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革命期間神秘主義、集體主義、理性主義、情感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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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痛罵國王。
命運驅使着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
雅各賓黨人對王室的威脅激怒了衆多省份的民衆。
人們獲悉有一支普魯士軍隊已到達洛林地區的邊境地帶。
國王和王後一直對得到外國支援抱有幻想。
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對奧地利人和法國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實際的厚望，看到法國被這些狂熱分子所威懾，她認為自己也能以威脅的方式來震懾巴黎人民，讓他們臣服于王權的威嚴。
在王後的授意下，費森（Fersen）謀劃并公布了布倫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2]，宣言以&ldquo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rdquo一類的話來威脅巴黎人民。
然而事與願違，該宣言激起了人民對國王的憤怒，國王被認為是入侵者的同謀，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
從這天起，國王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也就注定了。
在丹東的安排下，各分區代表在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起義公社，逮捕了效忠國王的國民自衛隊的指揮官，讓其敲鐘召集全體自衛隊成員，并派遣這些隊員在八月十号和平民一起沖向了杜伊勒裡宮。
路易十六召集起來的軍隊四下逃竄，保護他的隻剩下一些瑞士侍衛和貴族，但全部被殺死。
孤立無助的國王向立法議會尋求庇護。
人們要求廢黜國王，立法議會宣布終止國王的職權，并讓未來的議會&mdash&mdash國民公會&mdash&mdash來決定他的命運。
二、立法議會的精神特質 以心理學而言，由一批新議員組成的立法議會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
很少有議會能把政治團體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緻。
立法議會由750位議員組成，議員們分為純粹保王黨、立憲保王黨、共和派、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其中律師和文人占了絕大多數，還有少數的立憲派教士、高級官員、天主教教士以及個别學者。
立法議會成員們的哲學觀似乎都很幼稚。
他們大多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主張回歸人類的自然狀态。
他們和其先輩們一樣，深受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影響，開口便是加圖（Caton）[3]、布魯圖、格拉古（Gracchus）[4]、普魯塔克、馬克·奧勒留（Mac-Aurèle）[5]、柏拉圖等人，并對其加以效仿。
甚至當演說家想要辱罵路易十六時，都會直呼其為&ldquo卡裡古拉&rdquo。
他們是革命的，因為他們期望颠覆傳統，但他們又是極端反動的，因為他們要求回到遙遠的過去。
理論對他們的行為影響甚微，理性二字雖然不斷出現在他們的演講中，卻從未被付諸實踐。
他們一直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所支配，這些因素的力量我們曾一再提及。
立法議會的心理特征與制憲議會的心理特征相同，隻是更為明顯一些。
這些特征被歸納為四個詞：敏感、多變、膽怯、脆弱。
多變和敏感體現在他們不斷改變的行為中，他們今天可以相互大聲辱罵并拳腳相加，第二天卻又可以&ldquo滿含熱淚、相互擁抱&rdquo。
有人發言要求懲罰請願廢黜國王的人，他們便為之熱烈鼓掌；同一天有代表團要求廢黜國王，他們又出席議會。
在威脅面前，立法議會的膽怯與脆弱一覽無遺。
盡管立法議會有保王黨的傾向，但立法議會還是應巴黎公社的要求，投票同意終止國王的權力并将國王一家拘禁在寺院。
由于立法議會的軟弱，它與制憲議會一樣，沒有行使任何一項權力的能力，隻能聽任巴黎公社以及由埃貝爾、塔裡安（Tallien）、羅西涅爾（Rossignol）、馬拉、羅伯斯庇爾等人領導的俱樂部的擺布。
發動起義的巴黎公社控制着國家主要權力并統治着巴黎，似乎冥冥之中有人要求其這麼做，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794年熱月政變為止。
巴黎公社要求将路易十六監禁在寺院的塔樓之中，而立法議會則希望将國王軟禁在盧森堡宮。
巴黎公社把大批嫌疑犯塞進監獄，并随後将他們殺害。
更令人發指的是，一個150人的匪幫，每天傭金24裡弗，他們在巴黎公社的指使下，在短短四天内殺害了約1200人。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ldquo九月大屠殺&rdquo。
巴黎市市長佩蒂翁還熱情接待并款待了這個殺人團夥。
幾個吉倫特派成員發出了零星的抗議，而雅各賓派則選擇保持沉默。
一開始，受到威脅的立法議會假裝不知道這次大屠殺，但幾位有影響力的議員，尤其是庫通（Couthon）和比約-瓦雷納（Billaud-Varenne）對這次大屠殺表示了支持。
盡管議會最終決定加以譴責，但卻沒敢設法制止屠殺的繼續。
深知自己無能為力的立法議會在15天後自行解散并讓位給國民公會。
立法議會的結局明顯是災難性的，這不是指其初衷而是指其行為的結局。
保王黨抛棄了君主專制，人道主義者縱容了九月大屠殺，和平主義者把法國推向了一場可怕的戰争，一切表明，一個軟弱的政府帶給國家的隻有毀滅。
前述兩個革命議會的曆史再次證明，事件之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每個事件就是整個傳動鍊中的一環，一個事件的發生有時可以引發意料不到的後果。
決定權在我們手上，但結局我們卻無法把握。
制憲議會最初的舉措是理性的、自主的，但随之而來的後果，卻讓所有的期望、理性以及預言都化為泡影。
路易十六之死、旺代戰争、大恐怖、持續的殺戮、無政府狀态以及在一名軍人的鐵腕統治下傳統與秩序最終得以恢複，上述事件，在1789年，有誰能想到或能預見到？ 在革命議會初期的行為引發的衆多事件的發展進程中，最震撼人心的可能是民衆政府的誕生和發展。
從攻占巴士底獄、強闖凡爾賽宮、九月大屠殺、攻擊杜伊勒裡宮、殺害瑞士守衛、廢黜和囚禁國王等一系列事件中，我們很容易得出民衆及其領導者的心理學規律。
現在我們看到，民衆的力量是越來越強大，其他力量都甘拜下風并被取代。
*** [1]瑪麗·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奧地利帝國公主，生于維也納，1770年嫁給路易十六成為法國王後。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徹底推翻了君主制。
随後，她和國王一起被囚禁在當普爾堡。
次年10月，被交付給革命法庭審判，判處死刑，送上斷頭台，享年38歲。
&mdash&mdash譯注 [2]布倫瑞克宣言，也稱布倫斯威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奧反法聯軍總司令卡爾·威廉·斐迪南（布倫瑞克&mdash沃爾芬比特爾）（CharlesWilliamFerdinand）在1792年7月25日緻法國革命戰争時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
該布告威脅如果任何法國王室的成員受到任何傷害，法國平民将因此受到嚴厲的報複。
這項布告的目的是為了恐吓巴黎人民，卻反倒加劇了人民的革命熱情。
&mdash&mdash譯注 [3]古羅馬時期有兩位加圖，一位是老加圖（公元前234年－前149年）或監察官加圖，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演說家，前195年的執政官，羅馬曆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拉丁語散文作家。
小加圖（公元前95年－前46年），他的曾祖父為老加圖。
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是斯多葛學派的追随者。
他與恺撒長期不和，他不受賄、誠實、厭惡當時普遍的政治腐敗。
&mdash&mdash譯注 [4]一般稱為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8年－前133年）和蓋約·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前121年）兩兄弟，他們是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領袖。
他們分别當選公元前133年及公元前123年、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領導了一場改革。
由于改革觸犯了保守勢力，而先後在保民官任上被殺。
&mdash&mdash譯注 [5]馬克·奧勒留（公元121&mdash180年）著名的&ldquo帝王哲學家&rdquo，古羅馬帝國皇帝，在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修辭、哲學、法律、繪畫方面受過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學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沉思錄》一書。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國民公會心理 一、國民公會的傳奇 國民公會不但為心理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而且它還表明，一個時代的見證者們，甚至其追随者們，都無法對自己所經曆的事件及周圍的人做出準确的評價。
大革命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人們對這個時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評判，盡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難以實現，不僅是因為從檔案中發掘出了新資料，還因為重重迷霧籠罩下的有關血腥年代的傳說正随着歲月的流逝而銷聲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們父輩的昔日英雄們被冠以一個光榮的稱謂：國民公會巨擘。
他們的傳奇最為人津津樂道。
國民公會一手鎮壓國内的叛亂，一手外禦歐洲武裝幹涉，這讓我們産生了這樣的印象：這場偉大戰争中的英雄們仿佛個個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國人。
隻要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依舊是混沌未解，那麼巨擘的稱謂也就無可厚非。
同時發生的事件讓人目不暇接，人們把共和國軍隊的功勞與國民公會的功勞混淆在一起。
軍隊的榮耀讓後者相形見绌，博取榮耀成了大恐怖時期大屠殺、殘酷的内戰以及讓法國遭受劫難的緣由。
在現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視下，這個異質的謎團慢慢地被解開了。
共和國的軍隊依然保持着它的榮耀。
但是應當承認，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國民議會的議員們，對軍隊的成功毫無建樹。
在國民議會的某個委員會之中，最多隻有兩到三個議員關心軍隊，軍隊之所以取得勝利，除了人多勢衆以及年輕将領們的聰明才智外，還因為有一種新的信仰激發起了軍隊的熱情。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将專門講述革命軍隊，還将指出革命軍隊戰勝歐洲武裝幹涉的緣由。
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軍隊，将這些理念當成了新的福音書。
他們帶着這些理念開赴前線并長期堅持在前線。
他們保留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這種精神與起初受到軍隊忽視而後受到鄙視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國民公會議員對軍隊的勝利感到茫然，他們隻滿足于根據領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為領袖聲言要通過斷頭台讓法國得以絕處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戰的軍隊，才使得國民公會的曆史聲譽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聖，讓幾代人為之膜拜，至今不絕。
但隻要仔細琢磨一下國民公會&ldquo巨擘們&rdquo的心理，他們的神聖形象便會瞬間崩塌。
他們都是些極端平庸的人，連為其辯護的熱心人如奧拉爾本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奧拉爾先生在其著作《法國大革命史》中這樣說道： 人們曾說過，1789年至1799年的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偉大的或恐怖的創舉，不愧是偉大的一代，簡而言之，他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人。
但這是曆史回顧的一種錯覺。
構成這一代人的公民，他們要麼是市民，要麼是雅各賓黨人，要麼便是民族主義分子。
大革命便是由他們發起的，但無論從開明程度還是從智力水平來看，他們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執政時期的法國人更高一籌。
之所以他們能夠名垂青史，這是因為他們身處在巴黎這個大舞台，或因為他們是革命議會中最傑出的演說家，難道他們有過人的禀賦？米拉波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是諸如羅伯斯庇爾、丹東、維尼奧等人，他們真的比現今的演說家們更有智慧嗎？在1793年，也就是在這個所謂巨擘輩出的時代，羅蘭夫人（Roland）在她的回憶錄裡寫道：法蘭西就像是一個人才枯竭的國度；令人吃驚的是，縱觀大革命，人們幾乎隻見一群侏儒，不見偉人。
在對國會議員逐個分析并從整體上加以審視後，人們可以說，從智慧、品行和勇氣來看，這些國會議員都稱不上是傑出的。
從未見過有哪個群體是如此怯懦。
他們隻在演說中才慷慨激昂，隻在針對看不見摸不着的危險時才勇氣十足。
這個隻會在言語上咄咄逼人的國民公會，一旦面對國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溫順的政治集團。
他們在巴黎公社、在俱樂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沖擊議會的民衆代表前瑟瑟發抖，在騷亂者的指示前唯唯諾諾，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傑出的議員。
國民公會給世人留下一個令人失望的形象：遵從民衆的指令，表決通過荒唐透頂的法律，一旦議會大廳中的騷亂平息，便又将通過的法令加以廢止。
很少有哪個議會表現得如此脆弱。
人們若要想看看一個政府會頹廢到何種程度，隻要翻開國民公會的曆史便可知曉。
二、雅各賓宗教勝利的影響 在造成國民公會特殊面貌的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革命幾乎成了一種宗教，成了強制性的規定。
從中，革命教義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終确立。
這種教義是個大雜燴，其中摻雜有自然、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對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權，但對它的信徒們而言，這些東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書中的一個個章節。
這類新的真理不乏擁護者，他們對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
他們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樣，也試圖借助武力來向世人推銷他們的真理。
對于持不同意見者，隻須将其消滅即可。
我們在談論宗教改革時曾提到，對異教徒的仇恨是那些偉大信仰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特征，這個特征為雅各賓宗教的不寬容性提供了絕好的注解。
這段與宗教改革相一緻的曆史告訴我們，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們之間的鬥争仍是十分激烈的。
因此，在國民公會中，雅各賓派暴打與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黨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新使徒們非常賣力地推銷着自己的信仰。
為了教化外省人，他們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滿腔熱情的門徒，還讓其随身攜帶着斷頭鍘，他們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審訊官們一樣，對于異教徒的錯誤絕不姑息，因為羅伯斯庇爾堅信&ldquo共和國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毀一切對立面&rdquo。
國家不願意被重塑并不要緊，人們可以強行重塑它。
卡裡耶保證說：&ldquo如果不能按照我們的想法來重塑法國，那還不如将其埋葬。
&rdquo 源自新教義的雅各賓派的政治很簡單，即主張平均的社會主義，施行專政統治，容不得任何反對的聲音。
對于人類的本質和經濟的需求，治理法國的理論家們卻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議。
他們隻要有斷頭台和演講就夠了。
不過他們的演講卻很幼稚。
泰納說：&ldquo演講中沒有事實，隻有抽象的概念，隻有關于自然、理性、人民、專制君主、自由等一連串的看法，這些看法如同吹足氣的氣球，在空中做無謂的碰撞。
當然，如果沒有造成一些實際的而可怕的後果，這些也不過是一種邏輯的遊戲、學校的習題、學術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學說。
&rdquo 雅各賓派的理論實際上隻剩下絕對專制。
很顯然，在雅各賓黨人看來，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們應當無條件地服從主權國家。
他們賦予自己的權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
他們限定商品的價格，并且冒稱擁有剝奪公民們的生命和财産的權力。
他們對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國王宣戰之後，他們又開始向神明宣戰。
他們推行新的曆法，将聖人的名字從中除去，他們樹立起一個新的聖靈：理性。
有關理性的慶典在巴黎聖母院舉行，慶典儀式與天主教的宗教儀式無異，理性被供奉在&ldquo獻給聖母瑪利亞&rdquo的祭壇上。
這種儀式一直持續到羅伯斯庇爾以一種個人宗教取而代之為止，羅伯斯庇爾自認為該教的大主教。
雅各賓黨人在成為法國唯一的主人之後，便可以與其信徒們肆意洗劫了，盡管他們在任何地方都隻是少數派。
我們難以确定他們的具體人數，但知道他們其實人數不多。
泰納估計在七十萬的巴黎居民當中，隻有五千雅各賓黨人，而在三萬貝桑松居民當中，約有三千雅各賓黨人。
而整個法國則有三十萬雅各賓黨人。
對此，泰納解釋說：&ldquo一小群封建強盜盤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國&rdquo，盡管他們的人數有限，卻有實力支配着法國。
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賦予他們以驚人的力量；其次是因為他們代表着政府，且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人已經養成了服從命令的習慣；最後是因為人們認為若推翻他們，将會導緻舊制度的複辟，這讓許多擁有國家财産的人感到害怕。
隻有當其專制變得可怖時，才會有衆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賓黨人的權力動因中的第一個動因十分重要，在強勢信仰與弱勢信仰的争鬥中，成功永遠屬于前者。
強勢信仰會激發出強烈的意志，并一舉蓋過了薄弱的意志。
雅各賓派之所以以失敗而告終，是因為他們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萬的薄弱意志團結在一起，并從整體上實現了反超并戰勝了強烈意志。
被雅各賓派殘酷迫害的吉倫特派，誠然也有着堅定的信仰。
但在吉倫特派發起的鬥争中，他們反受他們所受教育的拖累，他們對某些傳統、對人權的尊重，并沒有給他們的對手造成任何麻煩。
埃米爾·奧利維耶寫道：&ldquo吉倫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細膩而寬厚；而雅各賓派則是下流、粗俗而殘忍。
維尼奧的聲名與&lsquo神明的&rsquo馬拉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rdquo 但憑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國會的吉倫特派，很快便又敗在了思考少、行動多并且知道如何激發下層群衆熱情的山嶽派狂熱分子的手下。
國民公會給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國民公會的精神特點 每一個議會除了具備一般議會都有的普遍特征外，還會因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
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所具備的特點，大多可以在國民公會中看到。
國民公會由大約750名議員組成，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員曾在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履過職。
雅各賓派通過威脅選民的方式赢得了選舉，而大部分選民（800萬中有700萬）都選擇了棄權。
由于職業的緣故，國民公會彙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師、公證人、庶務人員、退休的官員，還有一些文人。
國民公會的精神并不是統一的，這意味着一個由諸多不同特質的個人組成的議會很容易分裂成為不同的小團體。
國會很快就分成了三個群體：吉倫特派、山嶽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憲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是兩個極端派别，每個派都有100多個成員，并先後成為領袖派。
山嶽派中不乏一些最激進的成員，如庫通、埃羅·德·塞舌爾（HéraultdeSéchelles）、丹東、卡米爾·徳穆蘭（CamilleDesmoulins）[1]、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d&rsquoHerbois）、比約-瓦雷納、巴拉斯（Barras）、聖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裡安（Tallien）、卡裡耶、羅伯斯庇爾等人，吉倫特派則包括布裡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維尼奧（Vergniaud）等人。
而國民公會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組成了所謂平原派。
平原派人數衆多，但他們随大流、沒主見、優柔寡斷、膽小怕事。
他們憑性子辦事，并且容易被轉瞬即逝的激情所感染。
他們聽命于前兩個派别中較有力的一方。
在對吉倫特派唯命是從之後，又開始對獲勝的山嶽派俯首帖耳。
這就是我們之前表述過的&ldquo弱者總是會服從強者的意志&rdquo這一法則的必然結果。
在國民公會整個的存續期間，這些偉大的操縱者們顯示出了極大的影響力。
國民公會一直被一群思想狹隘的暴力的少數派所把持着，因為強烈的信念給這些少數派帶來了巨大的力量。
一個殘忍蠻橫的少數黨往往能帶領膽小的且猶豫不決的多數黨，這也是所有的革命議會都注定會走向極端的原因。
國民公會的曆史再一次證實了在另一個章節裡探究過的加速度規律。
因此，國民公會的成員們必然會從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終發展成為相互殘殺。
在最先控制國民公會的180位吉倫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殺或者是逃亡，最終，最狂熱的恐怖分子羅伯斯庇爾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溫順而膽小的議員。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當中，雖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見，慣于見風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識之士。
承擔國民公會實用工作的技術委員會便從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對政治相當漠然，他們也要求别人不要關注他們。
他們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員會上，幾乎不去議會，這也是國民公會的會議通常隻有近三分之一的議員們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長此以往，這些聰明、誠實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個性，他們在恐懼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們提出的最糟糕的動議。
平原派投票贊同别人要求他們贊同的一切：設立革命法庭、實行大恐怖等。
也正是在他們的支持下，山嶽派才得以打敗吉倫特派，羅伯斯庇爾才得以清洗埃貝爾派和丹東派。
弱者跟随強者，平原派也一樣。
平原派的那些溫和的慈善家們，雖是議會的多數派，但由于他們的懦弱，導緻國民公會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國民公會中有一個突出的心理學特征，這就是極度的恐懼。
正是因為恐懼，他們才自相殘殺，以求得一線希望來保全自己。
這樣的恐懼其實很容易理解，這群可憐的人坐在議員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聲中議事。
由于随時都會有帶着長矛的粗鄙之徒闖進議會，所以大部分的
命運驅使着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
雅各賓黨人對王室的威脅激怒了衆多省份的民衆。
人們獲悉有一支普魯士軍隊已到達洛林地區的邊境地帶。
國王和王後一直對得到外國支援抱有幻想。
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對奧地利人和法國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實際的厚望，看到法國被這些狂熱分子所威懾，她認為自己也能以威脅的方式來震懾巴黎人民，讓他們臣服于王權的威嚴。
在王後的授意下，費森（Fersen）謀劃并公布了布倫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2]，宣言以&ldquo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rdquo一類的話來威脅巴黎人民。
然而事與願違，該宣言激起了人民對國王的憤怒，國王被認為是入侵者的同謀，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
從這天起，國王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也就注定了。
在丹東的安排下，各分區代表在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起義公社，逮捕了效忠國王的國民自衛隊的指揮官，讓其敲鐘召集全體自衛隊成員，并派遣這些隊員在八月十号和平民一起沖向了杜伊勒裡宮。
路易十六召集起來的軍隊四下逃竄，保護他的隻剩下一些瑞士侍衛和貴族，但全部被殺死。
孤立無助的國王向立法議會尋求庇護。
人們要求廢黜國王，立法議會宣布終止國王的職權，并讓未來的議會&mdash&mdash國民公會&mdash&mdash來決定他的命運。
二、立法議會的精神特質 以心理學而言，由一批新議員組成的立法議會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
很少有議會能把政治團體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緻。
立法議會由750位議員組成，議員們分為純粹保王黨、立憲保王黨、共和派、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其中律師和文人占了絕大多數，還有少數的立憲派教士、高級官員、天主教教士以及個别學者。
立法議會成員們的哲學觀似乎都很幼稚。
他們大多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主張回歸人類的自然狀态。
他們和其先輩們一樣，深受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影響，開口便是加圖（Caton）[3]、布魯圖、格拉古（Gracchus）[4]、普魯塔克、馬克·奧勒留（Mac-Aurèle）[5]、柏拉圖等人，并對其加以效仿。
甚至當演說家想要辱罵路易十六時，都會直呼其為&ldquo卡裡古拉&rdquo。
他們是革命的，因為他們期望颠覆傳統，但他們又是極端反動的，因為他們要求回到遙遠的過去。
理論對他們的行為影響甚微，理性二字雖然不斷出現在他們的演講中，卻從未被付諸實踐。
他們一直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所支配，這些因素的力量我們曾一再提及。
立法議會的心理特征與制憲議會的心理特征相同，隻是更為明顯一些。
這些特征被歸納為四個詞：敏感、多變、膽怯、脆弱。
多變和敏感體現在他們不斷改變的行為中，他們今天可以相互大聲辱罵并拳腳相加，第二天卻又可以&ldquo滿含熱淚、相互擁抱&rdquo。
有人發言要求懲罰請願廢黜國王的人，他們便為之熱烈鼓掌；同一天有代表團要求廢黜國王，他們又出席議會。
在威脅面前，立法議會的膽怯與脆弱一覽無遺。
盡管立法議會有保王黨的傾向，但立法議會還是應巴黎公社的要求，投票同意終止國王的權力并将國王一家拘禁在寺院。
由于立法議會的軟弱，它與制憲議會一樣，沒有行使任何一項權力的能力，隻能聽任巴黎公社以及由埃貝爾、塔裡安（Tallien）、羅西涅爾（Rossignol）、馬拉、羅伯斯庇爾等人領導的俱樂部的擺布。
發動起義的巴黎公社控制着國家主要權力并統治着巴黎，似乎冥冥之中有人要求其這麼做，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794年熱月政變為止。
巴黎公社要求将路易十六監禁在寺院的塔樓之中，而立法議會則希望将國王軟禁在盧森堡宮。
巴黎公社把大批嫌疑犯塞進監獄，并随後将他們殺害。
更令人發指的是，一個150人的匪幫，每天傭金24裡弗，他們在巴黎公社的指使下，在短短四天内殺害了約1200人。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ldquo九月大屠殺&rdquo。
巴黎市市長佩蒂翁還熱情接待并款待了這個殺人團夥。
幾個吉倫特派成員發出了零星的抗議，而雅各賓派則選擇保持沉默。
一開始，受到威脅的立法議會假裝不知道這次大屠殺，但幾位有影響力的議員，尤其是庫通（Couthon）和比約-瓦雷納（Billaud-Varenne）對這次大屠殺表示了支持。
盡管議會最終決定加以譴責，但卻沒敢設法制止屠殺的繼續。
深知自己無能為力的立法議會在15天後自行解散并讓位給國民公會。
立法議會的結局明顯是災難性的，這不是指其初衷而是指其行為的結局。
保王黨抛棄了君主專制，人道主義者縱容了九月大屠殺，和平主義者把法國推向了一場可怕的戰争，一切表明，一個軟弱的政府帶給國家的隻有毀滅。
前述兩個革命議會的曆史再次證明，事件之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每個事件就是整個傳動鍊中的一環，一個事件的發生有時可以引發意料不到的後果。
決定權在我們手上，但結局我們卻無法把握。
制憲議會最初的舉措是理性的、自主的，但随之而來的後果，卻讓所有的期望、理性以及預言都化為泡影。
路易十六之死、旺代戰争、大恐怖、持續的殺戮、無政府狀态以及在一名軍人的鐵腕統治下傳統與秩序最終得以恢複，上述事件，在1789年，有誰能想到或能預見到？ 在革命議會初期的行為引發的衆多事件的發展進程中，最震撼人心的可能是民衆政府的誕生和發展。
從攻占巴士底獄、強闖凡爾賽宮、九月大屠殺、攻擊杜伊勒裡宮、殺害瑞士守衛、廢黜和囚禁國王等一系列事件中，我們很容易得出民衆及其領導者的心理學規律。
現在我們看到，民衆的力量是越來越強大，其他力量都甘拜下風并被取代。
*** [1]瑪麗·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奧地利帝國公主，生于維也納，1770年嫁給路易十六成為法國王後。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徹底推翻了君主制。
随後，她和國王一起被囚禁在當普爾堡。
次年10月，被交付給革命法庭審判，判處死刑，送上斷頭台，享年38歲。
&mdash&mdash譯注 [2]布倫瑞克宣言，也稱布倫斯威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奧反法聯軍總司令卡爾·威廉·斐迪南（布倫瑞克&mdash沃爾芬比特爾）（CharlesWilliamFerdinand）在1792年7月25日緻法國革命戰争時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
該布告威脅如果任何法國王室的成員受到任何傷害，法國平民将因此受到嚴厲的報複。
這項布告的目的是為了恐吓巴黎人民，卻反倒加劇了人民的革命熱情。
&mdash&mdash譯注 [3]古羅馬時期有兩位加圖，一位是老加圖（公元前234年－前149年）或監察官加圖，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演說家，前195年的執政官，羅馬曆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拉丁語散文作家。
小加圖（公元前95年－前46年），他的曾祖父為老加圖。
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是斯多葛學派的追随者。
他與恺撒長期不和，他不受賄、誠實、厭惡當時普遍的政治腐敗。
&mdash&mdash譯注 [4]一般稱為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8年－前133年）和蓋約·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前121年）兩兄弟，他們是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領袖。
他們分别當選公元前133年及公元前123年、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領導了一場改革。
由于改革觸犯了保守勢力，而先後在保民官任上被殺。
&mdash&mdash譯注 [5]馬克·奧勒留（公元121&mdash180年）著名的&ldquo帝王哲學家&rdquo，古羅馬帝國皇帝，在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修辭、哲學、法律、繪畫方面受過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學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沉思錄》一書。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國民公會心理 一、國民公會的傳奇 國民公會不但為心理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而且它還表明，一個時代的見證者們，甚至其追随者們，都無法對自己所經曆的事件及周圍的人做出準确的評價。
大革命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人們對這個時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評判，盡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難以實現，不僅是因為從檔案中發掘出了新資料，還因為重重迷霧籠罩下的有關血腥年代的傳說正随着歲月的流逝而銷聲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們父輩的昔日英雄們被冠以一個光榮的稱謂：國民公會巨擘。
他們的傳奇最為人津津樂道。
國民公會一手鎮壓國内的叛亂，一手外禦歐洲武裝幹涉，這讓我們産生了這樣的印象：這場偉大戰争中的英雄們仿佛個個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國人。
隻要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依舊是混沌未解，那麼巨擘的稱謂也就無可厚非。
同時發生的事件讓人目不暇接，人們把共和國軍隊的功勞與國民公會的功勞混淆在一起。
軍隊的榮耀讓後者相形見绌，博取榮耀成了大恐怖時期大屠殺、殘酷的内戰以及讓法國遭受劫難的緣由。
在現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視下，這個異質的謎團慢慢地被解開了。
共和國的軍隊依然保持着它的榮耀。
但是應當承認，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國民議會的議員們，對軍隊的成功毫無建樹。
在國民議會的某個委員會之中，最多隻有兩到三個議員關心軍隊，軍隊之所以取得勝利，除了人多勢衆以及年輕将領們的聰明才智外，還因為有一種新的信仰激發起了軍隊的熱情。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将專門講述革命軍隊，還将指出革命軍隊戰勝歐洲武裝幹涉的緣由。
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軍隊，将這些理念當成了新的福音書。
他們帶着這些理念開赴前線并長期堅持在前線。
他們保留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這種精神與起初受到軍隊忽視而後受到鄙視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國民公會議員對軍隊的勝利感到茫然，他們隻滿足于根據領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為領袖聲言要通過斷頭台讓法國得以絕處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戰的軍隊，才使得國民公會的曆史聲譽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聖，讓幾代人為之膜拜，至今不絕。
但隻要仔細琢磨一下國民公會&ldquo巨擘們&rdquo的心理，他們的神聖形象便會瞬間崩塌。
他們都是些極端平庸的人，連為其辯護的熱心人如奧拉爾本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奧拉爾先生在其著作《法國大革命史》中這樣說道： 人們曾說過，1789年至1799年的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偉大的或恐怖的創舉，不愧是偉大的一代，簡而言之，他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人。
但這是曆史回顧的一種錯覺。
構成這一代人的公民，他們要麼是市民，要麼是雅各賓黨人，要麼便是民族主義分子。
大革命便是由他們發起的，但無論從開明程度還是從智力水平來看，他們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執政時期的法國人更高一籌。
之所以他們能夠名垂青史，這是因為他們身處在巴黎這個大舞台，或因為他們是革命議會中最傑出的演說家，難道他們有過人的禀賦？米拉波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是諸如羅伯斯庇爾、丹東、維尼奧等人，他們真的比現今的演說家們更有智慧嗎？在1793年，也就是在這個所謂巨擘輩出的時代，羅蘭夫人（Roland）在她的回憶錄裡寫道：法蘭西就像是一個人才枯竭的國度；令人吃驚的是，縱觀大革命，人們幾乎隻見一群侏儒，不見偉人。
在對國會議員逐個分析并從整體上加以審視後，人們可以說，從智慧、品行和勇氣來看，這些國會議員都稱不上是傑出的。
從未見過有哪個群體是如此怯懦。
他們隻在演說中才慷慨激昂，隻在針對看不見摸不着的危險時才勇氣十足。
這個隻會在言語上咄咄逼人的國民公會，一旦面對國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溫順的政治集團。
他們在巴黎公社、在俱樂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沖擊議會的民衆代表前瑟瑟發抖，在騷亂者的指示前唯唯諾諾，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傑出的議員。
國民公會給世人留下一個令人失望的形象：遵從民衆的指令，表決通過荒唐透頂的法律，一旦議會大廳中的騷亂平息，便又将通過的法令加以廢止。
很少有哪個議會表現得如此脆弱。
人們若要想看看一個政府會頹廢到何種程度，隻要翻開國民公會的曆史便可知曉。
二、雅各賓宗教勝利的影響 在造成國民公會特殊面貌的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革命幾乎成了一種宗教，成了強制性的規定。
從中，革命教義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終确立。
這種教義是個大雜燴，其中摻雜有自然、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對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權，但對它的信徒們而言，這些東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書中的一個個章節。
這類新的真理不乏擁護者，他們對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
他們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樣，也試圖借助武力來向世人推銷他們的真理。
對于持不同意見者，隻須将其消滅即可。
我們在談論宗教改革時曾提到，對異教徒的仇恨是那些偉大信仰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特征，這個特征為雅各賓宗教的不寬容性提供了絕好的注解。
這段與宗教改革相一緻的曆史告訴我們，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們之間的鬥争仍是十分激烈的。
因此，在國民公會中，雅各賓派暴打與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黨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新使徒們非常賣力地推銷着自己的信仰。
為了教化外省人，他們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滿腔熱情的門徒，還讓其随身攜帶着斷頭鍘，他們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審訊官們一樣，對于異教徒的錯誤絕不姑息，因為羅伯斯庇爾堅信&ldquo共和國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毀一切對立面&rdquo。
國家不願意被重塑并不要緊，人們可以強行重塑它。
卡裡耶保證說：&ldquo如果不能按照我們的想法來重塑法國，那還不如将其埋葬。
&rdquo 源自新教義的雅各賓派的政治很簡單，即主張平均的社會主義，施行專政統治，容不得任何反對的聲音。
對于人類的本質和經濟的需求，治理法國的理論家們卻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議。
他們隻要有斷頭台和演講就夠了。
不過他們的演講卻很幼稚。
泰納說：&ldquo演講中沒有事實，隻有抽象的概念，隻有關于自然、理性、人民、專制君主、自由等一連串的看法，這些看法如同吹足氣的氣球，在空中做無謂的碰撞。
當然，如果沒有造成一些實際的而可怕的後果，這些也不過是一種邏輯的遊戲、學校的習題、學術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學說。
&rdquo 雅各賓派的理論實際上隻剩下絕對專制。
很顯然，在雅各賓黨人看來，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們應當無條件地服從主權國家。
他們賦予自己的權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
他們限定商品的價格，并且冒稱擁有剝奪公民們的生命和财産的權力。
他們對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國王宣戰之後，他們又開始向神明宣戰。
他們推行新的曆法，将聖人的名字從中除去，他們樹立起一個新的聖靈：理性。
有關理性的慶典在巴黎聖母院舉行，慶典儀式與天主教的宗教儀式無異，理性被供奉在&ldquo獻給聖母瑪利亞&rdquo的祭壇上。
這種儀式一直持續到羅伯斯庇爾以一種個人宗教取而代之為止，羅伯斯庇爾自認為該教的大主教。
雅各賓黨人在成為法國唯一的主人之後，便可以與其信徒們肆意洗劫了，盡管他們在任何地方都隻是少數派。
我們難以确定他們的具體人數，但知道他們其實人數不多。
泰納估計在七十萬的巴黎居民當中，隻有五千雅各賓黨人，而在三萬貝桑松居民當中，約有三千雅各賓黨人。
而整個法國則有三十萬雅各賓黨人。
對此，泰納解釋說：&ldquo一小群封建強盜盤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國&rdquo，盡管他們的人數有限，卻有實力支配着法國。
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賦予他們以驚人的力量；其次是因為他們代表着政府，且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人已經養成了服從命令的習慣；最後是因為人們認為若推翻他們，将會導緻舊制度的複辟，這讓許多擁有國家财産的人感到害怕。
隻有當其專制變得可怖時，才會有衆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賓黨人的權力動因中的第一個動因十分重要，在強勢信仰與弱勢信仰的争鬥中，成功永遠屬于前者。
強勢信仰會激發出強烈的意志，并一舉蓋過了薄弱的意志。
雅各賓派之所以以失敗而告終，是因為他們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萬的薄弱意志團結在一起，并從整體上實現了反超并戰勝了強烈意志。
被雅各賓派殘酷迫害的吉倫特派，誠然也有着堅定的信仰。
但在吉倫特派發起的鬥争中，他們反受他們所受教育的拖累，他們對某些傳統、對人權的尊重，并沒有給他們的對手造成任何麻煩。
埃米爾·奧利維耶寫道：&ldquo吉倫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細膩而寬厚；而雅各賓派則是下流、粗俗而殘忍。
維尼奧的聲名與&lsquo神明的&rsquo馬拉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rdquo 但憑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國會的吉倫特派，很快便又敗在了思考少、行動多并且知道如何激發下層群衆熱情的山嶽派狂熱分子的手下。
國民公會給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國民公會的精神特點 每一個議會除了具備一般議會都有的普遍特征外，還會因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
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所具備的特點，大多可以在國民公會中看到。
國民公會由大約750名議員組成，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員曾在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履過職。
雅各賓派通過威脅選民的方式赢得了選舉，而大部分選民（800萬中有700萬）都選擇了棄權。
由于職業的緣故，國民公會彙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師、公證人、庶務人員、退休的官員，還有一些文人。
國民公會的精神并不是統一的，這意味着一個由諸多不同特質的個人組成的議會很容易分裂成為不同的小團體。
國會很快就分成了三個群體：吉倫特派、山嶽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憲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是兩個極端派别，每個派都有100多個成員，并先後成為領袖派。
山嶽派中不乏一些最激進的成員，如庫通、埃羅·德·塞舌爾（HéraultdeSéchelles）、丹東、卡米爾·徳穆蘭（CamilleDesmoulins）[1]、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d&rsquoHerbois）、比約-瓦雷納、巴拉斯（Barras）、聖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裡安（Tallien）、卡裡耶、羅伯斯庇爾等人，吉倫特派則包括布裡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維尼奧（Vergniaud）等人。
而國民公會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組成了所謂平原派。
平原派人數衆多，但他們随大流、沒主見、優柔寡斷、膽小怕事。
他們憑性子辦事，并且容易被轉瞬即逝的激情所感染。
他們聽命于前兩個派别中較有力的一方。
在對吉倫特派唯命是從之後，又開始對獲勝的山嶽派俯首帖耳。
這就是我們之前表述過的&ldquo弱者總是會服從強者的意志&rdquo這一法則的必然結果。
在國民公會整個的存續期間，這些偉大的操縱者們顯示出了極大的影響力。
國民公會一直被一群思想狹隘的暴力的少數派所把持着，因為強烈的信念給這些少數派帶來了巨大的力量。
一個殘忍蠻橫的少數黨往往能帶領膽小的且猶豫不決的多數黨，這也是所有的革命議會都注定會走向極端的原因。
國民公會的曆史再一次證實了在另一個章節裡探究過的加速度規律。
因此，國民公會的成員們必然會從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終發展成為相互殘殺。
在最先控制國民公會的180位吉倫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殺或者是逃亡，最終，最狂熱的恐怖分子羅伯斯庇爾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溫順而膽小的議員。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當中，雖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見，慣于見風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識之士。
承擔國民公會實用工作的技術委員會便從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對政治相當漠然，他們也要求别人不要關注他們。
他們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員會上，幾乎不去議會，這也是國民公會的會議通常隻有近三分之一的議員們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長此以往，這些聰明、誠實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個性，他們在恐懼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們提出的最糟糕的動議。
平原派投票贊同别人要求他們贊同的一切：設立革命法庭、實行大恐怖等。
也正是在他們的支持下，山嶽派才得以打敗吉倫特派，羅伯斯庇爾才得以清洗埃貝爾派和丹東派。
弱者跟随強者，平原派也一樣。
平原派的那些溫和的慈善家們，雖是議會的多數派，但由于他們的懦弱，導緻國民公會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國民公會中有一個突出的心理學特征，這就是極度的恐懼。
正是因為恐懼，他們才自相殘殺，以求得一線希望來保全自己。
這樣的恐懼其實很容易理解，這群可憐的人坐在議員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聲中議事。
由于随時都會有帶着長矛的粗鄙之徒闖進議會，所以大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