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奧地利大公國與普魯士王國的戰争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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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該如何延續下去？
&mdash&mdash歌德
1777年冬天，一名巴伐利亞公國醫生的醫術成為決定一場戰争爆發與否的關鍵。
如果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1]死在這名醫生手上，那麼這個失誤将成為一個信号。
這個信号标志着人們即将圍繞巴伐利亞的王位繼承權展開争議。
而争議的結果便是發生在歐洲的一場戰争。
隻要信号一出現，約瑟夫二世就會指揮他的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前往巴伐利亞公國南部。
腓特烈大帝則将開始在波茨坦[2]的閱兵場操練他的擲彈兵[3]。
這次王位繼承事件[4]本不該存在争議。
并且，按理來說，巴伐利亞公國的繼承權本就應該落在查理·西奧多爾[5]身上。
然而，在18世紀，沒有争議的王位繼承事件并不多見。
合法的權力不如赤裸裸的武力管用。
無論統治者發起侵略的借口有多麼牽強，隻要他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别人就不敢對他的行為提出任何異議。
18世紀就是一個争奪王位繼承權的時代。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6]1702年爆發，1713年結束。
大不列颠王國也曾經卷入其中。
波蘭王位繼承戰争[7]1733年爆發，1735年結束。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8]1740年爆發，1748年結束。
在這幾場戰争中，強大一方自帶的&ldquo正義性&rdquo與真正意義上的正義正面交鋒，殺得難分難解。
1777年，戰火終于燒到巴伐利亞公國。
奧地利大公國索要王位繼承權的舉動并不令人驚奇，原因在于雖然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的&ldquo恺撒&rdquo[9]約瑟夫二世擁有一支龐大的軍團，但巴拉丁選帝侯[10]查理·西奧多爾手下的軍隊兵微将寡。
很明顯，奧地利大公國已經準備開戰。
唯一的問題是查理·西奧多爾是否已經做好抵抗的準備。
鑒于自身資源少得可憐，查理·西奧多爾隻剩下一線希望，那就是向歐洲尋求正義，或者更确切地說，向利益相關的國家尋求正義。
無比碰巧的是，當時的歐洲隻有兩個國家有可能幹預這場戰争。
大不列颠王國正在和殖民地上的叛亂分子進行殊死戰鬥。
法蘭西王國也已經确定要卷入這場戰鬥。
奧斯曼帝國太弱小，所處的位置太遠，施加不了什麼影響。
波蘭-立陶宛王國則陷在無政府的混亂中愛莫能助。
其他一些小邦國不會有什麼反對聲音，即使有，也不足為懼。
所有大國中隻剩下普魯士王國和正從之前與奧斯曼帝國的戰争中逐漸恢複的俄羅斯帝國。
從武裝力量來看，約瑟夫二世無疑占有&ldquo優勢&rdquo。
此外，要是以腓特烈大帝的邏輯而不是以邏輯學家的邏輯來看，約瑟夫二世利用這個優勢為奧地利大公國奪取利益是天經地義之舉。
在這種形勢下，所有國家自然而然都将目光投向普魯士王國。
原因很明顯，一旦戰争爆發，普魯士王國将在與奧地利大公國的鬥争中成為主角。
腓特烈大帝的行動将決定巴伐利亞公國的命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未來。
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 18世紀70年代的波茨坦 普魯士擲彈兵 查理·西奧多爾 第1節 腓特烈大帝與普魯士王國 如果要在奧地利大公國和普魯士王國之間做一個比較，來看看二者都有哪些不同，又在哪些方面不相上下，或要知曉命運會将怎樣的事件推上曆史舞台，那我們就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兩個國家各自的曆史和資源，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國民性格。
自1740年即位起，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大帝就一直扮演着一個不安分的天才的角色。
戰争也好，政治也罷，為18世紀帶去過那麼多經驗和教訓，并使那個時代感到那般驚喜與恐懼以及迷惑的人，除他之外再無第二個。
1740年冬天，腓特烈大帝第一次進攻奧地利大公國，用武力征服了西裡西亞。
敵方聯盟的進攻、戰場上的失利及外交上的挫敗都不能阻擋腓特烈大帝前進的步伐。
腓特烈大帝不是沒有在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上犯過錯誤，但他源源不竭的才智和無比旺盛的精力總能幫他修補這些過錯。
1746年，西裡西亞被全權割讓給腓特烈大帝。
雖然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11]囊括了歐洲所有強國，但隻有腓特烈大帝從中取得了巨大收益。
如此輝煌的成功是危險的。
它促使其他國家一步步和普魯士王國走向對立。
接下來的十年，腓特烈大帝面臨的形勢變得越發嚴峻。
這位國王很快發現，歐洲大陸除大不列颠王國外的所有國家開始聯合起來反對他。
因此，他不得不隻身面對一個龐大的聯盟。
這個聯盟最終包括奧地利大公國、俄羅斯帝國、法蘭西王國、瑞典王國、薩克森選帝侯國[12]和整個神聖羅馬帝國。
意識到危險正在日趨迫近，腓特烈大帝隻好和大不列颠王國結成攻守同盟，以在暴風雨到來之前鞏固他的實力。
然而，七年戰争[13]引發的新一輪大規模鬥争即将使全世界對腓特烈大帝另眼相看。
在世人的注視下，腓特烈大帝經受住了命運給出的所有考驗，并在一個又一個關鍵時刻運用智謀化險為夷。
他頻頻受阻，卻總能在災難中取得勝利。
1757年之前，世人眼中的腓特烈大帝隻是一名坐擁一支頂尖軍隊的老練的指揮官。
1757年後，人們一下子意識到，原來腓特烈大帝和他的軍隊擁有能将整個歐洲難倒的本事。
對手的數量再多，也吓不倒在羅斯巴赫戰役[14]中打過勝仗的士兵們。
沒有一個将軍能和在洛伊滕戰役[15]中以絕世骁勇之姿驚豔世界的那位領導者[16]相提并論。
即使是七年戰争最後時期的種種混亂和災難，也不曾遮蓋腓特烈大帝的光芒和減損他的威名。
精疲力竭的腓特烈大帝以勝利者的姿态走下戰場。
他赢得了自查理五世[17]時代起便再沒有人能擔當得起的名号。
腓特烈大帝擊敗了奧地利大公國軍隊，趕走了法蘭西王國的軍隊，用這兩場勝利[18]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未來打下基礎。
七年戰争前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歐洲形勢 羅斯巴赫戰役 查理五世 在很大程度上，腓特烈大帝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執政風格、外交手段與作戰特點。
因此，如果對他的性格做一個小小的分析，那麼将會對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
我們能從腓特烈大帝身上看到許多截然不同的特征。
這些特征間的反差之大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它們都屬于同一個人。
而這種反差也恰好印證了腓特烈大帝古怪的性格。
走近那些逼真的肖像畫，隻見一雙灰藍色的大眼睛照亮了畫中人的神情，并為那張嚴肅而冷酷的臉增添了唯一一抹柔和的色彩。
雖然這樣柔和的色彩或許也映射出了他的某些弱點，但這些弱點你隻能從他的眼睛裡找到，在别處就無迹可尋了。
正是這樣的性格和容貌讓關于他的這些故事聽起來都顯得合情合理。
他允許街頭的男孩兒們騎他的馬；他拍着擲彈兵們的肩膀讓他們叫他&ldquo老弗裡茨&rdquo。
又或那個高尚的傳說，講戰争結束後的他在夏洛滕堡[19]因聽到吟唱贊美詩的歌聲流下眼淚。
那些尖刻的諷語和那個擁有鋼鐵般輪廓的下颌以及那張滲透了不擇手段的神情的臉足以讓我們對他做下的這些事深信不疑。
他用尖銳的語氣開着宗教的玩笑，用令人作嘔的卑鄙手段對待老友，也用冷酷的心腸對待他的某個兄弟和許許多多的老兵。
抛開個别的友善之舉，腓特烈大帝并不是一個寬厚和大方的人。
除去對公共事業的終身奉獻，腓特烈大帝隻在某些意義上算是個好人，但也遠沒有好到無可指摘的地步。
與同時代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像埃德蒙·伯克[20]描述的那種&ldquo曆史上偉大的壞人&rdquo。
此外，雖然缺乏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21]所擁有的深刻洞察力和威廉·皮特父子[22]所具備的那種絕妙的靈感，但腓特烈大帝擁有迅速取得成功并攫取利益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他那個年代甚至任何年代的人都望塵莫及的。
腓特烈大帝 埃德蒙·伯克 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 除了戰争方面的成就，腓特烈大帝對國家内部的改革和管理也很有成效。
他樹立了18世紀統治者的模型&mdash&mdash哲學家式暴君[23]。
他為世界樹立起一個開明統治者的榜樣&mdash&mdash盡管他不是第一位這麼做的統治者。
他還清除了宮廷裡的驕奢淫逸之風。
他腦子裡裝的不是古闆的教條、各派系的利益及階級的特權，而是整個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利益。
編纂法典、規避酷刑、确立對待貧富一視同仁的司法理念及更大限度地容忍公民的意見和宗教方面的聲音，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在歐洲引進或大力普及的改革舉措。
雖然腓特烈大帝并非這種行政管理體系的原創設計師，但他對這個體系做了改進并使它運轉得比之前更加順暢和高效，從而對普魯士王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空前的促進作用。
在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24]看來，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魯士王國正是一個國家應該有的樣子。
腓特烈大帝比任何一個地産商都更能識别一塊土地的價值，并更懂得付出努力去對它進行開發和維護。
另外，與增加稅收、操練軍隊或攻奪新的領地相比，這位國王對雞的飼養、咖啡的價錢及瓷器的制造同樣抱有濃厚的興趣。
普魯士王國的行政官員們從上到下完全聽從國王的指揮。
官員們介入到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導生産，引進移民，在荒地上建立移民聚居區，排幹沼澤，開墾沙漠，修建道路，開辟運河，扶貧解困，鼓勵節約并懲治遊手好閑之徒。
與此同時，那些非物質性的東西同樣得到了這些官員的重視。
伏爾泰曾說過，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達人，下午是雅典人。
腓特烈大帝不計其數地設立兵營和建造要塞，但這并沒有妨礙他為自己建造宮殿和為他的子民修建學校。
他招募文人學士到柏林工作，興建歌劇院，鼓勵藝術發展并資助文學事業。
當時的普魯士王國仍然呈現出一派中世紀的封建特色。
貴族享有極大的社會和政治特權，譬如免除賦稅與壟斷軍職。
大多數農業人口都還是農奴，并承擔着沉重的稅收。
但有失必有得。
在有序的管理模式和逐漸形成的嚴格風紀之下，貴族們成了國王手下順從的仆人。
團結一緻抗擊外敵的國家是最安全的。
眼看國家日益強大起來，普魯士王國的農民便不再認為自己受了虧待。
在普魯士王國，和平與秩序得到維護，各階層之間加強了溝通交流，國家的物質條件也得到了極速改善。
此外，腓特烈大帝還掌握着一個幾乎能夠壓倒其他所有國家的優勢。
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王國的經濟是那樣繁榮。
他又仔細地照管着國庫裡的資金，所以從不需要從别的國家貸款&mdash&mdash即便在戰争的重壓下也是如此。
盡管收取着大不列颠王國的補助金[25]，但腓特烈大帝在财政上仍然非常節儉。
這筆補助金足夠普魯士王國按期償還每一筆欠款。
因此，雖然七年戰争使普魯士王國遭受了巨大的傷痛，但并沒有讓普魯士王國抵押上自己未來的資源。
而當奧地利大公國還在堆積成山的債務中苦苦掙紮時，普魯士王國已經靠着腓特烈大帝的收支平衡系統為子孫後代免除了債務的拖累。
腓特烈大帝曾将戰争結束時的普魯士王國比作一個全身遍布傷口并血流不止的人。
不過，此人一旦止住了血，就不會再有傷口化膿和舊傷複發的危險。
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 腓特烈大帝視察馬鈴薯收成情況 腓特烈大帝治下行政管理體系的真正缺陷恰恰在于它實在太成功了。
這個體系運轉得太完美了，結果是整個局面開始朝機械化的方向發展起來。
從理論上來講，隻要腓特烈大帝的手還操控着這個體系，他強大的能量就會源源不斷地灌輸到體系中的每一個部分，從而維持整個機器的運轉。
但有迹象表明，在統治末期，腓特烈大帝的力量已經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此外，作為一個單槍匹馬的個體，腓特烈大帝一人确實難以預見千千萬萬人的需求和願望。
普魯士王國内部已經形成一種模式化結構。
它的首要驅動力成了一種機械化的力量。
普魯士王國昔日的創造力消失了。
這在1777年就已初見端倪。
也正是在1777年，休·艾利奧特寫道：&ldquo普魯士王國的政體使我聯想到一個無比巨大的監獄。
監獄的中心是偉大的監獄長。
他正忙着看管他的囚犯們。
&rdquo[26] 腓特烈大帝的行政管理系統缺乏彈性，其嚴密程度之高壓制了個體的活力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力量。
這些缺陷對軍隊造成的傷害更大。
腓特烈大帝從他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27]那裡接管了世界上最訓練有素的步兵。
他也向世界證明了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指揮這些步兵進行作戰的能力。
無論是在波茨坦的練兵場還是在許許多多的戰場上，腓特烈大帝指揮的軍隊都表現得非常精彩。
然而，我們很難說他提升了這群步兵的精神面貌或改善了軍隊的紀律。
到了晚年，腓特烈大帝的絕對主義[28]漸漸占據上風。
雖然他确實曾有一次将決定權交給了元帥和将領們，但從整體來看，晚年的腓特烈大帝對任何顯露出獨立特質的人和各種獨創性思想都抱有提防之心。
腓特烈大帝最喜愛的領導者是那些不考慮具體形勢、隻會溫順地執行命令的人，或那些願意為種種錯誤背黑鍋的人，哪怕這些人本可以靠一己之力避免這些錯誤。
獨立的個體變成機械的部件，受一部冷酷的機器掌控。
這部機器則僅由一人指揮。
用這種方式運轉一個國家勢必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後果。
在普魯士王國，将領們的智力退化了，軍隊的活力也減弱了。
士兵們的程序化操練進行得非常順利。
軍隊裡那種堪比自動化的運轉模式也一如既往地令人驚豔。
然而，那種曾經在洛伊滕的戰場上對士兵們起到激勵作用的精神，那種造就了像庫爾特·克裡斯托夫·格拉夫·馮·施維林[29]和弗雷德裡希·威廉·馮·塞德裡茨[30]這樣的将軍的訓練模式，都在1778年從腓特烈大帝的軍隊裡消失了。
普魯士王國的一切都靠國王一人維系，但此時的腓特烈大帝已經不再是從前的腓特烈大帝了。
時過境遷，腓特烈大帝和他的軍隊再也沒有之前那種樂觀的心态和強健的力量。
曾幾何時，正是這種力量帶領普魯士王國闖過一次又
如果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1]死在這名醫生手上，那麼這個失誤将成為一個信号。
這個信号标志着人們即将圍繞巴伐利亞的王位繼承權展開争議。
而争議的結果便是發生在歐洲的一場戰争。
隻要信号一出現，約瑟夫二世就會指揮他的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前往巴伐利亞公國南部。
腓特烈大帝則将開始在波茨坦[2]的閱兵場操練他的擲彈兵[3]。
這次王位繼承事件[4]本不該存在争議。
并且，按理來說，巴伐利亞公國的繼承權本就應該落在查理·西奧多爾[5]身上。
然而，在18世紀，沒有争議的王位繼承事件并不多見。
合法的權力不如赤裸裸的武力管用。
無論統治者發起侵略的借口有多麼牽強，隻要他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别人就不敢對他的行為提出任何異議。
18世紀就是一個争奪王位繼承權的時代。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6]1702年爆發，1713年結束。
大不列颠王國也曾經卷入其中。
波蘭王位繼承戰争[7]1733年爆發，1735年結束。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8]1740年爆發，1748年結束。
在這幾場戰争中，強大一方自帶的&ldquo正義性&rdquo與真正意義上的正義正面交鋒，殺得難分難解。
1777年，戰火終于燒到巴伐利亞公國。
奧地利大公國索要王位繼承權的舉動并不令人驚奇，原因在于雖然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的&ldquo恺撒&rdquo[9]約瑟夫二世擁有一支龐大的軍團，但巴拉丁選帝侯[10]查理·西奧多爾手下的軍隊兵微将寡。
很明顯，奧地利大公國已經準備開戰。
唯一的問題是查理·西奧多爾是否已經做好抵抗的準備。
鑒于自身資源少得可憐，查理·西奧多爾隻剩下一線希望，那就是向歐洲尋求正義，或者更确切地說，向利益相關的國家尋求正義。
無比碰巧的是，當時的歐洲隻有兩個國家有可能幹預這場戰争。
大不列颠王國正在和殖民地上的叛亂分子進行殊死戰鬥。
法蘭西王國也已經确定要卷入這場戰鬥。
奧斯曼帝國太弱小，所處的位置太遠，施加不了什麼影響。
波蘭-立陶宛王國則陷在無政府的混亂中愛莫能助。
其他一些小邦國不會有什麼反對聲音，即使有，也不足為懼。
所有大國中隻剩下普魯士王國和正從之前與奧斯曼帝國的戰争中逐漸恢複的俄羅斯帝國。
從武裝力量來看，約瑟夫二世無疑占有&ldquo優勢&rdquo。
此外，要是以腓特烈大帝的邏輯而不是以邏輯學家的邏輯來看，約瑟夫二世利用這個優勢為奧地利大公國奪取利益是天經地義之舉。
在這種形勢下，所有國家自然而然都将目光投向普魯士王國。
原因很明顯，一旦戰争爆發，普魯士王國将在與奧地利大公國的鬥争中成為主角。
腓特烈大帝的行動将決定巴伐利亞公國的命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未來。
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 18世紀70年代的波茨坦 普魯士擲彈兵 查理·西奧多爾 第1節 腓特烈大帝與普魯士王國 如果要在奧地利大公國和普魯士王國之間做一個比較，來看看二者都有哪些不同，又在哪些方面不相上下，或要知曉命運會将怎樣的事件推上曆史舞台，那我們就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兩個國家各自的曆史和資源，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國民性格。
自1740年即位起，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大帝就一直扮演着一個不安分的天才的角色。
戰争也好，政治也罷，為18世紀帶去過那麼多經驗和教訓，并使那個時代感到那般驚喜與恐懼以及迷惑的人，除他之外再無第二個。
1740年冬天，腓特烈大帝第一次進攻奧地利大公國，用武力征服了西裡西亞。
敵方聯盟的進攻、戰場上的失利及外交上的挫敗都不能阻擋腓特烈大帝前進的步伐。
腓特烈大帝不是沒有在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上犯過錯誤，但他源源不竭的才智和無比旺盛的精力總能幫他修補這些過錯。
1746年，西裡西亞被全權割讓給腓特烈大帝。
雖然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11]囊括了歐洲所有強國，但隻有腓特烈大帝從中取得了巨大收益。
如此輝煌的成功是危險的。
它促使其他國家一步步和普魯士王國走向對立。
接下來的十年，腓特烈大帝面臨的形勢變得越發嚴峻。
這位國王很快發現，歐洲大陸除大不列颠王國外的所有國家開始聯合起來反對他。
因此，他不得不隻身面對一個龐大的聯盟。
這個聯盟最終包括奧地利大公國、俄羅斯帝國、法蘭西王國、瑞典王國、薩克森選帝侯國[12]和整個神聖羅馬帝國。
意識到危險正在日趨迫近，腓特烈大帝隻好和大不列颠王國結成攻守同盟，以在暴風雨到來之前鞏固他的實力。
然而，七年戰争[13]引發的新一輪大規模鬥争即将使全世界對腓特烈大帝另眼相看。
在世人的注視下，腓特烈大帝經受住了命運給出的所有考驗，并在一個又一個關鍵時刻運用智謀化險為夷。
他頻頻受阻，卻總能在災難中取得勝利。
1757年之前，世人眼中的腓特烈大帝隻是一名坐擁一支頂尖軍隊的老練的指揮官。
1757年後，人們一下子意識到，原來腓特烈大帝和他的軍隊擁有能将整個歐洲難倒的本事。
對手的數量再多，也吓不倒在羅斯巴赫戰役[14]中打過勝仗的士兵們。
沒有一個将軍能和在洛伊滕戰役[15]中以絕世骁勇之姿驚豔世界的那位領導者[16]相提并論。
即使是七年戰争最後時期的種種混亂和災難，也不曾遮蓋腓特烈大帝的光芒和減損他的威名。
精疲力竭的腓特烈大帝以勝利者的姿态走下戰場。
他赢得了自查理五世[17]時代起便再沒有人能擔當得起的名号。
腓特烈大帝擊敗了奧地利大公國軍隊，趕走了法蘭西王國的軍隊，用這兩場勝利[18]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未來打下基礎。
七年戰争前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歐洲形勢 羅斯巴赫戰役 查理五世 在很大程度上，腓特烈大帝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執政風格、外交手段與作戰特點。
因此，如果對他的性格做一個小小的分析，那麼将會對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
我們能從腓特烈大帝身上看到許多截然不同的特征。
這些特征間的反差之大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它們都屬于同一個人。
而這種反差也恰好印證了腓特烈大帝古怪的性格。
走近那些逼真的肖像畫，隻見一雙灰藍色的大眼睛照亮了畫中人的神情，并為那張嚴肅而冷酷的臉增添了唯一一抹柔和的色彩。
雖然這樣柔和的色彩或許也映射出了他的某些弱點，但這些弱點你隻能從他的眼睛裡找到，在别處就無迹可尋了。
正是這樣的性格和容貌讓關于他的這些故事聽起來都顯得合情合理。
他允許街頭的男孩兒們騎他的馬；他拍着擲彈兵們的肩膀讓他們叫他&ldquo老弗裡茨&rdquo。
又或那個高尚的傳說，講戰争結束後的他在夏洛滕堡[19]因聽到吟唱贊美詩的歌聲流下眼淚。
那些尖刻的諷語和那個擁有鋼鐵般輪廓的下颌以及那張滲透了不擇手段的神情的臉足以讓我們對他做下的這些事深信不疑。
他用尖銳的語氣開着宗教的玩笑，用令人作嘔的卑鄙手段對待老友，也用冷酷的心腸對待他的某個兄弟和許許多多的老兵。
抛開個别的友善之舉，腓特烈大帝并不是一個寬厚和大方的人。
除去對公共事業的終身奉獻，腓特烈大帝隻在某些意義上算是個好人，但也遠沒有好到無可指摘的地步。
與同時代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像埃德蒙·伯克[20]描述的那種&ldquo曆史上偉大的壞人&rdquo。
此外，雖然缺乏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21]所擁有的深刻洞察力和威廉·皮特父子[22]所具備的那種絕妙的靈感，但腓特烈大帝擁有迅速取得成功并攫取利益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他那個年代甚至任何年代的人都望塵莫及的。
腓特烈大帝 埃德蒙·伯克 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 除了戰争方面的成就，腓特烈大帝對國家内部的改革和管理也很有成效。
他樹立了18世紀統治者的模型&mdash&mdash哲學家式暴君[23]。
他為世界樹立起一個開明統治者的榜樣&mdash&mdash盡管他不是第一位這麼做的統治者。
他還清除了宮廷裡的驕奢淫逸之風。
他腦子裡裝的不是古闆的教條、各派系的利益及階級的特權，而是整個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利益。
編纂法典、規避酷刑、确立對待貧富一視同仁的司法理念及更大限度地容忍公民的意見和宗教方面的聲音，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在歐洲引進或大力普及的改革舉措。
雖然腓特烈大帝并非這種行政管理體系的原創設計師，但他對這個體系做了改進并使它運轉得比之前更加順暢和高效，從而對普魯士王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空前的促進作用。
在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24]看來，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魯士王國正是一個國家應該有的樣子。
腓特烈大帝比任何一個地産商都更能識别一塊土地的價值，并更懂得付出努力去對它進行開發和維護。
另外，與增加稅收、操練軍隊或攻奪新的領地相比，這位國王對雞的飼養、咖啡的價錢及瓷器的制造同樣抱有濃厚的興趣。
普魯士王國的行政官員們從上到下完全聽從國王的指揮。
官員們介入到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導生産，引進移民，在荒地上建立移民聚居區，排幹沼澤，開墾沙漠，修建道路，開辟運河，扶貧解困，鼓勵節約并懲治遊手好閑之徒。
與此同時，那些非物質性的東西同樣得到了這些官員的重視。
伏爾泰曾說過，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達人，下午是雅典人。
腓特烈大帝不計其數地設立兵營和建造要塞，但這并沒有妨礙他為自己建造宮殿和為他的子民修建學校。
他招募文人學士到柏林工作，興建歌劇院，鼓勵藝術發展并資助文學事業。
當時的普魯士王國仍然呈現出一派中世紀的封建特色。
貴族享有極大的社會和政治特權，譬如免除賦稅與壟斷軍職。
大多數農業人口都還是農奴，并承擔着沉重的稅收。
但有失必有得。
在有序的管理模式和逐漸形成的嚴格風紀之下，貴族們成了國王手下順從的仆人。
團結一緻抗擊外敵的國家是最安全的。
眼看國家日益強大起來，普魯士王國的農民便不再認為自己受了虧待。
在普魯士王國，和平與秩序得到維護，各階層之間加強了溝通交流，國家的物質條件也得到了極速改善。
此外，腓特烈大帝還掌握着一個幾乎能夠壓倒其他所有國家的優勢。
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王國的經濟是那樣繁榮。
他又仔細地照管着國庫裡的資金，所以從不需要從别的國家貸款&mdash&mdash即便在戰争的重壓下也是如此。
盡管收取着大不列颠王國的補助金[25]，但腓特烈大帝在财政上仍然非常節儉。
這筆補助金足夠普魯士王國按期償還每一筆欠款。
因此，雖然七年戰争使普魯士王國遭受了巨大的傷痛，但并沒有讓普魯士王國抵押上自己未來的資源。
而當奧地利大公國還在堆積成山的債務中苦苦掙紮時，普魯士王國已經靠着腓特烈大帝的收支平衡系統為子孫後代免除了債務的拖累。
腓特烈大帝曾将戰争結束時的普魯士王國比作一個全身遍布傷口并血流不止的人。
不過，此人一旦止住了血，就不會再有傷口化膿和舊傷複發的危險。
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 腓特烈大帝視察馬鈴薯收成情況 腓特烈大帝治下行政管理體系的真正缺陷恰恰在于它實在太成功了。
這個體系運轉得太完美了，結果是整個局面開始朝機械化的方向發展起來。
從理論上來講，隻要腓特烈大帝的手還操控着這個體系，他強大的能量就會源源不斷地灌輸到體系中的每一個部分，從而維持整個機器的運轉。
但有迹象表明，在統治末期，腓特烈大帝的力量已經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此外，作為一個單槍匹馬的個體，腓特烈大帝一人确實難以預見千千萬萬人的需求和願望。
普魯士王國内部已經形成一種模式化結構。
它的首要驅動力成了一種機械化的力量。
普魯士王國昔日的創造力消失了。
這在1777年就已初見端倪。
也正是在1777年，休·艾利奧特寫道：&ldquo普魯士王國的政體使我聯想到一個無比巨大的監獄。
監獄的中心是偉大的監獄長。
他正忙着看管他的囚犯們。
&rdquo[26] 腓特烈大帝的行政管理系統缺乏彈性，其嚴密程度之高壓制了個體的活力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力量。
這些缺陷對軍隊造成的傷害更大。
腓特烈大帝從他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27]那裡接管了世界上最訓練有素的步兵。
他也向世界證明了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指揮這些步兵進行作戰的能力。
無論是在波茨坦的練兵場還是在許許多多的戰場上，腓特烈大帝指揮的軍隊都表現得非常精彩。
然而，我們很難說他提升了這群步兵的精神面貌或改善了軍隊的紀律。
到了晚年，腓特烈大帝的絕對主義[28]漸漸占據上風。
雖然他确實曾有一次将決定權交給了元帥和将領們，但從整體來看，晚年的腓特烈大帝對任何顯露出獨立特質的人和各種獨創性思想都抱有提防之心。
腓特烈大帝最喜愛的領導者是那些不考慮具體形勢、隻會溫順地執行命令的人，或那些願意為種種錯誤背黑鍋的人，哪怕這些人本可以靠一己之力避免這些錯誤。
獨立的個體變成機械的部件，受一部冷酷的機器掌控。
這部機器則僅由一人指揮。
用這種方式運轉一個國家勢必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後果。
在普魯士王國，将領們的智力退化了，軍隊的活力也減弱了。
士兵們的程序化操練進行得非常順利。
軍隊裡那種堪比自動化的運轉模式也一如既往地令人驚豔。
然而，那種曾經在洛伊滕的戰場上對士兵們起到激勵作用的精神，那種造就了像庫爾特·克裡斯托夫·格拉夫·馮·施維林[29]和弗雷德裡希·威廉·馮·塞德裡茨[30]這樣的将軍的訓練模式，都在1778年從腓特烈大帝的軍隊裡消失了。
普魯士王國的一切都靠國王一人維系，但此時的腓特烈大帝已經不再是從前的腓特烈大帝了。
時過境遷，腓特烈大帝和他的軍隊再也沒有之前那種樂觀的心态和強健的力量。
曾幾何時，正是這種力量帶領普魯士王國闖過一次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