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李子和馬鈴薯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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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大公國在阿爾瑙的軍隊迅速得到增援。

    約瑟夫二世騎馬趕到了阿爾瑙。

    眼見敵人正在加強防範,腓特烈大帝意識到,他為自己設置的任務太過艱巨了。

    腓特烈大帝寫信告訴亨利親王:&ldquo這裡是這一帶最險惡的地方。

    &rdquo于是,腓特烈大帝再次大費周折,指揮部隊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後退。

    1778年8月27日,兩軍在奧爾斯[66]附近相會。

    腓特烈大帝有六萬人,而約瑟夫二世則有足足七萬人。

    于是,腓特烈大帝再一次沒有開戰。

     經過這些事情之後,兩支普魯士王國軍隊隻剩下一個選擇。

    腓特烈大帝和亨利親王都不願意讓各自的士兵冒險,再讓他們的軍隊嘗試進一步的危險行動。

    但如果就這麼撤退的話,那對兩支軍隊又都是一個巨大的侮辱。

    然而,再拖下去的話,軍隊裡的糧食就不夠吃了。

    疾病正在軍中蔓延,消磨着軍隊的戰鬥力。

    在腓特烈大帝這邊,病死的士兵數量和逃兵的數量加在一起已經超過一萬人。

    1778年9月,撤退行動已成定局,亨利親王再次帶頭做出了這一艱難的決定。

    一開始,腓特烈大帝建議亨利親王退到利托梅日采[67]和易北河之間的地段。

    這樣一來,亨利親王仍然能夠牽制對方的兵力。

    後來,腓特烈大帝又表示,亨利親王可以直接退到齊陶。

    但亨利親王還是決定采取第一個建議,帶領軍隊從原先位置撤退到利托梅日采。

    用軍事術語來說,這是一次異常撤退。

    要想這麼做,亨利親王就必須轉移陣地。

    這樣做的好處是亨利親王可以繼續消耗對方兵力,直到拖垮對方。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個計劃都沒有太大風險,此舉的反常性或許還能起到誤導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的作用。

    1778年9月10日,亨利親王的主力軍開始撤退。

    雖然亨利親王指揮撤退很有技巧,但普魯士王國軍隊的動作仍然無法躲過某位首領的注意。

    此人剛毅果敢,見普魯士王國軍隊要撤退,便率軍前去騷擾。

    [68]撤退之路異常艱難。

    在狂風暴雨中,本就不好走的路現在更是流滿了泥水,幾乎到了無法通行的地步。

    馬匹陷進地面,泥漿淹到了跗關節。

    馬車的車輪也都淹在泥水裡面。

    沿路鄉村裡的工人們被征用,帶着繩索和拉車用的馬匹,去拉那些陷進沼澤中的重炮。

    就連騎兵們也不得不借出他們的馬,然後徒步前進。

    數百批馬倒在路上,屍體逐漸腐爛。

    許多士兵都凍傷了,有的還因此失去了生命。

    一路風吹雨打,隊伍裡的馬車變得破破爛爛,路上到處都是丢棄的武器。

    這些場景拼湊在一起,就是這次撤退行動的全貌了。

    到了德累斯頓,亨利親王重新集結部隊。

    他發現,加上從最重要的一場交火中存活下來的十六名傷員,他在這場撤退中損失了将近八千人。

    這個數字大約是他全軍人數的八分之一。

    而暈頭轉向的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驚慌失措,竟然完全錯過了這次機會,沒能像以前那樣抓住别人撤退的時機,狠狠地對敵人進行一番騷擾。

     恰斯拉夫 利托梅日采 腓特烈大帝的撤退過程則沒有這麼艱難。

    他率軍所走的路線要更短,拐的彎也更少。

    1778年9月8日,撤退開始了。

    然而,腓特烈大帝又在沙茨拉附近停了下來,要為伏爾泰創作頌歌。

    直到後來得知亨利親王已經到達薩克森選帝侯國,他才重新啟程。

    這一次,普魯士王國軍隊依然撤退得很艱難,同樣也遭受了重大損失。

    而奧地利大公國的行進動作也表現出同樣的遲疑。

    軍隊後衛卷入了幾場戰鬥。

    奧地利大公國的達戈貝爾·西格蒙德·馮·烏姆瑟爾[69]和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威廉二世都在戰鬥中大顯身手。

    然而,不顧輕騎兵軍官們的懇求,在軍隊裡一片幾乎清晰可聞的低聲抱怨中,約瑟夫二世嚴厲地下了禁令,不準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前去追擊撤退中的普魯士王國軍隊。

    畢竟普魯士王國軍隊有可能是在引誘奧地利大公國軍隊走向一個陷阱,再說奧地利大公國軍隊此時所處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

    要知道,正是在沙茨拉附近,腓特烈大帝曾經大敗奧地利大公國軍隊。

    縱橫沙場的腓特烈大帝為他赢得了驚人的名望。

    得意時,這種強有力的名聲能夠護他周全。

    而到了危難時刻,這種名望依然是他的保護傘。

     達戈貝爾·西格蒙德·馮·烏姆瑟爾 戰役接近尾聲時,仍有一些部隊在悄聲埋怨約瑟夫二世的決定。

    但平心而論,在約瑟夫二世的帶領下,奧地利大公國的軍隊确實取得了不小的勝利。

    在這些人的努力下,當時最頂尖的兩位将領[70]均沒能帶領各自的軍隊挺過波希米亞的冬天。

    後四十年[71]裡發生的所有戰争中,奧地利大公國還從來沒有靠一己之力在交戰第一年就将對方從奧地利大公國的領土上逼退過。

    然而,約瑟夫二世似乎并沒有将這一舉動看成多大的勝利,因為普魯士王國占領了一部分奧地利大公國的土地,而土地上的人民正在遭受殘酷的折磨。

    面對這番情形,約瑟夫二世幾乎陷入絕望。

    在對土地和人力的各種征用工作上,亨利親王與他冷酷的哥哥&ldquo毫不含糊地執行着他們的工作&rdquo。

    然而,在約瑟夫二世為他的農民們感到難過的同時,腓特烈大帝的軍事聲望同樣受到了打擊,這或許也算是為這些受苦受難的農民報了仇。

    情況是這樣的,這位老國王心中冒着怒火,嘴裡吐着咒罵,最後放棄了波希米亞。

    波希米亞的價值之于腓特烈大帝,就好比他的别墅之于一名捷克農民。

    然而,他就這樣丢掉了這筆對他來說無比珍貴的财富。

    以往總是第一個沖鋒陷陣并以閃電般的速度著稱的腓特烈大帝,最後反倒被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元帥的徒弟們帶進了一個死胡同。

    要知道,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之前一直是他嘲弄的對象,也是他的手下敗将。

    全世界都處在巨大的震驚當中。

    阿爾瑙和亞羅梅日戰線上發生的事情使整個歐洲意識到,普魯士王國的擲彈兵也并非像人們以往所想的那樣戰無不勝。

     整個冬天,雙方的各種小規模沖突仍在繼續。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779年3月月初。

    但事實上,腓特烈大帝帶軍撤出波希米亞時,戰争就結束了。

    對于這場戰争,我們很難挑出一些重要的作戰行動進行點評,因為雙方其實都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成果。

    腓特烈大帝似乎反而成了這場戰争中第一個犯錯誤的人。

    他錯就錯在将兩支軍隊的人數設置得一樣多。

    雖然這種安排賦予了他和亨利親王二人内線作戰的巨大優勢,但與此同時,他和亨利親王都不得不高度集中精力去想辦法對付和各自手下軍隊兵力相當的對手。

    亨利親王用了一個高明的計策,包抄了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的側翼,并将其逼退到伊澤拉河。

    然而,即使是此舉也未能減輕腓特烈大帝的負擔,或抵消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占有的方位優勢。

    事實上,腓特烈大帝最初制定計劃時似乎是基于一種猜測,即奧地利大公國的一部分軍隊将要進軍盧薩蒂亞,從而進一步攻占柏林。

    為了阻撓這個計劃,腓特烈大帝派亨利親王帶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前往薩克森選帝侯國,準備包抄奧地利大公國的軍隊。

    直到戰争開始,腓特烈大帝才發現他估計錯了。

    奧地利大公國的主力軍并沒有沿着科尼格拉茨[72]一直分散到摩拉維亞。

    相反,對方固守在西裡西亞邊境幾英裡内的壕溝中。

    腓特烈大帝早就發現,在阿爾瑙,他很難向前推進他的軍隊。

    如果想迎來轉機,他要麼在摩拉維亞牽制住奧地利大公國的軍隊,要麼就隻能鼓勵亨利親王實施更進一步的行動,以抗擊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

    最後,他什麼都沒有做,隻往摩拉維亞派了分遣隊,并向亨利親王提出了相關警告。

     好在亨利親王并沒有因為立過大功就成了一個聽不進勸的人。

    從1778年8月29日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命令軍隊撤出伊澤拉河的行為來看,如果此時大膽出擊,那麼成功就屬于亨利親王了,而如果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被迫撤離伊澤拉河,那麼約瑟夫二世在阿爾瑙和亞羅梅日的陣地就可能守不住。

    這樣一來,普魯士王國便能取得決定性的戰果。

    此舉确實包含風險,但對于一位天才指揮官來說,這種風險值得一冒。

    然而,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亨利親王的看法和腓特烈大帝的看法并不一樣。

    在1779年的一次通信中,這兩個人的不同之處體現得淋漓盡緻。

    在信中,亨利親王向腓特烈大帝表達了他的不滿。

    亨利親王認為,普魯士王國軍隊為即将到來的戰争所做的戰略部署顯得過于輕率。

    亨利親王舉出種種因為草率行事而造成毀滅性後果的例子,他列舉了拉米伊[73]的維勒魯瓦公爵弗朗西斯·德·紐夫維爾[74]、豐特努瓦[75]的威廉·奧古斯塔斯親王[76]及奧地利大公國的查理·亞曆山大[77]。

    查理·亞曆山大曾經在洛伊藤[78]的戰場上慘敗給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在回信中的語氣很尖銳。

    他說道,這些軍官們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行事魯莽,而是因為他們的戰略部署很差勁,要麼就是他們選擇的作戰場地有問題。

    &ldquo你如果每次都思來想去遲遲不敢開戰,那就永遠搶不到财富,也成不了貴族。

    古往今來,戰争就是一場盛大的賭博遊戲。

    誰最會賭,誰就能在國際事務中掌握話語權。

    &rdquo[79]兩封信鮮明地展示出二人之間的差别。

    一位是有本事的将領,另一位則是将領中的天才。

    腓特烈大帝想要有所作為是很容易的,但他這次什麼都沒做。

    亨利親王赢得了新的贊譽,盡管他始終拒絕邁出最後一步[80]。

    在當時的情況下,隻要邁出這最後一步,亨利親王就會赢得一場能夠使他名垂青史的勝利。

    腓特烈大帝如果處在亨利親王的位置上,并且再年輕幾歲,那一定會踏出這最後一步。

    而現在的腓特烈大帝則是等到行動的關鍵時刻過去以後,再發表幾句充滿智慧的軍事格言,就心滿意足了。

     維勒魯瓦公爵弗朗西斯·德·紐夫維爾 威廉·奧古斯塔斯親王 查理·亞曆山大 腓特烈大帝已經不是當年洛伊藤的那個腓特烈大帝。

    這話并不假。

    但說實在的,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其實也不再是當年庫勒斯道夫的那個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了。

    整整十年來,他那種散漫的習氣一直被人們看在眼裡。

    一直有點兒反複無常的他如今幾乎變得有些堕落了。

    瑪麗亞·特蕾莎甚至打算罷免他,卻被約瑟夫二世阻止。

    一轉眼這麼長時間過去了,在七年戰争中的那些英雄裡面,隻有亨利親王的聲譽提高了。

    從未錯過一次機會,也從沒冒過太大風險,才華橫溢的亨利親王就這樣蓋過了兩名天才的光芒。

    至于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和約瑟夫二世,這兩個人的角色扮演起來并不需要耗費什麼功夫,得到的回報也非常劃算。

    對于他們而言,即使丢掉了戰無不勝的名聲,至少也一直會是世人眼中傑出的領導者。

    軍隊管理有序、軍需供給充足、防禦工事強大及對手覆滅數量超過兩萬人,這些成就大部分都要歸于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但其中也有約瑟夫二世的功勞。

    約瑟夫二世雖然非常尊重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在軍事上的判斷,但從天性上來講,約瑟夫二世無論如何都無法死心塌地地扮演一個馬前卒的角色。

    此外,不管怎麼說,在托倫斯坦之後的關鍵時刻,幸虧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來重振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勇氣。

    此外,堅持保住伊澤拉河和阿爾瑙陣地的決定,也說明約瑟夫二世具有行事謹慎和善于決斷的優點。

    一直以來,約瑟夫二世唯恐農民的房屋和田地會遭到劫掠,還總是擔心他的士兵的處境不夠安全。

    這是他那和藹可親的人格所衍生出的弱點,同時也反過來解釋了為什麼他會對農民和士兵的福利表現出莫大的關心。

    此外,雖然他的軍隊在戰争結束時有所抱怨,但約瑟夫二世做出的種種舉動實際上已經很大程度地打破了奧地利大公國戰敗時的傳統。

    并且直到最後一刻,約瑟夫二世還在盡力重振奧地利大公國軍隊的軍威和士氣。

    約瑟夫二世擔心他的部下會暴露,但至少他不懼怕暴露自己。

    而當部下看到作為皇帝的他睡在光秃秃的地闆上,并且身上隻蓋着一件披風時,看到他和士兵們親如兄弟并時不時和士兵們分享食物,或看到他在槍林彈雨中騎着馬勇敢沖鋒時,士兵們是這樣表達他們内心的感受的:&ldquo皇帝頭上的皇冠和我頭上的帽子一樣,毫無遮蔽地暴露在危險的戰場上。

    這樣一來,我還有什麼理由感到害怕呢?&rdquo[81] 總體而言,這場戰争赢得了一個綽号,叫&ldquo李子和馬鈴薯戰争&rdquo。

    原因是相比打仗來說,交戰雙方的士兵們将更多時間花在了偷東西或想着怎樣擅離部隊上面。

    1778年8月,約瑟夫二世不失智慧地道出這樣一個事實:&ldquo腓特烈大帝留在這兒是為了尋找食物,我則是為了征募新兵。

    &rdquo這場戰役是陣地戰、運動戰及反運動戰的經典實例。

    總之,普魯士王國軍隊遭到了重創。

    此外,雖然雙方沒有大的作戰行動,但亨利親王大膽奪取托倫斯坦這一行為及腓特烈大帝的不作為之謎都很值得我們進行一番軍事研究。

    遺憾的是,戰役剛打響時,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憑借他準确的直覺所設想的那個計劃最終沒有付諸實施。

    他本打算聯合奧地利大公國各方兵力在戰争初期就擊敗腓特烈大帝的軍隊。

    這在當時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但謹慎的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和約瑟夫二世還是拒絕了這個計劃。

    不過,整體考慮下來,後兩者的決定或許也有一定的道理。

    畢竟,除此時外,腓特烈大帝什麼時候害怕過比他的士兵數量要多的敵軍呢?最重要的是,戰争剛開始時,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比腓特烈大帝個人的聲望更能為普魯士王國軍隊增添補給和助長士氣了。

    據拿破侖·波拿巴估計,腓特烈大帝隻要出現在戰場上,就相當于為他的軍隊帶來了四萬人的增援。

    一向謹慎的阿瑟·韋爾斯利[82]也對這個數字表示贊同。

    的确,隻要想想腓特烈大帝有多少次排除萬難取得勝利,想想他的名字是多少普魯士王國人的驕傲,同時又是多少奧地利大公國人的恐懼,我們就會意識到,拿破侖·波拿巴給出的這個數字其實是相當合理的。

    至少在戰争之初,當這位年邁的國王[83]沿着戰線騎馬飛奔時,他駝背的身子依舊穩坐在馬鞍上。

    他的身上是那件褪了色的紅藍制服。

    他手中握着那根著名的帶有一個彎鈎的拐杖。

    他年老而瘦削的臉龐看起來就像老鷹的臉一般銳利機警,在戰鬥中煥發出奇特的光輝。

    士兵們看在眼裡,心中就會感到備受鼓舞。

     阿瑟·韋爾斯利 亨利親王确實為這場戰役下了大功夫,而腓特烈大帝則更是在其他二十餘場戰役中鞠躬盡瘁。

    從此,兩個人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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