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廢除罪犯流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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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爾斯沃思男爵提議成立調查委員會&mdash&mdash委員會的報告&mdash&mdash議會下令廢除流放制度&mdash&mdash新政策的影響&mdash&mdash新的監獄體系&mdash&mdash本頓維爾監獄的罪犯&mdash&mdash菲利普港的罪犯&mdash&mdash反流放情緒高漲&mdash&mdash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政策&mdash&mdash&ldquo倫道夫&rdquo号&mdash&mdash抵制罪犯登陸&mdash&mdash喬治·格雷和殖民地
1837年至1838年，英國下議院委員會仔細審查了流放制度，提交了兩份長篇報告。
過去幾年中，英國國内對流放制度一直争議不斷。
都柏林的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極力反對流放制度，認為該制度并沒有降低英國的犯罪率，也沒有引導罪犯改過自新，而且罪犯大量湧入殖民地後，使殖民地淪為了堕落污穢之地。
流放制度每年至少會花費四十萬至五十萬英鎊，但英國非但并沒有從中獲益，反倒導緻了一些嚴重後果。
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的言論引起了一片嘩然。
威廉·莫爾斯沃思男爵提議成立調查委員會。
在他的倡議下，英國議會進行了一場非常有意義的辯論。
調查委員會遞交了驚人的證據和報告，毫不留情地将殖民地的血腥真相揭露了出來。
這些真相為小說家們提供了創作傳奇故事的素材，譬如查爾斯·裡德的《亡羊補牢》。
馬庫斯·克拉克撰寫的關于流放制度的經典故事《無期徒刑》是一份充滿罪惡的真實記錄，任何人讀了都會不寒而栗。
一位為委員會提供了證據的前治安官曾大言不慚地說，他以監督鞭打罪犯感到自豪，因為&ldquo他監督下的二十五鞭和别人手中的一千鞭效果一樣&rdquo。
對殖民地的罪犯來說，根本沒有所謂的改過自新。
相關證據顯示，許多被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經常會像猛獸一樣匍匐在定居點周圍，伺機搶劫。
一位議員問道：&ldquo從英國流放到澳大利亞殖民地的衆多罪犯，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技巧的小偷？&rdquo證人回答：&ldquo他們是絕對的偷盜大師。
&rdquo喬治·亞瑟作證說，年輕人在閑暇時經常玩鬥雞遊戲，&ldquo年輕女孩們&rdquo在旁邊觀看。
亞瑟港的無聊生活和繁重工作令人壓抑，一些罪犯會故意犯罪求死，因為&ldquo他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rdquo。
但更糟糕的是，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生活，會讓原本品質優秀的移民變得道德敗壞。
喬治·亞瑟接着說：&ldquo我認為道德良好的人一定會受到殖民地的影響，繼而變得道德淪喪。
&rdquo其他人也證明了他的觀點。
查爾斯·裡德（1814&mdash1884） 馬庫斯·克拉克（1846&mdash1881） 調查委員會建議，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内，盡快停止向新南威爾士和範迪門斯地流放罪犯，并針對英國的監獄體制提出了幾條建議。
1840年5月，英國政府下令，取消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亞的制度，但仍然允許流放罪犯到範迪門斯地和諾福克島。
就這樣，澳大利亞罪犯流放制度經過五十二年的實踐後，終于劃上了句号。
從開始實行流放制度到1836年，新南威爾士一共接收了七萬五千名罪犯，範迪門斯地接收了兩萬七千七百五十七名罪犯，澳大利亞的罪犯總數超過十萬人。
當時，流放罪犯的兩處殖民地的實際罪犯數是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九人。
與其他文明國家相比，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顯得格外嚴苛。
現在看來，那時的刑罰确實太過殘忍。
實際上，很多人是因為貧窮犯罪，政治犯并不多。
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被稱為&ldquo紳士罪犯&rdquo或&ldquo特殊罪犯&rdquo，但他們的性情都有些古怪。
大部分罪犯屬于惡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絕大多數。
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無法教化，更不可能改過自新。
存在這類罪犯的國家希望盡快擺脫他們，但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納這樣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工業發展方面，英國都從流放制度中獲益不少。
18世紀下半葉，流放制度解決了威廉·皮特政府面臨的囚犯處理問題，但在最初選擇建立殖民地的地點時，大臣們并不願意選擇澳
過去幾年中，英國國内對流放制度一直争議不斷。
都柏林的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極力反對流放制度，認為該制度并沒有降低英國的犯罪率，也沒有引導罪犯改過自新，而且罪犯大量湧入殖民地後，使殖民地淪為了堕落污穢之地。
流放制度每年至少會花費四十萬至五十萬英鎊，但英國非但并沒有從中獲益，反倒導緻了一些嚴重後果。
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的言論引起了一片嘩然。
威廉·莫爾斯沃思男爵提議成立調查委員會。
在他的倡議下，英國議會進行了一場非常有意義的辯論。
調查委員會遞交了驚人的證據和報告，毫不留情地将殖民地的血腥真相揭露了出來。
這些真相為小說家們提供了創作傳奇故事的素材，譬如查爾斯·裡德的《亡羊補牢》。
馬庫斯·克拉克撰寫的關于流放制度的經典故事《無期徒刑》是一份充滿罪惡的真實記錄，任何人讀了都會不寒而栗。
一位為委員會提供了證據的前治安官曾大言不慚地說，他以監督鞭打罪犯感到自豪，因為&ldquo他監督下的二十五鞭和别人手中的一千鞭效果一樣&rdquo。
對殖民地的罪犯來說，根本沒有所謂的改過自新。
相關證據顯示，許多被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經常會像猛獸一樣匍匐在定居點周圍，伺機搶劫。
一位議員問道：&ldquo從英國流放到澳大利亞殖民地的衆多罪犯，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技巧的小偷？&rdquo證人回答：&ldquo他們是絕對的偷盜大師。
&rdquo喬治·亞瑟作證說，年輕人在閑暇時經常玩鬥雞遊戲，&ldquo年輕女孩們&rdquo在旁邊觀看。
亞瑟港的無聊生活和繁重工作令人壓抑，一些罪犯會故意犯罪求死，因為&ldquo他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rdquo。
但更糟糕的是，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生活，會讓原本品質優秀的移民變得道德敗壞。
喬治·亞瑟接着說：&ldquo我認為道德良好的人一定會受到殖民地的影響，繼而變得道德淪喪。
&rdquo其他人也證明了他的觀點。
查爾斯·裡德（1814&mdash1884） 馬庫斯·克拉克（1846&mdash1881） 調查委員會建議，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内，盡快停止向新南威爾士和範迪門斯地流放罪犯，并針對英國的監獄體制提出了幾條建議。
1840年5月，英國政府下令，取消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亞的制度，但仍然允許流放罪犯到範迪門斯地和諾福克島。
就這樣，澳大利亞罪犯流放制度經過五十二年的實踐後，終于劃上了句号。
從開始實行流放制度到1836年，新南威爾士一共接收了七萬五千名罪犯，範迪門斯地接收了兩萬七千七百五十七名罪犯，澳大利亞的罪犯總數超過十萬人。
當時，流放罪犯的兩處殖民地的實際罪犯數是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九人。
與其他文明國家相比，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顯得格外嚴苛。
現在看來，那時的刑罰确實太過殘忍。
實際上，很多人是因為貧窮犯罪，政治犯并不多。
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被稱為&ldquo紳士罪犯&rdquo或&ldquo特殊罪犯&rdquo，但他們的性情都有些古怪。
大部分罪犯屬于惡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絕大多數。
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無法教化，更不可能改過自新。
存在這類罪犯的國家希望盡快擺脫他們，但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納這樣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工業發展方面，英國都從流放制度中獲益不少。
18世紀下半葉，流放制度解決了威廉·皮特政府面臨的囚犯處理問題，但在最初選擇建立殖民地的地點時，大臣們并不願意選擇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