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關燈
小
中
大
，隻見那個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婦女仍舊跪在那兒，前額貼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
多恩的法語還說得過去，雖然經常詞不達意，可别人還能聽得懂。
“那位死者，”他問，“他是摔死的嗎？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嗎？” “是的，先生。
”郵差說。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誰？就是那位從巴黎來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嗎？” “是的，先生。
”郵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
”多恩說，“一個陌生人。
一個想要登山的客戶。
一個有錢的法國人。
也許是一個常到巴黎為妻子買衣服的英國富豪。
” 這時郵差又在試圖掙脫胳膊：“不！不是法國人！不是英國人！都是這個村裡的人！夠了，先生！夠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
“我不是說那個從教堂裡走出來、手拿冰鎬和首飾的向導。
是另外一個，沒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經死去的那位丈夫。
” 随後，他的語速太快，我根本聽不懂了。
郵差終于掙脫了胳膊。
有那麼一會兒，多恩站在那兒，就像一個裝滿了水或碎石子的筒倉一樣。
郵差甩了甩手，也離開了。
隻有多恩站在那兒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單筒望遠鏡，看起來就像是兒童玩具。
“他就是這個村裡的人，”他說，“是她的丈夫。
那頂帽子是在巴黎買的。
我敢打賭，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萬法郎呢。
” “那個我也聽到了。
”我說，“他抽出胳膊後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們倆都是向導，一個是剛才出來拿走冰鎬的那個，另一個是躺在棺材裡的那個。
他們三個都是村裡的人，那個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
她和棺材裡的那個男的是夫妻。
去年秋天，他們四個人一道去登山——” “四個人？”我問。
“是的，”多恩說，“我也會問的。
他們去登山。
倒不常聽說職業向導墜崖的事兒，可事情就發生在這個向導身上了。
直到春天積雪融化時，他的屍體才被找到。
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來了。
今天下午，他們把屍體擡到這兒，他的妻子随時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車。
我們可以用她的事來滿足一下我們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吧。
所以晚安啦，先生們。
” “她從哪兒來的？”我問，“再回到哪兒去？” “是的，”多恩說，“我也納悶。
咱們去找個小旅館吧。
” 旅館可能就在這個方向，因為這裡隻有一條街，而我們就走在這條街上。
很快，我們看見了那家小旅館。
在深夜刺骨的空氣中，我們的鞋釘當當作響，山上的空氣像冰水一樣冷飕飕的。
但是春天已經到了。
在生機盎然的初春裡，四下散落的窗戶中透出來的燈光，沿着山坡一層一層無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遠，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現，閃爍不定。
從街道走下兩個台階就是旅館的大門了。
多恩拉開門，我們走了進去。
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溫馨，也很幹淨。
那兒擺放着一個火爐，還有幾張木桌和幾把木椅。
一個婦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後面織着毛衣。
我們走進酒吧時，這些山裡的男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把臉轉了過來。
“你們好，先生們！”多恩說。
“你剛才說的是奧地利語吧。
”我說。
過了極短暫的片刻，一個聲音回應道：“你們好！” “你可不會說奧地利語。
”多恩說。
我們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張桌子前坐下。
這時，那個婦女說話了。
她一邊說話，一邊還在飛快地織着毛衣，金色卷發的腦袋埋在織物上，甚至都沒擡頭瞥上一眼。
“兩位先生要點什麼？” “兩杯啤酒,夫人。
”多恩說。
“黑啤還是黃啤，先生們？” “黃啤，夫人，我們還要住宿。
” “好的，先生們。
” 啤酒端上來了，金燦燦的。
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茲堡、阿克倫或印第安納波利斯出産的。
這些人好像知道我們遲早會到那兒，我們剛點完，啤酒就送到我們眼前。
服務生在圍裙外套了一件餐服，這或許是洛桑和平宮外的第一件餐服。
他面色英俊，可嘴裡長着幾顆壞牙，像個貪吃的馬夫。
在接下來的幾十秒鐘，我們發現他不僅英語講得比我們好，而且當他忘了使勁發音時，美語也講得比我們好。
“那位死者，”多恩說，“村子裡墜崖的那位——” “剛才就是你們倆拽住格裡格倫先生不放？”侍者問。
“拽住誰？”多恩反問。
“市長啊。
就在教堂門口那兒。
” “我還以為他是個郵差呢。
”我說。
侍者甚至瞥都沒瞥我一眼。
“你們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他說，“你們以為這兒是好萊塢啊。
這可是瑞士。
”他也沒朝我們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
他本來可以長篇大論一番的，但是并沒有多說。
“是的，”多恩說，“我們出來走走。
我們喜歡這樣。
那個人墜崖了。
” “對，”侍者說，“那又怎麼樣？” “一個向導。
”多恩說
多恩的法語還說得過去，雖然經常詞不達意，可别人還能聽得懂。
“那位死者，”他問，“他是摔死的嗎？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嗎？” “是的，先生。
”郵差說。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誰？就是那位從巴黎來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嗎？” “是的，先生。
”郵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
”多恩說，“一個陌生人。
一個想要登山的客戶。
一個有錢的法國人。
也許是一個常到巴黎為妻子買衣服的英國富豪。
” 這時郵差又在試圖掙脫胳膊：“不！不是法國人！不是英國人！都是這個村裡的人！夠了，先生！夠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
“我不是說那個從教堂裡走出來、手拿冰鎬和首飾的向導。
是另外一個，沒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經死去的那位丈夫。
” 随後，他的語速太快，我根本聽不懂了。
郵差終于掙脫了胳膊。
有那麼一會兒，多恩站在那兒，就像一個裝滿了水或碎石子的筒倉一樣。
郵差甩了甩手，也離開了。
隻有多恩站在那兒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單筒望遠鏡，看起來就像是兒童玩具。
“他就是這個村裡的人，”他說，“是她的丈夫。
那頂帽子是在巴黎買的。
我敢打賭，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萬法郎呢。
” “那個我也聽到了。
”我說，“他抽出胳膊後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們倆都是向導，一個是剛才出來拿走冰鎬的那個，另一個是躺在棺材裡的那個。
他們三個都是村裡的人，那個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
她和棺材裡的那個男的是夫妻。
去年秋天，他們四個人一道去登山——” “四個人？”我問。
“是的，”多恩說，“我也會問的。
他們去登山。
倒不常聽說職業向導墜崖的事兒，可事情就發生在這個向導身上了。
直到春天積雪融化時，他的屍體才被找到。
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來了。
今天下午，他們把屍體擡到這兒，他的妻子随時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車。
我們可以用她的事來滿足一下我們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吧。
所以晚安啦，先生們。
” “她從哪兒來的？”我問，“再回到哪兒去？” “是的，”多恩說，“我也納悶。
咱們去找個小旅館吧。
” 旅館可能就在這個方向，因為這裡隻有一條街，而我們就走在這條街上。
很快，我們看見了那家小旅館。
在深夜刺骨的空氣中，我們的鞋釘當當作響，山上的空氣像冰水一樣冷飕飕的。
但是春天已經到了。
在生機盎然的初春裡，四下散落的窗戶中透出來的燈光，沿着山坡一層一層無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遠，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現，閃爍不定。
從街道走下兩個台階就是旅館的大門了。
多恩拉開門，我們走了進去。
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溫馨，也很幹淨。
那兒擺放着一個火爐，還有幾張木桌和幾把木椅。
一個婦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後面織着毛衣。
我們走進酒吧時，這些山裡的男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把臉轉了過來。
“你們好，先生們！”多恩說。
“你剛才說的是奧地利語吧。
”我說。
過了極短暫的片刻，一個聲音回應道：“你們好！” “你可不會說奧地利語。
”多恩說。
我們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張桌子前坐下。
這時，那個婦女說話了。
她一邊說話，一邊還在飛快地織着毛衣，金色卷發的腦袋埋在織物上，甚至都沒擡頭瞥上一眼。
“兩位先生要點什麼？” “兩杯啤酒,夫人。
”多恩說。
“黑啤還是黃啤，先生們？” “黃啤，夫人，我們還要住宿。
” “好的，先生們。
” 啤酒端上來了，金燦燦的。
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茲堡、阿克倫或印第安納波利斯出産的。
這些人好像知道我們遲早會到那兒，我們剛點完，啤酒就送到我們眼前。
服務生在圍裙外套了一件餐服，這或許是洛桑和平宮外的第一件餐服。
他面色英俊，可嘴裡長着幾顆壞牙，像個貪吃的馬夫。
在接下來的幾十秒鐘，我們發現他不僅英語講得比我們好，而且當他忘了使勁發音時，美語也講得比我們好。
“那位死者，”多恩說，“村子裡墜崖的那位——” “剛才就是你們倆拽住格裡格倫先生不放？”侍者問。
“拽住誰？”多恩反問。
“市長啊。
就在教堂門口那兒。
” “我還以為他是個郵差呢。
”我說。
侍者甚至瞥都沒瞥我一眼。
“你們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他說，“你們以為這兒是好萊塢啊。
這可是瑞士。
”他也沒朝我們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
他本來可以長篇大論一番的，但是并沒有多說。
“是的，”多恩說，“我們出來走走。
我們喜歡這樣。
那個人墜崖了。
” “對，”侍者說，“那又怎麼樣？” “一個向導。
”多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