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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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導論
我們必須弄明白，從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理論表現的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地租研究上的困難究竟在哪裡。
這一點甚至許多較近的著作家也還沒有理解，他們一再試圖對地租作&ldquo新&rdquo的說明，就是證明。
在這裡，所謂新，幾乎總是倒退到早已被駁倒的觀點。
這一點适用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許多&ldquo新&rdquo觀點。
困難不在于一般地說明農業資本所生産的剩餘産品和與之相适應的剩餘價值。
這個問題不如說已經在對一切生産資本&mdash&mdash不管它是投在什麼部門&mdash&mdash所生産的剩餘價值的分析中得到解決了。
困難在于證明，在剩餘價值已經在各個資本之間平均化為平均利潤之後，即各個資本在一切生産部門的全部社會資本所生産的總剩餘價值中分到與它們的相對量相适應的比例部分之後，也就是說，在這種平均化之後，在待分配的全部剩餘價值看來都已分配完畢之後，從哪裡又會出現這種剩餘價值的超額部分，由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以地租形式支付給土地所有者。
我們把促使現代經濟學家作為産業資本反對土地所有權的代言人去研究這個問題的實際動機&mdash&mdash在論述地租史的一章，我們将較詳細地論述這些動機&mdash&mdash完全撇開不說，這個問題對于他們作為理論家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認為在投入農業的資本上地租的出現，是來自這個投資部門本身的一種特别的作用，是來自地殼本身具有的各種特性，這就是放棄價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棄科學認識在這個領域内的一切可能性。
甚至這種簡單的觀察，即地租是從土地産品的價格中支付的，&mdash&mdash如果租地農場主必須取得自己的生産價格，這種情況甚至在地租是以實物形式支付的地方也會發生，&mdash&mdash就已經表明，用農業的自然生産率高于其他産業部門的生産率來解釋為什麼這個價格超過普通生産價格而産生一個餘額，為什麼農産品相對地說比較貴，是件多麼荒唐的事情；因為，恰好相反，勞動的生産效率越高，它的産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為體現同量勞動從而體現同一價值的使用價值的量就越大。
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難在于，說明農業利潤為什麼會超過平均利潤，不是說明剩餘價值，而是說明這個生産部門所特有的超額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說，不是說明&ldquo純産品&rdquo，而是說明這個純産品超過其他産業部門的純産品而形成的餘額。
平均利潤本身是在十分确定的曆史生産關系下的社會生活過程所形成的一個産物，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個産物要以極為複雜的中介過程為前提。
要能夠談論超過平均利潤的餘額，這個平均利潤本身必須已成為标準，并且象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一樣，已成為生産的調節器。
在資本尚未執行強行榨取一切剩餘勞動，并直接占有一切剩餘價值這一職能，從而資本也還沒有或隻是偶爾使社會勞動受它支配的社會形态内，根本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地租，談不上地租是超過平均利潤即超過每個資本在社會總資本所生産的剩餘價值中所占的比例部分而形成的餘額。
可是，例如帕西先生就很幼稚(見下面)，他認為在原始狀态下，地租就已經是超過利潤即超過剩餘價值的一個曆史規定的社會形式而形成的餘額，所以在帕西先生看來，在沒有任何社會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形式也幾乎一樣能夠存在。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隻是剛開始分析當時還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他們來說，地租的分析或者毫無困難，或者困難的性質完全不同。
配第、康替龍，總之，那些離封建時期比較近的著作家們，都把地租看成是一般剩餘價值的正常形式，而對他們來說，利潤還模糊地和工資混在一起，充其量也不過表現為這個剩餘價值中由資本家從土地所有者那裡強取的部分。
可見，他們是從下述狀态出發的：第一，農業人口還占國民的絕大部分；第二，土地所有者還是這樣的人，他憑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能夠把直接生産者的剩餘勞動直接占為已有，土地所有權因此也還表現為生産的主要條件。
因此對這些經濟學家來說，還不可能這樣提出問題，即反過來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觀點去研究，土地所有權怎麼能把資本所生産的(也就是從直接生産者手裡奪取的)、并且已經由資本直接占有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再從資本手裡奪走。
在重農學派那裡，困難的性質已經不同。
他們作為資本的實際上最早的系統解釋者，試圖分析一般剩餘價值的性質。
對他們來說，這個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緻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地租就是剩餘價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
因此，在他們看來，提供地租的資本或農業資本，是唯一的生産剩餘價值的資本，它所推動的農業勞動，也是唯一的生産剩餘價值的勞動，所以從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完全正确地把這種農業勞動看作是唯一的生産勞動。
他們完全正确地把剩餘價值的生産看作是決定性的事情。
他們的巨大貢獻，首先是，和重商主義相反，他們從隻是在流通領域執行職能的商業資本回到了生産資本。
重商主義以它那種粗淺的現實主義，形成了當時真正的庸俗經濟學，它在實際利益面前，把配第及其後繼者們作出的科學分析的開端，完全抛諸腦後。
在這裡，我們在批判重商主義時，隻是附帶談到它關于資本和剩餘價值的見解。
以前已經指出，貨币主義把為世界市場進行的生産，和産品到商品從而到貨币的轉化，正确地看成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前提和條件。
當它進一步發展為重商主義時，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商品價值到貨币的轉化，而是剩餘價值的生産了，但它是從流通領域的沒有概念的觀點出發的，并且同時認為這個剩餘價值表現為剩餘貨币，表現為商業來往中的餘額。
但是，下列事實正确地表現了當時有利害關系的商人和工廠主的特征，并且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是相适應的。
這就是：由封建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以及各國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與此相應的工業戰争，都取決于資本的加速發展，這種發展并不是沿着所謂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強制的手段來達到的。
是讓國民資本逐漸地、緩慢地轉化為産業資本呢，還是通過以保護關稅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農民和手工業者征收賦稅，通過加快剝奪獨立的直接生産者，通過強制地加快資本的積累和積聚，總之，通過加快形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條件，來适時地加快這種轉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
這同時還會在自然國民生産力的資本主義的産業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
因此，重商主義的民族主義性質，不隻是這個主義的發言人的一句口頭禅。
他們借口隻緻力于國民财富和國家資源，實際上把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和發财緻富宣布為國家的最終目的，并且宣告資産階級社會替代了舊時的天國。
同時他們已經意識到，資本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已成了現代社會中國家實力和國家優勢的基礎。
其次，重農學派正确地認為，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産，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産率的基礎上的。
如果人在一個工作日内，不能生産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産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産出更多的農産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隻夠再生産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餘産品，也談不上剩餘價值。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産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
資本主義生産，使社會中一個日益增大的部分，脫離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産，并且象斯圖亞特所說的那樣，轉化為自由人手，使他們可以在别的部門任人剝削。
但是，那些較近的經濟學家，例如德爾、帕西等等，他們在整個古典經濟學趨于沒落，甚至即将終結的時候，又重揀起了關于剩餘勞動和一般剩餘價值的自然條件的最原始的觀點，并且在地租早已被人闡明為剩餘價值的一個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後，還自以為對地租提出了某種新的和獨到的見解，對于這些人，我們該說些什麼呢?庸俗經濟學的特征恰恰在于，當那種在一定曆史發展階段上是新穎的、創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見解，已經變成平凡、陳舊和錯誤的東西的時候，又把它們重新揀起來。
這樣，它也就供認，它對于古典經濟學已經研究過的問題毫無所知。
它把這些問題，和那些隻能在資産階級社會的一個較低發展水平上提出的問題混為一談。
至于他們無休止地、自以為是地反複咀嚼重農學派關于自由貿易的論點，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這些論點，盡管在實際方面還使某些國家發生興趣，卻早已失去任何理論意義了。
在真正的自然經濟中，農産品根本不進入或隻有極小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産品也隻有一個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例如古代羅馬許多大領地和查理大帝時的領地都是這樣，整個中世紀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這樣(見萬薩德《法國勞動和勞動者的曆史》)。
在這種經濟中，大領地的産品和剩餘産品，決不單純是農業勞動的産品，其中也包括工業勞動的産品。
家庭手工業勞動和工場手工業勞動，作為農業(它是基礎)的副業，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歐洲，以及在傳統組織至今還沒有遭到破壞的印度公社，就是這種自然經濟賴以建立的生産方式的條件。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完全消滅了這種聯系；對于這個過程，人們特别可以根據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的英國進行廣泛的研究。
那些在或多或少還是半封建社會内成長的思想家，例如赫倫施萬德，甚至在十八世紀末，還把農業和工業的這種分離，看作是一種有勇無謀的社會冒險，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危險的存在方式。
甚至在那種表現出同資本主義農業有最大相似點的迦太基和羅馬的農業中，同種植園經濟相似的地方，也超過同那種與真正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相适應的形式相似的地方。
這個形式上的相似點，&mdash&mdash而且，這種相似點在一個已經理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象蒙森先生那樣在每個貨币經濟中都發現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人看來，在一切重要之點上都完全是錯覺，&mdash&mdash在古代意大利大陸上是根本找不到的，也許隻有在西西裡可以找到，因為這個島是作為對羅馬的農業進貢地而存在的，因此，農業基本上是以出口為目标。
在那裡，可以找到現代意義上的租地農場主。
關于地租性質的一種不正确的見解，是以下述事實為基礎的：實物形式的地租，已經從中世紀的自然經濟，在完全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條件相矛盾的情況下，一部分作為教會什一稅，一部分作為由舊的契約保存下來的古董，一直沿襲到現代。
由此就造成一種印象，好象地租不是由農産品的價格産生的，而是由它的總量産生的，因而不是由社會關系産生的，而是由土地産生的。
我們以前已經指出，雖然剩餘價值體現在剩餘産品上，但是，反過來，在産品總量單純增加的意義上所說的剩餘産品并不表現剩餘價值。
它可以代表價值的減少；不然的話，1860年的棉紡工業，和1840年相比，必然代表一個巨額的剩餘價值；其實恰好相反，棉紗的價格已經下降。
地租也可以由于農作物的連年歉收而大大增加，因為谷物的價格将會上漲，盡管這個剩餘價值将會體現在一個數量絕對減少而價格已經更貴的小麥總量中。
反過來，地租也可以由于農作物連年豐收而下降，因為價格将會下降，盡管這個已經下降的地租将會體現在一個數量已經增加而價格已經比較便宜的小麥總量中。
關于産品地租，首先應該指出，它隻是一個由過時的生産方式遺留下來的并作為遺迹殘存的傳統，它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矛盾表現在：它可以由于私人的契約而自行消失，而在立法可以進行幹涉的場合，例如拿英國的教會什一稅來說，它還可以作為&mdash種不合理的東西被強制取消。
第二，産品地租在它還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礎上繼續存在的地方，它隻是并且也隻能是貨币地租穿上中世紀的外衣的一種表現而已。
例如，假定小麥每誇特40先令。
在這1誇特中，必須有一部分補償其中包含的工資，并且必須賣掉，以便能夠把它重新投下；另一個部分也必須賣掉，以便支付加在這1誇特上的那部分賦稅。
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已經發展、社會分工也随着發展了的地方，種子，甚至一部分肥料，都會作為商品進入再生産過程，因此必須購買它們，以便補充；為了提供這方面所需的貨币，這1誇特又有一部分必須賣掉。
如果它們實際上無須當作商品購買，而是以實物形式從産品中取出來，重新作為生産條件進入小麥的再生産，&mdash&mdash這種情況不僅在農業中發生，而且也在許多生産不變資本的生産部門中發生，&mdash&mdash它們就要列入計算，表現為計算貨币，并且作為成本價格的組成部分加以扣
這一點甚至許多較近的著作家也還沒有理解，他們一再試圖對地租作&ldquo新&rdquo的說明，就是證明。
在這裡，所謂新，幾乎總是倒退到早已被駁倒的觀點。
這一點适用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許多&ldquo新&rdquo觀點。
困難不在于一般地說明農業資本所生産的剩餘産品和與之相适應的剩餘價值。
這個問題不如說已經在對一切生産資本&mdash&mdash不管它是投在什麼部門&mdash&mdash所生産的剩餘價值的分析中得到解決了。
困難在于證明，在剩餘價值已經在各個資本之間平均化為平均利潤之後，即各個資本在一切生産部門的全部社會資本所生産的總剩餘價值中分到與它們的相對量相适應的比例部分之後，也就是說，在這種平均化之後，在待分配的全部剩餘價值看來都已分配完畢之後，從哪裡又會出現這種剩餘價值的超額部分，由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以地租形式支付給土地所有者。
我們把促使現代經濟學家作為産業資本反對土地所有權的代言人去研究這個問題的實際動機&mdash&mdash在論述地租史的一章，我們将較詳細地論述這些動機&mdash&mdash完全撇開不說，這個問題對于他們作為理論家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認為在投入農業的資本上地租的出現，是來自這個投資部門本身的一種特别的作用，是來自地殼本身具有的各種特性，這就是放棄價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棄科學認識在這個領域内的一切可能性。
甚至這種簡單的觀察，即地租是從土地産品的價格中支付的，&mdash&mdash如果租地農場主必須取得自己的生産價格，這種情況甚至在地租是以實物形式支付的地方也會發生，&mdash&mdash就已經表明，用農業的自然生産率高于其他産業部門的生産率來解釋為什麼這個價格超過普通生産價格而産生一個餘額，為什麼農産品相對地說比較貴，是件多麼荒唐的事情；因為，恰好相反，勞動的生産效率越高，它的産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為體現同量勞動從而體現同一價值的使用價值的量就越大。
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難在于，說明農業利潤為什麼會超過平均利潤，不是說明剩餘價值，而是說明這個生産部門所特有的超額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說，不是說明&ldquo純産品&rdquo，而是說明這個純産品超過其他産業部門的純産品而形成的餘額。
平均利潤本身是在十分确定的曆史生産關系下的社會生活過程所形成的一個産物，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個産物要以極為複雜的中介過程為前提。
要能夠談論超過平均利潤的餘額，這個平均利潤本身必須已成為标準，并且象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一樣，已成為生産的調節器。
在資本尚未執行強行榨取一切剩餘勞動，并直接占有一切剩餘價值這一職能，從而資本也還沒有或隻是偶爾使社會勞動受它支配的社會形态内，根本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地租，談不上地租是超過平均利潤即超過每個資本在社會總資本所生産的剩餘價值中所占的比例部分而形成的餘額。
可是，例如帕西先生就很幼稚(見下面)，他認為在原始狀态下，地租就已經是超過利潤即超過剩餘價值的一個曆史規定的社會形式而形成的餘額，所以在帕西先生看來，在沒有任何社會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形式也幾乎一樣能夠存在。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隻是剛開始分析當時還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他們來說，地租的分析或者毫無困難，或者困難的性質完全不同。
配第、康替龍，總之，那些離封建時期比較近的著作家們，都把地租看成是一般剩餘價值的正常形式，而對他們來說，利潤還模糊地和工資混在一起，充其量也不過表現為這個剩餘價值中由資本家從土地所有者那裡強取的部分。
可見，他們是從下述狀态出發的：第一，農業人口還占國民的絕大部分；第二，土地所有者還是這樣的人，他憑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能夠把直接生産者的剩餘勞動直接占為已有，土地所有權因此也還表現為生産的主要條件。
因此對這些經濟學家來說，還不可能這樣提出問題，即反過來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觀點去研究，土地所有權怎麼能把資本所生産的(也就是從直接生産者手裡奪取的)、并且已經由資本直接占有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再從資本手裡奪走。
在重農學派那裡，困難的性質已經不同。
他們作為資本的實際上最早的系統解釋者，試圖分析一般剩餘價值的性質。
對他們來說，這個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緻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地租就是剩餘價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
因此，在他們看來，提供地租的資本或農業資本，是唯一的生産剩餘價值的資本，它所推動的農業勞動，也是唯一的生産剩餘價值的勞動，所以從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完全正确地把這種農業勞動看作是唯一的生産勞動。
他們完全正确地把剩餘價值的生産看作是決定性的事情。
他們的巨大貢獻，首先是，和重商主義相反，他們從隻是在流通領域執行職能的商業資本回到了生産資本。
重商主義以它那種粗淺的現實主義，形成了當時真正的庸俗經濟學，它在實際利益面前，把配第及其後繼者們作出的科學分析的開端，完全抛諸腦後。
在這裡，我們在批判重商主義時，隻是附帶談到它關于資本和剩餘價值的見解。
以前已經指出，貨币主義把為世界市場進行的生産，和産品到商品從而到貨币的轉化，正确地看成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前提和條件。
當它進一步發展為重商主義時，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商品價值到貨币的轉化，而是剩餘價值的生産了，但它是從流通領域的沒有概念的觀點出發的，并且同時認為這個剩餘價值表現為剩餘貨币，表現為商業來往中的餘額。
但是，下列事實正确地表現了當時有利害關系的商人和工廠主的特征，并且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是相适應的。
這就是：由封建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以及各國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與此相應的工業戰争，都取決于資本的加速發展，這種發展并不是沿着所謂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強制的手段來達到的。
是讓國民資本逐漸地、緩慢地轉化為産業資本呢，還是通過以保護關稅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農民和手工業者征收賦稅，通過加快剝奪獨立的直接生産者，通過強制地加快資本的積累和積聚，總之，通過加快形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條件，來适時地加快這種轉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
這同時還會在自然國民生産力的資本主義的産業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
因此，重商主義的民族主義性質，不隻是這個主義的發言人的一句口頭禅。
他們借口隻緻力于國民财富和國家資源，實際上把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和發财緻富宣布為國家的最終目的，并且宣告資産階級社會替代了舊時的天國。
同時他們已經意識到，資本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已成了現代社會中國家實力和國家優勢的基礎。
其次，重農學派正确地認為，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産，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産率的基礎上的。
如果人在一個工作日内，不能生産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産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産出更多的農産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隻夠再生産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餘産品，也談不上剩餘價值。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産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
資本主義生産，使社會中一個日益增大的部分，脫離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産，并且象斯圖亞特所說的那樣，轉化為自由人手，使他們可以在别的部門任人剝削。
但是，那些較近的經濟學家，例如德爾、帕西等等，他們在整個古典經濟學趨于沒落，甚至即将終結的時候，又重揀起了關于剩餘勞動和一般剩餘價值的自然條件的最原始的觀點，并且在地租早已被人闡明為剩餘價值的一個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後，還自以為對地租提出了某種新的和獨到的見解，對于這些人，我們該說些什麼呢?庸俗經濟學的特征恰恰在于，當那種在一定曆史發展階段上是新穎的、創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見解，已經變成平凡、陳舊和錯誤的東西的時候，又把它們重新揀起來。
這樣，它也就供認，它對于古典經濟學已經研究過的問題毫無所知。
它把這些問題，和那些隻能在資産階級社會的一個較低發展水平上提出的問題混為一談。
至于他們無休止地、自以為是地反複咀嚼重農學派關于自由貿易的論點，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這些論點，盡管在實際方面還使某些國家發生興趣，卻早已失去任何理論意義了。
在真正的自然經濟中，農産品根本不進入或隻有極小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産品也隻有一個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例如古代羅馬許多大領地和查理大帝時的領地都是這樣，整個中世紀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這樣(見萬薩德《法國勞動和勞動者的曆史》)。
在這種經濟中，大領地的産品和剩餘産品，決不單純是農業勞動的産品，其中也包括工業勞動的産品。
家庭手工業勞動和工場手工業勞動，作為農業(它是基礎)的副業，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歐洲，以及在傳統組織至今還沒有遭到破壞的印度公社，就是這種自然經濟賴以建立的生産方式的條件。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完全消滅了這種聯系；對于這個過程，人們特别可以根據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的英國進行廣泛的研究。
那些在或多或少還是半封建社會内成長的思想家，例如赫倫施萬德，甚至在十八世紀末，還把農業和工業的這種分離，看作是一種有勇無謀的社會冒險，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危險的存在方式。
甚至在那種表現出同資本主義農業有最大相似點的迦太基和羅馬的農業中，同種植園經濟相似的地方，也超過同那種與真正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相适應的形式相似的地方。
這個形式上的相似點，&mdash&mdash而且，這種相似點在一個已經理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象蒙森先生那樣在每個貨币經濟中都發現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人看來，在一切重要之點上都完全是錯覺，&mdash&mdash在古代意大利大陸上是根本找不到的，也許隻有在西西裡可以找到，因為這個島是作為對羅馬的農業進貢地而存在的，因此，農業基本上是以出口為目标。
在那裡，可以找到現代意義上的租地農場主。
關于地租性質的一種不正确的見解，是以下述事實為基礎的：實物形式的地租，已經從中世紀的自然經濟，在完全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條件相矛盾的情況下，一部分作為教會什一稅，一部分作為由舊的契約保存下來的古董，一直沿襲到現代。
由此就造成一種印象，好象地租不是由農産品的價格産生的，而是由它的總量産生的，因而不是由社會關系産生的，而是由土地産生的。
我們以前已經指出，雖然剩餘價值體現在剩餘産品上，但是，反過來，在産品總量單純增加的意義上所說的剩餘産品并不表現剩餘價值。
它可以代表價值的減少；不然的話，1860年的棉紡工業，和1840年相比，必然代表一個巨額的剩餘價值；其實恰好相反，棉紗的價格已經下降。
地租也可以由于農作物的連年歉收而大大增加，因為谷物的價格将會上漲，盡管這個剩餘價值将會體現在一個數量絕對減少而價格已經更貴的小麥總量中。
反過來，地租也可以由于農作物連年豐收而下降，因為價格将會下降，盡管這個已經下降的地租将會體現在一個數量已經增加而價格已經比較便宜的小麥總量中。
關于産品地租，首先應該指出，它隻是一個由過時的生産方式遺留下來的并作為遺迹殘存的傳統，它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矛盾表現在：它可以由于私人的契約而自行消失，而在立法可以進行幹涉的場合，例如拿英國的教會什一稅來說，它還可以作為&mdash種不合理的東西被強制取消。
第二，産品地租在它還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礎上繼續存在的地方，它隻是并且也隻能是貨币地租穿上中世紀的外衣的一種表現而已。
例如，假定小麥每誇特40先令。
在這1誇特中，必須有一部分補償其中包含的工資，并且必須賣掉，以便能夠把它重新投下；另一個部分也必須賣掉，以便支付加在這1誇特上的那部分賦稅。
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已經發展、社會分工也随着發展了的地方，種子，甚至一部分肥料，都會作為商品進入再生産過程，因此必須購買它們，以便補充；為了提供這方面所需的貨币，這1誇特又有一部分必須賣掉。
如果它們實際上無須當作商品購買，而是以實物形式從産品中取出來，重新作為生産條件進入小麥的再生産，&mdash&mdash這種情況不僅在農業中發生，而且也在許多生産不變資本的生産部門中發生，&mdash&mdash它們就要列入計算，表現為計算貨币，并且作為成本價格的組成部分加以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