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漢時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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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尊崇儒術
接下來是漫長的武帝時代。
在五十餘年的時間裡，國内外形勢出現了徹底的變化。
在對學問的喜好上，武帝異于文、景二帝。
文、景推崇的是黃老之學，外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崇尚儒學。
武帝初期，盡管當時仍在世的景帝之妃窦太後好黃老之學而不喜儒學，武帝所用的申培等儒者被太後排斥，但儒學逐漸發展的勢頭已經出現。
黃老之學崇尚無為自然，在政治上運用此說的弊端就是貧富懸殊，遊俠橫行，因此其逐漸被名家取代。
所以景帝時代，外平吳楚之亂，内整官吏制度，政權得以鞏固。
武帝承其基礎，時勢便傾向儒學。
在政治實務方面，儒家重視整頓制度，這點和法家是相同的，再加上禮樂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因此在文景以來國家強盛、秩序逐漸完備的基礎上，飾以儒教禮樂，是最适應時代要求的政策。
由此不僅天子武帝，宰相田蚡等也同樣尊崇儒學。
景帝時對諸侯的管理過于嚴格，小過皆罰，導緻宗室諸侯也如履薄冰，而武帝沒有景帝那樣嚴酷。
武帝初年在宮中設宴款待宗室諸侯時，武帝兄弟中山靖王聞樂而泣，武帝問其原因，他以作為血親的諸侯難以安居的實情對答，被稱為&ldquo聞樂對&rdquo，由此可知當時的實際情況。
至武帝之世，逐漸采取對諸侯寬大的政策，而且形成喜好華美與好學的風氣。
如武帝叔父淮南王劉安（文帝之弟淮南厲王之子），聚集衆多的文人學士寫成《淮南子》一書，被武帝所尊敬。
武帝答淮南王的書信，常常由司馬相如審閱草稿。
事實上《淮南子》不是代表武帝時期學術的作品，其代表的是前代的治學風氣，此書後來被分入雜家。
此書仿效呂不韋《呂氏春秋》的體裁，《呂氏春秋》主要采用儒家、墨家的觀點，而《淮南子》又再收入道家之言。
其文體與辭賦相近，是受淮南王喜好而聚其門下之文士的風格的反映。
雖然武帝初期青睐司馬相如這樣的文士，但後來專重儒學。
對學術偏好的劃時代轉變起自董仲舒的賢良對策。
賢良對策因向武帝推舉賢良産生，這與淮南子統合百家之學而成雜家有所不同，其主張以百家之中的儒學為主，排斥他學。
實際上漢代采用儒家學說在漢初就開始了，并不是武帝時代突然如此。
昔日高祖命叔孫通定儀禮，是漢代最早起用儒生的例子，但尚未采用儒家的學術主張。
儒學在秦時受到最嚴重的迫害打壓，因此儒者最為怨恨秦。
陳勝起義時，就有孔子八代孫孔鲋作為博士跟随。
陳勝為王不過半年就有儒者歸附，可見儒生對秦的态度。
至漢初，即便未到鼓勵發展學術的程度，但在廢除挾書律、放寬壓迫的同時，禮樂之風已經在魯地複蘇，大射禮、鄉飲酒禮等的盛行即是其例。
朝廷不用儒生，不過是因為高祖讨厭甚至辱罵穿儒服的人。
然而在民間，已盛行各種學問且成書甚多。
現今被稱為先秦古籍的史書，多在此時創作。
剛脫離黑暗時代的國家，總是盛産著作，其中也有借古賢之名而作僞書的人。
這和日本德川時代初期的情況幾乎一緻。
《淮南子》成書最晚，因而不是僞托之作，可以說是秦以前學術的彙總。
秦時已設置博士之職，作為天子的顧問，但沒有教育上的用途，不過漢初，前代遺留的博士開始向民間傳播學問，民間的經學也因秦的壓迫消失，迎來複興。
窦太後在世時，民間已經興起對儒學的傳習。
太後死後，儒學便被公開用于朝廷。
其中董仲舒的學說以《春秋公羊傳》為主，其以促使戰國以來的中國實現大一統為理想，與主張順應大一統時代形勢的孟子思想相近。
董仲舒根據他的一統主義，将其對策廣泛地運用在政治、學術等方面，排斥百家學說而獨尊儒家學說。
此時與董仲舒一同學習《春秋公羊傳》的公孫弘，任博士數年後成為宰相。
學究而成宰相，是漢初以來少有的特例。
漢初宰相有如蕭何那樣出身屬吏的，其後又多是有戰功或其他功勞，也就是有威望的人，但這些人多為不學無術之徒，像張蒼這種以秦博士而為漢宰相的例子并不常見。
到了武帝時情況大變。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當時人通過考試選用學者，對學術的實際作用展開議論。
公孫弘對此制定法令，即功令，此人在沒有被登用時就努力迎合天子，因此被當時的老儒、齊人轅固生批判說&ldquo曲學阿世&rdquo，然而正是此人勸武帝建立任用學者的制度。
根據《儒林列傳》記載，戰國以來的學者即便不被重用、受壓迫，也以死守道，即便窮困也不曲道，因此他們的學術思想受到尊崇。
而任用學者的制度，為做學問的人開辟了做官的道路，雖然守道之學的逐漸衰亡令人遺憾，但儒學在性質上已經染上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這個新制度是順應時勢的。
無論學者還是君主宰相，無疑都是認可這一制度的。
董仲舒是君子，與曲學之徒公孫弘不同，但他們的學說在當時得以實行，是因為《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主張與漢代的政策相吻合，儒學能彌補當時法律的缺陷，因此具有實用價值。
董仲舒著有《春秋決獄》，經常根據春秋之理裁斷法律上的疑問，于是形成了凡事都以儒學為依據以彌補缺陷的風氣。
《史記》有《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頗為諷刺的是，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隻列秦以前的人而不列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又隻列漢代人，其中又以張湯最為有名。
張湯援引儒學為自己辯白，可見當時儒學相當普及，以緻被用于弊政。
儒學不單單是實用，它的盛行主要是因為具有相當的文化色彩，這也是當時社會上下的要求。
像武帝尤其喜好文飾，最初多用文士，後來又逐步任用經學者，其獎勵的學術猶不免文化之風。
當時不少諸侯也尊崇儒學，如河間獻王。
獻王是武帝之兄，其學風如其傳所說，以實事求是為主，即喜好經學一類，不重視淮南王這樣的浮華文士。
據說他搜集的經書比漢代朝廷還要多，對後世儒者來說是有大功的人。
隻是此時的經學已不局限于名家、法家一類的實用政治，還加上禮樂為主的文飾要素，因此獻王收集的書中不少是講禮樂的。
學術複古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
此外，武帝之兄魯恭王好興土木，為擴建宮殿而毀孔子舊宅，從牆壁中得到許多古書。
傳聞他因壁中有樂聲而停止破壞，即便這是巧合，也必然如此。
當時人稱古書多自山岩牆壁中出現，也完全是事實。
司馬遷用&ldquo物盛而衰，固其變也&rdquo來評論當時的狀态。
即自文景時代改黃老為名法以來，天下承平日久且國力充實，武帝利用國力，進一步推行積極的政策，甚至導緻了對民間财富的掠取。
征服匈奴 武帝的積極政策中，最顯著的是對匈奴的征服，特别是這一政策起先針對的并非匈奴。
戰國之前，最初的閩越王、東瓯王等的領地被認為是中國以外的地方，秦時雖然并入版圖，但随着秦的滅亡又重新獨立，直至漢初。
此二王因領土相接而發生沖突，漢加以幹涉後便着手擴張疆土。
廣東的南越王趙佗殁于武帝初年，于是漢一改文帝以來的政策，轉而打算征服南越。
匈奴繼冒頓單于、稽粥單于後的軍臣單于活躍于武帝初期。
文景時代，漢對匈奴主要采取防禦的對策，以緻有時匈奴攻到長安附近，防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戰略意義。
當時雖有周亞夫這樣的名将，也不過憑借個人的才幹抵禦匈奴。
但至武帝初年，防禦逐步發揮戰略作用，主要是阻止了匈奴對邊境的蠶食。
當時有代表性的名将是李廣與程不識。
其中程不識采用最消極的防禦法，晝夜整頓守備，深夜擊打刁鬥以作為警戒，士卒苦于不得安眠，以
在五十餘年的時間裡，國内外形勢出現了徹底的變化。
在對學問的喜好上，武帝異于文、景二帝。
文、景推崇的是黃老之學，外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崇尚儒學。
武帝初期，盡管當時仍在世的景帝之妃窦太後好黃老之學而不喜儒學，武帝所用的申培等儒者被太後排斥，但儒學逐漸發展的勢頭已經出現。
黃老之學崇尚無為自然，在政治上運用此說的弊端就是貧富懸殊，遊俠橫行，因此其逐漸被名家取代。
所以景帝時代，外平吳楚之亂，内整官吏制度，政權得以鞏固。
武帝承其基礎，時勢便傾向儒學。
在政治實務方面，儒家重視整頓制度，這點和法家是相同的，再加上禮樂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因此在文景以來國家強盛、秩序逐漸完備的基礎上，飾以儒教禮樂，是最适應時代要求的政策。
由此不僅天子武帝，宰相田蚡等也同樣尊崇儒學。
景帝時對諸侯的管理過于嚴格，小過皆罰，導緻宗室諸侯也如履薄冰，而武帝沒有景帝那樣嚴酷。
武帝初年在宮中設宴款待宗室諸侯時，武帝兄弟中山靖王聞樂而泣，武帝問其原因，他以作為血親的諸侯難以安居的實情對答，被稱為&ldquo聞樂對&rdquo，由此可知當時的實際情況。
至武帝之世，逐漸采取對諸侯寬大的政策，而且形成喜好華美與好學的風氣。
如武帝叔父淮南王劉安（文帝之弟淮南厲王之子），聚集衆多的文人學士寫成《淮南子》一書，被武帝所尊敬。
武帝答淮南王的書信，常常由司馬相如審閱草稿。
事實上《淮南子》不是代表武帝時期學術的作品，其代表的是前代的治學風氣，此書後來被分入雜家。
此書仿效呂不韋《呂氏春秋》的體裁，《呂氏春秋》主要采用儒家、墨家的觀點，而《淮南子》又再收入道家之言。
其文體與辭賦相近，是受淮南王喜好而聚其門下之文士的風格的反映。
雖然武帝初期青睐司馬相如這樣的文士，但後來專重儒學。
對學術偏好的劃時代轉變起自董仲舒的賢良對策。
賢良對策因向武帝推舉賢良産生，這與淮南子統合百家之學而成雜家有所不同，其主張以百家之中的儒學為主，排斥他學。
實際上漢代采用儒家學說在漢初就開始了，并不是武帝時代突然如此。
昔日高祖命叔孫通定儀禮，是漢代最早起用儒生的例子，但尚未采用儒家的學術主張。
儒學在秦時受到最嚴重的迫害打壓，因此儒者最為怨恨秦。
陳勝起義時，就有孔子八代孫孔鲋作為博士跟随。
陳勝為王不過半年就有儒者歸附，可見儒生對秦的态度。
至漢初，即便未到鼓勵發展學術的程度，但在廢除挾書律、放寬壓迫的同時，禮樂之風已經在魯地複蘇，大射禮、鄉飲酒禮等的盛行即是其例。
朝廷不用儒生，不過是因為高祖讨厭甚至辱罵穿儒服的人。
然而在民間，已盛行各種學問且成書甚多。
現今被稱為先秦古籍的史書，多在此時創作。
剛脫離黑暗時代的國家，總是盛産著作，其中也有借古賢之名而作僞書的人。
這和日本德川時代初期的情況幾乎一緻。
《淮南子》成書最晚，因而不是僞托之作，可以說是秦以前學術的彙總。
秦時已設置博士之職，作為天子的顧問，但沒有教育上的用途，不過漢初，前代遺留的博士開始向民間傳播學問，民間的經學也因秦的壓迫消失，迎來複興。
窦太後在世時，民間已經興起對儒學的傳習。
太後死後，儒學便被公開用于朝廷。
其中董仲舒的學說以《春秋公羊傳》為主，其以促使戰國以來的中國實現大一統為理想，與主張順應大一統時代形勢的孟子思想相近。
董仲舒根據他的一統主義，将其對策廣泛地運用在政治、學術等方面，排斥百家學說而獨尊儒家學說。
此時與董仲舒一同學習《春秋公羊傳》的公孫弘，任博士數年後成為宰相。
學究而成宰相，是漢初以來少有的特例。
漢初宰相有如蕭何那樣出身屬吏的，其後又多是有戰功或其他功勞，也就是有威望的人，但這些人多為不學無術之徒，像張蒼這種以秦博士而為漢宰相的例子并不常見。
到了武帝時情況大變。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當時人通過考試選用學者，對學術的實際作用展開議論。
公孫弘對此制定法令，即功令，此人在沒有被登用時就努力迎合天子，因此被當時的老儒、齊人轅固生批判說&ldquo曲學阿世&rdquo，然而正是此人勸武帝建立任用學者的制度。
根據《儒林列傳》記載，戰國以來的學者即便不被重用、受壓迫，也以死守道，即便窮困也不曲道，因此他們的學術思想受到尊崇。
而任用學者的制度，為做學問的人開辟了做官的道路，雖然守道之學的逐漸衰亡令人遺憾，但儒學在性質上已經染上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這個新制度是順應時勢的。
無論學者還是君主宰相，無疑都是認可這一制度的。
董仲舒是君子，與曲學之徒公孫弘不同，但他們的學說在當時得以實行，是因為《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主張與漢代的政策相吻合，儒學能彌補當時法律的缺陷，因此具有實用價值。
董仲舒著有《春秋決獄》，經常根據春秋之理裁斷法律上的疑問，于是形成了凡事都以儒學為依據以彌補缺陷的風氣。
《史記》有《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頗為諷刺的是，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隻列秦以前的人而不列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又隻列漢代人，其中又以張湯最為有名。
張湯援引儒學為自己辯白，可見當時儒學相當普及，以緻被用于弊政。
儒學不單單是實用，它的盛行主要是因為具有相當的文化色彩，這也是當時社會上下的要求。
像武帝尤其喜好文飾，最初多用文士，後來又逐步任用經學者，其獎勵的學術猶不免文化之風。
當時不少諸侯也尊崇儒學，如河間獻王。
獻王是武帝之兄，其學風如其傳所說，以實事求是為主，即喜好經學一類，不重視淮南王這樣的浮華文士。
據說他搜集的經書比漢代朝廷還要多，對後世儒者來說是有大功的人。
隻是此時的經學已不局限于名家、法家一類的實用政治，還加上禮樂為主的文飾要素，因此獻王收集的書中不少是講禮樂的。
學術複古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
此外，武帝之兄魯恭王好興土木，為擴建宮殿而毀孔子舊宅，從牆壁中得到許多古書。
傳聞他因壁中有樂聲而停止破壞，即便這是巧合，也必然如此。
當時人稱古書多自山岩牆壁中出現，也完全是事實。
司馬遷用&ldquo物盛而衰，固其變也&rdquo來評論當時的狀态。
即自文景時代改黃老為名法以來，天下承平日久且國力充實，武帝利用國力，進一步推行積極的政策，甚至導緻了對民間财富的掠取。
征服匈奴 武帝的積極政策中，最顯著的是對匈奴的征服，特别是這一政策起先針對的并非匈奴。
戰國之前，最初的閩越王、東瓯王等的領地被認為是中國以外的地方，秦時雖然并入版圖，但随着秦的滅亡又重新獨立，直至漢初。
此二王因領土相接而發生沖突，漢加以幹涉後便着手擴張疆土。
廣東的南越王趙佗殁于武帝初年，于是漢一改文帝以來的政策，轉而打算征服南越。
匈奴繼冒頓單于、稽粥單于後的軍臣單于活躍于武帝初期。
文景時代，漢對匈奴主要采取防禦的對策，以緻有時匈奴攻到長安附近，防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戰略意義。
當時雖有周亞夫這樣的名将，也不過憑借個人的才幹抵禦匈奴。
但至武帝初年，防禦逐步發揮戰略作用，主要是阻止了匈奴對邊境的蠶食。
當時有代表性的名将是李廣與程不識。
其中程不識采用最消極的防禦法，晝夜整頓守備，深夜擊打刁鬥以作為警戒，士卒苦于不得安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