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臘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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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代，狹義上的文化這個題目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城邦的衰落和公民意識的淡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起到了在知識生活中把偉大的天才解放出來的作用，還有這些發展是激發了傑出的才能還是窒息了它。
除了我們從繼承者（diadochoi）、哲學家或者其他的作家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包括醜聞，我們掌握的資料還是如此的貧乏，以至于不可能得到關于這些問題的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
波裡比阿明确地說，人們紛紛遠離國家，投身于學習和學術，學習哲學的學生也一定在數量上大為增長。
非常令人懷疑的是藝術是否也同樣受益于這種新的活力。
那些藝術家還是一如既往，很顯然，最傑出的作品仍然出現在雕塑和繪畫當中。
但是那個時代在傳統上還是出現了令人悲傷的斷裂；偉大的藝術家不再被人們提及，著名的名字不再被記錄下來；羅得斯和佩爾加蒙的雕塑家的名字隻是由于與某些具體的作品有關而碰巧被提及才流傳下來，并不是作為家喻戶曉的大師被記錄下來的。
例如，著名演員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在文獻中，然而很多人還是創作出了傑出的作品，他們之所以不被提到隻是因為他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在其他的領域，因為隻有一些殘篇保留下來，我們看到的東西也是十分有限。
因為，除了劇院，對于任何一座可以追溯到亞細亞和埃及王國時代的繼承者的某個單體建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無法對這個時期的建築進行評判。
詩歌也隻剩下一些殘篇，提奧克裡特的詩歌除外，但它們并不能代表最好的詩歌。
一些類型的詩歌，比如合唱用的抒情詩可能大為減少了，但是對于沒有了好的單首的抒情詩，我們卻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能在亞曆山大裡亞碰巧沒有這種詩歌。
希臘人精神生活上幸存的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向着三個主要的方向上發展的哲學：斯多噶主義、伊壁鸠魯主義和懷疑學派。
另外，希臘傳統的活力還使它在近東希臘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展示，這并不僅僅是因為馬其頓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加的政治上的壓力，而且還因為它具有一種内在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是否這個時代的一般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與過去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相比普遍地看上去更加柔弱和溫柔，認識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證明。
早先的希臘人受到光輝的理想的激勵，尤其是美好的聲名；現在這些理想到哪裡去了？不過，即使在公元前3世紀的令人悲傷的衰落當中，仍然有人在追求聲名。
在所謂的自由的希臘人中，一些人通過政治和戰争赢得了聲名，像阿拉圖斯、菲洛波曼（Philopoemen）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但他們都有着嚴重的缺陷和不足，說到最後的一個克裡奧蒙尼，他不僅在塞拉西亞之後再次表現出個人的無能，而且他的整個改革有一種突然降臨在希臘人頭上的解散運動的味道。
然而，在說起這些人，描述這些人的時候，人們還是習慣于像從前那樣地誇大其詞，克裡奧蒙尼尤其受到那些把他視作偉人的人們的歡迎。
例如，在斯巴達失敗之後，他的所作所為有着非常詳細的描述；他拒絕了一個女奴的幫助，他既不飲酒，也沒有坐下來，卸掉他的盔甲，隻是會休息一小會兒，用左邊的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頭枕在肘子上，陷入沉思，直到最後他逃向大海（普魯塔克，《克裡奧蒙尼》，29）。
即使他在這裡是在表演，但他在埃及的死仍然是一個悲劇。
人們決意要嘗試着呼喚出一個古代斯巴達名人的形象。
一些繼承者（diadochoi）也有一種榮譽感。
這可能經常使他們誤入歧途，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們的真實動機是虛榮心和自大狂；克裡奧蒙尼的對手安提格努斯·多森（AntigonusDoson）是一個例外，他對斯巴達表現出了仁慈之心，允許它保留其所有的制度；在已經生病的情況下，他匆匆地趕回馬其頓，去尋找一種與入侵的伊裡利亞人戰鬥到死的真正的英雄的歡樂。
根據一個可能在議事廳（leschai）裡被添油加醋的故事，他死于腦溢血，他那時仍然騎在馬背上，在勝利的時刻，說了一句，&ldquo多麼美好的一天呀！&rdquo（普魯塔克，《克裡奧蒙尼》，30） 盡管，從總的情況來看，真正的對聲名的追求已經衰落了。
賽會中的聲名已經消失殆盡，就像我們從普魯塔克的《菲洛波曼傳》（Philopoemen）（3）中所了解到的那樣。
從孩童時代開始，這位偉大的将軍就想成為一名軍人，學習了他能夠學到的所有關于戰争的知識。
因為他還是一個天生的摔跤手，所以有人建議他去當一名運動員。
當他問到體育訓練是否與他的軍事學習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就告訴他，實際上，運動員的體格和養生之道與軍人的要求完全不同；運動員需要足夠的睡眠，大量的食物，勞逸結合的、精确的和有條理的訓練，稍微偏離這些規則都會達不到訓練的目标，而軍人的生活則是持續不斷的沒有任何規律的東奔西跑，要習慣于不吃飯、不睡覺地奔波。
所以菲洛波曼拒絕并鄙視體育訓練，後來在他的軍隊中盡可能地用蔑視和懲罰來禁止體育訓練，原因就是它造就的最健美的身體不适合于戰鬥；他在田野上打獵和勞作，以此強健他自己的體格。
榮耀和尊敬現在既賦予了那些強有力的人，也給了那些卑鄙的人，所以某種神經質的興奮和期待産生出來，甚至這個時代一開始，哈帕路斯就能夠說服希臘人在他們的家鄉允許他為了紀念她的情婦皮皮提奧尼克，授予她&ldquo皮提奧尼克·阿佛洛蒂忒&rdquo的稱号，并在通往埃留西斯的神路上為她建立一座巨大的帶有樹林和祭壇的紀念碑。
另外一個例子是法勒戎（Phaleron）的德莫特裡烏斯，他使雅典人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态，為了向他緻敬竟然要同時建造300尊雕像，當然在他倒台的時候結局也很慘，這說明了這樣的聲望已經變得多麼沒有價值。
但是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城市的圍攻者狄米特裡烏斯當着他的面受到了公然的藐視，這造成了對很多繼承者（diadochoi）的神聖崇拜，不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在那裡人們别無選擇，而且也在自由的希臘。
甚至獻給那些僅僅供人娛樂的人們的雕像也紛紛被豎立起來。
在雅典，就有一座獻給卡瑞斯提安·阿裡斯托尼庫斯（CarystianAristonicus）的雕像，他與亞曆山大玩過球；同時他也因為&ldquo這項技藝&rdquo而被授予了公民權，而這也打破了一個先例，那就是制作雕像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某種優美的姿态成為不朽。
事情甚至變得更壞。
木偶師傅歐瑞克雷得斯（Eurycleides）獲得了一尊雕像作為獎勵，它就擺放在那些偉大的悲劇作家的旁邊，而他的同行波特伊努斯（Potheinus）則被允許使用歐裡庇得斯和他的同時代的詩人們曾經給觀衆帶來愉悅的同一座舞台。
雖然每次在這樣的命令中都會感到某種不安：&ldquo需要建立一尊雕像獻給某某&rdquo，然而魔術師提奧多洛斯就輕而易舉地以這種方式在赫斯提亞（Hestiaea）和歐芮奧斯（Oreos）的劇院獲得了榮耀，更不用說像米利都的豎琴演奏者阿齊勞斯或者底比斯（在那裡竟然沒有品達的雕像）的歌唱家克裡昂這樣的演員了。
真正的傑出人士的缺乏使這樣的事情變得不那麼令人奇怪了，那就是名聲現在可以僅僅通過生理上的某個顯著的特征或者某種絕對的令人厭惡的特征獲得，就像我們從阿裡安和雅典尼烏斯開列的各色人物的清單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或瘦而矮，或胖而蠢，或貪吃貪喝。
對這種追逐廉價的出名的一種回應就是直截了當的漫罵，這主要以澤魯斯（Zoilus）為代表；他的确切生卒年月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可能生活在菲拉德爾福斯（Philadelphus）的時代。
他來自安菲波利斯，那時已在馬其頓的統治之下，寫東西（他的方式就像一位馬其頓人）不僅反對荷馬，而且還反對柏拉圖和伊索克拉底，緻力于性質惡劣的漫罵，因為，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想去做壞事，而隻是想用他對同時代的人和已經死去的人挑毛病的方式去對抗所有的人。
他的這種文學風格，或者所謂的帶有修辭學色彩的犬儒主義，後來成為一個諺語，即&ldquo鞭打荷馬&rdquo。
除了繼承者之外，那時候最重要的名人就是哲學家和妓女。
雅典人崇敬芝諾，他在塞浦路斯的西提翁（Cition）的公民同胞，為了使他們自己的臉上更加有光，就獻給了他一尊鍍金的雕像；在卡内阿得斯去世的時候，據說出現了月食，而太陽也被烏雲遮住了。
學者還有人提到，但卻完全沒有了關于藝術家的記載。
至于那些屬于繼承者和一些哲學家&mdash&mdash比如伊壁鸠魯&mdash&mdash的妓女，顯然是人們交談中的重要話題，這些婦女從前是一個顯赫的類型，現在則成為單個的名人。
從菲拉德爾福斯和奧爾格特斯（Euergetes）的時代開始，這種情形在亞曆山大裡亞的馬克翁（Machon）的詩歌中就變得非常明顯；它的内容包括了她們機智的作答和轶聞趣事，大多數是陳腐的和低俗的，但卻表現出一種優雅的天真。
但是，從繼承者的時代的普遍情況來看，個人的能量似乎在第一個100年中全部耗盡了；在公元前200年以後，就沒有多少有名的妓女了。
在這個較晚的希臘化時代，真正充滿野心的人在他們追求聲名的過程中一定也經曆着某種挫折。
競争性的希臘意志将會采取哪種最後的形式呢？權力和财富都集中在了宮廷；那些幸存的城邦，就像一塊沒有了肉的骨頭，那些還仍然很富有的人，以舊有的方式通過向公衆的娛樂活動（euergesia）進行捐助，隻是在地方上成為了名人，尤其在後來和平的帝國時代；公開展示某種技藝（比如豎琴演奏者、舞者、玩球者等等）需要某種并非所有人都有的特殊天賦。
在那時，惟一可以出名的方式就是緻力于演說術，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藝；現在這完全成為一種賣弄辭藻的演說術，夾雜着演
除了我們從繼承者（diadochoi）、哲學家或者其他的作家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包括醜聞，我們掌握的資料還是如此的貧乏，以至于不可能得到關于這些問題的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
波裡比阿明确地說，人們紛紛遠離國家，投身于學習和學術，學習哲學的學生也一定在數量上大為增長。
非常令人懷疑的是藝術是否也同樣受益于這種新的活力。
那些藝術家還是一如既往，很顯然，最傑出的作品仍然出現在雕塑和繪畫當中。
但是那個時代在傳統上還是出現了令人悲傷的斷裂；偉大的藝術家不再被人們提及，著名的名字不再被記錄下來；羅得斯和佩爾加蒙的雕塑家的名字隻是由于與某些具體的作品有關而碰巧被提及才流傳下來，并不是作為家喻戶曉的大師被記錄下來的。
例如，著名演員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在文獻中，然而很多人還是創作出了傑出的作品，他們之所以不被提到隻是因為他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在其他的領域，因為隻有一些殘篇保留下來，我們看到的東西也是十分有限。
因為，除了劇院，對于任何一座可以追溯到亞細亞和埃及王國時代的繼承者的某個單體建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無法對這個時期的建築進行評判。
詩歌也隻剩下一些殘篇，提奧克裡特的詩歌除外，但它們并不能代表最好的詩歌。
一些類型的詩歌，比如合唱用的抒情詩可能大為減少了，但是對于沒有了好的單首的抒情詩，我們卻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能在亞曆山大裡亞碰巧沒有這種詩歌。
希臘人精神生活上幸存的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向着三個主要的方向上發展的哲學：斯多噶主義、伊壁鸠魯主義和懷疑學派。
另外，希臘傳統的活力還使它在近東希臘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展示，這并不僅僅是因為馬其頓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加的政治上的壓力，而且還因為它具有一種内在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是否這個時代的一般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與過去的受過教育的希臘人相比普遍地看上去更加柔弱和溫柔，認識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證明。
早先的希臘人受到光輝的理想的激勵，尤其是美好的聲名；現在這些理想到哪裡去了？不過，即使在公元前3世紀的令人悲傷的衰落當中，仍然有人在追求聲名。
在所謂的自由的希臘人中，一些人通過政治和戰争赢得了聲名，像阿拉圖斯、菲洛波曼（Philopoemen）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但他們都有着嚴重的缺陷和不足，說到最後的一個克裡奧蒙尼，他不僅在塞拉西亞之後再次表現出個人的無能，而且他的整個改革有一種突然降臨在希臘人頭上的解散運動的味道。
然而，在說起這些人，描述這些人的時候，人們還是習慣于像從前那樣地誇大其詞，克裡奧蒙尼尤其受到那些把他視作偉人的人們的歡迎。
例如，在斯巴達失敗之後，他的所作所為有着非常詳細的描述；他拒絕了一個女奴的幫助，他既不飲酒，也沒有坐下來，卸掉他的盔甲，隻是會休息一小會兒，用左邊的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頭枕在肘子上，陷入沉思，直到最後他逃向大海（普魯塔克，《克裡奧蒙尼》，29）。
即使他在這裡是在表演，但他在埃及的死仍然是一個悲劇。
人們決意要嘗試着呼喚出一個古代斯巴達名人的形象。
一些繼承者（diadochoi）也有一種榮譽感。
這可能經常使他們誤入歧途，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們的真實動機是虛榮心和自大狂；克裡奧蒙尼的對手安提格努斯·多森（AntigonusDoson）是一個例外，他對斯巴達表現出了仁慈之心，允許它保留其所有的制度；在已經生病的情況下，他匆匆地趕回馬其頓，去尋找一種與入侵的伊裡利亞人戰鬥到死的真正的英雄的歡樂。
根據一個可能在議事廳（leschai）裡被添油加醋的故事，他死于腦溢血，他那時仍然騎在馬背上，在勝利的時刻，說了一句，&ldquo多麼美好的一天呀！&rdquo（普魯塔克，《克裡奧蒙尼》，30） 盡管，從總的情況來看，真正的對聲名的追求已經衰落了。
賽會中的聲名已經消失殆盡，就像我們從普魯塔克的《菲洛波曼傳》（Philopoemen）（3）中所了解到的那樣。
從孩童時代開始，這位偉大的将軍就想成為一名軍人，學習了他能夠學到的所有關于戰争的知識。
因為他還是一個天生的摔跤手，所以有人建議他去當一名運動員。
當他問到體育訓練是否與他的軍事學習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就告訴他，實際上，運動員的體格和養生之道與軍人的要求完全不同；運動員需要足夠的睡眠，大量的食物，勞逸結合的、精确的和有條理的訓練，稍微偏離這些規則都會達不到訓練的目标，而軍人的生活則是持續不斷的沒有任何規律的東奔西跑，要習慣于不吃飯、不睡覺地奔波。
所以菲洛波曼拒絕并鄙視體育訓練，後來在他的軍隊中盡可能地用蔑視和懲罰來禁止體育訓練，原因就是它造就的最健美的身體不适合于戰鬥；他在田野上打獵和勞作，以此強健他自己的體格。
榮耀和尊敬現在既賦予了那些強有力的人，也給了那些卑鄙的人，所以某種神經質的興奮和期待産生出來，甚至這個時代一開始，哈帕路斯就能夠說服希臘人在他們的家鄉允許他為了紀念她的情婦皮皮提奧尼克，授予她&ldquo皮提奧尼克·阿佛洛蒂忒&rdquo的稱号，并在通往埃留西斯的神路上為她建立一座巨大的帶有樹林和祭壇的紀念碑。
另外一個例子是法勒戎（Phaleron）的德莫特裡烏斯，他使雅典人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态，為了向他緻敬竟然要同時建造300尊雕像，當然在他倒台的時候結局也很慘，這說明了這樣的聲望已經變得多麼沒有價值。
但是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城市的圍攻者狄米特裡烏斯當着他的面受到了公然的藐視，這造成了對很多繼承者（diadochoi）的神聖崇拜，不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在那裡人們别無選擇，而且也在自由的希臘。
甚至獻給那些僅僅供人娛樂的人們的雕像也紛紛被豎立起來。
在雅典，就有一座獻給卡瑞斯提安·阿裡斯托尼庫斯（CarystianAristonicus）的雕像，他與亞曆山大玩過球；同時他也因為&ldquo這項技藝&rdquo而被授予了公民權，而這也打破了一個先例，那就是制作雕像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某種優美的姿态成為不朽。
事情甚至變得更壞。
木偶師傅歐瑞克雷得斯（Eurycleides）獲得了一尊雕像作為獎勵，它就擺放在那些偉大的悲劇作家的旁邊，而他的同行波特伊努斯（Potheinus）則被允許使用歐裡庇得斯和他的同時代的詩人們曾經給觀衆帶來愉悅的同一座舞台。
雖然每次在這樣的命令中都會感到某種不安：&ldquo需要建立一尊雕像獻給某某&rdquo，然而魔術師提奧多洛斯就輕而易舉地以這種方式在赫斯提亞（Hestiaea）和歐芮奧斯（Oreos）的劇院獲得了榮耀，更不用說像米利都的豎琴演奏者阿齊勞斯或者底比斯（在那裡竟然沒有品達的雕像）的歌唱家克裡昂這樣的演員了。
真正的傑出人士的缺乏使這樣的事情變得不那麼令人奇怪了，那就是名聲現在可以僅僅通過生理上的某個顯著的特征或者某種絕對的令人厭惡的特征獲得，就像我們從阿裡安和雅典尼烏斯開列的各色人物的清單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或瘦而矮，或胖而蠢，或貪吃貪喝。
對這種追逐廉價的出名的一種回應就是直截了當的漫罵，這主要以澤魯斯（Zoilus）為代表；他的确切生卒年月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可能生活在菲拉德爾福斯（Philadelphus）的時代。
他來自安菲波利斯，那時已在馬其頓的統治之下，寫東西（他的方式就像一位馬其頓人）不僅反對荷馬，而且還反對柏拉圖和伊索克拉底，緻力于性質惡劣的漫罵，因為，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想去做壞事，而隻是想用他對同時代的人和已經死去的人挑毛病的方式去對抗所有的人。
他的這種文學風格，或者所謂的帶有修辭學色彩的犬儒主義，後來成為一個諺語，即&ldquo鞭打荷馬&rdquo。
除了繼承者之外，那時候最重要的名人就是哲學家和妓女。
雅典人崇敬芝諾，他在塞浦路斯的西提翁（Cition）的公民同胞，為了使他們自己的臉上更加有光，就獻給了他一尊鍍金的雕像；在卡内阿得斯去世的時候，據說出現了月食，而太陽也被烏雲遮住了。
學者還有人提到，但卻完全沒有了關于藝術家的記載。
至于那些屬于繼承者和一些哲學家&mdash&mdash比如伊壁鸠魯&mdash&mdash的妓女，顯然是人們交談中的重要話題，這些婦女從前是一個顯赫的類型，現在則成為單個的名人。
從菲拉德爾福斯和奧爾格特斯（Euergetes）的時代開始，這種情形在亞曆山大裡亞的馬克翁（Machon）的詩歌中就變得非常明顯；它的内容包括了她們機智的作答和轶聞趣事，大多數是陳腐的和低俗的，但卻表現出一種優雅的天真。
但是，從繼承者的時代的普遍情況來看，個人的能量似乎在第一個100年中全部耗盡了；在公元前200年以後，就沒有多少有名的妓女了。
在這個較晚的希臘化時代，真正充滿野心的人在他們追求聲名的過程中一定也經曆着某種挫折。
競争性的希臘意志将會采取哪種最後的形式呢？權力和财富都集中在了宮廷；那些幸存的城邦，就像一塊沒有了肉的骨頭，那些還仍然很富有的人，以舊有的方式通過向公衆的娛樂活動（euergesia）進行捐助，隻是在地方上成為了名人，尤其在後來和平的帝國時代；公開展示某種技藝（比如豎琴演奏者、舞者、玩球者等等）需要某種并非所有人都有的特殊天賦。
在那時，惟一可以出名的方式就是緻力于演說術，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藝；現在這完全成為一種賣弄辭藻的演說術，夾雜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