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英格蘭其他地區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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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記錄的諾福克和薩福克的疫情&mdash&mdash諾威奇主教區空缺聖職授予的情況&mdash&mdash法庭卷檔中的證據&mdash&mdash諾威奇及其人口數量&mdash&mdash雅茅斯的疫情&mdash&mdash伊利主教區的疫情&mdash&mdash主教為迎接瘟疫做的準備&mdash&mdash劍橋的疫情&mdash&mdash瘟疫過後堂區衰落&mdash&mdash教士的困境&mdash&mdash亨廷頓的疫情&mdash&mdash北安普頓郡空缺聖職授予的情況&mdash&mdash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mdash&mdash土地收益降低&mdash&mdash勞工難覓&mdash&mdash斯塔福德的疫情&mdash&mdash赫裡福德主教區的疫情&mdash&mdash什羅普郡的疫情&mdash&mdash《死後調查書》中的證據&mdash&mdash切斯特的疫情&mdash&mdash帕拉坦郡賬本展現的疫情&mdash&mdash德比郡疫情&mdash&mdash韋克布裡奇和德雷克洛的疫情&mdash&mdash諾丁漢郡的疫情&mdash&mdash林肯郡的疫情&mdash&mdash勞斯帕克修道院的疫情&mdash&mdash約克郡的疫情&mdash&mdash修道院院長的死亡&mdash&mdash霍爾德内斯監理轄區的疫情&mdash&mdash赫爾的疫情&mdash&mdash蘭開夏郡的疫情&mdash&mdash阿穆恩德尼斯的疫情&mdash&mdash威斯特摩蘭郡的疫情&mdash&mdash坎伯蘭郡的疫情&mdash&mdash卡萊爾城堡莊園的疫情&mdash&mdash達勒姆的疫情&mdash&mdash諾森伯蘭郡的疫情&mdash&mdash阿尼克的疫情
諾威奇主教區由諾福克和薩福克兩個位于英格蘭東部的郡組成。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生動地叙述了諾威奇主教區的疫情[1]。
他認真研究了該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和各莊園的法庭卷檔。
在這裡，我們簡述他的研究發現。
1349年夏，英格蘭東部疫情最嚴重[2]，各個階層的聖職人員死亡數字驚人。
瘟疫前五年，諾威奇主教區空缺聖職的平均數量是七十七。
但1349年，就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八百個堂區失去了神父，八十三個堂區兩次失去神父，十個堂區三次失去神父。
到了年底，諾威奇三分之二的聖職空缺。
該地區有七個女修道院，其中五個女修道院院長死于瘟疫。
至少有十二個男修道院院長死于瘟疫，其中包括霍姆的聖本笃修道院院長。
至于這十九個男女修道院中有多少修士修女染病去世，就不得而知了。
但要記住，當時，瘟疫一旦進入房子，便會導緻多人死亡。
通過研究那些有确切數據的地方，我們搞清楚了這一點。
據此推測，東盎格利亞諸修道院的死亡人數是非常大的。
赫弗靈蘭德小修道院的院長、修士死得就剩一個人了。
希克靈小修道院隻有一人幸存。
這兩個修道院後來都沒有恢複元氣。
諾威奇的聖瑪麗學院，七名享聖俸的神父死了五名。
據說，諾威奇的聖瑪麗女修道院全院人都死了。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估算，短短幾個月内，該主教區有兩千名聖職人員因瘟疫死亡。
從莊園法庭卷檔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人員死亡多麼嚴重。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搜集了許多明顯的例子，這裡僅引述其中若幹個。
一個叫康納德帕爾瓦的莊園原來有大約五十名佃農。
據1349年3月31日的登記，兩個月之内便有三名男性、六名女性死去。
4月又有十五名男女死去，其中七人沒有留下繼承人。
到了11月3日，又有三十六人被登記死亡，其中十三人沒有任何親戚留下。
就這樣，瘟疫期間康納德帕爾瓦莊園消失了二十一戶人家。
當地神父死于9月[3]。
再舉一個例子。
截至1349年10月16日，亨斯坦頓莊園兩個月内就死了六十三名男性和十五名女性。
其中三十一人僅留下了婦女兒童為繼承人，九人不知道繼承人是誰。
在這個小小的堂區内，在短短的八個月的時間裡，莊園裡就死了一百七十二人，其中七十四人沒有留下男性繼承人，十九人根本沒有留下血親[4]。
我們再舉一個位于諾福克郡中部斯内特頓莊園的例子。
這個例子記載在莊園法庭的卷檔裡。
1349年7月25日莊園法庭開庭了。
這天是聖雅各伯宗徒[5]慶日。
這次法庭得了一個不祥的名字&mdash&mdash瘟疫法庭。
法庭提到，斯内特頓莊園死了三十九名佃農，許多沒有留下繼承人。
其中專門提到一個佃農，該佃農租住了房屋，租種了十英畝土地，條件是在堂區教堂進行聖餐禮之前，保持三盞燈長明。
這個佃農死了，隻留下了一個十六歲的兒子，沒有其他親屬。
諾威奇的聖瑪麗學院 東盎格利亞地區大點兒的城市，比如諾威奇和雅茅斯，其災情和農村地區一樣嚴重。
諾福克的曆史學家估計，瘟疫前諾福克市人口是七萬[6]。
毫無疑問，這是英格蘭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該地有六十處堂區教堂，七座修道院，郊區還有一些教堂。
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7]根據諾福克市政廳的一份古老記錄，統計出瘟疫導緻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四人死亡。
雖然許多人認為這個數字不太可能，但沒有人懷疑該城人口劇減的事實。
到了1368年，該城有十個堂區消失，另有十四個堂區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
一位現代作者寫道：&ldquo在這些消失的堂區中，二十個堂區遺迹仍存。
&rdquo[8] 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 14世紀中葉，雅茅斯是一個非常繁華的港口。
瘟疫爆發前兩年，為了支援愛德華三世圍攻加來，倫敦提供了二十五艘船和六百六十二名船員，而雅茅斯據說提供了四十三艘船和一千九百五十名水手[9]。
伍斯特的威廉在其遊記中高度評價雅茅斯一番後說：&ldquo該城有七千人死于大瘟疫中。
&rdquo[10]他的這個數字估計是根據埋葬在一個教堂墓地的人數得出的。
因為16世紀初該城的自由民向亨利七世[11]請願，請願書聲稱該城昔日的繁華都因愛德華三世時期的瘟疫消失殆盡。
他們說，愛德華三世在位的第31年&mdash&mdash可能他們把年份搞錯了&mdash&mdash有七千零五十二人埋葬在了他們的教堂墓地。
&ldquo因為該城大部分居處住所都無人居住，變得荒涼破敗，毀爛腐朽，現在已成為公園和空地。
&rdquo 确實，盡管雅茅斯的教堂在現在看起來很大，但在1349年瘟疫之前，相對于該城衆多的人口來說[12]，教堂并不是很大。
當時，人們準備大規模擴建教堂中殿。
但受瘟疫的影響，擴建工程沒有進行。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居民人數因瘟疫銳減，擴建本來就不小的教堂的計劃自然擱淺了，但這并非孤例。
隻要看一下諾福克和薩福克等郡遍地都是的宏偉教堂，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些教堂之所以蓋得這麼大，是因為有非常多的人需要服務。
舉一個例子，愛德華三世曾将鄧尼奇鎮的稅收賜予伊利修道院，但1351年該鎮居民請願要求減免稅收，因為他們沒錢交給王室稅官。
愛德華三世顧及了他&ldquo與鄧尼奇鎮人的關系&rdquo。
他說：&ldquo該鎮的居民原來都是漁民。
然而，一方面因為緻命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因為法蘭西人至今仍在抓捕并殺害該鎮居民，所以該鎮一片荒涼。
&rdquo[13] 穿過諾福克郡和薩福克郡，我們到了鄰近的劍橋郡。
劍橋郡屬伊利主教區。
瘟疫爆發時，伊利主教區的主教托馬斯·德萊爾并沒有在該郡。
1348年5月19日，托馬斯·德萊爾給其主教區的教士寫信，将教皇宮室官[14]&mdash&mdash阿爾勒大主教斯蒂芬的信轉寄給他們。
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到該信。
該信授權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告解對象，&ldquo因為現在世界到處瘟疫肆虐。
各地現在是、将來也是瘟疫流行，人口普遍死亡。
&rdquo[15]托馬斯·德萊爾安排了自己不在主教區時的管理事宜。
但1349年4月9日，他從羅馬寫信過來，根據疫情又進行了其他安排。
&ldquo瘟疫在主教區内蔓延迅速&rdquo，他&ldquo擔心自己原來的司教總代理們可能會在瘟疫中死去&rdquo，所以決定增加司教總代理的數量。
&ldquo鑒于人多不容易達成一緻意見，他任命巴恩韋爾小修道院院長約翰全權負責處理空缺聖職。
如果約翰去世或拒絕接受任命，則由法學博士瓦爾特·德佩克漢姆全權負責。
&rdquo接着，托馬斯·德萊爾又列了六個人。
這種預先委任聖職的行為無疑表明，在托馬斯·德萊爾看來，任何人在瘟疫中活下來的機會都是渺茫的。
任何一名司教總代理都可以處理其他事宜。
&ldquo某司教總代理的去世會導緻教務停止。
瘟疫當前，這種事情非常可能&rdquo，這時，任何在任的司教總代理都可以行使職權，直到三位特别任命的司教總代理到任[16]。
亨利七世 托馬斯·德萊爾的預見并非沒有必要。
從1349年4月始，聖職空缺接踵而來。
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主教登記簿所登記的聖職空缺數量是九個。
1348年，聖職空缺數量僅僅是七個。
瘟疫流行的1349年，該主教區的代理主教就授予了九十七個空缺聖職，其中僅七個月就有二十五次授予[17]。
巴恩韋爾小修道院院長在瘟疫初期就去世了。
當時，他很可能還沒有接到托馬斯·德萊爾要求他在聖職空缺時擔任司教總代理的委托。
1349年6月，伊利主教區大教堂附屬小修道院瘟疫肆虐。
6月23日，該主教區負責法律事務的副主教、主教代表約翰·德科根據主教的委托，為該修道院任命了一位副院長；7月2日，又為該修道院任命了一位賬房和管事。
7月9日，&ldquo伊利修道院上任聖物保管員菲利普·達易靈去世，前面提到的管事也去世了。
約翰·德科為這兩個空缺聖職進行了授予。
亞當·德林斯泰德任聖物保管員，聖艾夫斯的約翰任管事。
&rdquo[18]同時，大教堂的兩個附屬小教堂也出現了職位空缺。
其中一個叫&ldquo格林附屬小教堂&rdquo的職位在兩個月内空缺了兩次。
伊利主教區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數量，可以通過空缺聖職的數量估算出來。
減去每年空缺聖職任命的平均數，我們可以得出，瘟疫時期有八十九名享聖俸的教士死亡[19]，這個數字是比較公允的。
瘟疫時期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與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比例，大體與理查二世[20]在位第二年的時候相同。
理查二世時的聖職人員補助檔案顯示，當時各教堂、修道院等共有一百四十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五百零八名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
毋庸置疑，伊利主教區至少有三百五十名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死去。
理查二世 劍橋大學城也未能幸免。
1349年5月24日，聖墓教堂已經空空如也。
4月底的時候，聖約翰醫院的院長去世，一個叫羅伯特·德斯普勞斯頓的人繼任。
不久，羅伯特·德斯普勞斯頓死去，一個叫羅傑·德布魯姆的人于5月24日就職，但羅傑·德布魯姆也死了，另一個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劍橋很可能也有公共墓坑。
已故教授索羅爾德·羅傑斯寫道：&ldquo幾年前在劍橋時，我為新的神學院奠基。
我看見地上滿是骷髅，擺放随便，毫無章法。
我估計這是劍橋瘟疫時期的公共墓坑。
&rdquo[21] 早期的劍橋 主教檔案中存有一份奇怪的文件。
我們通過文件可以看出一些堂區的災情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文件提到，主教建議将劍橋的兩個堂區合并。
伊利主教區的男女修道院院長們都同意了主教的建議。
這兩個堂區分别是劍橋的萬聖教堂堂區和聖吉爾斯教堂堂區，都在城堡附近。
萬聖教堂堂區的居民大部分都在瘟疫中死去，活下來的人都去其他堂區了。
聖吉爾斯教堂堂區的教衆也死于瘟疫，并且萬聖教堂的中殿已經朽爛不堪，&ldquo死者遺骨暴露，任由野獸啃咬&rdquo。
因此，主教建議兩個堂區合并。
兩個堂區的修道院院長們都同意了。
我們從中能一瞥可怕的瘟疫給劍橋大學城造成的毀滅性破壞[22]。
劍橋郡另一個例子的意義具有普遍性。
這個例子來自劍橋郡某莊園1349年的收支記錄。
莊園的地租收入大減，但這不足為奇，因為這裡有五十塊地，二十二處村舍。
租地的人們要為莊園主服勞役、付租金。
到複活節時，十三塊地已經空無一人。
到了五旬節，又有三十塊地空無一人[23]。
堂區教衆的大量死亡導緻教士們陷入困境。
1349年9月20日，副主教緻函萬聖教堂[24]神父兼劍橋陪審團成員&mdash&mdash約翰·利諾特。
副主教寫道：&ldquo你經常抱怨自己教堂的收入主要由堂區教衆提供，因為今年衆所周知的大瘟疫導緻堂區居民大量死亡，所以堂區居民提供的财物已經不能滿足教堂的基本需求。
現在你們求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生動地叙述了諾威奇主教區的疫情[1]。
他認真研究了該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和各莊園的法庭卷檔。
在這裡，我們簡述他的研究發現。
1349年夏，英格蘭東部疫情最嚴重[2]，各個階層的聖職人員死亡數字驚人。
瘟疫前五年，諾威奇主教區空缺聖職的平均數量是七十七。
但1349年，就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八百個堂區失去了神父，八十三個堂區兩次失去神父，十個堂區三次失去神父。
到了年底，諾威奇三分之二的聖職空缺。
該地區有七個女修道院，其中五個女修道院院長死于瘟疫。
至少有十二個男修道院院長死于瘟疫，其中包括霍姆的聖本笃修道院院長。
至于這十九個男女修道院中有多少修士修女染病去世，就不得而知了。
但要記住，當時，瘟疫一旦進入房子，便會導緻多人死亡。
通過研究那些有确切數據的地方，我們搞清楚了這一點。
據此推測，東盎格利亞諸修道院的死亡人數是非常大的。
赫弗靈蘭德小修道院的院長、修士死得就剩一個人了。
希克靈小修道院隻有一人幸存。
這兩個修道院後來都沒有恢複元氣。
諾威奇的聖瑪麗學院，七名享聖俸的神父死了五名。
據說，諾威奇的聖瑪麗女修道院全院人都死了。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估算，短短幾個月内，該主教區有兩千名聖職人員因瘟疫死亡。
從莊園法庭卷檔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人員死亡多麼嚴重。
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搜集了許多明顯的例子，這裡僅引述其中若幹個。
一個叫康納德帕爾瓦的莊園原來有大約五十名佃農。
據1349年3月31日的登記，兩個月之内便有三名男性、六名女性死去。
4月又有十五名男女死去，其中七人沒有留下繼承人。
到了11月3日，又有三十六人被登記死亡，其中十三人沒有任何親戚留下。
就這樣，瘟疫期間康納德帕爾瓦莊園消失了二十一戶人家。
當地神父死于9月[3]。
再舉一個例子。
截至1349年10月16日，亨斯坦頓莊園兩個月内就死了六十三名男性和十五名女性。
其中三十一人僅留下了婦女兒童為繼承人，九人不知道繼承人是誰。
在這個小小的堂區内，在短短的八個月的時間裡，莊園裡就死了一百七十二人，其中七十四人沒有留下男性繼承人，十九人根本沒有留下血親[4]。
我們再舉一個位于諾福克郡中部斯内特頓莊園的例子。
這個例子記載在莊園法庭的卷檔裡。
1349年7月25日莊園法庭開庭了。
這天是聖雅各伯宗徒[5]慶日。
這次法庭得了一個不祥的名字&mdash&mdash瘟疫法庭。
法庭提到，斯内特頓莊園死了三十九名佃農，許多沒有留下繼承人。
其中專門提到一個佃農，該佃農租住了房屋，租種了十英畝土地，條件是在堂區教堂進行聖餐禮之前，保持三盞燈長明。
這個佃農死了，隻留下了一個十六歲的兒子，沒有其他親屬。
諾威奇的聖瑪麗學院 東盎格利亞地區大點兒的城市，比如諾威奇和雅茅斯，其災情和農村地區一樣嚴重。
諾福克的曆史學家估計，瘟疫前諾福克市人口是七萬[6]。
毫無疑問，這是英格蘭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該地有六十處堂區教堂，七座修道院，郊區還有一些教堂。
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7]根據諾福克市政廳的一份古老記錄，統計出瘟疫導緻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四人死亡。
雖然許多人認為這個數字不太可能，但沒有人懷疑該城人口劇減的事實。
到了1368年，該城有十個堂區消失，另有十四個堂區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
一位現代作者寫道：&ldquo在這些消失的堂區中，二十個堂區遺迹仍存。
&rdquo[8] 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 14世紀中葉，雅茅斯是一個非常繁華的港口。
瘟疫爆發前兩年，為了支援愛德華三世圍攻加來，倫敦提供了二十五艘船和六百六十二名船員，而雅茅斯據說提供了四十三艘船和一千九百五十名水手[9]。
伍斯特的威廉在其遊記中高度評價雅茅斯一番後說：&ldquo該城有七千人死于大瘟疫中。
&rdquo[10]他的這個數字估計是根據埋葬在一個教堂墓地的人數得出的。
因為16世紀初該城的自由民向亨利七世[11]請願，請願書聲稱該城昔日的繁華都因愛德華三世時期的瘟疫消失殆盡。
他們說，愛德華三世在位的第31年&mdash&mdash可能他們把年份搞錯了&mdash&mdash有七千零五十二人埋葬在了他們的教堂墓地。
&ldquo因為該城大部分居處住所都無人居住，變得荒涼破敗，毀爛腐朽，現在已成為公園和空地。
&rdquo 确實，盡管雅茅斯的教堂在現在看起來很大，但在1349年瘟疫之前，相對于該城衆多的人口來說[12]，教堂并不是很大。
當時，人們準備大規模擴建教堂中殿。
但受瘟疫的影響，擴建工程沒有進行。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居民人數因瘟疫銳減，擴建本來就不小的教堂的計劃自然擱淺了，但這并非孤例。
隻要看一下諾福克和薩福克等郡遍地都是的宏偉教堂，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些教堂之所以蓋得這麼大，是因為有非常多的人需要服務。
舉一個例子，愛德華三世曾将鄧尼奇鎮的稅收賜予伊利修道院，但1351年該鎮居民請願要求減免稅收，因為他們沒錢交給王室稅官。
愛德華三世顧及了他&ldquo與鄧尼奇鎮人的關系&rdquo。
他說：&ldquo該鎮的居民原來都是漁民。
然而，一方面因為緻命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因為法蘭西人至今仍在抓捕并殺害該鎮居民，所以該鎮一片荒涼。
&rdquo[13] 穿過諾福克郡和薩福克郡，我們到了鄰近的劍橋郡。
劍橋郡屬伊利主教區。
瘟疫爆發時，伊利主教區的主教托馬斯·德萊爾并沒有在該郡。
1348年5月19日，托馬斯·德萊爾給其主教區的教士寫信，将教皇宮室官[14]&mdash&mdash阿爾勒大主教斯蒂芬的信轉寄給他們。
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到該信。
該信授權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告解對象，&ldquo因為現在世界到處瘟疫肆虐。
各地現在是、将來也是瘟疫流行，人口普遍死亡。
&rdquo[15]托馬斯·德萊爾安排了自己不在主教區時的管理事宜。
但1349年4月9日，他從羅馬寫信過來，根據疫情又進行了其他安排。
&ldquo瘟疫在主教區内蔓延迅速&rdquo，他&ldquo擔心自己原來的司教總代理們可能會在瘟疫中死去&rdquo，所以決定增加司教總代理的數量。
&ldquo鑒于人多不容易達成一緻意見，他任命巴恩韋爾小修道院院長約翰全權負責處理空缺聖職。
如果約翰去世或拒絕接受任命，則由法學博士瓦爾特·德佩克漢姆全權負責。
&rdquo接着，托馬斯·德萊爾又列了六個人。
這種預先委任聖職的行為無疑表明，在托馬斯·德萊爾看來，任何人在瘟疫中活下來的機會都是渺茫的。
任何一名司教總代理都可以處理其他事宜。
&ldquo某司教總代理的去世會導緻教務停止。
瘟疫當前，這種事情非常可能&rdquo，這時，任何在任的司教總代理都可以行使職權，直到三位特别任命的司教總代理到任[16]。
亨利七世 托馬斯·德萊爾的預見并非沒有必要。
從1349年4月始，聖職空缺接踵而來。
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主教登記簿所登記的聖職空缺數量是九個。
1348年，聖職空缺數量僅僅是七個。
瘟疫流行的1349年，該主教區的代理主教就授予了九十七個空缺聖職，其中僅七個月就有二十五次授予[17]。
巴恩韋爾小修道院院長在瘟疫初期就去世了。
當時，他很可能還沒有接到托馬斯·德萊爾要求他在聖職空缺時擔任司教總代理的委托。
1349年6月，伊利主教區大教堂附屬小修道院瘟疫肆虐。
6月23日，該主教區負責法律事務的副主教、主教代表約翰·德科根據主教的委托，為該修道院任命了一位副院長；7月2日，又為該修道院任命了一位賬房和管事。
7月9日，&ldquo伊利修道院上任聖物保管員菲利普·達易靈去世，前面提到的管事也去世了。
約翰·德科為這兩個空缺聖職進行了授予。
亞當·德林斯泰德任聖物保管員，聖艾夫斯的約翰任管事。
&rdquo[18]同時，大教堂的兩個附屬小教堂也出現了職位空缺。
其中一個叫&ldquo格林附屬小教堂&rdquo的職位在兩個月内空缺了兩次。
伊利主教區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數量，可以通過空缺聖職的數量估算出來。
減去每年空缺聖職任命的平均數，我們可以得出，瘟疫時期有八十九名享聖俸的教士死亡[19]，這個數字是比較公允的。
瘟疫時期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與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比例，大體與理查二世[20]在位第二年的時候相同。
理查二世時的聖職人員補助檔案顯示，當時各教堂、修道院等共有一百四十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五百零八名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
毋庸置疑，伊利主教區至少有三百五十名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死去。
理查二世 劍橋大學城也未能幸免。
1349年5月24日，聖墓教堂已經空空如也。
4月底的時候，聖約翰醫院的院長去世，一個叫羅伯特·德斯普勞斯頓的人繼任。
不久，羅伯特·德斯普勞斯頓死去，一個叫羅傑·德布魯姆的人于5月24日就職，但羅傑·德布魯姆也死了，另一個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劍橋很可能也有公共墓坑。
已故教授索羅爾德·羅傑斯寫道：&ldquo幾年前在劍橋時，我為新的神學院奠基。
我看見地上滿是骷髅，擺放随便，毫無章法。
我估計這是劍橋瘟疫時期的公共墓坑。
&rdquo[21] 早期的劍橋 主教檔案中存有一份奇怪的文件。
我們通過文件可以看出一些堂區的災情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文件提到，主教建議将劍橋的兩個堂區合并。
伊利主教區的男女修道院院長們都同意了主教的建議。
這兩個堂區分别是劍橋的萬聖教堂堂區和聖吉爾斯教堂堂區，都在城堡附近。
萬聖教堂堂區的居民大部分都在瘟疫中死去，活下來的人都去其他堂區了。
聖吉爾斯教堂堂區的教衆也死于瘟疫，并且萬聖教堂的中殿已經朽爛不堪，&ldquo死者遺骨暴露，任由野獸啃咬&rdquo。
因此，主教建議兩個堂區合并。
兩個堂區的修道院院長們都同意了。
我們從中能一瞥可怕的瘟疫給劍橋大學城造成的毀滅性破壞[22]。
劍橋郡另一個例子的意義具有普遍性。
這個例子來自劍橋郡某莊園1349年的收支記錄。
莊園的地租收入大減，但這不足為奇，因為這裡有五十塊地，二十二處村舍。
租地的人們要為莊園主服勞役、付租金。
到複活節時，十三塊地已經空無一人。
到了五旬節，又有三十塊地空無一人[23]。
堂區教衆的大量死亡導緻教士們陷入困境。
1349年9月20日，副主教緻函萬聖教堂[24]神父兼劍橋陪審團成員&mdash&mdash約翰·利諾特。
副主教寫道：&ldquo你經常抱怨自己教堂的收入主要由堂區教衆提供，因為今年衆所周知的大瘟疫導緻堂區居民大量死亡，所以堂區居民提供的财物已經不能滿足教堂的基本需求。
現在你們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