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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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的暴動一樣，認為有教會陰謀看來并沒有真憑實據。
另一種認為有人陰謀指使的理論&mdash&mdash說暴動者經過收買，看來也沒有什麼根據。
據極端保王派刊物《國王之友》的編輯蒙勺瓦報道，每一個送進市立大醫院的受傷者身上，都發現有12法郎，大多數都是用紙包着，好像剛發放的一樣[60]。
看來這是一種捏造，因為警察有一切理由願意證實他們對于教會、奧爾良分子或其他陰謀的懷疑，但是卻沒有從任何受過人身檢查的被捕者身上發現可疑的物品。
在18具送往蒙特羅公墓和經過警務委員奧丹檢查過的屍體上，沒有發現一文錢&mdash&mdash隻有幾個廉價的煙荷包、鑰匙、本行工具；有一個人身上有一件也許是偷來的小小的銀器[61]。
唯一承認領取金錢報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筆錢的人，是造紙工人西裡葉，而他卻是在暴動結束一星期以後才開始與本案發生關系[62]。
泰讷指責暴動者是&ldquo匪徒&rdquo的說法也同樣經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名詞。
在這些被捕者中，隻有三個人有過任何一類的前科，而且，其中兩個人隻不過是在阜爾斯監獄中被拘留過短時期，隻有一個人有過某種犯罪記錄&mdash&mdash這就是碼頭工人達代涅，人們發現他身上有一個&ldquoV&rdquo字烙印[63]。
事實上，這些犯人大多數都是各行各業的普通工人，他們大都有職業[64]，參加暴亂以後并沒有得到金錢的好處或進行過搶劫。
但是，在這些騷亂的背後的确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因為在背後隐藏着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為深刻的經濟因素。
兩個本地制造場主對于工資随便發幾句議論這件事本身，很難引起這樣一場猛烈的大火。
還有一件突出的事實，就是累維伊揚本廠的350名工人中，沒有一個人屬于死傷或被捕者之列，也沒有任何報告提到人們在4月28日曾經打算把這些工人拉出來參加其他工人的隊伍。
所以如果想把累維伊揚暴動解釋成工人為反對一個不得人心的雇主而舉行的罷工或簡單的工資抗議，那就是無稽之談。
事實上，這是一次反對當時面包缺乏和價格高漲的極為猛烈的&mdash&mdash雖然一部分是不自覺的&mdash&mdash抗議。
我們看到，4磅重面包從2月以後一直保持着14蘇半的驚人高價。
這次抗議的矛頭固然是指向累維伊揚和亨利奧，但這并非因為他們兩人是壞雇主，也不是因為工人受到教會或貴族代理人的煽動。
如這兩個制造場主自己所懷疑，他們的私敵在挑起衆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這種挑撥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為累維伊揚發表了關于工資的議論，以緻觸犯衆怒，使公衆認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壟斷者或糧食囤積人有關系，而後一種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對象。
小冊子《上國王書》的作者似乎已經了解到這種動機，他寫道：&ldquo陛下，最近這些騷動完全應該歸罪于面包的高價。
&rdquo[65]我們也看到哈代在日記上記着，暴動者在搗毀累維伊揚的住宅以後，宣布他們的意圖是要求面包減價[66]；除去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私人财産外，在暴動中唯一被侵入的場所是食品店，這也是暴動的一個顯著特點[67]，事實上，所有證據都指明饑餓是這些騷亂背後的主要動力。
當然，這并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風點火作用的可能性。
是否有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政敵或商業競争者蓄意煽起群衆的憤怒來反對他們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們看到暴動者在開始進行破壞時，曾高呼新的流行口号&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
由于累維伊揚本人就是當地第三等級中的知名人士，這種情況看來也許更難令人理解。
但是，對于參加累維伊揚暴動的人，正如對于後來在7月破壞巴黎關卡的人一樣，&ldquo第三等級&rdquo這個名詞在應用上有一種更為狹窄的社會含義：在他們嘴裡，這句話似乎是一句号召窮人反對富人的口号，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長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樣，全體國民反對一小撮特權人物的口号。
在這種意義上，&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這句口号當然可以用來反對像累維伊揚這樣有錢的制造場主。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瓷器制造場主奧列弗的态度，據說他曾經把累維伊揚在聖馬格裡特區會議上的一時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撥性的詞句向他自己的工人報告[68]。
是否在當地有某些雇主和累維伊揚有私仇，故意煽動自己的工人和這一區的貧民來反對一個生意興隆的商業競争者呢？ 這是一種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釋：無論是商業競争者或教會冒險家，無論是奧爾良分子或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他們在累維伊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隻占很少一部分。
騷亂的主要原因，正如舊制度時期（以及革命時期）發生暴動時常有的情形一樣，主要在于面包缺少和價格昂貴，買面包的費用幾乎已經達到工資勞動者支出的四分之三[69]。
另一個使暴動具有特點的原因是兩個制造場主不謹慎的言論，他們把面包問題和工資問題聯系起來的說法激起了工資勞動者的極大憤怒。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然是當時的政治空氣，在這種空氣中，革命資産階級已經為掌握三級會議而向特權等級發出挑戰，資産階級的思想和口号已經開始在&ldquo賤民&rdquo中生根，并且被他們用來為自己謀求利益。
這種空氣将被以後幾個月的事件推向一個更高的高潮。
*** [1]參看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A.Mathiez，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譯本：三聯書店1958年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Quatre-vingt-neuf），1939年巴黎版，第11頁以下。
[2]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
[3]轉引自勒菲富爾：《1789年》，第7頁。
[4]關于更詳細的論述，參看喬·魯德：《法國革命的爆發》（G，Rudé，&ldquoTheOutbreakoftheFrenchRévolution&rdquo），載《今昔》（PastandPresent），1955年11月，第28&mdash42頁。
[5]關于&ldquo貴族反叛&rdquo的一般叙述，參看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勒菲富爾：《1789年》，第24&mdash42頁；阿·葛德文：《法國革命》（A.Goodwin，TheFrenchRévolution），1953年倫敦版，第27&mdash42頁。
[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178頁。
[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250&mdash251頁。
按照哈代的說法，開槍的士兵後來被囚禁起來。
[8]國家檔案館文件：Y13014。
此外，9月2日，有一個家庭傭仆被帶到警務委員裡日那裡，罪名是煽動群衆反抗巴黎近衛軍（國家檔案館文件：Y10634，對開本第81頁）。
[9]國家檔案館文件：Y13014，第252&mdash255頁。
[10]大英博物館文件（Brit.Mus）：27D13（43）。
[11]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287頁。
[12]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11頁。
[13]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70頁。
10天以後，在倫巴底大街又發生了另一次小騷動（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81頁）。
[14]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10&mdash11頁。
[15]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5、72&mdash73頁。
[1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9&mdash68頁。
[1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9頁。
[18]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61&mdash62頁。
用哈代的話說：&ldquo由于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的群衆增加了
另一種認為有人陰謀指使的理論&mdash&mdash說暴動者經過收買，看來也沒有什麼根據。
據極端保王派刊物《國王之友》的編輯蒙勺瓦報道，每一個送進市立大醫院的受傷者身上，都發現有12法郎，大多數都是用紙包着，好像剛發放的一樣[60]。
看來這是一種捏造，因為警察有一切理由願意證實他們對于教會、奧爾良分子或其他陰謀的懷疑，但是卻沒有從任何受過人身檢查的被捕者身上發現可疑的物品。
在18具送往蒙特羅公墓和經過警務委員奧丹檢查過的屍體上，沒有發現一文錢&mdash&mdash隻有幾個廉價的煙荷包、鑰匙、本行工具；有一個人身上有一件也許是偷來的小小的銀器[61]。
唯一承認領取金錢報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筆錢的人，是造紙工人西裡葉，而他卻是在暴動結束一星期以後才開始與本案發生關系[62]。
泰讷指責暴動者是&ldquo匪徒&rdquo的說法也同樣經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名詞。
在這些被捕者中，隻有三個人有過任何一類的前科，而且，其中兩個人隻不過是在阜爾斯監獄中被拘留過短時期，隻有一個人有過某種犯罪記錄&mdash&mdash這就是碼頭工人達代涅，人們發現他身上有一個&ldquoV&rdquo字烙印[63]。
事實上，這些犯人大多數都是各行各業的普通工人，他們大都有職業[64]，參加暴亂以後并沒有得到金錢的好處或進行過搶劫。
但是，在這些騷亂的背後的确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因為在背後隐藏着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為深刻的經濟因素。
兩個本地制造場主對于工資随便發幾句議論這件事本身，很難引起這樣一場猛烈的大火。
還有一件突出的事實，就是累維伊揚本廠的350名工人中，沒有一個人屬于死傷或被捕者之列，也沒有任何報告提到人們在4月28日曾經打算把這些工人拉出來參加其他工人的隊伍。
所以如果想把累維伊揚暴動解釋成工人為反對一個不得人心的雇主而舉行的罷工或簡單的工資抗議，那就是無稽之談。
事實上，這是一次反對當時面包缺乏和價格高漲的極為猛烈的&mdash&mdash雖然一部分是不自覺的&mdash&mdash抗議。
我們看到，4磅重面包從2月以後一直保持着14蘇半的驚人高價。
這次抗議的矛頭固然是指向累維伊揚和亨利奧，但這并非因為他們兩人是壞雇主，也不是因為工人受到教會或貴族代理人的煽動。
如這兩個制造場主自己所懷疑，他們的私敵在挑起衆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這種挑撥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為累維伊揚發表了關于工資的議論，以緻觸犯衆怒，使公衆認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壟斷者或糧食囤積人有關系，而後一種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對象。
小冊子《上國王書》的作者似乎已經了解到這種動機，他寫道：&ldquo陛下，最近這些騷動完全應該歸罪于面包的高價。
&rdquo[65]我們也看到哈代在日記上記着，暴動者在搗毀累維伊揚的住宅以後，宣布他們的意圖是要求面包減價[66]；除去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私人财産外，在暴動中唯一被侵入的場所是食品店，這也是暴動的一個顯著特點[67]，事實上，所有證據都指明饑餓是這些騷亂背後的主要動力。
當然，這并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風點火作用的可能性。
是否有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政敵或商業競争者蓄意煽起群衆的憤怒來反對他們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們看到暴動者在開始進行破壞時，曾高呼新的流行口号&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
由于累維伊揚本人就是當地第三等級中的知名人士，這種情況看來也許更難令人理解。
但是，對于參加累維伊揚暴動的人，正如對于後來在7月破壞巴黎關卡的人一樣，&ldquo第三等級&rdquo這個名詞在應用上有一種更為狹窄的社會含義：在他們嘴裡，這句話似乎是一句号召窮人反對富人的口号，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長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樣，全體國民反對一小撮特權人物的口号。
在這種意義上，&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這句口号當然可以用來反對像累維伊揚這樣有錢的制造場主。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瓷器制造場主奧列弗的态度，據說他曾經把累維伊揚在聖馬格裡特區會議上的一時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撥性的詞句向他自己的工人報告[68]。
是否在當地有某些雇主和累維伊揚有私仇，故意煽動自己的工人和這一區的貧民來反對一個生意興隆的商業競争者呢？ 這是一種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釋：無論是商業競争者或教會冒險家，無論是奧爾良分子或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他們在累維伊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隻占很少一部分。
騷亂的主要原因，正如舊制度時期（以及革命時期）發生暴動時常有的情形一樣，主要在于面包缺少和價格昂貴，買面包的費用幾乎已經達到工資勞動者支出的四分之三[69]。
另一個使暴動具有特點的原因是兩個制造場主不謹慎的言論，他們把面包問題和工資問題聯系起來的說法激起了工資勞動者的極大憤怒。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然是當時的政治空氣，在這種空氣中，革命資産階級已經為掌握三級會議而向特權等級發出挑戰，資産階級的思想和口号已經開始在&ldquo賤民&rdquo中生根，并且被他們用來為自己謀求利益。
這種空氣将被以後幾個月的事件推向一個更高的高潮。
*** [1]參看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A.Mathiez，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譯本：三聯書店1958年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Quatre-vingt-neuf），1939年巴黎版，第11頁以下。
[2]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
[3]轉引自勒菲富爾：《1789年》，第7頁。
[4]關于更詳細的論述，參看喬·魯德：《法國革命的爆發》（G，Rudé，&ldquoTheOutbreakoftheFrenchRévolution&rdquo），載《今昔》（PastandPresent），1955年11月，第28&mdash42頁。
[5]關于&ldquo貴族反叛&rdquo的一般叙述，參看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勒菲富爾：《1789年》，第24&mdash42頁；阿·葛德文：《法國革命》（A.Goodwin，TheFrenchRévolution），1953年倫敦版，第27&mdash42頁。
[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178頁。
[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250&mdash251頁。
按照哈代的說法，開槍的士兵後來被囚禁起來。
[8]國家檔案館文件：Y13014。
此外，9月2日，有一個家庭傭仆被帶到警務委員裡日那裡，罪名是煽動群衆反抗巴黎近衛軍（國家檔案館文件：Y10634，對開本第81頁）。
[9]國家檔案館文件：Y13014，第252&mdash255頁。
[10]大英博物館文件（Brit.Mus）：27D13（43）。
[11]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287頁。
[12]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11頁。
[13]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70頁。
10天以後，在倫巴底大街又發生了另一次小騷動（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81頁）。
[14]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10&mdash11頁。
[15]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5、72&mdash73頁。
[1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9&mdash68頁。
[1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49頁。
[18]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7卷，第61&mdash62頁。
用哈代的話說：&ldquo由于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的群衆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