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單邊裁軍問題
關燈
小
中
大
國家這樣的偶像，卻有一種幻覺以為自己在虔心崇拜上帝。
一如愛默生所言：&ldquo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類疾行。
&rdquo我們創造的環境自行整合成一道強力，反過來讓我們乖乖就範。
我們建立的技術和官僚系統指揮我們行事，并為我們作決定。
我們也許還不至淪為奴隸，但我們很可能淪為機器人；我們傳統中的人的價值&mdash&mdash正直、獨立、責任、理性、愛&mdash&mdash正受到威脅。
我們在越來越多談論這些價值時，它們卻已徒成具文。
現在世界的趨勢是由精力充沛的機器指揮着無力的人（美蘇皆然），這裡有技術和人口學上的因素，也有大公司和政府日益集權和官僚化的因素；如果軍備競賽繼續升級，它将到達一個不能折返的點。
我們當前的局勢已經履薄臨深，但還有一線希望使人重新回到馬鞍上，複興偉大的人本主義傳統的精神價值。
如果沒有這種複興，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根本上激活我們文化賴以生長的精神動力，就會喪失生存必要的生機，不可避免地衰退，重蹈曆史上許多強國覆滅的舊轍。
對我們生存構成真正威脅的不是共産主義思想體系，甚至不是共産主義軍事勢力，而是我們自身信仰的泯滅；現實中，自由、個人獨立、信念變成了空洞的儀式，我們将上帝作為偶像膜拜着，我們的活力則不斷衰竭。
我們沒有遠見，有的隻是越來越多的千篇一律。
其實說到底，對共産主義的很多仇恨都折射出我們對民主精神價值觀極度缺乏信心。
于是，我們本該體驗對贊成之事的愛，現在卻得體驗對反對之事的恨。
若我們繼續一方面生活在被他人滅絕的恐懼中，一方面又在計劃對他人的大規模滅絕，複蘇人本主義精神傳統的最後一線希望也将落空。
單邊裁軍的益處和危險 如果上述是威懾政策的危險，則支持單邊裁軍者對裁軍政策的利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單邊裁軍最可能的結果&mdash&mdash不論采取這一政策的是美國還是蘇聯&mdash&mdash是它将防止戰争。
有可能驅使蘇美任何一方發動核戰争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永遠懼怕對手先發制人，自己或成齑粉。
從來不支持單邊裁軍的赫爾曼·卡恩對這一立場作了言簡意赅的表述：&ldquo除了意識形态的不同和自身安全問題之外，美國和蘇聯之間看不出有任何客觀的争執能夠解釋我們這樣相互受制于對方的風險和代價是有道理的。
蘇聯和美國相互深懷恐懼的最大問題是恐懼本身。
&rdquo[20]如果戰争的主要原因的确出于雙方對對方的戒懼，則無論蘇聯還是美國，任何一方的裁軍都很可能消弭這一主要的成因，由是亦消弭了戰争的可能性。
但是除了恐懼，是否有其他動機可能誘發蘇聯征服世界的野心呢？一種動機是擴張帶來經濟利益，這也是十九世紀發動戰争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基本動機。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1914年或1939年的戰争和現在的沖突形勢之間存在本質的差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對英國的市場和法國的煤和鐵資源都構成了威脅；1939年，希特勒需先對領土進行征服方能實施他想要的經濟擴張。
而今天，無論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壓倒性的經濟利益驅使其占領市場和物資，因為将國民生産力水平提高百分之二或三所得到的收益就已經遠遠大于任何軍事征服的代價；況且雙方各自均有足夠的資金、原材料、物資供應、人口等條件以保障一般生産力的常态增長。
[21] 美國廣泛持有的比較嚴肅、可能的動機，是害怕蘇聯趁美國裁軍之際，更肆無忌憚地以共産主義征服世界，并實現其稱霸世界的欲望。
這種對蘇聯意圖判斷的出發點，在于錯誤地高估了蘇聯目前的性質。
的确，在列甯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俄國革命旨在推翻資本主義（或至少在歐洲）和建立共産主義，這有一部分緣于共産主義領導人深信除非歐洲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或至少是德國）采用他們的制度，否則共産主義俄國幾乎沒有可能一枝獨秀；另外也緣于這些領導人被一種信仰激勵，認為共産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将實現他們凡俗的救世主之夢。
這些希望并未實現，斯大林随後的勝利使蘇維埃共産主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清洗幾乎所有老布爾什維克隻是摧毀早前革命主張的一個象征的動作。
斯大林的口号&ldquo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rdquo包含了一個簡單的目标&mdash&mdash使蘇聯迅速實現在沙皇體制下未曾完成的工業化。
蘇聯重複了西方資本主義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所經曆的同樣的資本積累過程。
但它們有着一些重要區别：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上受到制裁的因素僅限于經濟方面，而斯大林的體制現今已經發展到了政治制裁，造成直接的恐怖。
斯大林的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革命體制，而是基于計劃手段和經濟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資本積累已經成功到達這樣一個階段，其特征是民衆已經能夠享受比以往多得多的消費，亦不像以往那樣被迫作出犧牲，由是政治恐怖程度亦大幅減輕。
但赫魯曉夫的思想體系在一個重要方面對
一如愛默生所言：&ldquo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類疾行。
&rdquo我們創造的環境自行整合成一道強力，反過來讓我們乖乖就範。
我們建立的技術和官僚系統指揮我們行事，并為我們作決定。
我們也許還不至淪為奴隸，但我們很可能淪為機器人；我們傳統中的人的價值&mdash&mdash正直、獨立、責任、理性、愛&mdash&mdash正受到威脅。
我們在越來越多談論這些價值時，它們卻已徒成具文。
現在世界的趨勢是由精力充沛的機器指揮着無力的人（美蘇皆然），這裡有技術和人口學上的因素，也有大公司和政府日益集權和官僚化的因素；如果軍備競賽繼續升級，它将到達一個不能折返的點。
我們當前的局勢已經履薄臨深，但還有一線希望使人重新回到馬鞍上，複興偉大的人本主義傳統的精神價值。
如果沒有這種複興，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根本上激活我們文化賴以生長的精神動力，就會喪失生存必要的生機，不可避免地衰退，重蹈曆史上許多強國覆滅的舊轍。
對我們生存構成真正威脅的不是共産主義思想體系，甚至不是共産主義軍事勢力，而是我們自身信仰的泯滅；現實中，自由、個人獨立、信念變成了空洞的儀式，我們将上帝作為偶像膜拜着，我們的活力則不斷衰竭。
我們沒有遠見，有的隻是越來越多的千篇一律。
其實說到底，對共産主義的很多仇恨都折射出我們對民主精神價值觀極度缺乏信心。
于是，我們本該體驗對贊成之事的愛，現在卻得體驗對反對之事的恨。
若我們繼續一方面生活在被他人滅絕的恐懼中，一方面又在計劃對他人的大規模滅絕，複蘇人本主義精神傳統的最後一線希望也将落空。
單邊裁軍的益處和危險 如果上述是威懾政策的危險，則支持單邊裁軍者對裁軍政策的利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單邊裁軍最可能的結果&mdash&mdash不論采取這一政策的是美國還是蘇聯&mdash&mdash是它将防止戰争。
有可能驅使蘇美任何一方發動核戰争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永遠懼怕對手先發制人，自己或成齑粉。
從來不支持單邊裁軍的赫爾曼·卡恩對這一立場作了言簡意赅的表述：&ldquo除了意識形态的不同和自身安全問題之外，美國和蘇聯之間看不出有任何客觀的争執能夠解釋我們這樣相互受制于對方的風險和代價是有道理的。
蘇聯和美國相互深懷恐懼的最大問題是恐懼本身。
&rdquo[20]如果戰争的主要原因的确出于雙方對對方的戒懼，則無論蘇聯還是美國，任何一方的裁軍都很可能消弭這一主要的成因，由是亦消弭了戰争的可能性。
但是除了恐懼，是否有其他動機可能誘發蘇聯征服世界的野心呢？一種動機是擴張帶來經濟利益，這也是十九世紀發動戰争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基本動機。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1914年或1939年的戰争和現在的沖突形勢之間存在本質的差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對英國的市場和法國的煤和鐵資源都構成了威脅；1939年，希特勒需先對領土進行征服方能實施他想要的經濟擴張。
而今天，無論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壓倒性的經濟利益驅使其占領市場和物資，因為将國民生産力水平提高百分之二或三所得到的收益就已經遠遠大于任何軍事征服的代價；況且雙方各自均有足夠的資金、原材料、物資供應、人口等條件以保障一般生産力的常态增長。
[21] 美國廣泛持有的比較嚴肅、可能的動機，是害怕蘇聯趁美國裁軍之際，更肆無忌憚地以共産主義征服世界，并實現其稱霸世界的欲望。
這種對蘇聯意圖判斷的出發點，在于錯誤地高估了蘇聯目前的性質。
的确，在列甯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俄國革命旨在推翻資本主義（或至少在歐洲）和建立共産主義，這有一部分緣于共産主義領導人深信除非歐洲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或至少是德國）采用他們的制度，否則共産主義俄國幾乎沒有可能一枝獨秀；另外也緣于這些領導人被一種信仰激勵，認為共産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将實現他們凡俗的救世主之夢。
這些希望并未實現，斯大林随後的勝利使蘇維埃共産主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清洗幾乎所有老布爾什維克隻是摧毀早前革命主張的一個象征的動作。
斯大林的口号&ldquo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rdquo包含了一個簡單的目标&mdash&mdash使蘇聯迅速實現在沙皇體制下未曾完成的工業化。
蘇聯重複了西方資本主義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所經曆的同樣的資本積累過程。
但它們有着一些重要區别：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上受到制裁的因素僅限于經濟方面，而斯大林的體制現今已經發展到了政治制裁，造成直接的恐怖。
斯大林的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革命體制，而是基于計劃手段和經濟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資本積累已經成功到達這樣一個階段，其特征是民衆已經能夠享受比以往多得多的消費，亦不像以往那樣被迫作出犧牲，由是政治恐怖程度亦大幅減輕。
但赫魯曉夫的思想體系在一個重要方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