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防軍的領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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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和他的參謀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布洛姆貝格（後晉升為元帥）同時被任命為&ldquo國防軍總司令&rdquo。
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國防部長們就已經具有這種權力，那麼布洛姆貝格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仿效國家的集權領導，将其活動的重點放在&ldquo指揮權&rdquo之上。
自1935年3月宣布&ldquo國防自由&rdquo以來，這位&ldquo戰争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rdquo，便開始緻力于組建新的軍事指揮機構（注：參見國防軍領率機構附圖一），提高其權威。
他淩駕于陸、海、空三軍之上，将整個德國國防軍的行動納入國家最高領導的方針之下。
除了&ldquo武裝戰争&rdquo&rsquo之外，他還将&ldquo總體戰争&rdquo的其他手段，如國防宣傳、經濟戰争，乃至全國民防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這種嚴格的、表面看來有條不紊的高級軍事指揮機構的組建。
德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大國走過的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效仿。
然而，新建立的各級指揮機構卻在各自的軍事領域裡遭到冷遇，被視為弊端。
象其他國家一樣，隻有帝國總理一人被視為武裝部隊&ldquo法定&rdquo的最高領導，而總司令的權限通常隻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領域。
因此，一個新的執掌全面指揮大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必須在國家元首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這也就是說，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必須将他們各自的領域，特别是對本軍種的指揮權限的一大部分讓給新的上司。
這種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在尚未對這種權力和職責分配的可行性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三軍總司令們的軍事等級就已經降了一大截。
對他們來說，更為明顯的變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為了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自1934年，國防軍總司令小心謹慎地在他國防部的首腦機構中增加了一些參謀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腦機構還隻是一個履行行政管理任務的&ldquo局&rdquo。
但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部的關系上，他的這個參謀部仍扮演了一個上司的角色。
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對于最重要、最強大的軍種陸軍總參謀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對于習慣于獨立執掌海戰指揮權的海軍總參謀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的空軍總參謀部來說，也被視為一種不小的阻力。
人所皆知，即使在國王和皇帝發号施令的時代，也沒有出現過淩駕于陸軍、海軍之上的指揮參謀部，更何況&ldquo陸軍總參謀部&rdquo&mdash&mdash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稱之為&ldquo最高統帥部&rdquo&mdash&mdash決定着整個戰争的進程。
争取國防軍形式和内部的協調統一 鑒于以上情況，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對布洛姆貝格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rdquo進行了極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
陸軍總司令、上将馮·弗裡奇男爵認為，在德國乃全将來的大陸，陸軍仍将是國防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
因此，他對新出現的空軍作戰理論置之不理，要求陸軍在戰争中對三軍指揮施加權威性影響。
他在30年代中期與統帥部交換的備忘錄裡就寫道：&ldquo陸軍總司令是&lsquo戰争中的頭目&rsquo&rdquo。
&ldquo因此，他必須是國家元首在全部戰争指導問題上&mdash&mdash也包括空、海軍作戰問題上的首席顧問，以及陸戰問題的唯一顧問&rdquo。
所以，當新組建的、作為其上級的國防軍司令部，利用一批陸軍将官和總參謀部軍官，而這些将軍和總參謀部軍官們本來是應當為陸軍作事的，占據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時，他越發為上述觀點的無法兌現而焦躁不安。
而海軍和空軍并不為此而憂慮，因為兩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部可以另辟蹊徑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
譬如，海軍總司領雷德爾大将依靠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德國由于處在大陸這一自然條件下，因此在實施統一指揮時很少涉及到海軍；而帝國航空部長、空軍總司令戈林，依靠的則是他在國内和黨内的優越地位，以及他與希特勒的親密的個人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姆貝格及其指揮參謀部的地位一直處在激烈的争議之中。
在國防軍首腦機關的日常工作處在無休止的争吵的條件下，舉行了數次國防軍統帥部圖上演習、軍事調研會、司令部演習，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國防軍軍事演習。
在這些演習中，這一新組建的指揮機構首次受到考驗，同時也受到不斷的非難，以及軍争上異乎尋常的反抗。
面對這一切，國防軍最高司令不為所動，堅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經開辟的路，同時&mdash&mdash自1935年&mdash&mdash他的作戰處處長約德爾上校給予他以狂熱的支持，為此約德爾甚至拒絕擔任空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布洛姆貝格除了計劃在将來組建一個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ldquo國防軍部&rdquo&rsquo以及無所不管的&ldquo國防軍總參謀部&rdquo以外，1937年所要解決的眼前問題是要設立隸屬于國防軍統帥部的所謂&ldquo國防軍總司令&rdquo。
他應當取代陸軍各軍區司令的職位，包攬國防軍的一切任務，其中包括維護領土主權、内政和防禦問題、國防經濟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緊張和對立也滲透到了人際關系之中。
結果，隐藏在從陸軍脫穎而出的、目前擔任要職的将軍們之中的分裂逐步公開化。
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周圍同事結成親密夥伴，使最高軍官團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族社會主義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舊的陸軍派。
盡管如此，布洛姆貝格不僅在一觸即發的混亂之中，使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在組織上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他還想利用他優越的地位及其軍事權威，對戰争政策施加決定性、至少是制約性的影響，或者對希特勒的軍事指揮施加影響。
當時發生的幾件典型事例，足以說明布洛姆貝格的态度。
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日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内提出&ldquo生存空間&rdquo理論，國防軍總司令和陸軍在反對這一理論問題上取得了完全一緻的意見。
當希特勒為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進行備戰時，布洛姆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報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國防軍戰争潛力的極端不足，特别是彈藥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為避免戰争危險而持的反抗态度。
一年前，他還曾激烈反對大量軍隊參加西班牙内戰&mdash&mdash此事很少為人所知，至使陸軍總司令沒有表态的餘地。
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擔任要職的将軍們、總參謀部和陸軍時，經常重複的一句話：&ldquo布洛姆貝格用他寬厚的脊背隔在我與國防軍之間。
這是時代的産物。
&rdquo 希特勒攫取軍權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終于找到了一個借口，将這一&ldquo障礙&rdquo鏟除了，自己接管了國防軍的最高指揮權，當上了&ldquo最高司令&rdquo。
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動的布洛姆貝格的參謀部裡委任凱特爾為&ldquo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rdquo之外，在希特勒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之間再沒有任何機構了。
實際上，當時圍繞國防軍參謀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mdash&mdash國防軍擡揮參謀部，在陸軍和海軍的備忘錄裡或口頭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論。
從那時候起，戈林一頭傾倒在凱特爾一邊。
所以，從以後的事實來看，他對國防軍統帥部的偏愛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還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無條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
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國防部長們就已經具有這種權力，那麼布洛姆貝格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仿效國家的集權領導，将其活動的重點放在&ldquo指揮權&rdquo之上。
自1935年3月宣布&ldquo國防自由&rdquo以來，這位&ldquo戰争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rdquo，便開始緻力于組建新的軍事指揮機構（注：參見國防軍領率機構附圖一），提高其權威。
他淩駕于陸、海、空三軍之上，将整個德國國防軍的行動納入國家最高領導的方針之下。
除了&ldquo武裝戰争&rdquo&rsquo之外，他還将&ldquo總體戰争&rdquo的其他手段，如國防宣傳、經濟戰争，乃至全國民防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這種嚴格的、表面看來有條不紊的高級軍事指揮機構的組建。
德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大國走過的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效仿。
然而，新建立的各級指揮機構卻在各自的軍事領域裡遭到冷遇，被視為弊端。
象其他國家一樣，隻有帝國總理一人被視為武裝部隊&ldquo法定&rdquo的最高領導，而總司令的權限通常隻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領域。
因此，一個新的執掌全面指揮大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必須在國家元首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這也就是說，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必須将他們各自的領域，特别是對本軍種的指揮權限的一大部分讓給新的上司。
這種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在尚未對這種權力和職責分配的可行性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三軍總司令們的軍事等級就已經降了一大截。
對他們來說，更為明顯的變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為了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自1934年，國防軍總司令小心謹慎地在他國防部的首腦機構中增加了一些參謀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腦機構還隻是一個履行行政管理任務的&ldquo局&rdquo。
但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部的關系上，他的這個參謀部仍扮演了一個上司的角色。
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對于最重要、最強大的軍種陸軍總參謀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對于習慣于獨立執掌海戰指揮權的海軍總參謀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的空軍總參謀部來說，也被視為一種不小的阻力。
人所皆知，即使在國王和皇帝發号施令的時代，也沒有出現過淩駕于陸軍、海軍之上的指揮參謀部，更何況&ldquo陸軍總參謀部&rdquo&mdash&mdash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稱之為&ldquo最高統帥部&rdquo&mdash&mdash決定着整個戰争的進程。
争取國防軍形式和内部的協調統一 鑒于以上情況，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對布洛姆貝格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rdquo進行了極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
陸軍總司令、上将馮·弗裡奇男爵認為，在德國乃全将來的大陸，陸軍仍将是國防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
因此，他對新出現的空軍作戰理論置之不理，要求陸軍在戰争中對三軍指揮施加權威性影響。
他在30年代中期與統帥部交換的備忘錄裡就寫道：&ldquo陸軍總司令是&lsquo戰争中的頭目&rsquo&rdquo。
&ldquo因此，他必須是國家元首在全部戰争指導問題上&mdash&mdash也包括空、海軍作戰問題上的首席顧問，以及陸戰問題的唯一顧問&rdquo。
所以，當新組建的、作為其上級的國防軍司令部，利用一批陸軍将官和總參謀部軍官，而這些将軍和總參謀部軍官們本來是應當為陸軍作事的，占據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時，他越發為上述觀點的無法兌現而焦躁不安。
而海軍和空軍并不為此而憂慮，因為兩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部可以另辟蹊徑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
譬如，海軍總司領雷德爾大将依靠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德國由于處在大陸這一自然條件下，因此在實施統一指揮時很少涉及到海軍；而帝國航空部長、空軍總司令戈林，依靠的則是他在國内和黨内的優越地位，以及他與希特勒的親密的個人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姆貝格及其指揮參謀部的地位一直處在激烈的争議之中。
在國防軍首腦機關的日常工作處在無休止的争吵的條件下，舉行了數次國防軍統帥部圖上演習、軍事調研會、司令部演習，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國防軍軍事演習。
在這些演習中，這一新組建的指揮機構首次受到考驗，同時也受到不斷的非難，以及軍争上異乎尋常的反抗。
面對這一切，國防軍最高司令不為所動，堅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經開辟的路，同時&mdash&mdash自1935年&mdash&mdash他的作戰處處長約德爾上校給予他以狂熱的支持，為此約德爾甚至拒絕擔任空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布洛姆貝格除了計劃在将來組建一個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ldquo國防軍部&rdquo&rsquo以及無所不管的&ldquo國防軍總參謀部&rdquo以外，1937年所要解決的眼前問題是要設立隸屬于國防軍統帥部的所謂&ldquo國防軍總司令&rdquo。
他應當取代陸軍各軍區司令的職位，包攬國防軍的一切任務，其中包括維護領土主權、内政和防禦問題、國防經濟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緊張和對立也滲透到了人際關系之中。
結果，隐藏在從陸軍脫穎而出的、目前擔任要職的将軍們之中的分裂逐步公開化。
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周圍同事結成親密夥伴，使最高軍官團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族社會主義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舊的陸軍派。
盡管如此，布洛姆貝格不僅在一觸即發的混亂之中，使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在組織上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他還想利用他優越的地位及其軍事權威，對戰争政策施加決定性、至少是制約性的影響，或者對希特勒的軍事指揮施加影響。
當時發生的幾件典型事例，足以說明布洛姆貝格的态度。
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日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内提出&ldquo生存空間&rdquo理論，國防軍總司令和陸軍在反對這一理論問題上取得了完全一緻的意見。
當希特勒為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進行備戰時，布洛姆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報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國防軍戰争潛力的極端不足，特别是彈藥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為避免戰争危險而持的反抗态度。
一年前，他還曾激烈反對大量軍隊參加西班牙内戰&mdash&mdash此事很少為人所知，至使陸軍總司令沒有表态的餘地。
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擔任要職的将軍們、總參謀部和陸軍時，經常重複的一句話：&ldquo布洛姆貝格用他寬厚的脊背隔在我與國防軍之間。
這是時代的産物。
&rdquo 希特勒攫取軍權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終于找到了一個借口，将這一&ldquo障礙&rdquo鏟除了，自己接管了國防軍的最高指揮權，當上了&ldquo最高司令&rdquo。
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動的布洛姆貝格的參謀部裡委任凱特爾為&ldquo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rdquo之外，在希特勒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之間再沒有任何機構了。
實際上，當時圍繞國防軍參謀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mdash&mdash國防軍擡揮參謀部，在陸軍和海軍的備忘錄裡或口頭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論。
從那時候起，戈林一頭傾倒在凱特爾一邊。
所以，從以後的事實來看，他對國防軍統帥部的偏愛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還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無條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