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波蘭戰局期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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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發出的&ldquo第1号指令&rdquo和9月3日的&ldquo第2号指令&rdquo，是全軍實施統一指揮首次采用的手段。
國防軍統帥部所頒發的這種指令是吸取了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經驗，模仿命令的措辭和内容拟制的，它對最高軍事指揮來說是一種适宜的手段。
但是&ldquo指令&rdquo不同于&ldquo命令&rdquo，它不是将下級約束在指令上，而是為了避免超出具有遠見的方針所規定的範圍，有意不表露領導的意志。
此外，&ldquo指令&rdquo應當盡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行之有效。
起初，為了與當時國防軍領率機構的體制相适應，1939年國防軍統帥部的指令隻下達給陸、海、空二軍總司令部。
後來，統帥部開始将指令直接下達給下屬單位，數量與日俱增，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它原來的特性。
第1号指令發出之時，在&ldquo大事年表&rdquo上所安排的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
8月31日0時30分，即最後期限前14個小時，由總理府副官處發出的一則短訊足以說明部隊已根據由希特勒批準的三軍計劃，由展開轉入&ldquo武力解決&rdquo。
指令中也隻說，&ldquo進攻波蘭是根據&lsquo白色方案&rsquo（波蘭）所采取的準備措施進行的&rdquo。
同時，根據三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對&ldquo西部作戰部隊&rdquo的行動作了調整。
指令不但對細節而且對戰略方針作了規定。
指令指出，為應付英、法的敵對行動，駐西線的弱小部隊的任務是，&ldquo盡可能地保存實力，為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創造條件&rdquo。
緊接着頒布了對英、法宣戰的第2号指令。
指令規定了或&ldquo自主&rdquo采取的對付西方列強的實戰措施，如布設水雷障礙，海上經濟戰等。
這些同樣不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ldquo思想财富&rdquo，而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主意，這些措施早在海軍總司令作報告時，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準，後以最高統帥的名義、以指令的形式下達。
很顯然，從1、2号指令中可以看出，兩線作戰是希特勒違背有良知的人的意願而發動的，它需要國防軍領導事先為此作大量工作。
然而，由于希特勒對波蘭采取的政策的倉促性和對波蘭的切骨之仇，使這位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未能将參謀部置于國防軍最高位置上，也沒有在對政治、軍事總體形勢進行負責的現實的考查基礎上，充分實踐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計到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如果不繼續按希特勒在1939年5月2日&ldquo關鍵性會商&rdquo中的意見行事，如果國防處不是獲悉了這次會商的内容，參謀部也沒有可能在它于1939年春提出的關于在最廣泛的背景下舉行一次司令部戰略演習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按照自己的研究結果按排工作。
隻有形成最高統帥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國防軍的一個總參謀部，才能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部的全面合作，從而為這種&ldquo演習&rdquo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意見。
但是這沒有希特勒的命令是無法實現的。
然而，當西方列強的政治領導違反一切擔保居然站在波蘭一邊時，最高統帥既沒有給他的參謀部，也沒有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針，以應付超出第2号指令範圍而出現的新情況。
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出，在他全部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缺乏高瞻遠矚，統盤籌劃，缺少一根貫穿全部活動的紅線。
倉促開赴前線；脫離自己的參謀部和三軍總司令；以及工作條件殘缺不全的&ldquo元首專列&rdquo&mdash&mdash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雜亂無章、心血來潮的工作方式。
凱特爾在紐倫堡日記裡這樣寫道： &ldquo我們的元首專列停在格羅斯&mdash波恩（波莫瑞）。
我們由此出發，晝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繼續前進，奔赴各集團軍和軍司令部..，在這些地方，元首應邀作了形勢報告，也與陸軍總司令碰了幾次頭..對作戰指揮問題..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記得的隻有兩次..。
在其他時候，他隻限于與陸軍總司令交換意見和談話，有時也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rdquo 對作戰擁有更大指揮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在整個戰局期間，沒有同希特勒或凱特爾、約德爾以及陸軍聯絡官馮·福爾曼上校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好象作戰指揮在他手裡勝若任何人。
在對波蘭作戰的第一個月，迅速取得的決定性戰果，以及由于法國在西線采取靜觀戰略而出現的&ldquo奇迹&rdquo，使德國臨時組建大本營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艱巨任務的考驗。
他們滿足于那種曾在9月初在總理府舉行的沒有固定形式的&ldquo形勢讨論會&rdquo。
這種讨論會的依據是每日兩次由柏林首腦機構和國防處發出的三軍
國防軍統帥部所頒發的這種指令是吸取了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經驗，模仿命令的措辭和内容拟制的，它對最高軍事指揮來說是一種适宜的手段。
但是&ldquo指令&rdquo不同于&ldquo命令&rdquo，它不是将下級約束在指令上，而是為了避免超出具有遠見的方針所規定的範圍，有意不表露領導的意志。
此外，&ldquo指令&rdquo應當盡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行之有效。
起初，為了與當時國防軍領率機構的體制相适應，1939年國防軍統帥部的指令隻下達給陸、海、空二軍總司令部。
後來，統帥部開始将指令直接下達給下屬單位，數量與日俱增，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它原來的特性。
第1号指令發出之時，在&ldquo大事年表&rdquo上所安排的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
8月31日0時30分，即最後期限前14個小時，由總理府副官處發出的一則短訊足以說明部隊已根據由希特勒批準的三軍計劃，由展開轉入&ldquo武力解決&rdquo。
指令中也隻說，&ldquo進攻波蘭是根據&lsquo白色方案&rsquo（波蘭）所采取的準備措施進行的&rdquo。
同時，根據三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對&ldquo西部作戰部隊&rdquo的行動作了調整。
指令不但對細節而且對戰略方針作了規定。
指令指出，為應付英、法的敵對行動，駐西線的弱小部隊的任務是，&ldquo盡可能地保存實力，為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創造條件&rdquo。
緊接着頒布了對英、法宣戰的第2号指令。
指令規定了或&ldquo自主&rdquo采取的對付西方列強的實戰措施，如布設水雷障礙，海上經濟戰等。
這些同樣不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ldquo思想财富&rdquo，而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主意，這些措施早在海軍總司令作報告時，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準，後以最高統帥的名義、以指令的形式下達。
很顯然，從1、2号指令中可以看出，兩線作戰是希特勒違背有良知的人的意願而發動的，它需要國防軍領導事先為此作大量工作。
然而，由于希特勒對波蘭采取的政策的倉促性和對波蘭的切骨之仇，使這位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未能将參謀部置于國防軍最高位置上，也沒有在對政治、軍事總體形勢進行負責的現實的考查基礎上，充分實踐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計到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如果不繼續按希特勒在1939年5月2日&ldquo關鍵性會商&rdquo中的意見行事，如果國防處不是獲悉了這次會商的内容，參謀部也沒有可能在它于1939年春提出的關于在最廣泛的背景下舉行一次司令部戰略演習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按照自己的研究結果按排工作。
隻有形成最高統帥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國防軍的一個總參謀部，才能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部的全面合作，從而為這種&ldquo演習&rdquo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意見。
但是這沒有希特勒的命令是無法實現的。
然而，當西方列強的政治領導違反一切擔保居然站在波蘭一邊時，最高統帥既沒有給他的參謀部，也沒有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針，以應付超出第2号指令範圍而出現的新情況。
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出，在他全部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缺乏高瞻遠矚，統盤籌劃，缺少一根貫穿全部活動的紅線。
倉促開赴前線；脫離自己的參謀部和三軍總司令；以及工作條件殘缺不全的&ldquo元首專列&rdquo&mdash&mdash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雜亂無章、心血來潮的工作方式。
凱特爾在紐倫堡日記裡這樣寫道： &ldquo我們的元首專列停在格羅斯&mdash波恩（波莫瑞）。
我們由此出發，晝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繼續前進，奔赴各集團軍和軍司令部..，在這些地方，元首應邀作了形勢報告，也與陸軍總司令碰了幾次頭..對作戰指揮問題..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記得的隻有兩次..。
在其他時候，他隻限于與陸軍總司令交換意見和談話，有時也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rdquo 對作戰擁有更大指揮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在整個戰局期間，沒有同希特勒或凱特爾、約德爾以及陸軍聯絡官馮·福爾曼上校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好象作戰指揮在他手裡勝若任何人。
在對波蘭作戰的第一個月，迅速取得的決定性戰果，以及由于法國在西線采取靜觀戰略而出現的&ldquo奇迹&rdquo，使德國臨時組建大本營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艱巨任務的考驗。
他們滿足于那種曾在9月初在總理府舉行的沒有固定形式的&ldquo形勢讨論會&rdquo。
這種讨論會的依據是每日兩次由柏林首腦機構和國防處發出的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