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學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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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留有餘地的是揚雄。
但是他的作品如模仿《論語》的《法言》、模仿《易》的《太玄》等，為寫成哲學性的著述花費了太多氣力。
揚雄還有一篇《解嘲》，模仿的是西漢東方朔的《客難》，這篇文章有文學鑒賞的餘地。
因為它是辭賦，所以與模仿有關。
這是因為伴随模仿而産生的鑒賞能力，大體而言是辭賦的特點。
這些辭賦吸收了楚辭的傳統，辭賦是楚辭派文學的延續，寫作辭賦的人都是在模仿。
今天的《楚辭》有王逸的注。
屈原、宋玉以後，到王逸為止的作者都是模仿型的。
通過模仿，文學的鑒賞力漸漸培養起來，到了東漢，這種鑒賞力已經得到普及。
《解嘲》之後，有班固的《答賓戲》。
這些都是一種模仿文學。
另外還有揚雄的《劇秦美新》，是對司馬相如《封禅文》的模仿，班固與之相對寫了《典引》篇。
西漢枚乘的《七發》有八段，辭藻華麗，東漢末年建安年間的曹植模仿它寫了《七啟》八段。
文學性實用文的創立 總之，因為楚辭的影響，鋪陳誇張的風氣本來就已經存在，揚雄出現後，這種風氣更加盛行，并把它看成文學的趣味。
從上述的模仿中産生了文學鑒賞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蔡邕之後又産生了一個變化。
蔡邕的文章，有的極為誇張，但另一方面因為他是學者的緣故，減少使用這種手法，企圖以此産生一種新的文學趣味。
蔡邕在撰寫碑文上很有名。
漢代的碑文，剽竊經書文句的很多，蔡邕這樣的人，與其說是記錄事實，不如說意在給别人寫頌德文之類的東西。
蔡邕自己也說，無愧于自己所寫碑文的，隻有郭泰（林宗）一人。
由此可知，他寫的其他碑文，都是誇張之作。
無論如何，蔡邕或多或少地減少寫作辭賦這樣的東西，将文學與實用結合，開始寫作帶有文學性趣味的實用文章。
這種形式的文章，恐怕是從蔡邕開始的。
文章評論時期 如上所述，蔡邕本人承認辭賦的弊害。
後來他雖然也承認這一點，但又給實用文學添入辭賦的趣味，這時文章的評論時期就到來了。
本來從戰國、漢初以來就有大文章家了，例如司馬遷等人，但對文章的評論之前是沒有的。
《史記》中也有對前代諸家學術的評論，但僅僅是就其内容，不評論文章。
劉向、劉歆在為各種書籍做内容簡介和評論時，設立了詩賦之部，這裡已經有了鑒賞的意思。
但是，大體而言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新想法從事著述，一般不怎麼做比較評論的工作。
從西漢活到東漢的班彪（班固之父）評論《史記》，說它&ldquo文質相稱&rdquo，但這也是對内容的評論。
經過東漢時期，普通的實用文學中也加入了辭賦的趣味，到了蔡邕之後的建安時期，文章的評論變得興盛起來。
蔡邕之前的馬融是經學家，而且也是文章家，但他的著作與此無關。
将實用之文和辭賦結合起來的是蔡邕，其結果是建安文學評論時期的到來。
這個時期的評論家中，時至今日必須提到的，是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
文帝的《典論》今日不存，但其中的《論文》留存在《文選》卷五十二中。
這篇文章評論當時的文人，為了評論，還提到了前代的人物，包括張衡、蔡邕、揚雄、班固。
通過舉出這些人，評論當時的文人，當時這四個人被視為寫作文學性文章的人的标準。
文帝評論的人有王粲、孔融、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桢，他們被稱為建安七子。
他說：王粲和徐幹擅長辭賦，張衡、蔡邕也超過不了；陳琳、阮瑀長于表章和書記；應瑒&ldquo和而不壯&rdquo；劉桢&ldquo壯而不密&rdquo；孔融&ldquo體氣高妙，有過人者&rdquo，然而不善辯論，詞句美而内容差，但他的長處與揚雄、孔融相同。
文帝兄弟似乎都喜歡評論，文帝的《與吳質書》和曹植的《與楊德祖（修）書》（《文選》卷四十二）等，也是對建安七子的評論。
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人為了獲
在這方面留有餘地的是揚雄。
但是他的作品如模仿《論語》的《法言》、模仿《易》的《太玄》等，為寫成哲學性的著述花費了太多氣力。
揚雄還有一篇《解嘲》，模仿的是西漢東方朔的《客難》，這篇文章有文學鑒賞的餘地。
因為它是辭賦，所以與模仿有關。
這是因為伴随模仿而産生的鑒賞能力，大體而言是辭賦的特點。
這些辭賦吸收了楚辭的傳統，辭賦是楚辭派文學的延續，寫作辭賦的人都是在模仿。
今天的《楚辭》有王逸的注。
屈原、宋玉以後，到王逸為止的作者都是模仿型的。
通過模仿，文學的鑒賞力漸漸培養起來，到了東漢，這種鑒賞力已經得到普及。
《解嘲》之後，有班固的《答賓戲》。
這些都是一種模仿文學。
另外還有揚雄的《劇秦美新》，是對司馬相如《封禅文》的模仿，班固與之相對寫了《典引》篇。
西漢枚乘的《七發》有八段，辭藻華麗，東漢末年建安年間的曹植模仿它寫了《七啟》八段。
文學性實用文的創立 總之，因為楚辭的影響，鋪陳誇張的風氣本來就已經存在，揚雄出現後，這種風氣更加盛行，并把它看成文學的趣味。
從上述的模仿中産生了文學鑒賞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蔡邕之後又産生了一個變化。
蔡邕的文章，有的極為誇張，但另一方面因為他是學者的緣故，減少使用這種手法，企圖以此産生一種新的文學趣味。
蔡邕在撰寫碑文上很有名。
漢代的碑文，剽竊經書文句的很多，蔡邕這樣的人，與其說是記錄事實，不如說意在給别人寫頌德文之類的東西。
蔡邕自己也說，無愧于自己所寫碑文的，隻有郭泰（林宗）一人。
由此可知，他寫的其他碑文，都是誇張之作。
無論如何，蔡邕或多或少地減少寫作辭賦這樣的東西，将文學與實用結合，開始寫作帶有文學性趣味的實用文章。
這種形式的文章，恐怕是從蔡邕開始的。
文章評論時期 如上所述，蔡邕本人承認辭賦的弊害。
後來他雖然也承認這一點，但又給實用文學添入辭賦的趣味，這時文章的評論時期就到來了。
本來從戰國、漢初以來就有大文章家了，例如司馬遷等人，但對文章的評論之前是沒有的。
《史記》中也有對前代諸家學術的評論，但僅僅是就其内容，不評論文章。
劉向、劉歆在為各種書籍做内容簡介和評論時，設立了詩賦之部，這裡已經有了鑒賞的意思。
但是，大體而言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新想法從事著述，一般不怎麼做比較評論的工作。
從西漢活到東漢的班彪（班固之父）評論《史記》，說它&ldquo文質相稱&rdquo，但這也是對内容的評論。
經過東漢時期，普通的實用文學中也加入了辭賦的趣味，到了蔡邕之後的建安時期，文章的評論變得興盛起來。
蔡邕之前的馬融是經學家，而且也是文章家，但他的著作與此無關。
将實用之文和辭賦結合起來的是蔡邕，其結果是建安文學評論時期的到來。
這個時期的評論家中，時至今日必須提到的，是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
文帝的《典論》今日不存，但其中的《論文》留存在《文選》卷五十二中。
這篇文章評論當時的文人，為了評論，還提到了前代的人物，包括張衡、蔡邕、揚雄、班固。
通過舉出這些人，評論當時的文人，當時這四個人被視為寫作文學性文章的人的标準。
文帝評論的人有王粲、孔融、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桢，他們被稱為建安七子。
他說：王粲和徐幹擅長辭賦，張衡、蔡邕也超過不了；陳琳、阮瑀長于表章和書記；應瑒&ldquo和而不壯&rdquo；劉桢&ldquo壯而不密&rdquo；孔融&ldquo體氣高妙，有過人者&rdquo，然而不善辯論，詞句美而内容差，但他的長處與揚雄、孔融相同。
文帝兄弟似乎都喜歡評論，文帝的《與吳質書》和曹植的《與楊德祖（修）書》（《文選》卷四十二）等，也是對建安七子的評論。
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人為了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