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漢社會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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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總之，設置上面的限制，是因為選舉中出現了弊端&mdash&mdash選舉出于私情，而且看重家世。
盡管當時有限制這些弊端的法令，但是這種傾向比限制的力量更為強大，後來終于發展成任用某人隻根據他的門閥，這種情況起源于東漢時期。
上面所說，是随着太平之世時代進步，社會停滞的結果。
學問的變化，校勘學的發展 在上述傾向發展的同時，學問的方針也改變了，對文學等的愛好，不能不逐漸發生變化。
從某個方面說，這是一種進步，對學問來說不完全是壞事。
首先，從學問上來考慮，各種書籍漸漸大量出現，因此論争也發生了，今天所謂的校勘之學也開始流行。
校勘之學在西漢末年已經出現。
成帝之時，劉向校勘天子的藏書，從此開始校對多種書籍，制作定本。
劉向在他的著述中，說明校勘的經過，特别是對于經書，核對不同的版本，說明脫簡等情況。
就這樣，一方面朝廷中校勘變得盛行，另一方面學者都認為校勘是必要的。
東漢初年王充的《論衡》卷二十八《正說》《書解》、卷二十九《按書》等篇，列舉了當時書籍的流傳和異同。
就是說，民間的學問也出現了這種比較的研究方法。
這個時代與過去不同。
過去把學問僅僅作為思想的産物，書籍和學派因為出現新思想而産生；而現在是對已經出現的學問，加以種種思考，通過複雜的程序加以研究。
如果沒有學問的進步，這是不可能出現的。
從劉向的時候起，人們根據各種書籍進行校勘工作，到了東漢，開始利用發掘出來的古本和不行于世的書籍。
例如，就《尚書》來說，漆書的版本出現了，杜林根據它進行校勘。
《說文》的序文中也說，在郡國的山川中鼎彜等銅器經常被發現，于是利用上面的前代古文來研究文字。
就是說，學問具有了校勘學、考古學的性質，不再僅僅是思想的産物，變成了帶有曆史的學問。
這是東漢時代學問的顯著傾向。
今古文學的融合，石經的建立 太學的學問，從西漢開始就存在博士的家學。
到了東漢時期，引入了西漢時沒有的古文經學，《左傳》《周禮》《毛詩》之學因之設立。
在民間傳授學問的人，原來分為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現在出現了将二者合并的學問。
東漢的最後，興起了對經書進行大規模校勘的活動。
這不僅是因為學問的發展，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
從學問上來說，當時的學問距離聖人已經很久，經書中的文字出現了不少錯誤，而俗儒對這些錯誤勉強加以穿鑿附會，贻誤後學。
于是熹平四年（175年），以蔡邕為首的學者上奏天子，想要訂正五經的文字。
靈帝同意了，讓他們制作标準文字的經書。
蔡邕親自把經書寫在石碑上，并請人雕刻，立于太學之門，這就是漢代石經。
（後來石碑不存，過去隻有一部分宋代拓本傳世，但三十年前石碑的斷片被發現，數年前又有很多斷片被發現。
）這對當時的學問影響很大，據說立碑時觀者雲集，每天來的車有一千輛。
經書文字産生錯誤，不僅是因為書籍經曆了長久的年代，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
當時的考試，必須背誦經書的正文。
然而，學派分立，經書的不同版本很多。
這樣，為了擡高和自己有利害關系的人、和自己同一學派的人，就不能不把這些人傳授的經書作為正宗，而沒有道理地更改别家的正确文字，使之與自己的主張相符。
因為這種情況，産生了更改文字的弊端。
為了掃除這種弊害，統一經書的文字是必要的。
對經書正文進行大規模校勘，于是有了漢代的石經。
就這樣，學問一旦進入對正文的比較研究階段，就變得複雜起來。
一方面這是進步，但另一方面又不免産生抑制新思想的傾向，使學問停滞。
這就是東漢時代學問的大緻傾向。
*** [1]引文據《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
&mdash&mdash譯者 [2]閥指功勞，閱指經曆。
閥閱，原指建有功勳的世家巨室，後泛指門第家世。
&mdash&mdash譯者 [3]此處對三互法的解釋似乎不太準确。
史籍中對三互法缺乏詳細記載，但可以知道這是一種擔任官職的回避制度。
可參考《後漢書·蔡邕傳》、《通典》卷十三《選舉一》及相關研究著述。
&mdash&mdash編者
總之，設置上面的限制，是因為選舉中出現了弊端&mdash&mdash選舉出于私情，而且看重家世。
盡管當時有限制這些弊端的法令，但是這種傾向比限制的力量更為強大，後來終于發展成任用某人隻根據他的門閥，這種情況起源于東漢時期。
上面所說，是随着太平之世時代進步，社會停滞的結果。
學問的變化，校勘學的發展 在上述傾向發展的同時，學問的方針也改變了，對文學等的愛好，不能不逐漸發生變化。
從某個方面說，這是一種進步，對學問來說不完全是壞事。
首先，從學問上來考慮，各種書籍漸漸大量出現，因此論争也發生了，今天所謂的校勘之學也開始流行。
校勘之學在西漢末年已經出現。
成帝之時，劉向校勘天子的藏書，從此開始校對多種書籍，制作定本。
劉向在他的著述中，說明校勘的經過，特别是對于經書，核對不同的版本，說明脫簡等情況。
就這樣，一方面朝廷中校勘變得盛行，另一方面學者都認為校勘是必要的。
東漢初年王充的《論衡》卷二十八《正說》《書解》、卷二十九《按書》等篇，列舉了當時書籍的流傳和異同。
就是說，民間的學問也出現了這種比較的研究方法。
這個時代與過去不同。
過去把學問僅僅作為思想的産物，書籍和學派因為出現新思想而産生；而現在是對已經出現的學問，加以種種思考，通過複雜的程序加以研究。
如果沒有學問的進步，這是不可能出現的。
從劉向的時候起，人們根據各種書籍進行校勘工作，到了東漢，開始利用發掘出來的古本和不行于世的書籍。
例如，就《尚書》來說，漆書的版本出現了，杜林根據它進行校勘。
《說文》的序文中也說，在郡國的山川中鼎彜等銅器經常被發現，于是利用上面的前代古文來研究文字。
就是說，學問具有了校勘學、考古學的性質，不再僅僅是思想的産物，變成了帶有曆史的學問。
這是東漢時代學問的顯著傾向。
今古文學的融合，石經的建立 太學的學問，從西漢開始就存在博士的家學。
到了東漢時期，引入了西漢時沒有的古文經學，《左傳》《周禮》《毛詩》之學因之設立。
在民間傳授學問的人，原來分為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現在出現了将二者合并的學問。
東漢的最後，興起了對經書進行大規模校勘的活動。
這不僅是因為學問的發展，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
從學問上來說，當時的學問距離聖人已經很久，經書中的文字出現了不少錯誤，而俗儒對這些錯誤勉強加以穿鑿附會，贻誤後學。
于是熹平四年（175年），以蔡邕為首的學者上奏天子，想要訂正五經的文字。
靈帝同意了，讓他們制作标準文字的經書。
蔡邕親自把經書寫在石碑上，并請人雕刻，立于太學之門，這就是漢代石經。
（後來石碑不存，過去隻有一部分宋代拓本傳世，但三十年前石碑的斷片被發現，數年前又有很多斷片被發現。
）這對當時的學問影響很大，據說立碑時觀者雲集，每天來的車有一千輛。
經書文字産生錯誤，不僅是因為書籍經曆了長久的年代，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
當時的考試，必須背誦經書的正文。
然而，學派分立，經書的不同版本很多。
這樣，為了擡高和自己有利害關系的人、和自己同一學派的人，就不能不把這些人傳授的經書作為正宗，而沒有道理地更改别家的正确文字，使之與自己的主張相符。
因為這種情況，産生了更改文字的弊端。
為了掃除這種弊害，統一經書的文字是必要的。
對經書正文進行大規模校勘，于是有了漢代的石經。
就這樣，學問一旦進入對正文的比較研究階段，就變得複雜起來。
一方面這是進步，但另一方面又不免産生抑制新思想的傾向，使學問停滞。
這就是東漢時代學問的大緻傾向。
*** [1]引文據《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
&mdash&mdash譯者 [2]閥指功勞，閱指經曆。
閥閱，原指建有功勳的世家巨室，後泛指門第家世。
&mdash&mdash譯者 [3]此處對三互法的解釋似乎不太準确。
史籍中對三互法缺乏詳細記載，但可以知道這是一種擔任官職的回避制度。
可參考《後漢書·蔡邕傳》、《通典》卷十三《選舉一》及相關研究著述。
&mdash&mdash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