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春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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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裔。
這些都不可信。
燕國據說與齊國也有關系，是召公的後裔，這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魯昭公時期與齊景公時期确實有過燕的國名出現。
最開始把燕國與齊國聯系起來，大概是因為黃河口逐漸出現土地，使得齊國和燕國在黃河口接壤。
邊境上興起的國家，除燕國外都能左右中原的會盟，而這些新興國家崛起時，最先與之結成強國同盟的是周的同姓國。
與楚國接觸的國家中，不用說鄭國，就連魯僖公都與楚國來往且将楚國作為倚靠。
魯國在吳國剛剛強大起來的時候就與之建立了親密關系，并慫恿它與齊開戰，同晉國争奪盟主地位。
據說孔子的門人子貢參與過此事。
魯國素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繼承國，它在國際間采取了上述做法。
越國開始強大的時候，也是魯國最先與其建立聯系，魯哀公甚至親自走訪越國，想借助越國的力量抑制國内三桓的勢力。
然而，新興國家都不長久，吳國僅僅兩代就亡國了。
越國因為很快就與中原斷絕了聯系，存在時間稍微久一點，但最終持續的時間也不算長。
中國人口中夷狄國家不會長久存在的說法就是據此來的。
更早就吸收、融合中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楚國和秦國，得以長久地存續下來。
戰國時代大約持續兩百餘年，這時期文化方面也發生了各種變化。
盡管《左傳》中收錄的當時的文章和辭命等内容，其可信度值得懷疑，但似乎可以從中看出初期的辭命與中期以後的辭命有明顯的差異。
齊桓公、晉文公從周王那裡接受的辭命，其風格多少類似《尚書》，後期的辭命則變成了大段文章。
晉國的呂相以使臣的身份與秦國斷絕交往時所寫的《絕秦書》（名義上是絕秦書，實際上不是書，是口述的辭命）是一篇很長的文章。
王子朝将自己的立場向諸侯宣告的辭命，也是從周初的事開始陳述的長篇文章。
另外，鄭國的子産寫給晉國的叔向的信，據說也是一篇實在的名文，盡管不知道這一說法是否可信。
這篇文章的體裁也不同于多少帶有《尚書》風格的《左傳》初期的作品，雖然都是辭命，但有進步，文章中帶有某些遊說的意味。
從中期開始，《左傳》中收錄了很多長段記述的篇章，有點像《國語》的記言。
但兩者所收文章的情況還是存在不同之處。
崔述在《考信錄》中對《左傳》和《國語》進行了區别，他認為《左傳》是當時的記錄，《國語》是後世的創作。
這個見解有些偏激，實際上，《左傳》可能因為有後人的加工，反而文章更為通暢。
但無論如何，二者都收錄了當時的辭辯，因此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
根據《左傳》《國語》大緻的傾向來看，兩書均以《周禮》為基礎，認為依照這一原則記述的文章則榮，反之則衰。
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時常同情小國，認為将小國滅掉是壞事，議論也相對保守，這些都與戰國時代不同。
這種辭命或不成辭命的瞽史，是通過述說古代事實來告誡當代人，從而引起人們回顧思考。
從《左傳》等的辭命及《國語》等的說書先生一樣的語言中，逐漸産生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故事。
不用說這時代的人，他們的語言多具有詩性，但即使是詩，實際上也有試圖讓人們回顧這一時代的傾向包含在裡面。
《詩經·周頌》中有很多向神報告的文句，非常容易理解。
但《魯頌》首先是回顧魯僖公功德的文句較多，并追溯到周人祖先，變得具有曆史性、回顧性的意味。
春秋時代中期以後，很多辭命中都利用了詩，于是出現了不顧其原本意思，斷章取義的風潮。
也就是将把詩作為當時所談到的事件的證據，并将之當成可靠史料來用。
另外，春秋時代末期，還盛行針對春秋時代所發生災禍所做的預言。
當然，這當中很多都不能看成是當時确實存在過的事物。
尤其是《左傳》或《國語》中所引的《易經》預言，很多都直接照搬了盛行于戰國時代的《易經》家的記錄。
《易經》各家為吹噓自我而編造了一些事情，這是根本不能相信的，但春秋時代中期以後，與術數相關的東西似乎有了很大發展。
新城博士認為春秋時代中期以後明确了曆法。
而《左傳》中所記錄的四到處散布災禍論的梓慎、苌弘等人，也是春秋時代中期以後的人。
這樣的事情，經常出現在擁有很多文獻卻又面臨衰敗的國家裡。
縱然《左傳》所記不可全信，但應該可以确定，确實出現了這樣的人，并且成為了術數的始祖。
大體而言，從周朝初期開始，延續到春秋時代，重視祭祀的風氣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災禍的預言。
也就是說，從以古代祭祀為中心的信仰轉變為相信預言，這是宗教發展的必然過程。
春秋時代末期出現了依靠術數建功立業的趨勢。
此外，孔子門下的人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孔子的門人均跟随孔子學習周朝作為治國工具的禮樂。
這無關乎人的地位，而是專門研讨學問。
學問需要找到用武之地，孔子在世時一直緻力于尋找這樣的地方。
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去了衛國，冉有效力于魯國的季孫氏，這些都不是孔子滿意的地方。
據說後來子夏去了魏文侯處。
這些人運用自身的學問，成為諸侯的老師或者輔佐諸侯，成了到處奔走謀生的官吏。
這些人與前面所說的不被自己本國接納而出走他國的申公、慶封的流亡相比，雖然情況不同，但從實際功用的角度來看，結果幾乎是一樣的。
可以說，他們在文化的發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與官職相伴的文化從官職中分離出來，官吏也由過去的國人變成上面所說的流亡者。
這是新出現的局面，是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的過渡時期的情況。
春秋末年之後的兩年，孔子去世，其後的數十年間是孔子弟子活躍的時代。
這一時期，缺少詳細記錄和傳說，是一段十分模糊的時期，但姑且可以将之認為是孔子弟子的初期教會史的時期吧。
在此期間，制度也發生了變化。
根據儒者的說法，周朝爵位中有非常嚴格的尊卑之别，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随着國家的盛衰，實際上爵位發生了改變。
且不說從夷狄進入中原而獲得爵位的楚國和吳國，即便是中原的諸侯，也面臨着僭越的問題。
像楚國君主自稱為王，其臣下稱公的也很多。
在周朝，公僅用于稱呼三王之下的人，而這時出現了諸侯之下稱公的人。
春秋時代&ldquo公&rdquo是内部的稱呼，對侯稱&ldquo公&rdquo仍被視為僭越。
《尚書》中有&ldquo文侯之命&rdquo的記述，這表示使用谥号應當與爵位相匹配。
另外，滕、薛、杞是從高位變為低位的例子。
杞屬于公一級的國家，但最開始的時候将其記為&ldquo伯&rdquo，滕、薛屬于侯一級的國家，卻記為&ldquo子&rdquo。
這說明爵位的登記随着國勢的下降跟着下降。
在春秋時代的諸侯會盟中，不能提供相應數量的玉、帛、币的國家，隻能列入低爵國家之中，依照的是實力本位制。
大夫中随意稱&ldquo子&rdquo的有魯國的季文子、季平子、季康子等。
到這時為止，還與爵位無關。
用伯、仲、叔、季等做谥号的，有齊國的管敬仲、魯國的臧僖伯、臧文仲等。
帶有這幾個字的谥号，大概已經難以與爵位分出高低了。
這個時候，禮樂也逐漸下移，傳言特别允許魯國使用天子的禮樂，後來作為臣下的季氏也使用了王的禮樂（《左傳》《禮記》）。
從春秋時代中期開始，就出現了大夫享受華夏禮樂的例子。
這意味着下位者已經能夠享用原本上位者所用的器物和禮法，上位者日益頹靡，中位者獲得了财富和勢力。
崔述詳細研究了魯國的三桓、晉國的六卿、齊國的田氏得勢的情況。
不知三桓肆虐鄉黨、六卿橫行都鄙的說法有多少可信度，需另外考慮但中間階層得勢是确定無疑的［殷代以來的古國舊族滅亡（例如颛臾、阏伯、實沈、台骀等），周朝同姓諸侯（十二國中的大部分）進入全盛時期］。
這些都不可信。
燕國據說與齊國也有關系，是召公的後裔，這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魯昭公時期與齊景公時期确實有過燕的國名出現。
最開始把燕國與齊國聯系起來，大概是因為黃河口逐漸出現土地，使得齊國和燕國在黃河口接壤。
邊境上興起的國家，除燕國外都能左右中原的會盟，而這些新興國家崛起時，最先與之結成強國同盟的是周的同姓國。
與楚國接觸的國家中，不用說鄭國，就連魯僖公都與楚國來往且将楚國作為倚靠。
魯國在吳國剛剛強大起來的時候就與之建立了親密關系，并慫恿它與齊開戰，同晉國争奪盟主地位。
據說孔子的門人子貢參與過此事。
魯國素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繼承國，它在國際間采取了上述做法。
越國開始強大的時候，也是魯國最先與其建立聯系，魯哀公甚至親自走訪越國，想借助越國的力量抑制國内三桓的勢力。
然而，新興國家都不長久，吳國僅僅兩代就亡國了。
越國因為很快就與中原斷絕了聯系，存在時間稍微久一點，但最終持續的時間也不算長。
中國人口中夷狄國家不會長久存在的說法就是據此來的。
更早就吸收、融合中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楚國和秦國，得以長久地存續下來。
戰國時代大約持續兩百餘年，這時期文化方面也發生了各種變化。
盡管《左傳》中收錄的當時的文章和辭命等内容，其可信度值得懷疑，但似乎可以從中看出初期的辭命與中期以後的辭命有明顯的差異。
齊桓公、晉文公從周王那裡接受的辭命，其風格多少類似《尚書》，後期的辭命則變成了大段文章。
晉國的呂相以使臣的身份與秦國斷絕交往時所寫的《絕秦書》（名義上是絕秦書，實際上不是書，是口述的辭命）是一篇很長的文章。
王子朝将自己的立場向諸侯宣告的辭命，也是從周初的事開始陳述的長篇文章。
另外，鄭國的子産寫給晉國的叔向的信，據說也是一篇實在的名文，盡管不知道這一說法是否可信。
這篇文章的體裁也不同于多少帶有《尚書》風格的《左傳》初期的作品，雖然都是辭命，但有進步，文章中帶有某些遊說的意味。
從中期開始，《左傳》中收錄了很多長段記述的篇章，有點像《國語》的記言。
但兩者所收文章的情況還是存在不同之處。
崔述在《考信錄》中對《左傳》和《國語》進行了區别，他認為《左傳》是當時的記錄，《國語》是後世的創作。
這個見解有些偏激，實際上，《左傳》可能因為有後人的加工，反而文章更為通暢。
但無論如何，二者都收錄了當時的辭辯，因此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
根據《左傳》《國語》大緻的傾向來看，兩書均以《周禮》為基礎，認為依照這一原則記述的文章則榮，反之則衰。
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時常同情小國，認為将小國滅掉是壞事，議論也相對保守，這些都與戰國時代不同。
這種辭命或不成辭命的瞽史，是通過述說古代事實來告誡當代人，從而引起人們回顧思考。
從《左傳》等的辭命及《國語》等的說書先生一樣的語言中，逐漸産生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故事。
不用說這時代的人，他們的語言多具有詩性，但即使是詩，實際上也有試圖讓人們回顧這一時代的傾向包含在裡面。
《詩經·周頌》中有很多向神報告的文句，非常容易理解。
但《魯頌》首先是回顧魯僖公功德的文句較多，并追溯到周人祖先，變得具有曆史性、回顧性的意味。
春秋時代中期以後，很多辭命中都利用了詩，于是出現了不顧其原本意思，斷章取義的風潮。
也就是将把詩作為當時所談到的事件的證據，并将之當成可靠史料來用。
另外，春秋時代末期，還盛行針對春秋時代所發生災禍所做的預言。
當然，這當中很多都不能看成是當時确實存在過的事物。
尤其是《左傳》或《國語》中所引的《易經》預言，很多都直接照搬了盛行于戰國時代的《易經》家的記錄。
《易經》各家為吹噓自我而編造了一些事情，這是根本不能相信的，但春秋時代中期以後，與術數相關的東西似乎有了很大發展。
新城博士認為春秋時代中期以後明确了曆法。
而《左傳》中所記錄的四到處散布災禍論的梓慎、苌弘等人，也是春秋時代中期以後的人。
這樣的事情，經常出現在擁有很多文獻卻又面臨衰敗的國家裡。
縱然《左傳》所記不可全信，但應該可以确定，确實出現了這樣的人，并且成為了術數的始祖。
大體而言，從周朝初期開始，延續到春秋時代，重視祭祀的風氣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災禍的預言。
也就是說，從以古代祭祀為中心的信仰轉變為相信預言，這是宗教發展的必然過程。
春秋時代末期出現了依靠術數建功立業的趨勢。
此外，孔子門下的人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孔子的門人均跟随孔子學習周朝作為治國工具的禮樂。
這無關乎人的地位，而是專門研讨學問。
學問需要找到用武之地，孔子在世時一直緻力于尋找這樣的地方。
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去了衛國，冉有效力于魯國的季孫氏，這些都不是孔子滿意的地方。
據說後來子夏去了魏文侯處。
這些人運用自身的學問，成為諸侯的老師或者輔佐諸侯，成了到處奔走謀生的官吏。
這些人與前面所說的不被自己本國接納而出走他國的申公、慶封的流亡相比，雖然情況不同，但從實際功用的角度來看，結果幾乎是一樣的。
可以說，他們在文化的發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與官職相伴的文化從官職中分離出來，官吏也由過去的國人變成上面所說的流亡者。
這是新出現的局面，是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的過渡時期的情況。
春秋末年之後的兩年，孔子去世，其後的數十年間是孔子弟子活躍的時代。
這一時期，缺少詳細記錄和傳說，是一段十分模糊的時期，但姑且可以将之認為是孔子弟子的初期教會史的時期吧。
在此期間，制度也發生了變化。
根據儒者的說法，周朝爵位中有非常嚴格的尊卑之别，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随着國家的盛衰，實際上爵位發生了改變。
且不說從夷狄進入中原而獲得爵位的楚國和吳國，即便是中原的諸侯，也面臨着僭越的問題。
像楚國君主自稱為王，其臣下稱公的也很多。
在周朝，公僅用于稱呼三王之下的人，而這時出現了諸侯之下稱公的人。
春秋時代&ldquo公&rdquo是内部的稱呼，對侯稱&ldquo公&rdquo仍被視為僭越。
《尚書》中有&ldquo文侯之命&rdquo的記述，這表示使用谥号應當與爵位相匹配。
另外，滕、薛、杞是從高位變為低位的例子。
杞屬于公一級的國家，但最開始的時候将其記為&ldquo伯&rdquo，滕、薛屬于侯一級的國家，卻記為&ldquo子&rdquo。
這說明爵位的登記随着國勢的下降跟着下降。
在春秋時代的諸侯會盟中，不能提供相應數量的玉、帛、币的國家，隻能列入低爵國家之中，依照的是實力本位制。
大夫中随意稱&ldquo子&rdquo的有魯國的季文子、季平子、季康子等。
到這時為止，還與爵位無關。
用伯、仲、叔、季等做谥号的，有齊國的管敬仲、魯國的臧僖伯、臧文仲等。
帶有這幾個字的谥号，大概已經難以與爵位分出高低了。
這個時候，禮樂也逐漸下移，傳言特别允許魯國使用天子的禮樂，後來作為臣下的季氏也使用了王的禮樂（《左傳》《禮記》）。
從春秋時代中期開始，就出現了大夫享受華夏禮樂的例子。
這意味着下位者已經能夠享用原本上位者所用的器物和禮法，上位者日益頹靡，中位者獲得了财富和勢力。
崔述詳細研究了魯國的三桓、晉國的六卿、齊國的田氏得勢的情況。
不知三桓肆虐鄉黨、六卿橫行都鄙的說法有多少可信度，需另外考慮但中間階層得勢是确定無疑的［殷代以來的古國舊族滅亡（例如颛臾、阏伯、實沈、台骀等），周朝同姓諸侯（十二國中的大部分）進入全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