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進化與知識之樹(1)
關燈
小
中
大
的理論。
(12)當牛頓使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學與開普勒的天體運動的理論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個傾向變得十分明顯；而且從那以後一直保持着。
當我們說到進化之樹時，我們當然假定時間的方向指向上方，即指向樹生長的方向。
采取同樣向上的時間方向，我們将不得不把知識之樹描述為從無數的根部長起來，這些根向空中長而不是向下長，并最終傾向于長成為一個共同的樹幹。
換句話說，理論知識增長的進化結構幾乎正與生物或人類工具或應用知識的進化之樹的結構相反。
現在要解釋這個理論知識之樹的整合性成長的問題。
它是我們追求理論知識的特殊目的&mdash&mdash說明事物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的目的&mdash&mdash的結果。
此外，它是人類語言存在的結果，人類語言不僅使我們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論我們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說，使我們能夠批判它們。
在探求理論知識的過程中，我們的目的僅僅是理解、回答怎麼樣的問題和為什麼的問題。
這些都是以給出說明來回答的問題。
因此，理論知識的全部問題就在于說明的問題。
這些問題完全可能起源于實際問題。
因而&ldquo為了反對貧窮人們能做些什麼？&rdquo這個實際的問題，已導緻&ldquo人們為什麼貧窮？&rdquo這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從這個問題到工資和報酬的理論，等等；換句話說，導緻純粹的經濟理論，當然這理論不斷地産生它自己的新問題。
在這個發展中涉及的問題，特别是未解決的問題，增殖起來，并且成為分化了的問題，就像我們的知識成長時它們往往表現的那樣。
然而說明的理論本身已表明，斯賓塞首先描述了整合性成長。
舉生物學中的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們有與天花這樣的流行病作鬥争的最迫切的實際問題。
可是我們從免疫的實例進到免疫學理論，并從這裡又進到抗體形成理論&mdash&mdash以其問題的深度和其問題增多能力而著稱的一個純生物學領域。
問題的說明是由提出說明的理論來解決的；說明的理論能夠通過顯示它本身的矛盾或它與事實或一些别的知識不一緻而受到批判。
可是這個批判假定，我們希望找到的理論是真的理論&mdash&mdash與事實一緻的理論。
我相信，正是把真理看作與事實相符合的觀念使理性批判成為可能。
借助于統一的理論，我們說明問題的好奇心和熱情是普遍的和無限制的，連同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更加接近真理的目的就說明了知識之樹的整合成長。
在指出工具的進化之樹與理論知識的進化之樹之間的差别時，我還希望反駁一下現在很流行的觀點，即人類知識僅能理解為我們生存鬥争的工具。
提出的觀點可能用作對過分狹隘地解釋我所說的猜想與反駁的方法以及最适假說繼續生存的一種警告。
可是它決不會和我說過的意思相抵觸。
因為我沒有說最适假說總是有助于我們自己生存的假說。
我甯可說，最适假說是最好地解決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假說，是比競争的假說更好地經受住批判的假說。
如果我們的問題是純理論問題&mdash&mdash找尋純理論說明的問題&mdash&mdash那麼，批判是由真理或逼近真理的觀念所調整，而不是由有助于我們生存的觀念所調整。
這裡談到真理，我希望講清楚，我們的目的是找到真的理論或者至少找到比我們目前已知的理論更接近真理的理論。
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能夠确切地知道我們某些說明理論是真的。
我們也許能夠批判一個說明理論，能夠證明其虛假。
然而一個好的說明理論總是對某些即将來臨的事情的大膽預言，它應該是可檢驗的和可批判的，但它不可能被證明是真的；如果我們在任何一種滿足概率運算的意義上采用&ldquo可幾的&rdquo這個詞，那麼，它決不可能被證明是&ldquo可幾的&rdquo（就是說，比它的否定更可幾）。
這個事實并不令人驚訝。
因為，雖然我們獲得了理性批判的藝術和真的說明即與事實一緻的調節觀念，别的什麼也沒有改變；知識增長的基本程序仍然是猜想與反駁和消除不适當的說明；而且因為消除有限數量的這種說明不能減少可能存在的說明的無限性，愛因斯坦可能犯錯誤，正像阿米巴可能犯錯誤一樣。
因此，我們不能把真理或可幾性歸于我們的理論。
采用真理和逼近真理這樣的标準僅在我們的批判中起作用。
我們可以拒絕一個假的理論；我們可以因為一個理論不如它的先行者或競争者更逼近真理而拒絕它。
我或許可以把我講過的東西用兩個簡單的命題概括起來。
（1）我們可能犯錯誤也容易有過失；但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東西。
（2）我們不能證明我們的理論，但我們能理性地批判它們，并嘗試性地采納那些似乎最經得起我們批判并有最大解釋力的理論。
我講演的第一部分到此結束。
2.關于生物學方法，特别是進化論方法的看法 在我的講演的第二部分中，我準備簡要地讨論一些有關生物學方法的問題。
我不得不嚴格壓縮這一部分的講演，以便給第三部分留有餘地。
我将從兩個總論點開始。
第一個論點是： （1）如果誰想把科學方法看作在科學上取得成功的方法，他一定會失望。
成功沒有捷徑。
我的第二個論點是： （2）誰想把科學方法或這種科學方法看作證明科學成果的方法，他也一定會失望。
科學成果不能被證明，它隻能被批判和檢驗。
在其得到支持方面，僅僅能說，經過所有這些批判與檢驗之後，它似乎比它的競争者更好，更有意義，更有力，更有希望，更逼近真理。
盡管這兩個論點存心使人心灰意冷，我還可說某些更積極的東西。
存在某種像成功的秘訣那樣的東西，我将在下邊提出來。
在你們研究的任何階段中，要盡量弄清楚你們的問題，觀察它的變化，并使之更明确。
要盡量弄清楚你們掌握的各種理論，要知道我們都是無意識地掌握理論，或把這些理論看成是理所當然的，盡管其中大多數幾乎肯定是假的。
反複地嘗試表述你們正在堅持的理論并批判它們。
并嘗試創立另外的理論&mdash&mdash甚至替換那些在你們看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理論；因為隻有這樣，你們才能理解所掌握的理論。
每當一個理論對于你們表現為惟一可能的理論時，可把它看作你們既不理解該理論也不理解想要該理論解決的問題的表征。
要始終把你們的實驗看作是對理論的檢驗&mdash&mdash看作發現理論的缺點并推翻它的嘗試。
如果實驗或觀察看起來支持一個理論，要記住，它實際上是減弱了另外一些可供選擇的理論&mdash&mdash或許是你們以前沒有想過的理論。
把反駁和替換你們自己的理論作為你們的抱負，這要比捍衛它們或讓别人去拒絕它們更好。
但也要記住，很好地捍衛一個受到批評的理論是任何具有成果的讨論的必要部分，因為隻有捍衛它，我們才能發現這個理論的力量，以及針對這個理論的批評的力量。
如果我們不能始終試圖以最強有力的形式提出理論并僅對這個形式加以争論的話，讨論或批評理論是沒有用處的。
采用彼得·梅達沃在裡斯講演(13)裡解釋和使用過的區分，我在這裡描述的關于世界的發現或學習過程，可以說成是喚起的過程，而不是啟發的過程。
我們了解環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啟發，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戰：我們的反應（包括我們的期望、預測或猜想）由它喚起，我們通過消除不成功的反應來學習&mdash&mdash也就是說，我們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
然而這種喚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裝成啟發，結果看起來好像我們是從觀察開始靠歸納法得到理論。
關于喚起進化的過程模拟啟發過程的這一觀念是達爾文主義的特征，它在這裡要講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們常把達爾文發現自然選擇理論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理論相提并論，這是一個錯誤。
牛頓用公式表示了一組旨在描述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由它引起的行為的普遍定律，達爾文的進化論沒有提出這樣的普遍定律。
沒有關于進化的達爾文定律。
實際上，倒是斯賓塞試圖系統表述進化的普遍定律&mdash&mdash&ldquo分化&rdquo和&ldquo結合&rdquo的定律。
正像我試圖指出的那樣，它們不是沒有價值的，并且可能是十分正确的。
但與牛頓定律相比，它們是含糊的，并且幾乎是缺乏經驗内容的。
（達爾文自己發現斯賓塞定律沒有什麼價值。
） 然而，達爾文對我們關于周圍世界的描述的革命影響至少像牛頓的一樣大，盡管不像牛頓的影響那樣深。
因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表明，通過以純物理的語言說明世界上存在計劃和目的，在原則上可能把目的論歸結為因果關系。
達爾文向我們所指明的是，自然選擇機制原則上能夠模拟造物主的行動以及他的目的和計劃，它也能夠模拟有理性的人類為實現其目的采取的行動。
如果這是正确的，那麼從生物學方法的觀點看來，我們能夠說：達爾文指明，在生物學上我們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論解釋&mdash&mdash甚至我們當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釋都應該是因果解釋的人也一樣。
因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論解釋原則上終有一天可能變成因果解釋或由因果解釋作進一步的說明。
雖然這是重大的成就，我們必須補充，原則上這個短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限定。
迄今為止，達爾文和任何達爾文主義者都沒有就任何單個有機體或任何單個器官的适應進化給出真正的因果解釋。
他所表明的一切&mdash&mdash充分地說明&mdash&mdash這樣的解釋是可能存在的（即它們在邏輯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幾乎無須說，我對達爾文主義的看法，将引起許多生物學家的不滿，他們相信生物學中目的論解釋像神學解釋一樣糟或差不多一樣糟。
他們的影響強到足以使查爾斯·謝靈頓爵士那樣的人以非常抱歉的語氣說：&ldquo我們不能從研究任何特殊的反射類型中得到預期的益處，除非我們能夠讨論它的直接目的作為一種适應的行動。
&rdquo(14) 達爾文主義的一個比較顯著的觀點&mdash&mdash但對我的講演的第三部分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觀點&mdash&mdash就是，有機體隻有在它的行為中顯示一種為生存而鬥争的有力的傾向或氣質或脾性，才可能實際生存下來。
于是，這樣一種傾向往往變為一切有機體的遺傳結構的一部分；它将在它們的行為中和它們的許多組織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顯示出來。
這無疑意味着，自然選擇不僅用于模拟并且用于解釋（隻要在原則上解釋）目的論。
同樣，可以說，拉馬克的進化論，特别是關于器官在對它們的使用的影響下進化，在不用它們的影響下退化的原理，已由J·M·鮑德溫（一位普林斯頓哲學家）[根據沃丁頓和辛普森]和薛定谔在一定意義上用自然選擇的語言解釋過。
(15)他們的解釋方法被進一步發展，在我看來，在假說方面也大大擴充了，我打算在我的講演的第三部分說明這個問題，因而在這裡就不分析它了。
但我希望弄清楚，鮑德溫[沃丁頓，辛普森]和薛定谔所指明的是，啟發的拉馬克進化論怎樣可能用自然選擇的達爾文進
(12)當牛頓使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學與開普勒的天體運動的理論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個傾向變得十分明顯；而且從那以後一直保持着。
當我們說到進化之樹時，我們當然假定時間的方向指向上方，即指向樹生長的方向。
采取同樣向上的時間方向，我們将不得不把知識之樹描述為從無數的根部長起來，這些根向空中長而不是向下長，并最終傾向于長成為一個共同的樹幹。
換句話說，理論知識增長的進化結構幾乎正與生物或人類工具或應用知識的進化之樹的結構相反。
現在要解釋這個理論知識之樹的整合性成長的問題。
它是我們追求理論知識的特殊目的&mdash&mdash說明事物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的目的&mdash&mdash的結果。
此外，它是人類語言存在的結果，人類語言不僅使我們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論我們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說，使我們能夠批判它們。
在探求理論知識的過程中，我們的目的僅僅是理解、回答怎麼樣的問題和為什麼的問題。
這些都是以給出說明來回答的問題。
因此，理論知識的全部問題就在于說明的問題。
這些問題完全可能起源于實際問題。
因而&ldquo為了反對貧窮人們能做些什麼？&rdquo這個實際的問題，已導緻&ldquo人們為什麼貧窮？&rdquo這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從這個問題到工資和報酬的理論，等等；換句話說，導緻純粹的經濟理論，當然這理論不斷地産生它自己的新問題。
在這個發展中涉及的問題，特别是未解決的問題，增殖起來，并且成為分化了的問題，就像我們的知識成長時它們往往表現的那樣。
然而說明的理論本身已表明，斯賓塞首先描述了整合性成長。
舉生物學中的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們有與天花這樣的流行病作鬥争的最迫切的實際問題。
可是我們從免疫的實例進到免疫學理論，并從這裡又進到抗體形成理論&mdash&mdash以其問題的深度和其問題增多能力而著稱的一個純生物學領域。
問題的說明是由提出說明的理論來解決的；說明的理論能夠通過顯示它本身的矛盾或它與事實或一些别的知識不一緻而受到批判。
可是這個批判假定，我們希望找到的理論是真的理論&mdash&mdash與事實一緻的理論。
我相信，正是把真理看作與事實相符合的觀念使理性批判成為可能。
借助于統一的理論，我們說明問題的好奇心和熱情是普遍的和無限制的，連同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更加接近真理的目的就說明了知識之樹的整合成長。
在指出工具的進化之樹與理論知識的進化之樹之間的差别時，我還希望反駁一下現在很流行的觀點，即人類知識僅能理解為我們生存鬥争的工具。
提出的觀點可能用作對過分狹隘地解釋我所說的猜想與反駁的方法以及最适假說繼續生存的一種警告。
可是它決不會和我說過的意思相抵觸。
因為我沒有說最适假說總是有助于我們自己生存的假說。
我甯可說，最适假說是最好地解決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假說，是比競争的假說更好地經受住批判的假說。
如果我們的問題是純理論問題&mdash&mdash找尋純理論說明的問題&mdash&mdash那麼，批判是由真理或逼近真理的觀念所調整，而不是由有助于我們生存的觀念所調整。
這裡談到真理，我希望講清楚，我們的目的是找到真的理論或者至少找到比我們目前已知的理論更接近真理的理論。
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能夠确切地知道我們某些說明理論是真的。
我們也許能夠批判一個說明理論，能夠證明其虛假。
然而一個好的說明理論總是對某些即将來臨的事情的大膽預言，它應該是可檢驗的和可批判的，但它不可能被證明是真的；如果我們在任何一種滿足概率運算的意義上采用&ldquo可幾的&rdquo這個詞，那麼，它決不可能被證明是&ldquo可幾的&rdquo（就是說，比它的否定更可幾）。
這個事實并不令人驚訝。
因為，雖然我們獲得了理性批判的藝術和真的說明即與事實一緻的調節觀念，别的什麼也沒有改變；知識增長的基本程序仍然是猜想與反駁和消除不适當的說明；而且因為消除有限數量的這種說明不能減少可能存在的說明的無限性，愛因斯坦可能犯錯誤，正像阿米巴可能犯錯誤一樣。
因此，我們不能把真理或可幾性歸于我們的理論。
采用真理和逼近真理這樣的标準僅在我們的批判中起作用。
我們可以拒絕一個假的理論；我們可以因為一個理論不如它的先行者或競争者更逼近真理而拒絕它。
我或許可以把我講過的東西用兩個簡單的命題概括起來。
（1）我們可能犯錯誤也容易有過失；但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東西。
（2）我們不能證明我們的理論，但我們能理性地批判它們，并嘗試性地采納那些似乎最經得起我們批判并有最大解釋力的理論。
我講演的第一部分到此結束。
2.關于生物學方法，特别是進化論方法的看法 在我的講演的第二部分中，我準備簡要地讨論一些有關生物學方法的問題。
我不得不嚴格壓縮這一部分的講演，以便給第三部分留有餘地。
我将從兩個總論點開始。
第一個論點是： （1）如果誰想把科學方法看作在科學上取得成功的方法，他一定會失望。
成功沒有捷徑。
我的第二個論點是： （2）誰想把科學方法或這種科學方法看作證明科學成果的方法，他也一定會失望。
科學成果不能被證明，它隻能被批判和檢驗。
在其得到支持方面，僅僅能說，經過所有這些批判與檢驗之後，它似乎比它的競争者更好，更有意義，更有力，更有希望，更逼近真理。
盡管這兩個論點存心使人心灰意冷，我還可說某些更積極的東西。
存在某種像成功的秘訣那樣的東西，我将在下邊提出來。
在你們研究的任何階段中，要盡量弄清楚你們的問題，觀察它的變化，并使之更明确。
要盡量弄清楚你們掌握的各種理論，要知道我們都是無意識地掌握理論，或把這些理論看成是理所當然的，盡管其中大多數幾乎肯定是假的。
反複地嘗試表述你們正在堅持的理論并批判它們。
并嘗試創立另外的理論&mdash&mdash甚至替換那些在你們看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理論；因為隻有這樣，你們才能理解所掌握的理論。
每當一個理論對于你們表現為惟一可能的理論時，可把它看作你們既不理解該理論也不理解想要該理論解決的問題的表征。
要始終把你們的實驗看作是對理論的檢驗&mdash&mdash看作發現理論的缺點并推翻它的嘗試。
如果實驗或觀察看起來支持一個理論，要記住，它實際上是減弱了另外一些可供選擇的理論&mdash&mdash或許是你們以前沒有想過的理論。
把反駁和替換你們自己的理論作為你們的抱負，這要比捍衛它們或讓别人去拒絕它們更好。
但也要記住，很好地捍衛一個受到批評的理論是任何具有成果的讨論的必要部分，因為隻有捍衛它，我們才能發現這個理論的力量，以及針對這個理論的批評的力量。
如果我們不能始終試圖以最強有力的形式提出理論并僅對這個形式加以争論的話，讨論或批評理論是沒有用處的。
采用彼得·梅達沃在裡斯講演(13)裡解釋和使用過的區分，我在這裡描述的關于世界的發現或學習過程，可以說成是喚起的過程，而不是啟發的過程。
我們了解環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啟發，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戰：我們的反應（包括我們的期望、預測或猜想）由它喚起，我們通過消除不成功的反應來學習&mdash&mdash也就是說，我們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
然而這種喚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裝成啟發，結果看起來好像我們是從觀察開始靠歸納法得到理論。
關于喚起進化的過程模拟啟發過程的這一觀念是達爾文主義的特征，它在這裡要講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們常把達爾文發現自然選擇理論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理論相提并論，這是一個錯誤。
牛頓用公式表示了一組旨在描述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由它引起的行為的普遍定律，達爾文的進化論沒有提出這樣的普遍定律。
沒有關于進化的達爾文定律。
實際上，倒是斯賓塞試圖系統表述進化的普遍定律&mdash&mdash&ldquo分化&rdquo和&ldquo結合&rdquo的定律。
正像我試圖指出的那樣，它們不是沒有價值的，并且可能是十分正确的。
但與牛頓定律相比，它們是含糊的，并且幾乎是缺乏經驗内容的。
（達爾文自己發現斯賓塞定律沒有什麼價值。
） 然而，達爾文對我們關于周圍世界的描述的革命影響至少像牛頓的一樣大，盡管不像牛頓的影響那樣深。
因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表明，通過以純物理的語言說明世界上存在計劃和目的，在原則上可能把目的論歸結為因果關系。
達爾文向我們所指明的是，自然選擇機制原則上能夠模拟造物主的行動以及他的目的和計劃，它也能夠模拟有理性的人類為實現其目的采取的行動。
如果這是正确的，那麼從生物學方法的觀點看來，我們能夠說：達爾文指明，在生物學上我們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論解釋&mdash&mdash甚至我們當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釋都應該是因果解釋的人也一樣。
因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論解釋原則上終有一天可能變成因果解釋或由因果解釋作進一步的說明。
雖然這是重大的成就，我們必須補充，原則上這個短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限定。
迄今為止，達爾文和任何達爾文主義者都沒有就任何單個有機體或任何單個器官的适應進化給出真正的因果解釋。
他所表明的一切&mdash&mdash充分地說明&mdash&mdash這樣的解釋是可能存在的（即它們在邏輯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幾乎無須說，我對達爾文主義的看法，将引起許多生物學家的不滿，他們相信生物學中目的論解釋像神學解釋一樣糟或差不多一樣糟。
他們的影響強到足以使查爾斯·謝靈頓爵士那樣的人以非常抱歉的語氣說：&ldquo我們不能從研究任何特殊的反射類型中得到預期的益處，除非我們能夠讨論它的直接目的作為一種适應的行動。
&rdquo(14) 達爾文主義的一個比較顯著的觀點&mdash&mdash但對我的講演的第三部分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觀點&mdash&mdash就是，有機體隻有在它的行為中顯示一種為生存而鬥争的有力的傾向或氣質或脾性，才可能實際生存下來。
于是，這樣一種傾向往往變為一切有機體的遺傳結構的一部分；它将在它們的行為中和它們的許多組織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顯示出來。
這無疑意味着，自然選擇不僅用于模拟并且用于解釋（隻要在原則上解釋）目的論。
同樣，可以說，拉馬克的進化論，特别是關于器官在對它們的使用的影響下進化，在不用它們的影響下退化的原理，已由J·M·鮑德溫（一位普林斯頓哲學家）[根據沃丁頓和辛普森]和薛定谔在一定意義上用自然選擇的語言解釋過。
(15)他們的解釋方法被進一步發展，在我看來，在假說方面也大大擴充了，我打算在我的講演的第三部分說明這個問題，因而在這裡就不分析它了。
但我希望弄清楚，鮑德溫[沃丁頓，辛普森]和薛定谔所指明的是，啟發的拉馬克進化論怎樣可能用自然選擇的達爾文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