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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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繼續和官僚型的政治平行發展。
這不但明顯地表現在皇帝任命官員時着眼于他們對皇帝本人的忠誠，而且他還繼續給他的親屬和支持者分封采邑和爵位。
每一代天子都保有一個由忠于他本人的藩封組成的寡頭政府。
他也繼續要求他們進貢和效忠，如果外國統治者希望與中國保持關系，中國皇帝也要他們納貢和效忠。
我們在這裡采用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流傳下來的英語術語&ldquofief&rdquo，&ldquovassal&rdquo和&ldquotribute&rdquo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中文的術語（&ldquo封&rdquo相當于&ldquofief&rdquo，&ldquo藩&rdquo相當于&ldquovassal&rdquo，以及&ldquo貢&rdquo相當于&ldquotribute&rdquo）看來有着極為相似的含義。
甚至每當涉及皇帝的恩澤和官僚的感戴和忠順之情時，官僚政治在習慣上也用帶有人情的術語&ldquo恩&rdquo和&ldquo忠&rdquo來表達。
這些封建術語也和王室家庭内部的親戚關系交織在一起。
實際上，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儒家和法家，官僚政治和封建主義的原則都很明顯。
例如，從宋朝沿襲下來的保甲連坐制就是法家的手段，它使所有的居民都因鄰居出事而受到牽連，這樣就導緻他們為維護法律和秩序而相互監視和告密。
保甲制要被組織得不讓它落入地方紳士領袖之手，并且打破自然村的界限，使地方的影響仍然是分散的，而縣官則可以通過任命保甲長來維持自己獨立的統治機構。
對老百姓進行思想控制的其他手段則帶有明顯的儒家色彩&mdash&mdash例如，祭孔的大典以及清初為勸誡老百姓安分守己而宣講鄉約和宣讀皇帝聖谕的制度就是如此。
當然，考試制度主要是儒家的手段，它鼓勵那些企求入仕的有才之士進行自覺的自我訓練。
此外，地方上還建立了對老年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旌獎制度，以表示對長者和善行的尊敬。
[13] 對外關系 在對外關系方面，19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
它和周圍非中國人的關系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
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對外關系問題，是有一個緩慢的演變過程的。
古代華北平原的中國人曾經做了許多嘗試來對付那些可能從長城外面的草原侵入這一地區的野蠻部族的騎兵。
當足夠強大時，中國人能夠征服他們或把他們逐出中國領土。
當不夠強大時，中國人就與他們斷絕往來，或者給他們糧食、絲綢，甚至用公主和親來換取和平。
當中國衰弱時，人數衆多的中國人仍然能夠同化人數很少的蠻夷入侵者。
但是很難長久地與他們建立平等的關系。
根本的問題在于中國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等級制度來安排他們的事物。
沒有全體中國人對皇帝的至高無上地位的默許，他在中國國内的地位是無法維持的，這就同樣要求野蠻部族也接受君臣關系。
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國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
早期的曆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于皇帝。
和中國皇帝隻能保持藩屬關系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
在漢朝的力量衰落以後，朝貢一詞就已被确認，以緻它既可用于與蠻族的外交關系，也可用于與它們的貿易往來。
中國在隋、唐時期重新強大後，這種唯我獨尊的理論也得以複蘇。
可以指出，在唐朝時代，皇帝的恩澤已遠達四裔。
這給中國的優越感和非中國人的貢屬地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13世紀蒙古人的征服使蠻族的入侵達到了頂點，但除了蒙古人最後接管中國政權這一點外，它并未給中國人什麼新鮮的經驗。
但是蒙古人的接管是創傷劇痛的。
在唐朝曾經顯示過的這種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和中國人的優越感融為一體的觀念，此時破滅了。
取代它的是蒙古的元朝用自己的天子淩駕于全人類之上的單一的觀念，但是這個強有力的政治神話不再是純中國式的了。
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人的力量得以複興，因此為重新樹立中國傳統的優越感提供了一個心向往之的機會。
明代的第一個皇帝和他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樹立了古老的儒家德治思想。
為了從在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内争取各國朝貢，他們力圖顯示天子的一視同仁，以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他們也表現出了家長式的慷慨大度。
明朝的奠基者洪武帝一開始統治，就把毗鄰的朝鮮、安南和占婆的山川視為應納入中國版圖的自然地勢，立碑為記，并且舉行祭祀大典。
對外國統治者，他授予封号，賜以官印，讓他們采用中國的曆法，并給貢使頒發通行敕書。
他通過批準外國統治者的繼位，來行使予奪王位的大權。
所有這一切都按規範進行，包括來往文書隻用中文，不用臣屬國的文字書寫。
這表明中國是君臨一切的中心。
中國的統治者的職責是把所有其他統治者當作他的臣屬。
洪武帝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永樂帝派出的遠征航隊是由宦官率領的，他們與其說是中國政府的代表，還不如說是永樂皇帝的私人代表。
在22年中，共出使48次。
他們給朝貢國的統治者帶去了珍貴的禮物，同時也帶去了一支威武雄壯的艦隊給他們提供保護。
皇帝加封當地的大山，以此表示這些屬國像中國自己的進納貢物的行省一樣，已被納入中國體制。
[14] 清朝進一步發展了中國天子慷慨地允許非中國人加入文明體制的宏圖大略。
還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滿洲特設了理藩院，來維護滿族統治者對它的亞洲腹地的同盟者&mdash&mdash首先是蒙古人&mdash&mdash的優越地位。
清朝皇帝從一開始就用這種辦法統治漢人和非漢人。
對漢人他運用前述兩個體系來統治，即通過地方官吏集團的官僚政府，及通過私人關系的個人&mdash封建的臣屬關系。
與皇帝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藩封，首先是與皇帝有血緣關系的皇族。
然後又擴大到包括中國國内的&ldquo内藩&rdquo。
所有這些藩屬都有世襲身份，不過爵位等級可能逐代遞降。
他們都得到封号，封号甚至也給予王子和嫔妃。
内藩也要進貢，貢物隻是些禮品而已，但也包括像從長江三角洲各省運來的&ldquo貢米&rdquo（漕貢）那樣的地方賦稅。
這種個人&mdash封建關系的結構然後再擴大到&ldquo外藩&rdquo，他們位于中國本土之外，然而也屬于皇帝關心的範圍之内。
他們也得到封号并且要進貢。
屬于外藩的有蒙古的親王，西藏的統治者，亞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及像朝鮮、安南（越南）等毗鄰國家的統治者。
最後，遠方的國家如果也想和中國建立關系，也被列為遙遠的朝貢國，他們仍都被認為是&ldquo藩&rdquo。
這就完成了同心圓式的分成等級的世界體制。
在應付這些不同類型的非中國的統治者時，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練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是軍事力量，它在中國各省進行彈壓，也可以開往邊境甚至遠征國外。
其次是官僚政治的&ldquo法&rdquo的體系，利用它就可以通過頭人（土司）對非漢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實行政治統治，完全像對漢人本身實行的統治那樣。
第三是德治，即通過顯示天子的德威，來發揮合乎準繩或思想意識的道德榜樣（德）的影響。
利用宗教的影響是這一手段的變種，尤其在同拉薩的關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統治者就充當了支持當地僧侶階層的明王（庇護者）。
最後，對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離和文化上的差異而使武力、行政或者道德示範均感鞭長莫及的非中國人，中國統治者卻擅長于使用物質利益（利）的一套手段。
這首先是采取允許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賜贈禮品的形式。
外國人确有貪得無厭之心，但可用來誘使他們行禮如儀，以便納入中國人對事物的體制中去。
例如近在1795年荷蘭使節在尋求貿易特許時，在清朝宮廷裡頻頻行叩頭禮，即其明證。
最後，中國統治者還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時玩弄一視同仁，有時又搞以夷制夷，總之是萬變不離其宗。
[15] 關于中國人優于非中國人的神話，就這樣維護了一條古老的王者無外的信條，這信條反過來又能認可非中國人王朝的統治。
蒙古人在13世紀征服的先例是有利于滿洲人在17世紀的征服的。
同時，這兩次征服都強調天子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與隻由中國人組成的政府相比，它們很可能使得帝國政府獨斷專行的形象較多，民族主義的色彩較少。
以上這個概括絕非事情的全部&mdash&mdash也許專制主義完全是随着統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進而加強的。
但是，這些征服者王朝作為統一了的諸部落集團的少數民族，不是按照中國人立嫡立長的習慣，而是按照部落的習慣，即以英武和個人才能作為條件來選擇自己的領袖。
因此，征服者擁有精力過人的領袖。
唐、宋兩代皇帝進行統治時，通常是由他們的大臣處理帝國的日常政務。
一個部門的大臣可以向地方政府發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級官吏。
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變了這種狀況。
當明初的開國之君在1368年以後着手親自統治時，就是效法蒙古人行事的。
清王朝是這一漫長發展過程的頂點；它繼承了中國人的許多權變手段并結合着自覺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為他們隻是不到一百萬人的一個小小的少數民族，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緊緊團結。
他們擅長于進行戰争和把持權力。
清初的統治者建立了驚人的業績。
努爾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經在南滿建立了一個漢化的國家，并且創立了作為攻擊力量的八旗制度。
他的繼承者皇太極（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編了蒙古人和漢人同盟者，在他們當中推廣了八旗制度，此外，還置朝鮮于屬國地位。
以攝政王身份執政到1650年的多爾衮，完成了對中國北部的占領。
在入關後第一代皇帝順治（死于1660年）的統治下，入侵者建立了華&mdash夷聯合政府。
後來，康熙大帝（他從1661年執政到1722年）鞏固了清政權。
他不但鎮壓了一次大規模的叛亂，而且開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國文人政府的傳統。
漢人的南方三藩，曾經與滿人的征服合作，後來又企圖并滅滿人，但康熙在從1673年至1681年的内戰中打敗了他們。
他最後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台灣，并且通過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把俄國人從黑龍江流域趕走。
後來他又在1696年戰勝了以噶爾丹為首的西蒙古人（即準噶爾人），從而保住了清廷對東部外蒙古的控制。
這一驚人的成就似乎應部分歸功于康熙的靈活性。
他在觀點和方法上還沒有完全漢化，所以能在清宮使用耶稣會教士做顧問，并且認為隻要在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與俄國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繼續加強了君權。
1729年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更加得心應手的行政機構&mdash&mdash軍機處，同時發展了密折制度，這使他能夠和整個政府中挑選出來的官吏保持直接聯系。
他的繼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國内和平，但卻屢次在帝國的邊境地區用兵。
他的十全武功中有兩次是鎮壓四川的叛亂者（1747&mdash1749年、1771&mdash1776年），一次是對緬甸、但最後又從那裡撤出的遠征（1766&mdash1770年），另一次是對越南北部、但也很快從那裡撤出的遠征（1788&mdash1790年），還有一次是鎮壓台灣叛亂的遠征（1787&mdash1788年）。
然而，乾隆的主要武功是在亞洲腹地，他的軍隊在18世紀50年代在那裡殲滅了西部蒙古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裡木盆地。
同時，清廷于1720年、1727&mdash1728年和1750年派遣遠征軍進入拉薩，利用喇嘛教來間接控制蒙古。
1790&mdash1792年兩次對尼泊爾廓爾喀人的遠征使得對西藏的用兵最後得到成功。
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滿洲的旗兵表現了英勇氣概，他們的将帥得到了很高的榮譽和優厚的犒賞。
表面上看，清朝的統治到18世紀晚期正處于空前的鼎盛時期。
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就證明是一個軀殼中空的巨人。
為了正确理解這一突然中落的巨變，我們的研究必須從被忽視的北京觀點開始，把清帝國看作是一個整體。
隻有用這個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說明到1800年時亞洲腹地在清朝戰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黃乘矩 譯） ***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2頁。
[2]在1949年以前一個世紀，描述中國地形和生态學的一批西方地理學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區最廣的學者之一，他的兩本著作叙述生動，仍值得介紹，見《中國的地理基礎》（1934年）和《五億人的國土》（1955年）。
[3]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1期（1964年）。
[4]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第28頁。
[5]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以及何著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6]已故的村松枯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論文要旨概括寫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獻研究》一文，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卷29第3期（1966年），第566&mdash599頁。
[7]珀金斯：《1368&mdash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散見于此書的各處。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
[8]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9]珀金斯編：《從曆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特别是第49&mdash84頁；裡斯金所寫的《近代中國的近代産品和停滞》；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0]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王業鍵：《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
[11]蔔德、莫裡斯：《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及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12]吳秀良：《中國的通訊聯絡與皇帝的控制：1693&mdash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13]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
[14]王赓武：《明朝初年與東南亞的關系》，載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5]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這不但明顯地表現在皇帝任命官員時着眼于他們對皇帝本人的忠誠，而且他還繼續給他的親屬和支持者分封采邑和爵位。
每一代天子都保有一個由忠于他本人的藩封組成的寡頭政府。
他也繼續要求他們進貢和效忠，如果外國統治者希望與中國保持關系，中國皇帝也要他們納貢和效忠。
我們在這裡采用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流傳下來的英語術語&ldquofief&rdquo，&ldquovassal&rdquo和&ldquotribute&rdquo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中文的術語（&ldquo封&rdquo相當于&ldquofief&rdquo，&ldquo藩&rdquo相當于&ldquovassal&rdquo，以及&ldquo貢&rdquo相當于&ldquotribute&rdquo）看來有着極為相似的含義。
甚至每當涉及皇帝的恩澤和官僚的感戴和忠順之情時，官僚政治在習慣上也用帶有人情的術語&ldquo恩&rdquo和&ldquo忠&rdquo來表達。
這些封建術語也和王室家庭内部的親戚關系交織在一起。
實際上，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儒家和法家，官僚政治和封建主義的原則都很明顯。
例如，從宋朝沿襲下來的保甲連坐制就是法家的手段，它使所有的居民都因鄰居出事而受到牽連，這樣就導緻他們為維護法律和秩序而相互監視和告密。
保甲制要被組織得不讓它落入地方紳士領袖之手，并且打破自然村的界限，使地方的影響仍然是分散的，而縣官則可以通過任命保甲長來維持自己獨立的統治機構。
對老百姓進行思想控制的其他手段則帶有明顯的儒家色彩&mdash&mdash例如，祭孔的大典以及清初為勸誡老百姓安分守己而宣講鄉約和宣讀皇帝聖谕的制度就是如此。
當然，考試制度主要是儒家的手段，它鼓勵那些企求入仕的有才之士進行自覺的自我訓練。
此外，地方上還建立了對老年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旌獎制度，以表示對長者和善行的尊敬。
[13] 對外關系 在對外關系方面，19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
它和周圍非中國人的關系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
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對外關系問題，是有一個緩慢的演變過程的。
古代華北平原的中國人曾經做了許多嘗試來對付那些可能從長城外面的草原侵入這一地區的野蠻部族的騎兵。
當足夠強大時，中國人能夠征服他們或把他們逐出中國領土。
當不夠強大時，中國人就與他們斷絕往來，或者給他們糧食、絲綢，甚至用公主和親來換取和平。
當中國衰弱時，人數衆多的中國人仍然能夠同化人數很少的蠻夷入侵者。
但是很難長久地與他們建立平等的關系。
根本的問題在于中國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等級制度來安排他們的事物。
沒有全體中國人對皇帝的至高無上地位的默許，他在中國國内的地位是無法維持的，這就同樣要求野蠻部族也接受君臣關系。
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國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
早期的曆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于皇帝。
和中國皇帝隻能保持藩屬關系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
在漢朝的力量衰落以後，朝貢一詞就已被确認，以緻它既可用于與蠻族的外交關系，也可用于與它們的貿易往來。
中國在隋、唐時期重新強大後，這種唯我獨尊的理論也得以複蘇。
可以指出，在唐朝時代，皇帝的恩澤已遠達四裔。
這給中國的優越感和非中國人的貢屬地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13世紀蒙古人的征服使蠻族的入侵達到了頂點，但除了蒙古人最後接管中國政權這一點外，它并未給中國人什麼新鮮的經驗。
但是蒙古人的接管是創傷劇痛的。
在唐朝曾經顯示過的這種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和中國人的優越感融為一體的觀念，此時破滅了。
取代它的是蒙古的元朝用自己的天子淩駕于全人類之上的單一的觀念，但是這個強有力的政治神話不再是純中國式的了。
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人的力量得以複興，因此為重新樹立中國傳統的優越感提供了一個心向往之的機會。
明代的第一個皇帝和他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樹立了古老的儒家德治思想。
為了從在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内争取各國朝貢，他們力圖顯示天子的一視同仁，以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他們也表現出了家長式的慷慨大度。
明朝的奠基者洪武帝一開始統治，就把毗鄰的朝鮮、安南和占婆的山川視為應納入中國版圖的自然地勢，立碑為記，并且舉行祭祀大典。
對外國統治者，他授予封号，賜以官印，讓他們采用中國的曆法，并給貢使頒發通行敕書。
他通過批準外國統治者的繼位，來行使予奪王位的大權。
所有這一切都按規範進行，包括來往文書隻用中文，不用臣屬國的文字書寫。
這表明中國是君臨一切的中心。
中國的統治者的職責是把所有其他統治者當作他的臣屬。
洪武帝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永樂帝派出的遠征航隊是由宦官率領的，他們與其說是中國政府的代表，還不如說是永樂皇帝的私人代表。
在22年中，共出使48次。
他們給朝貢國的統治者帶去了珍貴的禮物，同時也帶去了一支威武雄壯的艦隊給他們提供保護。
皇帝加封當地的大山，以此表示這些屬國像中國自己的進納貢物的行省一樣，已被納入中國體制。
[14] 清朝進一步發展了中國天子慷慨地允許非中國人加入文明體制的宏圖大略。
還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滿洲特設了理藩院，來維護滿族統治者對它的亞洲腹地的同盟者&mdash&mdash首先是蒙古人&mdash&mdash的優越地位。
清朝皇帝從一開始就用這種辦法統治漢人和非漢人。
對漢人他運用前述兩個體系來統治，即通過地方官吏集團的官僚政府，及通過私人關系的個人&mdash封建的臣屬關系。
與皇帝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藩封，首先是與皇帝有血緣關系的皇族。
然後又擴大到包括中國國内的&ldquo内藩&rdquo。
所有這些藩屬都有世襲身份，不過爵位等級可能逐代遞降。
他們都得到封号，封号甚至也給予王子和嫔妃。
内藩也要進貢，貢物隻是些禮品而已，但也包括像從長江三角洲各省運來的&ldquo貢米&rdquo（漕貢）那樣的地方賦稅。
這種個人&mdash封建關系的結構然後再擴大到&ldquo外藩&rdquo，他們位于中國本土之外，然而也屬于皇帝關心的範圍之内。
他們也得到封号并且要進貢。
屬于外藩的有蒙古的親王，西藏的統治者，亞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及像朝鮮、安南（越南）等毗鄰國家的統治者。
最後，遠方的國家如果也想和中國建立關系，也被列為遙遠的朝貢國，他們仍都被認為是&ldquo藩&rdquo。
這就完成了同心圓式的分成等級的世界體制。
在應付這些不同類型的非中國的統治者時，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練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是軍事力量，它在中國各省進行彈壓，也可以開往邊境甚至遠征國外。
其次是官僚政治的&ldquo法&rdquo的體系，利用它就可以通過頭人（土司）對非漢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實行政治統治，完全像對漢人本身實行的統治那樣。
第三是德治，即通過顯示天子的德威，來發揮合乎準繩或思想意識的道德榜樣（德）的影響。
利用宗教的影響是這一手段的變種，尤其在同拉薩的關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統治者就充當了支持當地僧侶階層的明王（庇護者）。
最後，對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離和文化上的差異而使武力、行政或者道德示範均感鞭長莫及的非中國人，中國統治者卻擅長于使用物質利益（利）的一套手段。
這首先是采取允許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賜贈禮品的形式。
外國人确有貪得無厭之心，但可用來誘使他們行禮如儀，以便納入中國人對事物的體制中去。
例如近在1795年荷蘭使節在尋求貿易特許時，在清朝宮廷裡頻頻行叩頭禮，即其明證。
最後，中國統治者還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時玩弄一視同仁，有時又搞以夷制夷，總之是萬變不離其宗。
[15] 關于中國人優于非中國人的神話，就這樣維護了一條古老的王者無外的信條，這信條反過來又能認可非中國人王朝的統治。
蒙古人在13世紀征服的先例是有利于滿洲人在17世紀的征服的。
同時，這兩次征服都強調天子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與隻由中國人組成的政府相比，它們很可能使得帝國政府獨斷專行的形象較多，民族主義的色彩較少。
以上這個概括絕非事情的全部&mdash&mdash也許專制主義完全是随着統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進而加強的。
但是，這些征服者王朝作為統一了的諸部落集團的少數民族，不是按照中國人立嫡立長的習慣，而是按照部落的習慣，即以英武和個人才能作為條件來選擇自己的領袖。
因此，征服者擁有精力過人的領袖。
唐、宋兩代皇帝進行統治時，通常是由他們的大臣處理帝國的日常政務。
一個部門的大臣可以向地方政府發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級官吏。
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變了這種狀況。
當明初的開國之君在1368年以後着手親自統治時，就是效法蒙古人行事的。
清王朝是這一漫長發展過程的頂點；它繼承了中國人的許多權變手段并結合着自覺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為他們隻是不到一百萬人的一個小小的少數民族，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緊緊團結。
他們擅長于進行戰争和把持權力。
清初的統治者建立了驚人的業績。
努爾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經在南滿建立了一個漢化的國家，并且創立了作為攻擊力量的八旗制度。
他的繼承者皇太極（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編了蒙古人和漢人同盟者，在他們當中推廣了八旗制度，此外，還置朝鮮于屬國地位。
以攝政王身份執政到1650年的多爾衮，完成了對中國北部的占領。
在入關後第一代皇帝順治（死于1660年）的統治下，入侵者建立了華&mdash夷聯合政府。
後來，康熙大帝（他從1661年執政到1722年）鞏固了清政權。
他不但鎮壓了一次大規模的叛亂，而且開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國文人政府的傳統。
漢人的南方三藩，曾經與滿人的征服合作，後來又企圖并滅滿人，但康熙在從1673年至1681年的内戰中打敗了他們。
他最後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台灣，并且通過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把俄國人從黑龍江流域趕走。
後來他又在1696年戰勝了以噶爾丹為首的西蒙古人（即準噶爾人），從而保住了清廷對東部外蒙古的控制。
這一驚人的成就似乎應部分歸功于康熙的靈活性。
他在觀點和方法上還沒有完全漢化，所以能在清宮使用耶稣會教士做顧問，并且認為隻要在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與俄國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繼續加強了君權。
1729年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更加得心應手的行政機構&mdash&mdash軍機處，同時發展了密折制度，這使他能夠和整個政府中挑選出來的官吏保持直接聯系。
他的繼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國内和平，但卻屢次在帝國的邊境地區用兵。
他的十全武功中有兩次是鎮壓四川的叛亂者（1747&mdash1749年、1771&mdash1776年），一次是對緬甸、但最後又從那裡撤出的遠征（1766&mdash1770年），另一次是對越南北部、但也很快從那裡撤出的遠征（1788&mdash1790年），還有一次是鎮壓台灣叛亂的遠征（1787&mdash1788年）。
然而，乾隆的主要武功是在亞洲腹地，他的軍隊在18世紀50年代在那裡殲滅了西部蒙古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裡木盆地。
同時，清廷于1720年、1727&mdash1728年和1750年派遣遠征軍進入拉薩，利用喇嘛教來間接控制蒙古。
1790&mdash1792年兩次對尼泊爾廓爾喀人的遠征使得對西藏的用兵最後得到成功。
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滿洲的旗兵表現了英勇氣概，他們的将帥得到了很高的榮譽和優厚的犒賞。
表面上看，清朝的統治到18世紀晚期正處于空前的鼎盛時期。
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就證明是一個軀殼中空的巨人。
為了正确理解這一突然中落的巨變，我們的研究必須從被忽視的北京觀點開始，把清帝國看作是一個整體。
隻有用這個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說明到1800年時亞洲腹地在清朝戰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黃乘矩 譯） ***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2頁。
[2]在1949年以前一個世紀，描述中國地形和生态學的一批西方地理學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區最廣的學者之一，他的兩本著作叙述生動，仍值得介紹，見《中國的地理基礎》（1934年）和《五億人的國土》（1955年）。
[3]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1期（1964年）。
[4]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第28頁。
[5]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以及何著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6]已故的村松枯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論文要旨概括寫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獻研究》一文，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卷29第3期（1966年），第566&mdash599頁。
[7]珀金斯：《1368&mdash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散見于此書的各處。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
[8]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9]珀金斯編：《從曆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特别是第49&mdash84頁；裡斯金所寫的《近代中國的近代産品和停滞》；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0]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王業鍵：《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
[11]蔔德、莫裡斯：《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及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12]吳秀良：《中國的通訊聯絡與皇帝的控制：1693&mdash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13]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
[14]王赓武：《明朝初年與東南亞的關系》，載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5]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