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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了解情況。

    當天下午,她和大富豪離開的時候,牧師就在車站。

    也許她的表姐和表姐夫把這事交給牧師了。

    也許又是錢。

    也許她隻是聽不到牧師在說什麼。

    那天下午上火車時,她似乎既聽不見,又看不見了。

    ” “什麼都不能?”多恩問。

    “什麼都不能嗎?” “嗯,她還能走路。

    ”侍者說,“你們想吃什麼?蔬菜炖肉?要不要來點火腿蛋?” “不過她回來了,”多恩說,“至少她回來了。

    ” “沒錯。

    昨晚乘火車回來的。

    上個月雪開始融化,上周席勒給大富豪拍了個電報。

    他覺得現在可以去找了。

    所以她昨天午夜下了火車,把包寄存在那兒,一直坐在車站裡等,直到席勒早上來接她。

    他們一起出去,找到了布瑞克斯的屍體,把他擡了回來。

    要是今晚她在教堂覺得很冷的話,她可以随時去車站,坐在那兒等明天的火車。

    你們想吃點什麼?” “那麼她的親戚呢?”多恩問,“那個——” “你們想吃點什麼?”侍者問。

     “也許他們倆現在結婚了。

    ”多恩說。

     “你們想吃點什麼?”侍者問。

     “也許她現在很愛他。

    ”多恩說。

     “好了。

    你們想吃點什麼?” “你的美語講得很好。

    ”多恩說。

     “我在美國待過。

    在芝加哥。

    待了十六年。

    你們想吃點什麼?” “也許他待她很好。

    ”多恩說,“即使他是意大利人,外國人——” “他是德國人。

    ”侍者說,“在這個國家,人們都不喜歡德國人。

    你們想吃點什麼?” “蔬菜炖肉。

    ”多恩說。

     我們吃好飯。

    這頓飯菜在歐洲任何地方或任何講法語的地方都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登上幹淨的樓梯,走進屋檐陡峭的幹淨的小房間,躺在潔淨、冰冷、散發着雪氣的床單上。

    早晨,太陽從對面的山巒上升起來,斜長的光線照進山谷,後來又慢慢變短。

    陽光不是慢慢驅走了群山的陰影,而是像漲起的潮水吞噬沙灘一樣,把陰影瞬間抹去。

    我們離開旅館時,山谷又沐浴在陽光中。

    我又想到這個國家若是水平的,肯定一馬平川,隻不過是一層一層的那種,因為我們從車站回頭看過去,山村又位于我們的下方了。

    我們從早先誤認為是山谷的地方往下眺望那真正的山谷。

    我們又站在雪地中,兩側溝槽内是鏟雪機鏟雪時形成的一道道邋遢的雪牆。

    漏鬥狀的雪牆下,閃亮的鐵軌伸進隧道,明晃晃的陽光也照亮了黑漆漆的隧道口。

    過不了多久,在強光的照射下,山上的積雪就會融化,滿溢的雪水就會流進隧道。

     我們走進酒吧。

    “你們好,先生們!”多恩說。

    又有一個聲音回應道“你們好”。

    我們喝着金黃色的啤酒,晨曦仿佛被盛在了杯子中。

    要是在美國,中午前喝酒,熱天喝酒,就像做禮拜時端盆豆子剝殼一樣,真是聞所未聞的事兒。

    不過,駐紮在蒂羅爾期間,我們吃早餐時也喝過酒。

    火車進站了,多恩說:“你們好,先生們!”同樣又有人回應了他一下。

    我們出了酒吧,明亮刺眼的雪光讓人無法忍受。

    我們沿着站台朝三等車廂走去,轉身往回看,除了雪和太陽外,那情形仿佛又回到了昨晚:山村農民一張張平靜的臉,隻不過人不如昨晚多,眼下全都是男人。

    他們也許早就在那兒了,就像美國小鎮上的人那樣,都是乘火車出門的。

    那個叫席勒的向導——就是昨晚從教堂裡走出來的那位,正站在一等車廂的台階上,旁邊是那個戴着巴黎帽子、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

    女人的臉曾經也是一張山野村民的臉。

    然而,隻需六個月的時間,就足以抹去那高山幽谷、鄉野村婦的痕迹,以及其他各種痕迹,如春天綠草坪上舉辦的節日狂歡(如果那裡有綠草坪的話,如果瑞士人在春天舉辦節日狂歡的話),把奶牛從高山牧場上趕去趕回,用擠出的鮮奶做奶酪、牛奶巧克力或瑞士姑娘喜歡做的任何點心。

     這時,我們聽到了一聲聲凄厲、狂亂的汽笛聲。

    她從錢包裡取出了什麼遞給向導,然後上了火車。

    我們也上了火車。

    火車開動了。

    火車經過向導時已經提速了。

    向導翻了翻亮閃閃的硬币,随即把它擲了出去。

    火車在鏟雪機堆成的雪牆間開過,速度越來越快,轟隆隆地駛進了黑漆漆的隧道。

    雪後的隧道仿佛是雙眼被打了一拳似的,火車穿過黑暗駛入刺目亮光時,仿佛又被打了一拳。

    火車的速度越來越快,拐彎時歪斜着搖晃着,不停地穿梭在亮光和黑暗之間。

    兩側連綿不斷的山峰在刺目的強光下呈現出層次不同的顔色,火車伴随着這些沉思默想、來自天界的龐然大物而搖晃着,從旭日東升的清晨駛入了陽光燦爛的正午。

    火車一路開了過去,做了最後一次軟弱無力的俯沖,連我們都能感覺到是在不斷地下行。

    就在這時,我們看到了科多爾長長的斜坡,那是歐洲大陸傾斜的屋頂,一直延伸到昏昏欲睡、薄霧彌漫的巴黎。

    最後一座白色山峰慢慢地從窗外滑過,消失在視線之外。

     “很高興回來了。

    ”我說。

     “是的。

    ”多恩說,“我再也不想雪了。

    從此以後,我也不想看雪了。

    ” 卡爾卡索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