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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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恩接過望遠鏡，把帶子套到頭上。
當鋪的夥計始終沒能找到望遠鏡的包裝盒。
說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裡拉的錢把盒子給賣了。
“他墜崖了。
”多恩說，“你不想看看嗎？” “就那麼回事吧。
”我說，“我們走吧。
你沒看太陽嗎？”太陽已經落山了。
我們站在那兒的時候，太陽早已離開了山谷，隻有山頂的積雪還殘存着陽光，猶如雲彩一般顔色绯紅，虛若缥缈，蔚藍的天空也開始泛起了紫色。
我們繼續往前走，腳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漸漸籠罩在暮色中。
山村裡已亮起了燈光，光線從水面掠過或從水下泛起時，忽隐忽現，閃爍不定。
這時，雪突然消失了。
我們把雪留在身後，從積雪中走來，此刻的空氣頓時冰冷了許多，剛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絲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現在隻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氣。
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們發現整個村莊往一邊傾斜着。
我再一次想起這個國家沒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裡的村莊也隻是從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
也許我們從空中往地面墜落時，整個地球看起來也是水平的，也許我們不敢往下看，也許忍不住想往下看。
“你還喜歡雪嗎？”我問，“也許我們現在該把望遠鏡塞上雪，要不然一會兒就沒雪了。
” “我這會兒又不太想了。
”多恩說。
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總是要快些。
他先進了山谷，山巒就像雪一樣漸漸從視線中消失了，山谷出現了。
幾乎就在一瞬間，山谷變成了整個村莊，道路變成了上坡的鵝卵石街道。
他也是第一個到那兒的。
“他們正在教堂裡，”他說，“有好幾個人去那兒了。
肯定有一、兩個人還在那兒。
至少還有一個人在。
”這時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來可以追溯到倫巴第國王的年代。
燭光透過敞開的門扉照了出來，一群人靜靜地圍在門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還有一兩個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過的一個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亞拉巴馬州一座小監獄的空牆外，等着觀看一場即将實施的絞刑。
我們腳下的鞋釘走在鵝卵石的路上咣當作響，聽起來就像是山區貨運馬車的馬蹄聲。
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過去。
“等一等。
”我說，“就算他墜崖了。
那又怎麼樣？我們走吧。
我餓了。
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 “興許他不是墜崖死的呢，”多恩說，“興許是一個朋友把他推下去的，興許是因為打賭跳下去的。
我們到歐洲來了，也應該考察一下風俗民情嘛。
即使在亞拉巴馬州，你也絕對見不到這樣的葬禮的。
” “好吧。
”我說，“假如他——”這會兒，教堂已近在咫尺了。
至少在我們去過的歐洲幾個地方，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人講什麼語言，或者不常講哪些語言。
我們繼續朝那座看似空蕩蕩的教堂走去，因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
我們走過去的時候，人們紛紛轉過頭來默默地看着我們。
“先生們好！”多恩打招呼，“女士們好！” “先生們好！”過了片刻，有一個人應聲道。
他是一個瘦小的男人，五十來歲，樣子不讨人喜歡，憑我的感覺像是一個郵差，就像那天等在亞拉巴馬州的監獄外、身背皮革郵袋的那個郵差一樣。
其餘的人仍然扭頭注視着我們，直到我們走到他們當中時，他們才收回目光。
站在人群中，我們也看到了教堂的裡面——一間石頭砌的小房間，不比一個崗亭大多少，裡面微弱的、冷冷的燭光向上彌漫開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圍，變得暗淡了。
燭光似乎加重了我們離開積雪後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氣。
我們看見了蠟燭、石棺，還有一個婦女跪在石棺旁。
她頭戴一頂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從瑞士的某個城市買的。
牧師正在後面忙着，神态頗像一位忙亂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婦。
另外一個男子，一個村民，正站在過道中段的長椅旁。
也許他不是早出晚歸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
我們朝教堂裡望去，隻見牧師從石棺後面走過，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
他的教袍靜寂無聲，偶爾發出嘶嘶聲，仿佛彌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燭光發出的聲音。
牧師就像乖乖聽話的小女孩一樣，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個屈膝禮，然後就往後面或旁邊走開了。
另一個人從長椅那兒起身，沿着過道向我們走過來。
我沒有看到，但是能感覺到他在走動。
這個男子出門離去後，隻剩下我們三個人了：我、多恩和那個瘦小的郵差。
男子彎腰撿起了一把冰鎬，上面鑲有五六顆鋼錐，然後瞧都沒瞧我們一眼，就從我們身邊走開了。
郵差之所以還在那兒，是因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
我想起離開巴黎前曾有人叮囑過我們，你可以對歐洲人說任何你想說的話，但決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毫無疑問，這人也許是一名政府職員，那麼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憲兵或車站站長的性質是一樣的。
我看不見其他人，隻能隐約感到他們正從黑暗中窺視着我們，而多恩在門口抓着那個郵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個正在偷蘋果的小孩一樣。
從敞開的大門看過去
當鋪的夥計始終沒能找到望遠鏡的包裝盒。
說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裡拉的錢把盒子給賣了。
“他墜崖了。
”多恩說，“你不想看看嗎？” “就那麼回事吧。
”我說，“我們走吧。
你沒看太陽嗎？”太陽已經落山了。
我們站在那兒的時候，太陽早已離開了山谷，隻有山頂的積雪還殘存着陽光，猶如雲彩一般顔色绯紅，虛若缥缈，蔚藍的天空也開始泛起了紫色。
我們繼續往前走，腳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漸漸籠罩在暮色中。
山村裡已亮起了燈光，光線從水面掠過或從水下泛起時，忽隐忽現，閃爍不定。
這時，雪突然消失了。
我們把雪留在身後，從積雪中走來，此刻的空氣頓時冰冷了許多，剛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絲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現在隻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氣。
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們發現整個村莊往一邊傾斜着。
我再一次想起這個國家沒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裡的村莊也隻是從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
也許我們從空中往地面墜落時，整個地球看起來也是水平的，也許我們不敢往下看，也許忍不住想往下看。
“你還喜歡雪嗎？”我問，“也許我們現在該把望遠鏡塞上雪，要不然一會兒就沒雪了。
” “我這會兒又不太想了。
”多恩說。
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總是要快些。
他先進了山谷，山巒就像雪一樣漸漸從視線中消失了，山谷出現了。
幾乎就在一瞬間，山谷變成了整個村莊，道路變成了上坡的鵝卵石街道。
他也是第一個到那兒的。
“他們正在教堂裡，”他說，“有好幾個人去那兒了。
肯定有一、兩個人還在那兒。
至少還有一個人在。
”這時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來可以追溯到倫巴第國王的年代。
燭光透過敞開的門扉照了出來，一群人靜靜地圍在門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還有一兩個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過的一個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亞拉巴馬州一座小監獄的空牆外，等着觀看一場即将實施的絞刑。
我們腳下的鞋釘走在鵝卵石的路上咣當作響，聽起來就像是山區貨運馬車的馬蹄聲。
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過去。
“等一等。
”我說，“就算他墜崖了。
那又怎麼樣？我們走吧。
我餓了。
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 “興許他不是墜崖死的呢，”多恩說，“興許是一個朋友把他推下去的，興許是因為打賭跳下去的。
我們到歐洲來了，也應該考察一下風俗民情嘛。
即使在亞拉巴馬州，你也絕對見不到這樣的葬禮的。
” “好吧。
”我說，“假如他——”這會兒，教堂已近在咫尺了。
至少在我們去過的歐洲幾個地方，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人講什麼語言，或者不常講哪些語言。
我們繼續朝那座看似空蕩蕩的教堂走去，因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
我們走過去的時候，人們紛紛轉過頭來默默地看着我們。
“先生們好！”多恩打招呼，“女士們好！” “先生們好！”過了片刻，有一個人應聲道。
他是一個瘦小的男人，五十來歲，樣子不讨人喜歡，憑我的感覺像是一個郵差，就像那天等在亞拉巴馬州的監獄外、身背皮革郵袋的那個郵差一樣。
其餘的人仍然扭頭注視着我們，直到我們走到他們當中時，他們才收回目光。
站在人群中，我們也看到了教堂的裡面——一間石頭砌的小房間，不比一個崗亭大多少，裡面微弱的、冷冷的燭光向上彌漫開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圍，變得暗淡了。
燭光似乎加重了我們離開積雪後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氣。
我們看見了蠟燭、石棺，還有一個婦女跪在石棺旁。
她頭戴一頂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從瑞士的某個城市買的。
牧師正在後面忙着，神态頗像一位忙亂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婦。
另外一個男子，一個村民，正站在過道中段的長椅旁。
也許他不是早出晚歸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
我們朝教堂裡望去，隻見牧師從石棺後面走過，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
他的教袍靜寂無聲，偶爾發出嘶嘶聲，仿佛彌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燭光發出的聲音。
牧師就像乖乖聽話的小女孩一樣，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個屈膝禮，然後就往後面或旁邊走開了。
另一個人從長椅那兒起身，沿着過道向我們走過來。
我沒有看到，但是能感覺到他在走動。
這個男子出門離去後，隻剩下我們三個人了：我、多恩和那個瘦小的郵差。
男子彎腰撿起了一把冰鎬，上面鑲有五六顆鋼錐，然後瞧都沒瞧我們一眼，就從我們身邊走開了。
郵差之所以還在那兒，是因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
我想起離開巴黎前曾有人叮囑過我們，你可以對歐洲人說任何你想說的話，但決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毫無疑問，這人也許是一名政府職員，那麼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憲兵或車站站長的性質是一樣的。
我看不見其他人，隻能隐約感到他們正從黑暗中窺視着我們，而多恩在門口抓着那個郵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個正在偷蘋果的小孩一樣。
從敞開的大門看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