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傳統慣例和革命原則之間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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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派的議員，這樣路易十八就能在不觸動大革命基本原則的情況下繼續統治，因為他深知，要把法國人帶回到舊政體中，這無異于逼其造反。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圖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
十分狹隘的查理十世無法理解身邊的新世界，并自诩自1789年以來他的理念不曾有絲毫的改變，他準備了一系列反動的法律議案：給予流亡分子十億裡弗賠款、強化亵渎法、恢複嫡長子權、教士權等。
由于大部分議員日複一日地反對他的計劃，于是在1830年，他頒布了解散衆議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論自由，并準備複辟舊制。
這一君主專制的舉措立即引發了反應，所有黨派的領導人開始了聯盟。
為發動巴黎人民起義，共和主義者、波拿巴主義者、自由保王黨人聯合到了一起。
法令頒布四天後，起義者們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國。
運動的領導者如梯也爾、卡西米爾-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葉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為法蘭西國王。
面對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統王朝的貴族們的敵視，這位新國王隻能依靠資産階級。
在一項選舉法将選舉人數縮減至不足二十萬人後，這一階級在政府中獨大。
不過國王的處境并不輕松。
他要對付擁護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孫子的正統主義者，對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侖為首的波拿巴主義者，還要對付共和主義者。
在1830～1840年期間，與大革命俱樂部類似的秘密社團挑起了無數次的騷亂，不過都很快被鎮壓下去。
但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并未停止他們的密謀。
亨利五世的母親德貝利女爵（DeBerry）試圖在旺代地區起義，結果失敗。
至于教士階級，他們在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氣急敗壞地發動了一場起義，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這次起義中被毀掉的。
共和主義者構成的威脅不大，因為在與他們的鬥争中，衆議院站在國王一邊。
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強權，他聲稱統治有兩樣東西必不可少：&ldquo理性和大炮。
&rdquo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對理性有所幻想。
這個&ldquo強勢政府&rdquo實質上一點也不強勢，共和主義者，尤其是社會主義者，他們依舊蠢蠢欲動。
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Blanc）聲稱政府有義務給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
拉科代爾（Lacordaire）和蒙塔朗貝（Montalebert）所領導的天主教派與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一緻對付政府，這和如今比利時的情形一樣。
1848年，一場擁護選舉改革的運動引發了一場暴動，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難以解釋。
人們對他幾乎無可加以指責。
誠然，他不信任普選，但法國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選。
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樣獨裁，因此，無法像後者那樣随意廢止妨礙他的選舉。
在巴黎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
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國，建立普選制度，并規定由人民選出國民議會的九百名議員。
臨時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會主義者密謀與暴動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心理學現象再度呈現出來。
一些俱樂部形成了，俱樂部的領導人鼓動民衆沖擊議會，動機是五花八門，一般毫無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蘭起義等。
為了安撫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會主義者，議會組建了國有工廠，工人們在此可以從事各種勞動。
有人算過，為了這十萬名工人，國家每周的花費超過一百萬裡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勞而獲的要求，這讓議會不得不關閉了工廠。
這一舉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動的導火索。
五萬名工人參與造反。
議會受到了驚吓，将所有行政權交與卡芬雅克（Cavaignac）将軍。
在持續四天的鎮壓鬧事分子的沖突中，三名将軍和巴黎大主教喪生。
根據議會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
受此打擊，革命社會主義一蹶不振長達五十年。
這些事件使得國家公債價格從116裡弗跌至50裡弗，商業停滞。
受到社會主義者威脅的農民以及稅收被議會提高一半的資産階級，轉而反對共和國，當路易-拿破侖承諾重建秩序時，受到了熱烈的相應。
根據新憲法，共和國的總統候選人需要由全體公民選舉産生，路易-拿破侖獲得五百五十萬張選票當選。
不久，因為和議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侖決定發動政變，議會被解散，三萬人被逮捕，一萬人被流放，一部分議員被驅逐。
這場政變盡管草率，然而卻受到廣泛的認可，因為在提交全民表決中，這場政變獲得了八百萬張選票中的七百五十萬張。
1852年12月2日，拿破侖三世被大多數人擁立為皇帝。
法國民衆對蠱惑人心的政客和社會主義者的憎惡促成了帝國的複辟。
在帝國成立初期，拿破侖三世延續了專制體制，在後期則采用了自由政體。
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當戰敗投降後，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後，革命運動便很少發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毀，約兩萬名起義者被處死。
1870年戰争之後，經曆如此多劫難且不知道誰能靠得住的選舉者們，把衆多正統主義者、奧爾良黨人選進了制憲議會。
由于無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達成一緻意見，他們任命梯也爾先生為共和國總統，随後麥克-馬洪（Mac-Mahon）元帥接替他出任總統。
1876年，新一輪的選舉将一大批共和主義者送進了議院，且以後的選舉都是如此。
自此之後，先後出現的議會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導緻政府頻繁更替。
不過，正是因為這種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間的平衡，我們才享受到了長達四十年的相對的安甯。
共和國的四位總統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區那樣的暴動也不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1888年，一場聲勢浩大的支持布朗熱（Boulanger）将軍的人民運動差點推翻了共和國，不過共和國打退了來自所有黨派的進攻，最終還是安然無恙。
共和國能維持下去的原因很多。
首先，參與角鬥的派系沒有誰強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
其次，國家的元首僅是名義上的，他并不擁有實權，我們不能把所遭的罪歸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證能有所改變。
最後，權力被分散到成千上萬人的手中，責任由此也被稀釋，很難界定誰該承擔責任。
人們可以推翻一個暴君，但卻無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世紀以來起義和革命在法國引發的巨大變化，那就是：用強大的難以摧毀的集體專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擊的個人專制。
在渴望平等并習慣将所有責任都推給政府的人民看來，個人專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而集體專制則較為容易接受，盡管通常它更加強硬。
國家主義專制的擴大是我們各種革命的最終結果，是法國先後出現的所有政體的共同特點。
這種專制形式被認為是一種民族理想，法國持續的動蕩隻使得這種專制形式得到強化。
國家主義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體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選票支持的體制。
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國，都是空洞的标簽，是無為的影子政體。
*** [1]要評價近來的思想演化，可以參考饒勒斯（Jaurès）先生在衆議院發表的一篇演講的片段：&ldquo如今的輝煌是過去努力的結果，法蘭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個時代就能夠概括得了的，它是通過經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rdquo [2]在我發表了一篇有關立法妄想的文章後，我收到了當今傑出的政治家、參議員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來信，信中内容摘錄部分如下：&ldquo衆議院和參議院二十年的經曆讓我明白，您所言不虛；我曾多次聽到同事對我說&lsquo政府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這是政府的錯&rsquo等一類的話。
但在我們的血液中，君主專制意識已經流淌了長達十四個世紀。
您又能怎麼樣？&rdquo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圖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
十分狹隘的查理十世無法理解身邊的新世界，并自诩自1789年以來他的理念不曾有絲毫的改變，他準備了一系列反動的法律議案：給予流亡分子十億裡弗賠款、強化亵渎法、恢複嫡長子權、教士權等。
由于大部分議員日複一日地反對他的計劃，于是在1830年，他頒布了解散衆議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論自由，并準備複辟舊制。
這一君主專制的舉措立即引發了反應，所有黨派的領導人開始了聯盟。
為發動巴黎人民起義，共和主義者、波拿巴主義者、自由保王黨人聯合到了一起。
法令頒布四天後，起義者們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國。
運動的領導者如梯也爾、卡西米爾-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葉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為法蘭西國王。
面對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統王朝的貴族們的敵視，這位新國王隻能依靠資産階級。
在一項選舉法将選舉人數縮減至不足二十萬人後，這一階級在政府中獨大。
不過國王的處境并不輕松。
他要對付擁護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孫子的正統主義者，對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侖為首的波拿巴主義者，還要對付共和主義者。
在1830～1840年期間，與大革命俱樂部類似的秘密社團挑起了無數次的騷亂，不過都很快被鎮壓下去。
但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并未停止他們的密謀。
亨利五世的母親德貝利女爵（DeBerry）試圖在旺代地區起義，結果失敗。
至于教士階級，他們在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氣急敗壞地發動了一場起義，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這次起義中被毀掉的。
共和主義者構成的威脅不大，因為在與他們的鬥争中，衆議院站在國王一邊。
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強權，他聲稱統治有兩樣東西必不可少：&ldquo理性和大炮。
&rdquo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對理性有所幻想。
這個&ldquo強勢政府&rdquo實質上一點也不強勢，共和主義者，尤其是社會主義者，他們依舊蠢蠢欲動。
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Blanc）聲稱政府有義務給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
拉科代爾（Lacordaire）和蒙塔朗貝（Montalebert）所領導的天主教派與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一緻對付政府，這和如今比利時的情形一樣。
1848年，一場擁護選舉改革的運動引發了一場暴動，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難以解釋。
人們對他幾乎無可加以指責。
誠然，他不信任普選，但法國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選。
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樣獨裁，因此，無法像後者那樣随意廢止妨礙他的選舉。
在巴黎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
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國，建立普選制度，并規定由人民選出國民議會的九百名議員。
臨時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會主義者密謀與暴動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心理學現象再度呈現出來。
一些俱樂部形成了，俱樂部的領導人鼓動民衆沖擊議會，動機是五花八門，一般毫無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蘭起義等。
為了安撫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會主義者，議會組建了國有工廠，工人們在此可以從事各種勞動。
有人算過，為了這十萬名工人，國家每周的花費超過一百萬裡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勞而獲的要求，這讓議會不得不關閉了工廠。
這一舉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動的導火索。
五萬名工人參與造反。
議會受到了驚吓，将所有行政權交與卡芬雅克（Cavaignac）将軍。
在持續四天的鎮壓鬧事分子的沖突中，三名将軍和巴黎大主教喪生。
根據議會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
受此打擊，革命社會主義一蹶不振長達五十年。
這些事件使得國家公債價格從116裡弗跌至50裡弗，商業停滞。
受到社會主義者威脅的農民以及稅收被議會提高一半的資産階級，轉而反對共和國，當路易-拿破侖承諾重建秩序時，受到了熱烈的相應。
根據新憲法，共和國的總統候選人需要由全體公民選舉産生，路易-拿破侖獲得五百五十萬張選票當選。
不久，因為和議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侖決定發動政變，議會被解散，三萬人被逮捕，一萬人被流放，一部分議員被驅逐。
這場政變盡管草率，然而卻受到廣泛的認可，因為在提交全民表決中，這場政變獲得了八百萬張選票中的七百五十萬張。
1852年12月2日，拿破侖三世被大多數人擁立為皇帝。
法國民衆對蠱惑人心的政客和社會主義者的憎惡促成了帝國的複辟。
在帝國成立初期，拿破侖三世延續了專制體制，在後期則采用了自由政體。
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當戰敗投降後，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後，革命運動便很少發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毀，約兩萬名起義者被處死。
1870年戰争之後，經曆如此多劫難且不知道誰能靠得住的選舉者們，把衆多正統主義者、奧爾良黨人選進了制憲議會。
由于無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達成一緻意見，他們任命梯也爾先生為共和國總統，随後麥克-馬洪（Mac-Mahon）元帥接替他出任總統。
1876年，新一輪的選舉将一大批共和主義者送進了議院，且以後的選舉都是如此。
自此之後，先後出現的議會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導緻政府頻繁更替。
不過，正是因為這種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間的平衡，我們才享受到了長達四十年的相對的安甯。
共和國的四位總統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區那樣的暴動也不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1888年，一場聲勢浩大的支持布朗熱（Boulanger）将軍的人民運動差點推翻了共和國，不過共和國打退了來自所有黨派的進攻，最終還是安然無恙。
共和國能維持下去的原因很多。
首先，參與角鬥的派系沒有誰強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
其次，國家的元首僅是名義上的，他并不擁有實權，我們不能把所遭的罪歸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證能有所改變。
最後，權力被分散到成千上萬人的手中，責任由此也被稀釋，很難界定誰該承擔責任。
人們可以推翻一個暴君，但卻無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世紀以來起義和革命在法國引發的巨大變化，那就是：用強大的難以摧毀的集體專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擊的個人專制。
在渴望平等并習慣将所有責任都推給政府的人民看來，個人專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而集體專制則較為容易接受，盡管通常它更加強硬。
國家主義專制的擴大是我們各種革命的最終結果，是法國先後出現的所有政體的共同特點。
這種專制形式被認為是一種民族理想，法國持續的動蕩隻使得這種專制形式得到強化。
國家主義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體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選票支持的體制。
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國，都是空洞的标簽，是無為的影子政體。
*** [1]要評價近來的思想演化，可以參考饒勒斯（Jaurès）先生在衆議院發表的一篇演講的片段：&ldquo如今的輝煌是過去努力的結果，法蘭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個時代就能夠概括得了的，它是通過經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rdquo [2]在我發表了一篇有關立法妄想的文章後，我收到了當今傑出的政治家、參議員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來信，信中内容摘錄部分如下：&ldquo衆議院和參議院二十年的經曆讓我明白，您所言不虛；我曾多次聽到同事對我說&lsquo政府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這是政府的錯&rsquo等一類的話。
但在我們的血液中，君主專制意識已經流淌了長達十四個世紀。
您又能怎麼樣？&rdq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