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格洛斯特、伍斯特、沃威克和牛津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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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弗裡德·勒貝克記錄的瘟疫&mdash&mdash威爾士發生瘟疫的證據&mdash&mdash約翰·克萊因記錄的愛爾蘭疫情&mdash&mdash伍斯特的空缺聖職任命情況&mdash&mdash城中有了新墓地&mdash&mdash瘟疫後國家的情形&mdash&mdash沃威克的空缺聖職授予情況&mdash&mdash牛津的疫情&mdash&mdash瘟疫對牛津大學的影響
第五和第六章講述了1349年英格蘭南部的疫情。
本章有必要講述格洛斯特、牛津和英格蘭中部瘟疫的情況。
首先，本章應該留一些空間出來，說一下土生土長的加爾弗裡德·勒貝克所著的編年史對該疫情的記錄。
當然，所有關于疫情的記錄，重複之處甚多。
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作者雖然互相之間沒有聯系，但對瘟疫的記錄完全一緻，甚至使用了相同的詞彙。
正是這種一緻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記錄的真實性。
單個讀這些記錄時，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覺得它們簡單粗糙，并且誇張得令人難以置信。
加爾弗裡德·勒貝克寫道，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所以格洛斯特人拒絕布裡斯托爾人進入他們的鎮子，因為格洛斯特人覺得垂死的布裡斯托爾人的呼吸會讓他們染病。
但最終，格洛斯特、牛津、倫敦乃至英格蘭都疫情無比嚴重，幸存者十無其一。
墓地已不堪重負，隻得辟新墓以埋葬死者。
倫敦主教在倫敦買了一小塊地，命名為&ldquo無人之地&rdquo。
瓦爾特·德曼尼爵士買了一塊地，命名為&ldquo新教堂墓地&rdquo（瓦爾特·德曼尼爵士在該地建了一所修道院）。
&ldquo無人之地&rdquo和&ldquo新教堂墓地&rdquo都用來埋葬死者。
王座法庭和民事高等法院的審理工作因瘟疫而停止。
幾名貴族染病而死，其中就有約翰·蒙哥馬利爵士、加來上尉和加來的克裡斯特爾勳爵[1]，他們都埋葬在倫敦的加爾默羅會聖瑪麗修道院。
數不清的平民百姓和大量教會人士在瘟疫中身亡。
年輕力壯者最易染病，年老體弱者卻能逃脫。
幾乎沒人敢與生病的人接觸。
健康的人都跑了。
死人的東西無人敢碰，好像一碰就會染病。
病人身體各部分突然出現腫塊，痛苦無比。
腫塊又硬又幹，切開後幾乎沒有液體流出來。
身上起腫塊的病人切掉腫塊後會恢複健康，盡管中間要痛苦一陣子。
有的病人起黑色的小膿包，小膿包遍布全身，這樣的病人劫後重生的非常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
民事高等法院審理案件 &ldquo1348年聖母蒙召升天節[2]那天，可怕的瘟疫出現在布裡斯托爾。
聖米迦勒節那天，瘟疫出現在倫敦。
瘟疫肆虐英格蘭一年有餘，危害非常嚴重。
許多村落為之一空，不見人煙。
1349年，瘟疫使威爾士變得荒涼破敗，整個英格蘭一片荒蕪。
接着，瘟疫傳到愛爾蘭，住在愛爾蘭的大量英格蘭人染病而死，但純正的愛爾蘭人因住在高山高原之上，直到1357年，突如其來的瘟疫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他們無處躲藏。
&rdquo[3] 加爾弗裡德·勒貝克提到了威爾士和愛爾蘭，并簡單叙述了這兩個國家[4]瘟疫猖獗的情況。
關于威爾士的疫情，幾乎沒有确切的信息，盡管我們所掌握的些許資料能讓我們容忍加爾弗裡德·勒貝克的說法，從而不把其瘟疫&ldquo摧毀&rdquo了威爾士的表述視為誇張。
1350年4月，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愛德華三世請求從他應付給國王的三百四十英鎊裡面減去一百四十英鎊。
這件事情的背景是，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在彭布羅克伯爵勞倫斯·德黑斯廷斯的繼承人年紀尚幼期間租種了伯爵的田地。
這些田地主要位于彭布羅克郡，但&ldquo因近期該地瘟疫流行，所租田地的價值不能維持&rdquo，因此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國王請求減少租金。
國王派人調查後發現情況确實如此，便免去了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六十英鎊的欠租，并将每年的租金減少四十英鎊[5]。
威爾士四個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記錄已無從尋覓，但據猜測，威爾士公國[6]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該有一半死于瘟疫。
威爾士享聖俸的聖職數量是七百八十八人左右，所以該地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有近四百人死于瘟疫。
一位身上起了黑色小膿包的瘟疫患者 化身為騎士的瘟疫 至于瘟疫對威爾士諸修道院的影響，我們知之甚少。
阿伯加文尼修道院當時是隸屬外國修道會的修道院。
愛德華三世赦免了該修道院應該向财政署繳納的租金，因為修道院院長發現從修道院的土地上獲得收益已經不可能了[7]。
人們懷疑，當地幾所非常大的修道院和當時英格蘭許多修道院一樣，就算瘟疫結束二十七年後，也沒有恢複到瘟疫前的景象。
比如卡馬森的西多會惠特蘭修道院，1377年時，聖職人員隻有一名院長和六名修士。
卡馬森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除院長外僅有五人。
塔利的普雷蒙特雷修會修道院隻有一名
本章有必要講述格洛斯特、牛津和英格蘭中部瘟疫的情況。
首先，本章應該留一些空間出來，說一下土生土長的加爾弗裡德·勒貝克所著的編年史對該疫情的記錄。
當然，所有關于疫情的記錄，重複之處甚多。
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作者雖然互相之間沒有聯系，但對瘟疫的記錄完全一緻，甚至使用了相同的詞彙。
正是這種一緻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記錄的真實性。
單個讀這些記錄時，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覺得它們簡單粗糙，并且誇張得令人難以置信。
加爾弗裡德·勒貝克寫道，瘟疫在布裡斯托爾肆虐，所以格洛斯特人拒絕布裡斯托爾人進入他們的鎮子，因為格洛斯特人覺得垂死的布裡斯托爾人的呼吸會讓他們染病。
但最終，格洛斯特、牛津、倫敦乃至英格蘭都疫情無比嚴重，幸存者十無其一。
墓地已不堪重負，隻得辟新墓以埋葬死者。
倫敦主教在倫敦買了一小塊地，命名為&ldquo無人之地&rdquo。
瓦爾特·德曼尼爵士買了一塊地，命名為&ldquo新教堂墓地&rdquo（瓦爾特·德曼尼爵士在該地建了一所修道院）。
&ldquo無人之地&rdquo和&ldquo新教堂墓地&rdquo都用來埋葬死者。
王座法庭和民事高等法院的審理工作因瘟疫而停止。
幾名貴族染病而死，其中就有約翰·蒙哥馬利爵士、加來上尉和加來的克裡斯特爾勳爵[1]，他們都埋葬在倫敦的加爾默羅會聖瑪麗修道院。
數不清的平民百姓和大量教會人士在瘟疫中身亡。
年輕力壯者最易染病，年老體弱者卻能逃脫。
幾乎沒人敢與生病的人接觸。
健康的人都跑了。
死人的東西無人敢碰，好像一碰就會染病。
病人身體各部分突然出現腫塊，痛苦無比。
腫塊又硬又幹，切開後幾乎沒有液體流出來。
身上起腫塊的病人切掉腫塊後會恢複健康，盡管中間要痛苦一陣子。
有的病人起黑色的小膿包，小膿包遍布全身，這樣的病人劫後重生的非常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
民事高等法院審理案件 &ldquo1348年聖母蒙召升天節[2]那天，可怕的瘟疫出現在布裡斯托爾。
聖米迦勒節那天，瘟疫出現在倫敦。
瘟疫肆虐英格蘭一年有餘，危害非常嚴重。
許多村落為之一空，不見人煙。
1349年，瘟疫使威爾士變得荒涼破敗，整個英格蘭一片荒蕪。
接着，瘟疫傳到愛爾蘭，住在愛爾蘭的大量英格蘭人染病而死，但純正的愛爾蘭人因住在高山高原之上，直到1357年，突如其來的瘟疫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他們無處躲藏。
&rdquo[3] 加爾弗裡德·勒貝克提到了威爾士和愛爾蘭，并簡單叙述了這兩個國家[4]瘟疫猖獗的情況。
關于威爾士的疫情，幾乎沒有确切的信息，盡管我們所掌握的些許資料能讓我們容忍加爾弗裡德·勒貝克的說法，從而不把其瘟疫&ldquo摧毀&rdquo了威爾士的表述視為誇張。
1350年4月，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愛德華三世請求從他應付給國王的三百四十英鎊裡面減去一百四十英鎊。
這件事情的背景是，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在彭布羅克伯爵勞倫斯·德黑斯廷斯的繼承人年紀尚幼期間租種了伯爵的田地。
這些田地主要位于彭布羅克郡，但&ldquo因近期該地瘟疫流行，所租田地的價值不能維持&rdquo，因此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國王請求減少租金。
國王派人調查後發現情況确實如此，便免去了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六十英鎊的欠租，并将每年的租金減少四十英鎊[5]。
威爾士四個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記錄已無從尋覓，但據猜測，威爾士公國[6]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該有一半死于瘟疫。
威爾士享聖俸的聖職數量是七百八十八人左右，所以該地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有近四百人死于瘟疫。
一位身上起了黑色小膿包的瘟疫患者 化身為騎士的瘟疫 至于瘟疫對威爾士諸修道院的影響，我們知之甚少。
阿伯加文尼修道院當時是隸屬外國修道會的修道院。
愛德華三世赦免了該修道院應該向财政署繳納的租金，因為修道院院長發現從修道院的土地上獲得收益已經不可能了[7]。
人們懷疑，當地幾所非常大的修道院和當時英格蘭許多修道院一樣，就算瘟疫結束二十七年後，也沒有恢複到瘟疫前的景象。
比如卡馬森的西多會惠特蘭修道院，1377年時，聖職人員隻有一名院長和六名修士。
卡馬森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除院長外僅有五人。
塔利的普雷蒙特雷修會修道院隻有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