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1 詹姆斯·哈裡斯對腓特烈大帝及其繼任者的性格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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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3月18日,星期一,柏林 詹姆斯·哈裡斯緻亨利·霍華德 自即位以來,一個基本原則似乎一直在左右着腓特烈大帝的行為,即人類尤其是注定要歸他統治的那些人,隻是用來向他臣服和滿足他意願的生物。

    他可以利用這些生物來做各種事情,以達到他擴大權力和擴張領土的目的。

    帶着這種原則,他從來不會和任何一位大臣商讨任何問題。

    相反,腓特烈大帝隻依靠他的判斷行事。

    與其說他認為這些大臣的能力不行,不如說他一直懷有很強的戒備心,那就是如果他不再将這些大臣當作簡單的工具來使用,那麼這些人遲早就會生出他們的想法。

    到那時,這些大臣就不會僅僅滿足于當他的附庸,而會開始想成為能夠做決策的那個人了。

    為保證獨裁統治不受威脅,腓特烈大帝必須做到不為任何憐憫和懊悔的情緒所困,同時确保不能有任何宗教方面的想法和道德上的顧忌。

    因此,在精神領域,腓特烈大帝用迷信代替了宗教,并用法語中一種叫&ldquo感情&rdquo的東西來彌補他在道德上的缺失。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既有野蠻的一面又有人道的一面,而這種混雜的人格特質正是他性格的一個标志性特征。

    我曾看見腓特烈大帝在讀悲劇作品時潸然淚下。

    我還知道他曾對一隻患病的灰色獵犬關懷備至,就好似一位慈母在照顧她最心愛的孩子。

    然而,照顧完獵犬後的第二天,他就命令軍隊摧毀了一個省。

    他也曾反複無常地變更稅收的數目,将某地的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

    甚至即便在弟弟奧古斯特·威廉[1]病重期間,腓特烈大帝也仍然在表達對他的不滿。

    他一直在精神上折磨這位病人,最終加速了他的死亡。

    然而,腓特烈大帝又絕對不是嗜血成性的人,除非罪大惡極,他很少判處罪犯死刑。

    然而,在上一場戰役[2]中,他又向軍醫們秘密下令,稱甯願讓傷員承受死亡的風險,也盡量不要為他們截肢。

    為此,軍中傷殘人員的數目增加了不少。

    腓特烈大帝非常清楚他需要什麼。

    一到需要的時候,他就會将所有情感放在一邊。

    于己,他常常表現出善良、仁慈和友好的品質,這也确實是他真實的一面。

    然而,一旦披上帝王的外衣,他就紛紛棄這些品質而去。

    他獨自前行,為所到之處帶去不幸和災難。

    同樣,他還将這套有誤的準則運用到國家和政府中。

    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将一大筆财寶閑置在金庫中正是導緻他的王國陷入貧困的緣由。

    沒有互惠原則作為保障,貿易活動就不可能長久進行下去。

    壟斷和特權會阻礙良性競争,并使工業發展陷入停滞。

    簡而言之,對于一位君主而言,國民生活富足安逸才是真正的财富。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這些錯誤犯得越嚴重,人民受的苦就越深。

    他的顯赫地位基本不會動搖。

    他雖然在一些方面做得确實不好,但總能在需要的時候堅定意志并設下巧妙的計策,再加上有非凡的天資相助,結果就是,凡是他嘗試過的重大舉措幾乎都取得了成功。

    我們曾目睹他結束了一場幾乎囊括歐洲所有列強的戰争,并成功在和約中獲利。

    從此,普魯士王國在歐洲占據了支配地位。

    他的主要對手也被他當作棋子,并幫他實現了一個又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

    大幅攀升的稅額和龐大的普魯士王國軍隊,以及他在歐洲占據的絕佳優勢地位,具備這些條件的普魯士王國勢必在未來爆發出驚人的力量。

    從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那裡,他繼承了一千三百萬克朗的财政稅收和價值一千六百萬克朗的财富,以及一支五萬人&mdash&mdash實際有将近十萬人的軍隊。

    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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