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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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dash夏侯氏一家夏侯惇、夏侯淵之後，作為軍人派的統領，擔當邊防重任。
而陳群、司馬懿皆是曹丕親任之人，與朱铄、吳質一道并稱文帝四友。
此時，鐘繇、華歆、王朗等先朝元老宿望猶在，因此，特令此三人輔政，說明曹丕不免認為帝位乃是一家私事。
曹叡任太子期間，不與朝臣相交，居一室讀書，世人完全不知其為人如何。
當時大臣為此心生憂慮。
據說曹叡萬事獨裁，輔政大臣大抵被送往邊地以當防禦之任，中央政治全憑其決定。
曹叡即位之初，魏國重臣之間，黨同伐異的弊害已相當嚴重，陳群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若不和睦，則有仇黨，有仇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此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二人，為皇帝身側之官，逐漸執掌朝廷政務。
法制上被委以天下政治之任的三公等人，事權漸輕。
此二人探知天下公論後，告知曹叡，曹叡才得以憑此控制群臣。
但從官制體裁而言，帝王身側手握事權并不妥當。
因此，大臣蔣濟等人據此強烈攻擊中書監令執掌實權一事。
但鑒于當時重臣之間已有朋黨弊害，因此于曹叡立場而言，用君權獨裁加以控制乃是彼時之妙用。
曹叡的做法，對外自然有消極主義之傾向。
規劃制定整體方針之人實為中書令孫資。
孫資認為，魏若攻蜀，經陝西斜谷道（鳳翔府眉縣南有斜谷關），出漢中府，極為險阻。
魏若伐吳，則水軍須做充分準備。
無論是攻蜀還是伐吳，就當前現狀而言，皆無确實的勝算。
但若作為防禦一方進行規劃，則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已足夠，兵糧轉運也不困難。
魏國的一貫做法多基于孫資的規劃。
蜀國方面則是丞相諸葛亮幾乎一手執掌内外大權。
劉備戰敗，在白帝城病死之時，蜀國頓時人心動搖，但諸葛亮泰然處之，完成内部整治，爾後用兵南中，親渡泸水（長江上遊），深入雲南不毛之地，成功征服當地。
出征初始，馬谡論述力取之非，建議必須使南方蠻族心服。
諸葛亮大贊其言，并在征服之地廣揚恩信。
諸葛亮的夙願如陳壽所說，進可包括四海，退可震蕩宇内。
為此，其布法度，治戎旅，細至工械機巧，皆親自考案，而打倒自居上國的魏乃是首要目标。
在此精神指引下經營的蜀國，三國之中土地雖最為狹小，但在人心、活力方面最為卓越。
魏曹丕死曹叡立，翌年，諸葛亮向後主劉禅呈上《出師表》，邁上北伐征程。
漢水上遊，漢中府之西，今日的勉縣（時名沔陽）是諸葛亮大軍駐紮之地。
此時，蜀軍就戰略出現異議。
丞相司馬魏延道：今鎮守長安的魏國主帥為夏侯楙，此人除去王室主婿之身份，并無特别才能。
因而自漢中經斜谷道出郿縣，沿秦嶺山脈向東，直達長安，若占據儲藏軍糧之橫門邸閣，無須費心軍糧之問題。
自己可作為先鋒，決行此事。
即便魏軍大部隊前來支援，在其到來之前，仍有充分時間加以應對，屆時丞相大軍從斜谷進軍。
如此便可一舉将關中之地納入蜀國範圍。
但諸葛亮認為此計危險，故未予采納。
遂駐營沔陽，而後出甘肅西部，以祁山為大本營，計劃從上遊入陝西。
《蜀書·諸葛亮傳》對當時情況記載如下：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号令明，南安（甘肅鞏昌府隴西縣）、天水（甘肅伏羌縣）、安定（甘肅平涼府東北）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方面，曹叡親自坐鎮長安，派勇将張郃迎敵。
恰逢馬谡違背軍令，在街亭（甘肅清水縣東北）為張郃所破，諸葛亮無奈之下，命令全軍退還漢中。
筆者在前詳述魏延北伐之計，其理由為：陳壽評論諸葛亮&ldquo奇謀為短&rdquo，後世學者也多以其未采用魏延提出的計策作為陳壽評論的佐證，但也有諸多學者為諸葛亮進行種種辯護。
若省去一一介紹的繁冗，直截了當而言，筆者以為陳壽的評論最為準确。
中國自古以來就奉行&ldquo兵者，詭道也&rdquo，戰争之時，必定利用敵軍的漏洞加以讨伐，制勝于眼前。
但諸葛亮的做法，完全與之相異。
他先治理軍政，大處從統一全軍士氣到肅正軍紀，小處到搬運糧食之技巧，全局之上塑造渾然一體之組織。
他擅長正攻法，以堂堂之陣進攻敵軍。
若行動涉險，則努力避開。
顯然這樣容易贻誤戰機。
但其偉大之處在于，即便失敗，也可迅速整理軍容，處之綽然。
《漢晉春秋》有雲： 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内，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據《蜀書》記載，諸葛亮前後五次率軍北伐。
最後一次北伐為魏青龍二年（234年）。
蜀國派出休養、訓練三年的精兵出征，且與吳相通，讓吳進攻合肥新城。
諸葛亮自身則取道斜谷，出至渭水之南，駐軍于郿縣之西五丈原，分兵屯田，做長期駐守的準備。
此時，魏國對吳蜀兩面，完全采取防守策略，尤其對于蜀軍，更命令統領軍隊的司馬懿據守堅壁，不許出戰。
吳軍先攻合肥新城，但未得手。
蜀軍熱盼野戰，但魏軍不出。
諸葛亮遂向司馬懿贈送婦人巾帼加以羞辱，魏軍将士時有動搖，司馬懿為鎮撫士氣，特向魏王申請出戰。
魏王知司馬懿心意，特派辛毗傳敕命不得出戰。
如此，兩軍相互對峙百餘日，不料諸葛亮期間染病，薨于五丈原。
魏軍得悉此報時，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擊之機，蜀軍得以結營返還。
蜀國諸葛亮遵循漢代傳統精神，欲滅魏而統一中國，故魏蜀之間爆發多次激烈戰争。
其間，吳國雖不時與魏上演小沖突，但大體奉行和平治理本國領土的方針。
原本孫權領有的揚、荊、廣、交四州土地，接受漢族文明時間較短，孫權接替長兄孫策之後，才開始割據江東，其内部最大問題當數鎮撫山越。
據王鳴盛《商榷》記載，山越是南部少數民族的總稱，喜好伏處深山之中，不入城邑，故而被稱為&ldquo山越&rdquo。
山越分布之地，包括湖南南部至廣西以及現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鄰接地區。
浙東山地也可計入。
這些被稱為&ldquo山越&rdquo或&ldquo山寇&rdquo之少數民族往往依附地方豪族，成為内部禍亂之源頭。
原來漢族發展的區域大體是沿大河流域之平地，平地與山嶽交界處所設之縣當時稱為劇縣。
孫氏令勇将程普、太史慈、韓當、周泰、呂蒙等人任縣之令長。
上述武将多為北方人士，孫權借其之力将華歆、王朗等漢末名士類郡守逐出江南，代以武力施政。
《吳書·賀齊傳》中記載，賀齊在任會稽郡屬縣剡縣長官之時，知悉縣吏斯從奸惡，欲誅殺之。
其時，主簿奉勸道，斯從為縣中豪族，有山越歸附，若今日殺之，則明日山寇必來。
蠻族與地方豪族的關系可見一斑。
賀齊先殺斯從，震山越，後征服浙江福建鄰接地域，最後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區。
之後，在該地區設置新都郡（浙江嚴州府淳安縣西），以黔歙土地設四縣。
據《抱樸子》記載，黟歙地區之山賊知曉某種禁咒之術。
而對付山越，計劃最為全面周詳之人當數諸葛恪。
面對漫布于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數千裡山谷的山越，諸葛恪命令各郡治理地方的太守以及屬縣長吏，用軍制将轄區人民編成部伍，将遵從漢族法制的平民全部聚集起來居住，進行屯田。
同時，派遣軍隊至幽阻之處，建造藩籬，不與山越交戰，谷物成熟之時，派軍隊協力收割，如此，縱使山民襲擊平民屯所亦無所得。
最終，山民陷入饑窮，出山投降者漸而有之。
諸葛恪見狀，再下命令，若山民乞求從化，可遷至外縣，絕不迫害。
于是山民老幼相攜紛紛出山，其數量達四萬之多。
諸葛恪将此等山民分與諸将，自收萬人。
如此一來，漢族的威令逐漸傳播至江南山地。
孫權在以武力統治境内之同時，還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其與北人共擔朝政軍事大任。
在他手下作為宰相執掌大權的是南人顧雍。
據本傳記載，顧雍探查民間政治後，密告其主孫權，若其說被采納，則歸功于上；若未被采納，則絕不外洩。
立公朝之上表達意見之時，&ldquo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rdquo。
王夫之等人盛贊他，認為三國時代他最得大臣之體。
又如在荊州上遊，履行吳國藩屏重任的陸遜，政治寬弘，當時未見匹俦，此人也是江南人。
孫權之所以能重用南人，在三國鼎立之間施行寬松的政治，是因他能抛開名分之論，堅持獨特立場。
魏室衰而司馬氏興 三國初期，統一思想猶強勁地流于一般輿論之中。
及至分立形勢确立，此種議論實際上内容已發生變化。
但蜀國諸葛亮仍以之呼号天下，甚至導緻後世部分史家将正統所在與蜀相系。
諸葛亮死後，天下不再主張漢家正統，三國各自安于偏安狀态，王室威權随之失墜，大有強臣奪權、朋黨漸繁之勢。
在此時局之中，巧妙扶植自身勢力的是魏臣司馬氏一家。
三國後期曆史以司馬氏為中心展開記述，有助于對事情的理解。
司馬氏一家興于司馬懿，後司馬氏統一天下，成立晉室時，他被追谥為宣帝，其名列于《晉書》帝紀之中。
根據記述，司馬氏出自傳說中的帝王高陽，秦滅而楚漢相争之時，司馬卬與諸侯伐秦，封殷王，建都河内郡，子孫定居此地。
司馬氏自此成為河内溫縣豪族。
當然，無人相信司馬氏之先出于古代帝王高陽，但司馬氏為楚漢之際司馬卬的子孫則當無疑義。
《三國志·魏書》中，司馬懿之兄司馬朗以及同族司馬芝傳卻都未記載此事。
總之，司馬氏為河内溫縣豪族确屬事實。
查其婚姻關系，從各郡名族聘娶諸婦。
司馬懿仕魏室之初任文學掾，應當有名族必備的儒術教養。
河内溫縣為黃河要津，是漢時著名都會，因而漢末動亂之時常遭掠奪，司馬懿之兄司馬朗遂攜全族逃往東方的黎陽。
後司馬朗為魏武帝曹操效力，其弟司馬懿不喜屈于魏，曹操召其入宮，他以身染風痹為由拒絕。
據說某日司馬懿在家晾曬書籍，突下暴雨，他慌忙收書。
下婢一人目擊此狀。
夫人張氏恐司馬懿裝病一事洩露，故殺下婢。
曹操對司馬懿始終保持警戒，司馬懿遂專心事務，裝恭謹之禮，曹操方才漸為安心。
唐太宗在《晉書·宣帝紀》的論中，評價司馬懿&ldquo情深阻而莫測&rdquo，就是指司馬懿這一面。
在曹操時代，司馬懿隐晦其才器，但與曹丕甚為親近，甚至名列曹丕四友之一。
曹丕繼承大統之後，逐漸嶄露頭角，文帝駕崩之時更面聽遺命，被委以輔佐明帝曹叡之重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對内萬事獨裁，對吳蜀則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馬懿處之。
兩曹在将才方面皆不及司馬懿，且離世較早，之後軍事實權逐漸落入司馬懿之手。
此時，蜀國諸葛亮正舉全力經營中原，攻擊力甚為強悍。
司馬懿以防禦為重，雖無赫赫功名，但得以阻止了蜀軍侵入魏國境土。
諸葛亮死後，司馬懿相當活躍，首先是經營遼東地區。
景初二年（238年），為防備蜀軍居于長安的司馬懿為明帝曹叡所召，受命讨平遼東。
因遼東公孫淵自稱燕王，大有獨立的氣勢。
原來兩漢之時，自今遼河以東、鐵嶺以南至朝鮮半島北部，漢設置三郡進行統治，即遼東（郡治在遼陽西北）、玄菟（鐵嶺西北）、樂浪（平壤附近）。
三郡之中，遼東處在最中心之位置，其屬縣遼隊（遼陽附近）設鹽鐵官，而且沓氏（一說沓浦，在金州附近）位于山東及江浙兩省的海路交通要地。
在後漢末年動亂之時，公孫度在遼東崛起，平三郡之地，越海而将山東東北部之東萊收入囊中，曹操統一北中國時，成為魏的屬國。
魏許諾：&ldquo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
&rdquo公孫度死後，其子公孫淵繼承其迹。
與公孫氏接壤之地區的魏國大員，如幽州刺史、東萊太守等，皆不滿公孫氏獨立之态度，隔閡自然産生。
魏欲恢複北中國秩序，勢必壓迫公孫氏。
公孫氏為保獨立，遂派遣使者向吳國大帝孫權稱臣，并結同盟。
據《魏略》記載，孫權曾送舟百艘，與遼東通商，并向其求名馬。
然而，公孫淵并無斷然與魏為敵的決心。
當時幽州刺史毌丘儉對遼東采取壓迫政策，公孫淵遂稱燕王，一副獨立的态度。
于是，司馬懿奉命出征。
公孫淵本非魏國敵手，在其都城襄平遭受三十日圍攻之後，終于提出有條件投降，但遭拒絕。
公孫氏滿門伏誅，其勢力範圍再次歸屬魏國之下。
魏國勢力剛進入東北地區之時，不幸魏明帝曹叡病逝。
司馬懿從遼東凱旋，屯軍幽州治所薊城（北京），天子下诏，召其再赴長安。
然行至汲（河南衛輝府）時，又傳诏命，催其火速入京（據《通鑒》）。
前後诏命相異，司馬懿察覺宮中有變，遂急赴洛陽。
明帝對司馬懿委以重任，請其與魏之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輔佐嗣子齊王曹芳。
當時的情況大抵如下： 明帝原本無子，遂養同族曹芳及另一人。
曹芳究竟為何人之子，《三國志·魏書》記載：&ldquo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rdquo曹芳後封齊王，定為太子。
但關于其身世，未見有關聯的大臣發出一言。
司馬懿在遼東之時，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無援，急需有力輔佐。
起初，明帝考慮讓同族之中最為親近的燕王曹宇及同族之人輔佐，并發出命令。
曹宇不喜司馬懿掌内，遂建議令其再次鎮守長安，獲帝同意。
然而長期近侍帝側，負責各種政治計劃的劉放、孫資與燕王不和，且認為燕王一派并無能力保全魏室。
于是，二人引用決不可令同族擔負政治重責之文帝方針，以此為由，排斥燕王勢力，在明帝病床之前，逼其免去燕王等人官職，并令曹爽、司馬懿取而代之。
燕王等人泣而出宮。
因此，明帝将太子囑托于司馬懿其實并非本意。
司馬懿在明帝病床之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如此描述： 時太子芳年八歲&hellip&hellip帝執宣王（司馬懿）手，目太子曰：&ldquo死乃複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
&rdquo宣王曰：&ldquo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rdquo 另外，《魏略》還記載，明帝教太子芳抱宣王頸。
雖陳壽《魏書》修正上文，做穩當叙述，但此情此景，以小說式的描寫更能道出事情真相。
若下無負責大臣，則此等大事絕不會依照正常程序進行。
對于明帝獨裁君主式的統治，史家孫盛等人極為贊賞，但其多有任性妄為、大興土木、耽于遊獵等缺點，曾遭當時大臣嚴厲批評。
著名一例見于《魏略》：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将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于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書谏曰：&ldquo臣伏見诏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
臣請論之。
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
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
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
又诏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顔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産，貧者舉假貸贳，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内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
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
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
&rdquo明帝失行多遭名流所指摘，加之齊王曹芳非正統出身，以孤弱之姿繼承大統，魏室的命運已然處于非常危險之境地。
與司馬懿共同輔佐幼帝的曹爽作為魏室疏族，世代與夏侯氏充當軍人派的棟梁。
明帝後半期，司馬懿主要活躍于軍事上，但如今曹爽再得重權，于是二者自然開始對立。
關于曹爽的為人，陳壽評論其&ldquo德薄位尊，沉溺盈溢&rdquo，史書記載了不少其違背當時形式道德的行動，但當時史料多成于晉時，故當中幾分屬實尚不可知，因而不可盡信。
與曹爽最為親密的何晏、鄧飏，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諸葛誕等人，當時被稱為&ldquo浮華之士&rdquo。
所謂&ldquo浮華&rdquo，意為隻重理論而不重實行，大概是不尊重形式道德。
若從當時以容貌表德行的寫法，何晏等人乃是極為柔弱的貴公子之風。
《魏略》載：&ldquo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rdquo更有甚者，裴松之注引《管辂别傳》評論何晏、鄧飏：&ldquo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rdquo，又&ldquo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rdquo。
後面的記載以觀相預知成敗，絕難相信。
與前面的記載相反，《世說新語》記述何晏容貌過美，以至魏明帝懷疑他面上傅粉。
劉孝标根據《魏略》懷疑《世說新語》的記載，但二者之中究竟哪方可信？《世說新語》記載明帝之言豈非直接，《魏略》作為後世記事豈非間接？無論如何，何、鄧等人被形容為&ldquo神識明徹&rdquo的思想家式人物，聲名遠馳。
以曹爽為中心，名流何晏、鄧飏等人為左右，下有謀士，結成的團體試圖獨占政權，對司馬懿給予名義上之待遇，實則謀劃令其遠離實權。
但其做法急于進取，頻出舉措排斥前代遺老，被視為自然秩序的破壞者而遭受人們指責。
現列舉《傅子》所記曹爽一派的李勝在擔任河南尹時的做法如下：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hellip&hellip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
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網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
（《魏書·傅嘏傳》裴注所引） 筆者之所以詳細介紹曹爽勢力，是因為此後與當時士族門閥意向相反的進步方策，提出者往往背負失德的惡名，其端緒發于此時。
司馬懿一時遭曹爽黨派排擠，因而裝出遠離實權的态度，及至魏嘉平元年（249年），乘曹爽奉幼帝出洛陽時，突然發動政變，強迫太後發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實權。
此時，雖然先朝遺老蔣濟等人同意司馬懿的做法，但其本意僅是排擠曹爽勢力，将政治導向正途。
爾後，司馬懿對曹爽一派之處置極為殘酷，《晉書·宣帝紀》中如此記載： 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殺之。
該事件之後，司馬氏的勢力更加牢固，司馬懿受九錫之禮，違逆者漸次被誅滅。
司馬懿死後，其子司馬師（景帝）繼承父親實權。
此人與何晏、夏侯玄一樣，以思辨聞名，誅滅曹爽一派時，在父親帷幄之中積極出謀劃策。
其執掌事權之初，天下名流各司其任，或鎮守邊境，或主政州郡，或執掌選舉，或參與謀劃，或參加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唐太宗評論司馬懿&ldquo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hellip&hellip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rdquo，恐怕司馬師也有這一面。
相較漢末以來的名分論，更想審時度勢而善處之，這或許是司馬氏家族代代相傳的思想。
《魏書·司馬朗傳》有雲： 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
今雖五等未可複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于策為長。
在統一傾向強烈的三國初期，司馬朗提出分離主義的統治策略，開辟了西晉思想之先河。
司馬懿以寬容而得時望，及至其子司馬師，繼承父親遺德，巧妙擴大家門權勢，為此不惜訴諸殘忍手段，甚于父親數倍。
以下特舉例叙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年），司馬師掌握實權的第三年，誅殺彼時名望李豐、夏侯玄等人。
關于此事，陳壽的記載極為暧昧，《魏略》的條理倒是更加完整清晰：李豐此時任中書令，為齊王側近之臣，常受帝召入宮參與密議。
司馬師對此事起疑，問于李豐，但李豐稱不知秘事，遂殺之。
事實上也許李豐确不知情，密謀誅殺司馬師、擁立夏侯玄等記述應為之後廷尉公布罪狀時所捏造。
當時，擔任廷尉者為鐘毓，收到李豐屍體時，其一度拒絕審理，但受敕命強壓，不得已作辭狀稱李豐與夏侯玄沆瀣一氣，圖謀不軌。
《世說新語》記載，鐘毓裁決夏侯玄之罪時，夏侯玄指責道：&ldquo你位居公卿，卻受公府指示，像獄吏一樣來訊問我，這算怎麼回事？我的罪狀，你随便寫吧。
&rdquo獄期即将結束之時，鐘毓寫完判辭，令罪狀與事件相吻合，呈于夏侯玄。
當時，鐘毓涕淚交垂，夏侯玄則默默颔首。
《資治通鑒》采信記事，但關于李豐之事卻沿襲《魏書》。
若細加閱讀，可發現前後明顯存在矛盾。
夏侯玄為當時推重的名流，與曹爽、何晏關系密切，是司馬氏最為懼怕的對立者。
李豐事件結束後不久，齊王曹芳即遭司馬師廢黜。
雖實際情況不明，但表面程序明了。
司馬氏奉太後之命，稱齊王芳多有背德行為，難承天緒，召集群臣，痛哭流涕，告知百官廢齊王乃是出于無奈。
群臣無不贊同，彼時大官聯名公布齊王背德之行。
其全文載于《魏書》，可歸納為：齊王耽于女色，棄辱儒士，廢捐講學，延小優至殿中裸袒遊戲，蔑視禮法等。
此形式對後世曆史影響甚大，可謂開廢立天子極其容易之先例。
齊王遭廢之後，高貴鄉公曹髦被擁立。
正元二年（255年），在壽春城與吳對戰的勇将毌丘儉起兵反抗司馬氏。
根據檄文，其造反之根本原因在于，此時司馬氏集兵權于中央，對邊疆将士之補給極少。
此外，毌丘儉還公然揭露司馬師恣意廢君，反而歸罪于君主的事實，并極力喚起輿論。
對此，司馬師親自率兵讨滅毌丘儉一衆人等。
司馬師在平定毌丘儉叛亂之後不久即在許昌病逝，此時，其弟司馬昭（文帝）統領六軍，居于京師洛陽。
借司馬師之死，天子親自下令，使司馬昭移軍許昌，并令尚書傅嘏取而代之守備洛陽。
但中書令鐘會與傅嘏互相串通，私改命令，使司馬昭與傅嘏共返洛陽。
如此一來，司馬昭繼承父兄實權，實際上已統攬天下政令。
據此可以想象，魏禅于司馬氏即所謂禅讓運動便是自此開始在司馬氏集團萌發。
彼時，諸葛誕原本被視為曹爽、何晏一派，但其始終與司馬氏共同行動，征伐毌丘儉，占壽春城，居住于此。
因為此人态度甚是可疑，司馬氏謀士鐘會、賈充等人計劃讨滅之。
尤其是賈充，《魏末傳》記載，賈充為了密查諸葛誕的行動，特意出壽春城，以禅讓說進行試探。
對此，諸葛誕威儀嚴正，羞辱賈充，表明應報魏恩的心迹。
《晉書·賈充傳》也載有此事。
禅讓應是洛陽名流的熱議話題。
如此一來，諸葛誕遭司馬師一黨所嫉恨，最終在淮南以市賣私恩、抱不臣之心等借口被誅滅。
至此，天下已無人可反抗司馬氏。
這時，突然發生高貴鄉公具有浪漫色彩的反抗事件。
司馬師廢齊王後迎立高貴鄉公并非其本意，而是完全出自太後之懇求。
高貴鄉公才華橫溢，在儒學方面亦有一定見識，他在著書自序中自認深受上天恩寵。
他與裴秀、王沈、司馬望等名流論評文籍，自以為才識過人。
因此，他對司馬昭的壓迫甚為反感，于是向近侍之臣王經、王沈說道：&ldquo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rdquo，并告知二人讨伐司馬昭的決心。
二王為司馬氏之黨，且實際上宿衛兵士極少，遂奉勸高貴鄉公斷此念頭。
然而，高貴鄉公以死相赴，率領童仆數百人，鼓噪出宮。
二王早已将此事告知司馬昭，因此高貴鄉公慘烈敗死。
不久，太後下令，廢高貴鄉公為忿戾無道之君，其屍以庶民之禮下葬。
如此一來，天子被弑之事實在名義上便不複成立。
陳留王曹奂繼位後，司馬昭受封十郡，加九錫之禮。
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令下達，翌年蜀國滅亡，天下在司馬氏手上再次出現統一可能，下文再叙其事。
西晉統一 諸葛亮死後，蔣琬掌握蜀國文武大權。
蔣琬深得諸葛亮賞識，諸葛亮病逝時遺命委以大任。
因此，其一心遵循諸葛亮規劃，身在漢中，經營四方。
但漢中之地與蜀都相隔甚遠，适于積極經營，卻不便消極守國。
此時，蜀國之輿論正轉向消極，費祎、姜維二人告知蔣琬，并勸導之。
于是，蔣琬徙屯涪城（綿州），軍事方面重用姜維，使其負責甘肅方面的守備。
不久後，蔣琬死，費祎承其後。
其時，魏方面，曹爽正謀劃大舉伐蜀。
普遍認為，這是曹爽一黨為與司馬懿競争而策劃的對内性遠征。
實際上，此次遠征并未與甘肅方面深受司馬懿恩顧的武将取得充分聯系，因而隻是輕率策劃之舉。
但對蜀國而言，這是相當重大的問題。
鎮守漢中的蜀将雖産生動搖，但首将王平應對得當，加之費祎軍從涪城抵達漢中，魏軍未能如願，隻好退卻。
蔣琬、費祎先後掌管文武實權期間，雖然二人身在涪城，但政治萬端皆在咨詢二人後才許施行，且對姜維屢次欲在甘肅地區推進經營一事進行抑制，隻予以兵卒一萬。
因此國家未曾動亂。
但随着費祎遭魏國降人暗殺，蜀國勢力出現轉折。
姜維是渭水上遊天水郡（甘肅鞏昌府優羌）人。
原本渭水、漢水以及洮水上遊地區為羌族雜居之地，姜維深得羌人之信任，故利用其勢力，經營甘肅一帶，以謀取中原作為夙志。
費祎死後，姜維承襲其後，終于得以依照此意圖制訂全盤計劃，自然從消極政策轉向積極政策。
舉其中一例，諸葛亮之後，對魏防禦的根本在于漢中，以之為中心，西營漢城（漢中府沔縣），東營樂城（漢中府城固縣），漢水上遊平野
而陳群、司馬懿皆是曹丕親任之人，與朱铄、吳質一道并稱文帝四友。
此時，鐘繇、華歆、王朗等先朝元老宿望猶在，因此，特令此三人輔政，說明曹丕不免認為帝位乃是一家私事。
曹叡任太子期間，不與朝臣相交，居一室讀書，世人完全不知其為人如何。
當時大臣為此心生憂慮。
據說曹叡萬事獨裁，輔政大臣大抵被送往邊地以當防禦之任，中央政治全憑其決定。
曹叡即位之初，魏國重臣之間，黨同伐異的弊害已相當嚴重，陳群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若不和睦，則有仇黨，有仇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此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二人，為皇帝身側之官，逐漸執掌朝廷政務。
法制上被委以天下政治之任的三公等人，事權漸輕。
此二人探知天下公論後，告知曹叡，曹叡才得以憑此控制群臣。
但從官制體裁而言，帝王身側手握事權并不妥當。
因此，大臣蔣濟等人據此強烈攻擊中書監令執掌實權一事。
但鑒于當時重臣之間已有朋黨弊害，因此于曹叡立場而言，用君權獨裁加以控制乃是彼時之妙用。
曹叡的做法，對外自然有消極主義之傾向。
規劃制定整體方針之人實為中書令孫資。
孫資認為，魏若攻蜀，經陝西斜谷道（鳳翔府眉縣南有斜谷關），出漢中府，極為險阻。
魏若伐吳，則水軍須做充分準備。
無論是攻蜀還是伐吳，就當前現狀而言，皆無确實的勝算。
但若作為防禦一方進行規劃，則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已足夠，兵糧轉運也不困難。
魏國的一貫做法多基于孫資的規劃。
蜀國方面則是丞相諸葛亮幾乎一手執掌内外大權。
劉備戰敗，在白帝城病死之時，蜀國頓時人心動搖，但諸葛亮泰然處之，完成内部整治，爾後用兵南中，親渡泸水（長江上遊），深入雲南不毛之地，成功征服當地。
出征初始，馬谡論述力取之非，建議必須使南方蠻族心服。
諸葛亮大贊其言，并在征服之地廣揚恩信。
諸葛亮的夙願如陳壽所說，進可包括四海，退可震蕩宇内。
為此，其布法度，治戎旅，細至工械機巧，皆親自考案，而打倒自居上國的魏乃是首要目标。
在此精神指引下經營的蜀國，三國之中土地雖最為狹小，但在人心、活力方面最為卓越。
魏曹丕死曹叡立，翌年，諸葛亮向後主劉禅呈上《出師表》，邁上北伐征程。
漢水上遊，漢中府之西，今日的勉縣（時名沔陽）是諸葛亮大軍駐紮之地。
此時，蜀軍就戰略出現異議。
丞相司馬魏延道：今鎮守長安的魏國主帥為夏侯楙，此人除去王室主婿之身份，并無特别才能。
因而自漢中經斜谷道出郿縣，沿秦嶺山脈向東，直達長安，若占據儲藏軍糧之橫門邸閣，無須費心軍糧之問題。
自己可作為先鋒，決行此事。
即便魏軍大部隊前來支援，在其到來之前，仍有充分時間加以應對，屆時丞相大軍從斜谷進軍。
如此便可一舉将關中之地納入蜀國範圍。
但諸葛亮認為此計危險，故未予采納。
遂駐營沔陽，而後出甘肅西部，以祁山為大本營，計劃從上遊入陝西。
《蜀書·諸葛亮傳》對當時情況記載如下：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号令明，南安（甘肅鞏昌府隴西縣）、天水（甘肅伏羌縣）、安定（甘肅平涼府東北）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方面，曹叡親自坐鎮長安，派勇将張郃迎敵。
恰逢馬谡違背軍令，在街亭（甘肅清水縣東北）為張郃所破，諸葛亮無奈之下，命令全軍退還漢中。
筆者在前詳述魏延北伐之計，其理由為：陳壽評論諸葛亮&ldquo奇謀為短&rdquo，後世學者也多以其未采用魏延提出的計策作為陳壽評論的佐證，但也有諸多學者為諸葛亮進行種種辯護。
若省去一一介紹的繁冗，直截了當而言，筆者以為陳壽的評論最為準确。
中國自古以來就奉行&ldquo兵者，詭道也&rdquo，戰争之時，必定利用敵軍的漏洞加以讨伐，制勝于眼前。
但諸葛亮的做法，完全與之相異。
他先治理軍政，大處從統一全軍士氣到肅正軍紀，小處到搬運糧食之技巧，全局之上塑造渾然一體之組織。
他擅長正攻法，以堂堂之陣進攻敵軍。
若行動涉險，則努力避開。
顯然這樣容易贻誤戰機。
但其偉大之處在于，即便失敗，也可迅速整理軍容，處之綽然。
《漢晉春秋》有雲： 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内，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據《蜀書》記載，諸葛亮前後五次率軍北伐。
最後一次北伐為魏青龍二年（234年）。
蜀國派出休養、訓練三年的精兵出征，且與吳相通，讓吳進攻合肥新城。
諸葛亮自身則取道斜谷，出至渭水之南，駐軍于郿縣之西五丈原，分兵屯田，做長期駐守的準備。
此時，魏國對吳蜀兩面，完全采取防守策略，尤其對于蜀軍，更命令統領軍隊的司馬懿據守堅壁，不許出戰。
吳軍先攻合肥新城，但未得手。
蜀軍熱盼野戰，但魏軍不出。
諸葛亮遂向司馬懿贈送婦人巾帼加以羞辱，魏軍将士時有動搖，司馬懿為鎮撫士氣，特向魏王申請出戰。
魏王知司馬懿心意，特派辛毗傳敕命不得出戰。
如此，兩軍相互對峙百餘日，不料諸葛亮期間染病，薨于五丈原。
魏軍得悉此報時，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擊之機，蜀軍得以結營返還。
蜀國諸葛亮遵循漢代傳統精神，欲滅魏而統一中國，故魏蜀之間爆發多次激烈戰争。
其間，吳國雖不時與魏上演小沖突，但大體奉行和平治理本國領土的方針。
原本孫權領有的揚、荊、廣、交四州土地，接受漢族文明時間較短，孫權接替長兄孫策之後，才開始割據江東，其内部最大問題當數鎮撫山越。
據王鳴盛《商榷》記載，山越是南部少數民族的總稱，喜好伏處深山之中，不入城邑，故而被稱為&ldquo山越&rdquo。
山越分布之地，包括湖南南部至廣西以及現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鄰接地區。
浙東山地也可計入。
這些被稱為&ldquo山越&rdquo或&ldquo山寇&rdquo之少數民族往往依附地方豪族，成為内部禍亂之源頭。
原來漢族發展的區域大體是沿大河流域之平地，平地與山嶽交界處所設之縣當時稱為劇縣。
孫氏令勇将程普、太史慈、韓當、周泰、呂蒙等人任縣之令長。
上述武将多為北方人士，孫權借其之力将華歆、王朗等漢末名士類郡守逐出江南，代以武力施政。
《吳書·賀齊傳》中記載，賀齊在任會稽郡屬縣剡縣長官之時，知悉縣吏斯從奸惡，欲誅殺之。
其時，主簿奉勸道，斯從為縣中豪族，有山越歸附，若今日殺之，則明日山寇必來。
蠻族與地方豪族的關系可見一斑。
賀齊先殺斯從，震山越，後征服浙江福建鄰接地域，最後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區。
之後，在該地區設置新都郡（浙江嚴州府淳安縣西），以黔歙土地設四縣。
據《抱樸子》記載，黟歙地區之山賊知曉某種禁咒之術。
而對付山越，計劃最為全面周詳之人當數諸葛恪。
面對漫布于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數千裡山谷的山越，諸葛恪命令各郡治理地方的太守以及屬縣長吏，用軍制将轄區人民編成部伍，将遵從漢族法制的平民全部聚集起來居住，進行屯田。
同時，派遣軍隊至幽阻之處，建造藩籬，不與山越交戰，谷物成熟之時，派軍隊協力收割，如此，縱使山民襲擊平民屯所亦無所得。
最終，山民陷入饑窮，出山投降者漸而有之。
諸葛恪見狀，再下命令，若山民乞求從化，可遷至外縣，絕不迫害。
于是山民老幼相攜紛紛出山，其數量達四萬之多。
諸葛恪将此等山民分與諸将，自收萬人。
如此一來，漢族的威令逐漸傳播至江南山地。
孫權在以武力統治境内之同時，還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其與北人共擔朝政軍事大任。
在他手下作為宰相執掌大權的是南人顧雍。
據本傳記載，顧雍探查民間政治後，密告其主孫權，若其說被采納，則歸功于上；若未被采納，則絕不外洩。
立公朝之上表達意見之時，&ldquo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rdquo。
王夫之等人盛贊他，認為三國時代他最得大臣之體。
又如在荊州上遊，履行吳國藩屏重任的陸遜，政治寬弘，當時未見匹俦，此人也是江南人。
孫權之所以能重用南人，在三國鼎立之間施行寬松的政治，是因他能抛開名分之論，堅持獨特立場。
魏室衰而司馬氏興 三國初期，統一思想猶強勁地流于一般輿論之中。
及至分立形勢确立，此種議論實際上内容已發生變化。
但蜀國諸葛亮仍以之呼号天下，甚至導緻後世部分史家将正統所在與蜀相系。
諸葛亮死後，天下不再主張漢家正統，三國各自安于偏安狀态，王室威權随之失墜，大有強臣奪權、朋黨漸繁之勢。
在此時局之中，巧妙扶植自身勢力的是魏臣司馬氏一家。
三國後期曆史以司馬氏為中心展開記述，有助于對事情的理解。
司馬氏一家興于司馬懿，後司馬氏統一天下，成立晉室時，他被追谥為宣帝，其名列于《晉書》帝紀之中。
根據記述，司馬氏出自傳說中的帝王高陽，秦滅而楚漢相争之時，司馬卬與諸侯伐秦，封殷王，建都河内郡，子孫定居此地。
司馬氏自此成為河内溫縣豪族。
當然，無人相信司馬氏之先出于古代帝王高陽，但司馬氏為楚漢之際司馬卬的子孫則當無疑義。
《三國志·魏書》中，司馬懿之兄司馬朗以及同族司馬芝傳卻都未記載此事。
總之，司馬氏為河内溫縣豪族确屬事實。
查其婚姻關系，從各郡名族聘娶諸婦。
司馬懿仕魏室之初任文學掾，應當有名族必備的儒術教養。
河内溫縣為黃河要津，是漢時著名都會，因而漢末動亂之時常遭掠奪，司馬懿之兄司馬朗遂攜全族逃往東方的黎陽。
後司馬朗為魏武帝曹操效力，其弟司馬懿不喜屈于魏，曹操召其入宮，他以身染風痹為由拒絕。
據說某日司馬懿在家晾曬書籍，突下暴雨，他慌忙收書。
下婢一人目擊此狀。
夫人張氏恐司馬懿裝病一事洩露，故殺下婢。
曹操對司馬懿始終保持警戒，司馬懿遂專心事務，裝恭謹之禮，曹操方才漸為安心。
唐太宗在《晉書·宣帝紀》的論中，評價司馬懿&ldquo情深阻而莫測&rdquo，就是指司馬懿這一面。
在曹操時代，司馬懿隐晦其才器，但與曹丕甚為親近，甚至名列曹丕四友之一。
曹丕繼承大統之後，逐漸嶄露頭角，文帝駕崩之時更面聽遺命，被委以輔佐明帝曹叡之重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對内萬事獨裁，對吳蜀則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馬懿處之。
兩曹在将才方面皆不及司馬懿，且離世較早，之後軍事實權逐漸落入司馬懿之手。
此時，蜀國諸葛亮正舉全力經營中原，攻擊力甚為強悍。
司馬懿以防禦為重，雖無赫赫功名，但得以阻止了蜀軍侵入魏國境土。
諸葛亮死後，司馬懿相當活躍，首先是經營遼東地區。
景初二年（238年），為防備蜀軍居于長安的司馬懿為明帝曹叡所召，受命讨平遼東。
因遼東公孫淵自稱燕王，大有獨立的氣勢。
原來兩漢之時，自今遼河以東、鐵嶺以南至朝鮮半島北部，漢設置三郡進行統治，即遼東（郡治在遼陽西北）、玄菟（鐵嶺西北）、樂浪（平壤附近）。
三郡之中，遼東處在最中心之位置，其屬縣遼隊（遼陽附近）設鹽鐵官，而且沓氏（一說沓浦，在金州附近）位于山東及江浙兩省的海路交通要地。
在後漢末年動亂之時，公孫度在遼東崛起，平三郡之地，越海而将山東東北部之東萊收入囊中，曹操統一北中國時，成為魏的屬國。
魏許諾：&ldquo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
&rdquo公孫度死後，其子公孫淵繼承其迹。
與公孫氏接壤之地區的魏國大員，如幽州刺史、東萊太守等，皆不滿公孫氏獨立之态度，隔閡自然産生。
魏欲恢複北中國秩序，勢必壓迫公孫氏。
公孫氏為保獨立，遂派遣使者向吳國大帝孫權稱臣，并結同盟。
據《魏略》記載，孫權曾送舟百艘，與遼東通商，并向其求名馬。
然而，公孫淵并無斷然與魏為敵的決心。
當時幽州刺史毌丘儉對遼東采取壓迫政策，公孫淵遂稱燕王，一副獨立的态度。
于是，司馬懿奉命出征。
公孫淵本非魏國敵手，在其都城襄平遭受三十日圍攻之後，終于提出有條件投降，但遭拒絕。
公孫氏滿門伏誅，其勢力範圍再次歸屬魏國之下。
魏國勢力剛進入東北地區之時，不幸魏明帝曹叡病逝。
司馬懿從遼東凱旋，屯軍幽州治所薊城（北京），天子下诏，召其再赴長安。
然行至汲（河南衛輝府）時，又傳诏命，催其火速入京（據《通鑒》）。
前後诏命相異，司馬懿察覺宮中有變，遂急赴洛陽。
明帝對司馬懿委以重任，請其與魏之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輔佐嗣子齊王曹芳。
當時的情況大抵如下： 明帝原本無子，遂養同族曹芳及另一人。
曹芳究竟為何人之子，《三國志·魏書》記載：&ldquo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rdquo曹芳後封齊王，定為太子。
但關于其身世，未見有關聯的大臣發出一言。
司馬懿在遼東之時，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無援，急需有力輔佐。
起初，明帝考慮讓同族之中最為親近的燕王曹宇及同族之人輔佐，并發出命令。
曹宇不喜司馬懿掌内，遂建議令其再次鎮守長安，獲帝同意。
然而長期近侍帝側，負責各種政治計劃的劉放、孫資與燕王不和，且認為燕王一派并無能力保全魏室。
于是，二人引用決不可令同族擔負政治重責之文帝方針，以此為由，排斥燕王勢力，在明帝病床之前，逼其免去燕王等人官職，并令曹爽、司馬懿取而代之。
燕王等人泣而出宮。
因此，明帝将太子囑托于司馬懿其實并非本意。
司馬懿在明帝病床之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如此描述： 時太子芳年八歲&hellip&hellip帝執宣王（司馬懿）手，目太子曰：&ldquo死乃複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
&rdquo宣王曰：&ldquo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rdquo 另外，《魏略》還記載，明帝教太子芳抱宣王頸。
雖陳壽《魏書》修正上文，做穩當叙述，但此情此景，以小說式的描寫更能道出事情真相。
若下無負責大臣，則此等大事絕不會依照正常程序進行。
對于明帝獨裁君主式的統治，史家孫盛等人極為贊賞，但其多有任性妄為、大興土木、耽于遊獵等缺點，曾遭當時大臣嚴厲批評。
著名一例見于《魏略》：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将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于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書谏曰：&ldquo臣伏見诏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
臣請論之。
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
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
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
又诏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顔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産，貧者舉假貸贳，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内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
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
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
&rdquo明帝失行多遭名流所指摘，加之齊王曹芳非正統出身，以孤弱之姿繼承大統，魏室的命運已然處于非常危險之境地。
與司馬懿共同輔佐幼帝的曹爽作為魏室疏族，世代與夏侯氏充當軍人派的棟梁。
明帝後半期，司馬懿主要活躍于軍事上，但如今曹爽再得重權，于是二者自然開始對立。
關于曹爽的為人，陳壽評論其&ldquo德薄位尊，沉溺盈溢&rdquo，史書記載了不少其違背當時形式道德的行動，但當時史料多成于晉時，故當中幾分屬實尚不可知，因而不可盡信。
與曹爽最為親密的何晏、鄧飏，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諸葛誕等人，當時被稱為&ldquo浮華之士&rdquo。
所謂&ldquo浮華&rdquo，意為隻重理論而不重實行，大概是不尊重形式道德。
若從當時以容貌表德行的寫法，何晏等人乃是極為柔弱的貴公子之風。
《魏略》載：&ldquo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rdquo更有甚者，裴松之注引《管辂别傳》評論何晏、鄧飏：&ldquo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rdquo，又&ldquo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rdquo。
後面的記載以觀相預知成敗，絕難相信。
與前面的記載相反，《世說新語》記述何晏容貌過美，以至魏明帝懷疑他面上傅粉。
劉孝标根據《魏略》懷疑《世說新語》的記載，但二者之中究竟哪方可信？《世說新語》記載明帝之言豈非直接，《魏略》作為後世記事豈非間接？無論如何，何、鄧等人被形容為&ldquo神識明徹&rdquo的思想家式人物，聲名遠馳。
以曹爽為中心，名流何晏、鄧飏等人為左右，下有謀士，結成的團體試圖獨占政權，對司馬懿給予名義上之待遇，實則謀劃令其遠離實權。
但其做法急于進取，頻出舉措排斥前代遺老，被視為自然秩序的破壞者而遭受人們指責。
現列舉《傅子》所記曹爽一派的李勝在擔任河南尹時的做法如下：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hellip&hellip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
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網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
（《魏書·傅嘏傳》裴注所引） 筆者之所以詳細介紹曹爽勢力，是因為此後與當時士族門閥意向相反的進步方策，提出者往往背負失德的惡名，其端緒發于此時。
司馬懿一時遭曹爽黨派排擠，因而裝出遠離實權的态度，及至魏嘉平元年（249年），乘曹爽奉幼帝出洛陽時，突然發動政變，強迫太後發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實權。
此時，雖然先朝遺老蔣濟等人同意司馬懿的做法，但其本意僅是排擠曹爽勢力，将政治導向正途。
爾後，司馬懿對曹爽一派之處置極為殘酷，《晉書·宣帝紀》中如此記載： 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殺之。
該事件之後，司馬氏的勢力更加牢固，司馬懿受九錫之禮，違逆者漸次被誅滅。
司馬懿死後，其子司馬師（景帝）繼承父親實權。
此人與何晏、夏侯玄一樣，以思辨聞名，誅滅曹爽一派時，在父親帷幄之中積極出謀劃策。
其執掌事權之初，天下名流各司其任，或鎮守邊境，或主政州郡，或執掌選舉，或參與謀劃，或參加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唐太宗評論司馬懿&ldquo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hellip&hellip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rdquo，恐怕司馬師也有這一面。
相較漢末以來的名分論，更想審時度勢而善處之，這或許是司馬氏家族代代相傳的思想。
《魏書·司馬朗傳》有雲： 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
今雖五等未可複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于策為長。
在統一傾向強烈的三國初期，司馬朗提出分離主義的統治策略，開辟了西晉思想之先河。
司馬懿以寬容而得時望，及至其子司馬師，繼承父親遺德，巧妙擴大家門權勢，為此不惜訴諸殘忍手段，甚于父親數倍。
以下特舉例叙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年），司馬師掌握實權的第三年，誅殺彼時名望李豐、夏侯玄等人。
關于此事，陳壽的記載極為暧昧，《魏略》的條理倒是更加完整清晰：李豐此時任中書令，為齊王側近之臣，常受帝召入宮參與密議。
司馬師對此事起疑，問于李豐，但李豐稱不知秘事，遂殺之。
事實上也許李豐确不知情，密謀誅殺司馬師、擁立夏侯玄等記述應為之後廷尉公布罪狀時所捏造。
當時，擔任廷尉者為鐘毓，收到李豐屍體時，其一度拒絕審理，但受敕命強壓，不得已作辭狀稱李豐與夏侯玄沆瀣一氣，圖謀不軌。
《世說新語》記載，鐘毓裁決夏侯玄之罪時，夏侯玄指責道：&ldquo你位居公卿，卻受公府指示，像獄吏一樣來訊問我，這算怎麼回事？我的罪狀，你随便寫吧。
&rdquo獄期即将結束之時，鐘毓寫完判辭，令罪狀與事件相吻合，呈于夏侯玄。
當時，鐘毓涕淚交垂，夏侯玄則默默颔首。
《資治通鑒》采信記事，但關于李豐之事卻沿襲《魏書》。
若細加閱讀，可發現前後明顯存在矛盾。
夏侯玄為當時推重的名流，與曹爽、何晏關系密切，是司馬氏最為懼怕的對立者。
李豐事件結束後不久，齊王曹芳即遭司馬師廢黜。
雖實際情況不明，但表面程序明了。
司馬氏奉太後之命，稱齊王芳多有背德行為，難承天緒，召集群臣，痛哭流涕，告知百官廢齊王乃是出于無奈。
群臣無不贊同，彼時大官聯名公布齊王背德之行。
其全文載于《魏書》，可歸納為：齊王耽于女色，棄辱儒士，廢捐講學，延小優至殿中裸袒遊戲，蔑視禮法等。
此形式對後世曆史影響甚大，可謂開廢立天子極其容易之先例。
齊王遭廢之後，高貴鄉公曹髦被擁立。
正元二年（255年），在壽春城與吳對戰的勇将毌丘儉起兵反抗司馬氏。
根據檄文，其造反之根本原因在于，此時司馬氏集兵權于中央，對邊疆将士之補給極少。
此外，毌丘儉還公然揭露司馬師恣意廢君，反而歸罪于君主的事實，并極力喚起輿論。
對此，司馬師親自率兵讨滅毌丘儉一衆人等。
司馬師在平定毌丘儉叛亂之後不久即在許昌病逝，此時，其弟司馬昭（文帝）統領六軍，居于京師洛陽。
借司馬師之死，天子親自下令，使司馬昭移軍許昌，并令尚書傅嘏取而代之守備洛陽。
但中書令鐘會與傅嘏互相串通，私改命令，使司馬昭與傅嘏共返洛陽。
如此一來，司馬昭繼承父兄實權，實際上已統攬天下政令。
據此可以想象，魏禅于司馬氏即所謂禅讓運動便是自此開始在司馬氏集團萌發。
彼時，諸葛誕原本被視為曹爽、何晏一派，但其始終與司馬氏共同行動，征伐毌丘儉，占壽春城，居住于此。
因為此人态度甚是可疑，司馬氏謀士鐘會、賈充等人計劃讨滅之。
尤其是賈充，《魏末傳》記載，賈充為了密查諸葛誕的行動，特意出壽春城，以禅讓說進行試探。
對此，諸葛誕威儀嚴正，羞辱賈充，表明應報魏恩的心迹。
《晉書·賈充傳》也載有此事。
禅讓應是洛陽名流的熱議話題。
如此一來，諸葛誕遭司馬師一黨所嫉恨，最終在淮南以市賣私恩、抱不臣之心等借口被誅滅。
至此，天下已無人可反抗司馬氏。
這時，突然發生高貴鄉公具有浪漫色彩的反抗事件。
司馬師廢齊王後迎立高貴鄉公并非其本意，而是完全出自太後之懇求。
高貴鄉公才華橫溢，在儒學方面亦有一定見識，他在著書自序中自認深受上天恩寵。
他與裴秀、王沈、司馬望等名流論評文籍，自以為才識過人。
因此，他對司馬昭的壓迫甚為反感，于是向近侍之臣王經、王沈說道：&ldquo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rdquo，并告知二人讨伐司馬昭的決心。
二王為司馬氏之黨，且實際上宿衛兵士極少，遂奉勸高貴鄉公斷此念頭。
然而，高貴鄉公以死相赴，率領童仆數百人，鼓噪出宮。
二王早已将此事告知司馬昭，因此高貴鄉公慘烈敗死。
不久，太後下令，廢高貴鄉公為忿戾無道之君，其屍以庶民之禮下葬。
如此一來，天子被弑之事實在名義上便不複成立。
陳留王曹奂繼位後，司馬昭受封十郡，加九錫之禮。
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令下達，翌年蜀國滅亡，天下在司馬氏手上再次出現統一可能，下文再叙其事。
西晉統一 諸葛亮死後，蔣琬掌握蜀國文武大權。
蔣琬深得諸葛亮賞識，諸葛亮病逝時遺命委以大任。
因此，其一心遵循諸葛亮規劃，身在漢中，經營四方。
但漢中之地與蜀都相隔甚遠，适于積極經營，卻不便消極守國。
此時，蜀國之輿論正轉向消極，費祎、姜維二人告知蔣琬，并勸導之。
于是，蔣琬徙屯涪城（綿州），軍事方面重用姜維，使其負責甘肅方面的守備。
不久後，蔣琬死，費祎承其後。
其時，魏方面，曹爽正謀劃大舉伐蜀。
普遍認為，這是曹爽一黨為與司馬懿競争而策劃的對内性遠征。
實際上，此次遠征并未與甘肅方面深受司馬懿恩顧的武将取得充分聯系，因而隻是輕率策劃之舉。
但對蜀國而言，這是相當重大的問題。
鎮守漢中的蜀将雖産生動搖，但首将王平應對得當，加之費祎軍從涪城抵達漢中，魏軍未能如願，隻好退卻。
蔣琬、費祎先後掌管文武實權期間，雖然二人身在涪城，但政治萬端皆在咨詢二人後才許施行，且對姜維屢次欲在甘肅地區推進經營一事進行抑制，隻予以兵卒一萬。
因此國家未曾動亂。
但随着費祎遭魏國降人暗殺，蜀國勢力出現轉折。
姜維是渭水上遊天水郡（甘肅鞏昌府優羌）人。
原本渭水、漢水以及洮水上遊地區為羌族雜居之地，姜維深得羌人之信任，故利用其勢力，經營甘肅一帶，以謀取中原作為夙志。
費祎死後，姜維承襲其後，終于得以依照此意圖制訂全盤計劃，自然從消極政策轉向積極政策。
舉其中一例，諸葛亮之後，對魏防禦的根本在于漢中，以之為中心，西營漢城（漢中府沔縣），東營樂城（漢中府城固縣），漢水上遊平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