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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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裡所說的東洋史，指的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
亞洲大陸以蔥嶺、西藏等高原地帶為中心，向四方擴展。
古時候的中國人、印度人均已知道這一事實。
印度人将亞洲大陸稱為&ldquo四大部洲&rdquo，中國人則認為，河從昆侖之墟向四方流淌，之後形成各自的流域。
這些流域均有各自的曆史。
北方因為氣候嚴寒沒有完整的曆史，除此之外的三方，均有各自的曆史。
由于各方曆史分别發展，因此我們很難對它們進行總括性的研究。
不過這些地方的人皆傾向于向附近的河流上遊尋找自己種族的起源，然而它們多數是毫無曆史根據的傳說。
事實上，不僅亞洲地區，其他地區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文化通常是從河流的下遊向上遊擴展的，并非源自河流的上遊。
比如歐洲亦是如此。
歐洲最早開發的是地中海地區，相當于亞洲向印度洋開拓的地區；而歐洲面向大西洋的地區，相當于亞洲面向太平洋的地區，即中國。
從現在的世界曆史研究成果來看，就像歐洲很早開發其東南地區那般，亞洲很早就開發了其西南地區。
然而，顯然歐洲文化很早就從亞洲西南隅和歐洲東南隅發展起來，繼而有系統地擴展到各處，但亞洲西南部分的文化有系統地往中國擴展的迹象并不明顯。
盡管如此，依舊有很多人試圖從這一模式出發來進行研究。
頗為著名的怪論家拉克佩裡等人對之最為努力，但其說大都毫無根據。
試圖從西北方探究中國文化之起源，試圖通過大陸中心這一途徑解決中國文化起源之學說，隻是為了滿足一部分人的好奇心，這在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
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印度與中國有文化交流，某些時代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産生過影響。
但印度和中國發展的年代差别不大。
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有交流時，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優秀文化。
研究印度文化的困難之處在于：印度人極度缺乏紀年思想，并且難于在他們的觀點中去區分哪些是空想，哪些是事實。
或許在印度人的思想中，他們認為本身就不該對空想與事實進行區分，他們将之視為一種錯誤。
然而，曆史不能建立在空想之上。
是以近來從事印度研究的人們，開始參照印度和鄰國之間的相關事件，依據鄰國的紀年對印度的年代進行推測。
從曆史學的角度來看，研究印度學确實有一些困難，不能期望如同中國的文化史那般準确無誤。
因此隻能将這些難題交給印度學專家，别無他法。
所以我所說的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
然而，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并不僅僅隻有中國，還包含其他不同語言的國家。
但是，總而言之，中國文化的發展促進其他種族及語言不同的國家形成了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曆史。
由此觀之，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這一說法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洋史經曆了十分長久的時間。
基于中國人的普遍觀點，近來甚至有人認為這段曆史可以用黃帝以來四千幾百年來紀年。
盡管中國多有革命戰争發生，但不同朝代之間依舊連續，是以人們認為按照朝代來進行時代劃分最為便利。
如今又效仿西方，将中國文化發展劃分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
通常以如下方法進行劃分，即：上古從開天辟地起到三代，中世包含兩漢、六朝，唐朝、宋朝劃分為下一階段，将元朝、明朝、清朝又劃分為再下一階段。
然而，這種劃分對于代表東洋整體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倘若一定要進行有意義的劃分，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波動所引起的形勢變化，基于内外兩個方面進行考慮。
第一是由内而外的發展途徑，即在上古的某一時代，于中國某一地方産生文化，而後逐步發展，向其他地方擴展的途徑。
這就好比将石頭投入水池中，産生的波紋向水
亞洲大陸以蔥嶺、西藏等高原地帶為中心，向四方擴展。
古時候的中國人、印度人均已知道這一事實。
印度人将亞洲大陸稱為&ldquo四大部洲&rdquo，中國人則認為，河從昆侖之墟向四方流淌，之後形成各自的流域。
這些流域均有各自的曆史。
北方因為氣候嚴寒沒有完整的曆史，除此之外的三方，均有各自的曆史。
由于各方曆史分别發展，因此我們很難對它們進行總括性的研究。
不過這些地方的人皆傾向于向附近的河流上遊尋找自己種族的起源，然而它們多數是毫無曆史根據的傳說。
事實上，不僅亞洲地區，其他地區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文化通常是從河流的下遊向上遊擴展的，并非源自河流的上遊。
比如歐洲亦是如此。
歐洲最早開發的是地中海地區，相當于亞洲向印度洋開拓的地區；而歐洲面向大西洋的地區，相當于亞洲面向太平洋的地區，即中國。
從現在的世界曆史研究成果來看，就像歐洲很早開發其東南地區那般，亞洲很早就開發了其西南地區。
然而，顯然歐洲文化很早就從亞洲西南隅和歐洲東南隅發展起來，繼而有系統地擴展到各處，但亞洲西南部分的文化有系統地往中國擴展的迹象并不明顯。
盡管如此，依舊有很多人試圖從這一模式出發來進行研究。
頗為著名的怪論家拉克佩裡等人對之最為努力，但其說大都毫無根據。
試圖從西北方探究中國文化之起源，試圖通過大陸中心這一途徑解決中國文化起源之學說，隻是為了滿足一部分人的好奇心，這在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
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印度與中國有文化交流，某些時代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産生過影響。
但印度和中國發展的年代差别不大。
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有交流時，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優秀文化。
研究印度文化的困難之處在于：印度人極度缺乏紀年思想，并且難于在他們的觀點中去區分哪些是空想，哪些是事實。
或許在印度人的思想中，他們認為本身就不該對空想與事實進行區分，他們将之視為一種錯誤。
然而，曆史不能建立在空想之上。
是以近來從事印度研究的人們，開始參照印度和鄰國之間的相關事件，依據鄰國的紀年對印度的年代進行推測。
從曆史學的角度來看，研究印度學确實有一些困難，不能期望如同中國的文化史那般準确無誤。
因此隻能将這些難題交給印度學專家，别無他法。
所以我所說的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
然而，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并不僅僅隻有中國，還包含其他不同語言的國家。
但是，總而言之，中國文化的發展促進其他種族及語言不同的國家形成了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曆史。
由此觀之，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這一說法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洋史經曆了十分長久的時間。
基于中國人的普遍觀點，近來甚至有人認為這段曆史可以用黃帝以來四千幾百年來紀年。
盡管中國多有革命戰争發生，但不同朝代之間依舊連續，是以人們認為按照朝代來進行時代劃分最為便利。
如今又效仿西方，将中國文化發展劃分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
通常以如下方法進行劃分，即：上古從開天辟地起到三代，中世包含兩漢、六朝，唐朝、宋朝劃分為下一階段，将元朝、明朝、清朝又劃分為再下一階段。
然而，這種劃分對于代表東洋整體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倘若一定要進行有意義的劃分，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波動所引起的形勢變化，基于内外兩個方面進行考慮。
第一是由内而外的發展途徑，即在上古的某一時代，于中國某一地方産生文化，而後逐步發展，向其他地方擴展的途徑。
這就好比将石頭投入水池中，産生的波紋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