果是創造性讓位于庸腐，有新義的文章被奚落。
[78] 一位批評18世紀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說，如果和珅時期發展起來的庇護制網絡結構不完全摧毀，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員上台時還會借屍還魂。
[79]這一預言不幸而言中，因為道光時代又興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員，這就是滿洲旗人、标準的官僚穆彰阿（1782&mdash1856年）。
他很像他前面的和珅，據說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親信官僚支持他的個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當上了内閣兼軍機處的頭頭。
[80] 但是，官僚的腐敗在和珅時期和在穆彰阿時期也有重要不同之點。
道光時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
帝國國庫的白銀儲備已經枯竭，從18世紀初期的6000萬兩下降到19世紀50年代的800萬兩。
[81]帝國軍隊的力量已被侵蝕。
皇帝的統治已經失去了17和18世紀時期的雄偉氣魄。
皇權的式微隐約地表現在那些想實行變革的省級官員取得了主動權，但它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才公開暴露出來。
省級領導官員的志趣各不相同。
阮元希望通過讀經來振興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對正常的官僚行政試行制度上的改革。
與被認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氣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道光時期知識分子風氣大開，風氣之所以開通，部分原因是在一個被中央的派系紛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為的政府中有了這樣一批人，以及他們作為省級官員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動權。
在18世紀的學術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經驗主義研究學派和漢學學派。
不是18世紀的一切學者都搞考據，也不是一切學者都限于研究漢人對古代經典的注疏。
但是，知識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學者的聲譽确實有取決于這種風靡一時的學風的傾向。
到19世紀初，已開始看到這種經院哲學&mdash&mdash它确實是當時所代表的輿論&mdash&mdash正在衰敗下來。
因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舉辦像乾隆時代《四庫全書》這樣大部頭叢書的編纂，已不再從全國各地征召學者彙集北京搞标準化的學術工作了。
此外，地區的文學和哲學流派已開始對考據的迂腐氣持有異議。
這時的制度問題和社會問題為創造一個有學術生氣的新時期提供了推動力。
雖然19世紀初期的大部分學者繼續在研究古代經籍，但這時期新的學術潮流在于反對18世紀經院哲學的兩個方面。
第一，折中主義的儒家思想家批評漢學抛棄了宋代哲學，一味專注于東漢時代寫出的注疏。
第二，另外一些19世紀的批評家堅持，18世紀學者所主張的&ldquo實用之學&rdquo或&ldquo實學&rdquo不僅無用，而且也沒有責任感，因為它轉移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使他們不能真正緻力于為社會和政府服務。
雖然後來的學者們在談到康熙、乾隆時代的文字檢查制度和清洗時，曾經把18世紀學術的缺點歸罪于滿人的壓迫，但19世紀初期的這些批評考據的學者卻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們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為加強和複興清帝國尋找道路。
這些批評家及其對經世緻用之道的關心代表了學術界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占支配地位的&ldquo考證&rdquo正統學術也已經因有組織的反對思潮的興起而有所沖淡。
桐城文學派和常州今文學派兩者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考證中那種狹隘的文字訓诂和詞源學的興趣的不滿。
清初學者因反對明末學術風氣而曾經強烈譴責過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論述，現在又
它們的組織原來主要在城市和貿易道路上的破産者以及在山間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間招兵買馬，現在能在富饒的三角洲諸縣的定居社會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
其原因至今還不清楚。
練武術（包括傳統的拳術）的三合會會員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間找到了方便的庇護所。
或許更加重要的是，三合會有能力使一部分農民抱有得到集體保護和在經濟競争中幸存下來的希望，因為他們得不到正統家族制度的好處。
以公共捐贈的田地及其收益為形式的宗族的資産往往歸富戶豪紳掌握；它們的利益很少澤及貧苦農民。
在人口過剩和激烈的經濟競争的情況下，瀕臨赤貧境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加入三合會會堂得到幸存的機會。
三合會會堂的網絡結構也向西延展到廣西省的各河流域，它們在這裡變成了小股盜匪和走私活動的大本營。
由&ldquo米飯主&rdquo主持的會堂的公共金庫把贓物分給會徒。
雖然這種組織與流浪的盜匪建立了緊密的和謀求财物的聯系，但它們本質上仍然保持着地方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莊和集市社會中有尚待填補的社會和經濟需要。
這種由共同神話聯結起來的信徒們的網絡結構使廣泛的動員有了可能性；所以緊接在鴉片戰争的大破壞之後，廣東的分裂的社會産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會冒險活動。
從19世紀40年代中葉開始，人數達數千人的各股三合會會徒開始集結，它們侵占城市，廣州城也受到威脅。
地方民團和政府軍隊的鎮壓行動隻取得了暫時的成功。
高潮是1854年紅巾軍的大規模暴動，數萬名三合會會徒攻占了許多縣城，包括廣州西南的大鎮佛山在内。
但是在他們最得勢的時候，叛亂領袖卻失去了勢頭。
他們的恢複明室的口号沒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時他們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饬擄掠行為的企圖使他們與其追随者離心離德。
城内的三合會被隔絕，得不到鄉村的支持，因為地方名流領導的、以宗族組織為骨幹的民團與之進行了激烈的戰鬥。
民團得到政府的堅決鎮壓行動的幫助，使紅巾軍在1855年初被擊潰。
由于沒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号可資利用，又沒有新的社會幻想足以動員和訓練它們的徒衆，這些秘密會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敗的命運。
[68] 白蓮教叛亂 以三合會來衡量，白蓮教不是一個秘密的會社，而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集會的網絡結構，它是西起四川省東到山東省這一地帶幾個省的民間宗教的主要傳布工具。
這一教派發源于11世紀的一個世俗宗派，是更古老得多的佛教淨土宗的繼承者。
它的僧侶能結婚，主張吃素和念誦白話經文，這使得它同時受到正統佛教僧侶和儒家文人的反對。
白蓮教由于紮根在地方社會中，它所信奉的經典因地而異，而且各個教派的信仰是兼收并蓄的。
白蓮教在它原來的阿彌陀佛教義中又增添了創世的神話和民間道教的養生法，以及彌勒佛的千年太平說和摩尼教教義。
這後兩種因素看來是使它參與叛亂的手段。
&ldquo未來佛&rdquo&mdash&mdash彌勒佛&mdash&mdash的降世表示要進入世界曆史的最後階段和建立一個和平與富饒的盛世。
而且一個降生的摩尼教神袛&mdash&mdash&ldquo明王&rdquo&mdash&mdash将在世界最後大劫難中使光明戰勝黑暗。
像三合會那樣，白蓮教在各地方的村社中有一個普遍的、分權主義的組織基礎。
另外，它與三合會不同的是，它把熱誠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論具體化起來，使這些宗教因素能夠動員廣大的信徒群衆起來反對現存的國家制度。
[69] 還有一點與三合會不同，白蓮教以能夠回顧自己的一個重大的曆史功績而感到自豪，即它在14世紀中葉的大叛亂中幫助打垮了異族的蒙古王朝。
雖然它在元朝的繼承者明朝的統治下遭到殘酷的鎮壓，可是在明代快要垮台之前，這個教派仍然不斷地參加了動蕩不安的17世紀的許多次起事（最著名的是1622年的山東叛亂）。
它在清初的地方社會中掙紮着生存了下來，但直到18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它才又開始顯示出大肆活動的新迹象。
乾隆時代重新恢複起來的白蓮教領導是由教首們組成的松散的網絡結構：這些教首的地位是通過世襲獲得，他們的内部關系則是通過師徒的紐帶結合起來的。
他們的信徒用捐錢來支持他們，有些人便當上了遊方的傳教師，并把白蓮教教義傳布到了許多省份裡去。
例如，未來的叛亂基地鄂川陝地區是由河南和安徽來的人廣為傳道而改變了宗教信仰的。
政府的迫害實際上反而使這種傳教活動得到了發展，因為它的領袖們總是遷移住處以避免被抓獲。
使白蓮教恢複活動的先驅是河南人劉松，他早在1775年便被認為是白蓮教的組織者，并被驅逐到甘肅省。
他的傳教事業被他的主要門徒劉之協所繼承，後者顯然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和能幹的戰略家，他馬上宣稱發現了明宗室的合法後裔，并且宣布劉松的一個兒子是彌勒佛轉世。
這些啟示性的政治信條是爆發人民叛亂的強大推動力。
恢複明室的思想（與在元代有恢複宋室的思想一樣）看來是一個附屬要素，一個主要是乞靈于漢族種族主義的機會主義提法，而不是白蓮教教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劉之協負責在湖北西部建立了許多組織，但他沒有能夠把領導權集中在自己手裡。
他的一個門徒與他鬧分裂，自己另外招募了一批追随者。
各地方的組織迅速發展了自己的領袖，但它們隻把劉之協等人在精神上尊為巡方式的先知。
1793年，政府意識到了叛亂迫在眉睫，下令調查整個中國中部的白蓮教組織。
對地方政府中掠奪成性的人來說，這證明是一次特許他們敲詐勒索的好機會，于是農村籠罩上了恐怖的統治。
白蓮教的組織在被迫要麼出錢或要麼教徒死亡的情況下，紛紛拿起武器自衛。
湖北西南部的宜都和枝江等縣由于附近的湖南和貴州在1795年爆發苗亂而實行了軍事化措施。
在白蓮教的影響下，這些地方自衛組織變成了抵抗的核心。
這些武裝起來的村社面對着不可忍受的官吏壓迫（地方官還往往暗示它們與苗民勾結），便于1796年2月爆發了公開的叛亂。
叛亂沿着湖北西部邊境山區迅速向北擴展，并且迅速席卷了湖北、四川與陝西的三省交界的地區。
白蓮教徒從一開始就缺乏保衛和治理戰略城市的能力。
他們攻占過行政中心，但都不能長久占領。
白蓮教徒退回山區中的設防鄉村，襲擊山谷裡的市鎮來取得給養和征集兵員，頑強地抗拒派來消滅他們的清軍。
中國民間宗教和叛亂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
鈴木中正和奧弗邁耶等人的最近研究[70]表明這種糅合諸說的教派，如白蓮教和它的許多地方性變種形式，主要的宗旨是拯救靈魂和治療疾病，因而這些功能便形成了它們村社集會的主要重點。
怎樣說明這些信神的村社教派與大規模反王朝叛亂的爆發之間的曆史聯系，這已經成了研究傳統中國叛亂的主要課題。
由于華北及華中諸省受佛教影響的教派同華南秘密會社之間在形式與宗旨上存在着混淆不清的現象，所以這個研究題目變得複雜了。
如果說三合會包含有一種充分發展然而是暗藏的、結合在秘密結社的儀式中并有神話做背景的反王朝意圖，那麼，民間佛教宗派難道就一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嗎？禁欲式的攝生法和虔誦佛經，不是也可以作為掩飾得很深的政治意圖的掩護物嗎？ 白蓮教信條的複雜性确實能起到巧于解釋的作用。
摩尼教與彌勒佛的混合信仰中有一種啟示性的說教，在社會和政治狀況處于最惡劣的時候它能起到它的曆史作用。
救世主的降臨，不管是摩尼教的明王還是&ldquo未來佛&rdquo（彌勒佛），都能夠預示一切世俗制度将有變化，從而在分散的信徒集會組織之中點燃武裝暴動之火。
深深地融合在白蓮教觀點和教義中的這些千年太平盛世的預言，能夠在經濟極端貧困和政治極端壓制的時候起到号召公開叛亂的作用。
看來這時白蓮教已擴大它的隊伍了，這些新參加進來的人擁護千年太平的幻想，但不一定學什麼禁欲的攝生法，也不一定具有原來集會組織中的那種虔誠的獻身精神。
與此同時，巡方領袖如劉之協等在地區分散的地方組織中促進了較大的團結。
個别集會組織現在在會員之間發展更大程度的互相依賴&mdash&mdash包括用軍事化方式進行共同防禦，借以應付日益惡化的社會狀況。
[71] 但集會組織内部的發展并不能充分說明白蓮教運動終将顯示出來的軍事能力。
隻有把信仰向外面傳布出去并與慣于暴力方式的集團建立聯系，才能爆發大規模叛亂。
白蓮教現在與之結盟的那些軍事化的集團（鈴木中正稱它們為&ldquo老百姓中間的軍人集團&rdquo）必須同白蓮教教派本身區别開來。
雖然邊境地區的武裝匪幫也信奉白蓮教的某些宗教信仰，但這些集團卻有另外的傳統，即精于老百姓當中細心訓練和傳授的&ldquo武術&rdquo，它包括為了自衛而操練的徒手拳術和棍棒對打的技術。
正是這樣一些集團，而不是個人主義的、以祈禱為能事的、以期望超度為宗旨的一般白蓮教教派，形成了叛亂的軍事骨幹。
雖然對&ldquo軍人集團&rdquo與宗教教派之間的主要聯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證明文獻，但大緻上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這種聯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蓮教和其他類似的叛亂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蓮教來說，&ldquo軍人集團&rdquo的主要組成成分是&ldquo啯噜&rdquo股匪，它們的起源可以相當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
&ldquo啯噜&rdquo在三省邊區的森林裡過着軍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和農民社會維持着正常的關系。
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們與村寨中的自衛隊（&ldquo團&rdquo）的領導形成了互利關系，也與基層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長形成了互利關系。
這種武裝的黑手黨掠奪地方社會而不需要進行戰鬥。
由于&ldquo啯噜&rdquo被認為在叛亂時期在白蓮教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所以應該有理由假定，他們早已與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聯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頗像南方三合會傳統的&ldquo堂匪&rdquo，後者也包括武裝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是和現存社會單元中的生活及活動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
與&ldquo啯噜&rdquo緊密聯結在一起（或許形成他們的一部分）的是私鹽販子和詐騙犯，國家對這些人曾經采取過武力鎮壓措施。
私鹽問題特别重要，因為它是19世紀華北發生的許多叛亂（包括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撚軍大叛亂）的根源。
促使陶澍等省級官員之關心改革官鹽制度，其部分原因就是出于私鹽問題所産生的社會動亂。
當鴉片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變成最有價值的走私物品時，這種動亂形式也出現在南方諸省。
在評價白蓮教教派本身與整個白蓮教叛亂的關系時，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計的叛亂者人數表面下的東西。
實際上形成信教者内層圈子一部分的叛亂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們想象的要小得多。
許多與白蓮教毫不相幹的地方農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點把它們錯劃了類别。
例如當某官員的官署被叛亂分子奪占，如果這事件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吏治不當引起的，他應受嚴厲處分；但如果能證明這些叛亂分子屬于&ldquo邪教&rdquo，那他就隻是丢官了事。
官員的報告有假，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據一位禦史在1800年估計，由真正教徒組成的白蓮教軍隊不會超過全部人數的10%。
[72] 雖然清軍在1793年在保衛西藏藩屬的好大喜功的戰役中打敗了尼泊爾的廓爾喀人，這曾使北京感到高興，但它此後不久在中國本部的表現卻顯示了清代軍事已把鋒芒喪失到什麼程度。
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領導權最初交給了滿人福康安，此人與乾隆帝有姻親關系，也是和珅的密切夥伴。
和珅的弟弟和琳也參與了他的讨伐。
當時的非官方記載指責他們說，他們生前就把軍事撥款用來肥了官吏們的私囊，并且讓高級指揮官在戰場上過舒适生活。
他們掩蓋盜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樂觀地謊傳捷報。
征苗之役的性質很容易做到避免戰鬥和謊報斬獲數量，後來的讨伐白蓮教之役也是這樣。
漢人和苗人正規軍用傳統戰術打擊遊擊隊，即主要用追捕遊擊隊首領的辦法來搞搜索和殲滅行動。
平民傷亡過多和農民村莊被毀，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價。
鄉村被破壞的慘狀與有城牆的城鎮的命運形成鮮明的對照，因為大部分城鎮從未被叛軍占領，也沒有被長期圍困過。
将軍們在叛軍進攻時甯願撤退到這些設防地區，聽任叛亂分子随意劫掠鄉村，而且常常不許農民進城來避難。
因此，鄉村&mdash&mdash它們保護帶兵統領們免得因丢棄城鎮給叛軍而遭受嚴厲懲治&mdash&mdash便成了代城鎮受難的替身。
[73] 在曆次戰鬥中被殺的&ldquo敵人&rdquo的組成成分從來是不清楚的。
對這些戰役的指揮進行批評的官員們報告說，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亂分子，而是被裹脅來作戰的農民（&ldquo脅民&rdquo），他們或者是被暴力驅使而來，或者是出于私利來的；而且在事實上，他們在戰場上的對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規軍，而是地方的鄉勇。
福康安與和琳都在1796年殁于戰陣，比和珅早死三年。
次年，征苗的将軍們開始轉移到湖北前線來打白蓮教造反者，在苗區留下了約2萬官軍。
[74]1800年以前官方在這兩條戰線上恢複秩序的努力不斷遭到失敗，這顯然是與戰場上的官吏當初給皇帝謊奏勝利消息（他們的繼任者對這種謊報不敢指斥其非）有關，也與嘉慶帝因他的父親還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綱獨斷有關。
盡管和珅在軍隊中的兩個心腹已死，上面兩個因素似乎反過來說明了他的影響是廣泛存在的。
現在得讓地方官吏自己執行鎮壓措施了。
他們借鑒明代以來的一項行政傳統，在戰略村（&ldquo寨&rdquo）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統。
他們把老百姓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裡，不讓這些人和物資敵。
随着最著名的戰略村戰略家龔景瀚最後把它定性，人們把這種行動稱為&ldquo堅壁清野&rdquo。
寨的組織以現存的保甲制度為基礎，用來補充以&ldquo團&rdquo這種編制為基礎的新的鄉勇征募制度。
龔景瀚等官員在舉辦民團時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這些人中已有許多人在舉兵保衛自己的家鄉了。
所用的辦法是給這些地方領袖加官晉爵，把他們拴在官方的責任制度上。
新任命的兩位讨伐白蓮教戰役的指揮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這個辦法。
他們建議，在叛亂時期應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給農民提供庇護所。
他們認為，這樣會鼓勵縣官們組織他們自己的防禦，不用求助于中央的軍事力量了。
它也會保衛農民，使他們不緻被迫加入叛匪。
清帝駁斥了這一建議，嚴詞指斥了倡議者，并且重申他贊成現行辦法，即繼續追捕叛亂領袖。
[75] 直到兩年以後，即在和珅死後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時才被采納，後來它成為勝利地打敗白蓮教叛亂的基礎。
[76]清帝這個180度大轉變的決定是否可以歸因于和珅的廢黜？當然，新政策會威脅到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的那個軍事庇護制網絡結構。
它意味着要分散決策和征兵的權力，減少對中央調撥的軍需和資财的依賴。
反之，之所以需要實行這樣的分權，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權的軍事機構已沒有能力打一場遊擊戰争了。
雖然和珅的當權放慢了采納這個政策的速度，但&ldquo堅壁清野&rdquo策略卻是另外一個例子，它說明有關方面在大力尋求各種辦法以解決那些舊式官僚組織不再能解決的問題。
在采用這一策略的動機中有一個複雜的因素，這就是官方記載中的&ldquo脅民&rdquo的顯著作用。
所謂農民非甘心情願地被脅迫參加叛亂的概念，不符合當時同樣被人經常提到的&ldquo官逼民反&rdquo的事實。
白蓮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範圍之廣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中，和珅的影響不過是這些問題的一種表現而已。
雖然政府最後鎮壓叛亂的成功，應大部分歸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緊，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該歸因于正規軍的能力有了明顯的&mdash&mdash雖然是短暫的&mdash&mdash恢複。
在白蓮教叛亂地區，支撐政府權力的是不惜耗資很大而直接從滿洲調來的大約七千名壯健的八旗兵，以及從貴州和雲南開進來的、比較起來尚未腐化的綠營兵。
像額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這些決心很大的八旗将軍們着手使他們的部隊逐漸具備有紀律的外貌。
但盡管作了這些努力，他們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傭兵（&ldquo鄉勇&rdquo）以補充正規軍之不足。
這些雇傭軍中有些人是冷酷無情的亡命之徒，他們經常被清政府用來做攻打白蓮教的先鋒。
清軍毫不留情的攻擊漸漸地改變了戰役的特點。
被迫從他們的基地和堡壘中逃出來的、被打散了的白蓮教軍隊，現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區被追擊。
由于戰略村策略日益擴展，他們經常逃竄并且與地方社會斷絕了聯系，因而被追捕，被殲滅。
有一股一度數逾10萬人的叛軍，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滅了。
如果有人願意大膽地把白蓮教和兩代人以後的叛亂的戰略作一個比較的話，他會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區的農村社會還有殘留的穩定性。
正統名流人士的權力在這裡還是至高無上的。
雖然叛軍能夠在三省交界山區的不穩定村社中找到立腳點，但他們不能動員低地社會的财富和人力，因此從未得到向舊制度進行勝利的挑戰的勢頭。
但是，從長遠看，白蓮教叛亂給了清王朝一個破壞性的打擊。
第一，它表明，如果沒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體系以及雇傭兵的合作，正規軍已不可能鎮壓國内的叛亂。
雇傭兵歸根到底是個權宜之計，既花錢，又危險。
約1萬人在叛亂之後被并入了正規綠營，但事實證明他們動辄嘩變，不可駕馭。
因此不是鴉片戰争，而是白蓮教，使人們看出清朝軍事力量已不可逆轉地下降了。
第二，10年鬥争的破費對帝國的國庫是毀滅性的。
乾隆後期的盈餘約7800萬兩因鎮壓叛亂而消耗淨盡，鎮壓叛亂耗資達1.2億兩。
白蓮教的幽靈也沒有被弄得絕迹于大地。
它的分散的細胞組織使它擁有很大的死灰複燃的力量。
1813年，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領導之下，在山東、河南和直隸舉行了一次短暫而猛烈的暴動。
它的一個小分隊還事實上滲進了北京的皇宮。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豫皖邊境不斷地卷起了白蓮教起事，它們通常與地方股匪和私鹽販子配合行動。
白蓮教的種子在整個華北和華中遍地開花，其中有八卦教、義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地方教派。
他們無休無止的叛亂和政府決不心慈手軟的鎮壓，成了19世紀上半葉地方史中的主題。
中央的軟弱與學術界的新趨勢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官場的腐化風氣彌漫一時，這是由作為清政府的特點而被精心制造出來的庇護制所培育和維護着的。
有人敏銳地意識到需要實行改革，改革問題也一再拿出來考察，使之在整個官僚界展開辯論。
朝廷裡表示熱烈擁護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
省級官員中主張改革的有阮元、賀長齡和陶澍。
但是在整個這一時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為代表的僵硬态度與在各省進行形形色色試驗性改革的事業形成了對比，因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改革隻是由各省領導自己資助和鼓勵的。
嘉慶帝在即位伊始就發布了要進行改革的诏旨。
結果怎樣呢？皇帝顯然低估了和珅時期滋長起來的腐敗情況的深度。
其次，嘉慶帝始終是在乾隆朝傳下來的老年顧問們的指導下進行統治的，這些人和他一樣先入為主地看待和珅問題，即滿足于首犯既經去職就可以安然無事。
這些顧問中的最後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繼位之前不到兩年時間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極的時候，他馬上把北京的顯宦曹振镛（1755&mdash1835年）倚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親密顧問，身兼内閣和軍機處的首腦二職。
沒有人指責過曹振镛有貪污腐化情形。
他被描寫為一個儉樸的、嚴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點是突出地表現為無懈可擊的完人：他是一位堅決遵循傳統和慣例的儒者。
有一件涉及他對官僚政治的影響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記載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書言事的内容。
據說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為官員們每天進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為官員們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把問題條陳上來，不管有事無事都得這樣做。
但也不要給上條陳者警戒或給予處分，因為那樣做就等于忽視直率的批評，而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應采取的态度。
因此，應該讓他們相信，他們的申訴已達宸聽，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們申訴的數量應有所減少。
曹振镛的解決辦法很簡單。
皇帝隻要粗粗看看奏折中書寫和行文的錯誤，然後懲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
用這種辦法，他就能夠顯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細節，同時又能嚴懲那些庸人自擾的人，而對所請示的問題則可以輕輕帶過。
[77] 不管這個辦法究竟是否提出過或實行過，但它清楚地表達了道光時代官僚政治的特征。
上條陳的人被引導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
給皇帝上書言事時敷衍塞責和因襲時尚的奏疏數量過大，而這些弊端正是嘉慶帝曾經對之激烈地作過鬥争的。
曹振镛的學究氣據說曾在會試的程式規格中占統治地位，結果是創造性讓位于庸腐，有新義的文章被奚落。
[78] 一位批評18世紀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說，如果和珅時期發展起來的庇護制網絡結構不完全摧毀，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員上台時還會借屍還魂。
[79]這一預言不幸而言中，因為道光時代又興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員，這就是滿洲旗人、标準的官僚穆彰阿（1782&mdash1856年）。
他很像他前面的和珅，據說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親信官僚支持他的個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當上了内閣兼軍機處的頭頭。
[80] 但是，官僚的腐敗在和珅時期和在穆彰阿時期也有重要不同之點。
道光時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
帝國國庫的白銀儲備已經枯竭，從18世紀初期的6000萬兩下降到19世紀50年代的800萬兩。
[81]帝國軍隊的力量已被侵蝕。
皇帝的統治已經失去了17和18世紀時期的雄偉氣魄。
皇權的式微隐約地表現在那些想實行變革的省級官員取得了主動權，但它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才公開暴露出來。
省級領導官員的志趣各不相同。
阮元希望通過讀經來振興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對正常的官僚行政試行制度上的改革。
與被認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氣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道光時期知識分子風氣大開，風氣之所以開通，部分原因是在一個被中央的派系紛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為的政府中有了這樣一批人，以及他們作為省級官員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動權。
在18世紀的學術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經驗主義研究學派和漢學學派。
不是18世紀的一切學者都搞考據，也不是一切學者都限于研究漢人對古代經典的注疏。
但是，知識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學者的聲譽确實有取決于這種風靡一時的學風的傾向。
到19世紀初，已開始看到這種經院哲學&mdash&mdash它确實是當時所代表的輿論&mdash&mdash正在衰敗下來。
因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舉辦像乾隆時代《四庫全書》這樣大部頭叢書的編纂，已不再從全國各地征召學者彙集北京搞标準化的學術工作了。
此外，地區的文學和哲學流派已開始對考據的迂腐氣持有異議。
這時的制度問題和社會問題為創造一個有學術生氣的新時期提供了推動力。
雖然19世紀初期的大部分學者繼續在研究古代經籍，但這時期新的學術潮流在于反對18世紀經院哲學的兩個方面。
第一，折中主義的儒家思想家批評漢學抛棄了宋代哲學，一味專注于東漢時代寫出的注疏。
第二，另外一些19世紀的批評家堅持，18世紀學者所主張的&ldquo實用之學&rdquo或&ldquo實學&rdquo不僅無用，而且也沒有責任感，因為它轉移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使他們不能真正緻力于為社會和政府服務。
雖然後來的學者們在談到康熙、乾隆時代的文字檢查制度和清洗時，曾經把18世紀學術的缺點歸罪于滿人的壓迫，但19世紀初期的這些批評考據的學者卻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們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為加強和複興清帝國尋找道路。
這些批評家及其對經世緻用之道的關心代表了學術界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占支配地位的&ldquo考證&rdquo正統學術也已經因有組織的反對思潮的興起而有所沖淡。
桐城文學派和常州今文學派兩者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考證中那種狹隘的文字訓诂和詞源學的興趣的不滿。
清初學者因反對明末學術風氣而曾經強烈譴責過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論述，現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