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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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孩子問，“歐洲人還沒有仇視和害怕德國佬的時候，歐洲是什麼樣子？”
男子沒有回答。
他坐在那兒，整個人被攤開的報紙遮住了，隻能看到鑲邊卡其布衣袖裡露出的雙手、下身淺色無翻邊的華達呢褲子和腳上的系帶軍用鞋。
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那個星期天，他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建築師，一個丈夫和父親，年紀尚未到四十。
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讀軍校時的舊檔案。
如今他可是一名專業技術中尉了，剛學完進修課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還不知道被派到哪兒去服役。
他沒有回答孩子的問題，甚至連手裡的報紙也沒動一下。
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頁中的專欄标題，而是一個圖片标題：納粹州長佐德尼亞被伴侶殺害。
标題下方有兩張模糊不清的遠距離照片：一張是陰冷、油光滿面、英俊的普魯士人的臉。
他從來沒見過這張臉，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張是女人的臉，他曾見過一次，以後再也不想見它了。
女人的臉比他十五年前見到的時候略顯蒼老，如今看起來不再是鄉下人的臉了。
四五年過去了，經過權力、毀滅、苦難和鮮血等盛典成功洗禮後，臉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經被永遠地抹去了，那張臉已不再是一張鄉下人的臉。
在兩張臉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來就像是一則訃告： 【本報貝爾格萊德消息】 德國佐德尼亞州州長，馮·普魯科納将軍，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個法國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國人。
”男子說，“她是瑞士人。
” “什麼，爸爸？”孩子問，“你剛才說什麼？” 我們走到大半山腰時，又能見到太陽了。
越過鏟雪機堆起來的一道彎彎曲曲、污濁不堪的雪牆，放眼望去，我們腳下的整個山谷都沐浴在陽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層靜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靜止不動，那搖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積雪似乎懸浮了起來，教堂的尖頂、高聳的煙囪，還有群山的側翼，都籠罩在慢慢退卻的最後一抹暮色中。
寂靜無聲的塔頂、煙囪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頂上常年不化的積雪閃爍着玫瑰花、藏紅花和丁香花的色澤，而山谷中已經是春天了，遠在巴黎的栗子樹也早已鮮花綻放。
這時，我們看到了葬禮。
多恩在髒兮兮、坍塌的護牆處停下來，舉起蔡斯單筒望遠鏡朝山谷裡眺望。
望遠鏡是他用五十裡拉的價錢從米蘭的一家當鋪買來的，雖然隻有一個透鏡。
但是多恩說，買它隻不過花了兩美元四十幾美分，一個無透鏡的蔡斯望遠鏡也值這些錢呢，印有蔡斯簽名的兩罐番茄醬也值這個價了。
但在那個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遠鏡了。
不過眼下，在當你強忍着用一隻眼往裡看，而另一隻眼無處可望時，你會感到眼珠子仿佛要從眼窩中被拽出來似的，就像從磁鐵上拔掉一粒鋼珠球。
不過，我們很快發現，每隔幾秒，将望遠鏡換到另一隻眼，就不至于太累。
多恩叉開雙腿，靠在髒兮兮的護牆後面，就像一位站在輪船橋樓上的海軍軍官。
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塊頭身體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機。
“我喜歡雪。
”他邊說邊轉一下望遠鏡，“在我們老家，除了好萊塢，别的地方都見不到雪。
明天我們離開瑞士時，我要把望遠鏡的那頭塞滿雪，也好記住你。
” “塞雪也許對望遠鏡有好處。
”我說。
“要不塞一塊牛排吧。
”他說。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麼五六秒、然後八秒、十秒左右的時間，多恩都沒有動望遠鏡了。
我覺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經曆那種難以忍受的時刻，熱辣辣的淚水模糊了雙眼，很快就要迸發并噴湧而下了。
這時多恩放下望遠鏡，扭過頭，眼裡淚汪汪的。
當淚水從臉上流下來的時候，他微微低下頭，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
“他們擡着一個人呢。
”他說。
“擡着一個人？”我問。
我拿過望遠鏡，切身體驗到了那種難受的感覺：一顆眼珠子似乎要從眼窩裡被拽了出來，還把另一顆眼珠子給牽扯動了，仿佛要越過鼻梁去填補那個空缺出來的眼窩似的。
我來回轉動着望遠鏡，也看到了這些人，他們正在山谷下蠕動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團，正往村子走去，蠕動着的長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
首先是一個黑點，然後是兩組黑點擡着屍體，後面跟着一個黑點，還有一行黑點。
緊跟在屍體後面的那個黑點穿着裙子。
“前面那個人是位牧師。
”多恩說，“把望遠鏡給我。
”我們兩個輪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沒能從他們的身後發現什麼，隻能看到山腳下有一堆岩石，他們剛才就是從岩石背後走出來的。
附近沒有停放屍體的房子或小屋，那兒隻有雜亂的岩石和無聲咆哮着的、甚至都不會結冰的懸崖。
再往上看，高聳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細長得像一根線似的。
随後，我又注意到了蠕動着的黑點踩出來的那道雪溝，不僅身後有，而且身前也有。
我把望遠鏡遞給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臉。
“他們是去那兒尋屍的，眼下正往回擡。
”多恩說，“他墜崖了。
” “也許那兒有一條小道。
一條小路。
”
他坐在那兒，整個人被攤開的報紙遮住了，隻能看到鑲邊卡其布衣袖裡露出的雙手、下身淺色無翻邊的華達呢褲子和腳上的系帶軍用鞋。
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那個星期天，他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建築師，一個丈夫和父親，年紀尚未到四十。
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讀軍校時的舊檔案。
如今他可是一名專業技術中尉了，剛學完進修課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還不知道被派到哪兒去服役。
他沒有回答孩子的問題，甚至連手裡的報紙也沒動一下。
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頁中的專欄标題，而是一個圖片标題：納粹州長佐德尼亞被伴侶殺害。
标題下方有兩張模糊不清的遠距離照片：一張是陰冷、油光滿面、英俊的普魯士人的臉。
他從來沒見過這張臉，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張是女人的臉，他曾見過一次，以後再也不想見它了。
女人的臉比他十五年前見到的時候略顯蒼老，如今看起來不再是鄉下人的臉了。
四五年過去了，經過權力、毀滅、苦難和鮮血等盛典成功洗禮後，臉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經被永遠地抹去了，那張臉已不再是一張鄉下人的臉。
在兩張臉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來就像是一則訃告： 【本報貝爾格萊德消息】 德國佐德尼亞州州長，馮·普魯科納将軍，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個法國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國人。
”男子說，“她是瑞士人。
” “什麼，爸爸？”孩子問，“你剛才說什麼？” 我們走到大半山腰時，又能見到太陽了。
越過鏟雪機堆起來的一道彎彎曲曲、污濁不堪的雪牆，放眼望去，我們腳下的整個山谷都沐浴在陽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層靜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靜止不動，那搖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積雪似乎懸浮了起來，教堂的尖頂、高聳的煙囪，還有群山的側翼，都籠罩在慢慢退卻的最後一抹暮色中。
寂靜無聲的塔頂、煙囪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頂上常年不化的積雪閃爍着玫瑰花、藏紅花和丁香花的色澤，而山谷中已經是春天了，遠在巴黎的栗子樹也早已鮮花綻放。
這時，我們看到了葬禮。
多恩在髒兮兮、坍塌的護牆處停下來，舉起蔡斯單筒望遠鏡朝山谷裡眺望。
望遠鏡是他用五十裡拉的價錢從米蘭的一家當鋪買來的，雖然隻有一個透鏡。
但是多恩說，買它隻不過花了兩美元四十幾美分，一個無透鏡的蔡斯望遠鏡也值這些錢呢，印有蔡斯簽名的兩罐番茄醬也值這個價了。
但在那個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遠鏡了。
不過眼下，在當你強忍着用一隻眼往裡看，而另一隻眼無處可望時，你會感到眼珠子仿佛要從眼窩中被拽出來似的，就像從磁鐵上拔掉一粒鋼珠球。
不過，我們很快發現，每隔幾秒，将望遠鏡換到另一隻眼，就不至于太累。
多恩叉開雙腿，靠在髒兮兮的護牆後面，就像一位站在輪船橋樓上的海軍軍官。
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塊頭身體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機。
“我喜歡雪。
”他邊說邊轉一下望遠鏡，“在我們老家，除了好萊塢，别的地方都見不到雪。
明天我們離開瑞士時，我要把望遠鏡的那頭塞滿雪，也好記住你。
” “塞雪也許對望遠鏡有好處。
”我說。
“要不塞一塊牛排吧。
”他說。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麼五六秒、然後八秒、十秒左右的時間，多恩都沒有動望遠鏡了。
我覺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經曆那種難以忍受的時刻，熱辣辣的淚水模糊了雙眼，很快就要迸發并噴湧而下了。
這時多恩放下望遠鏡，扭過頭，眼裡淚汪汪的。
當淚水從臉上流下來的時候，他微微低下頭，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
“他們擡着一個人呢。
”他說。
“擡着一個人？”我問。
我拿過望遠鏡，切身體驗到了那種難受的感覺：一顆眼珠子似乎要從眼窩裡被拽了出來，還把另一顆眼珠子給牽扯動了，仿佛要越過鼻梁去填補那個空缺出來的眼窩似的。
我來回轉動着望遠鏡，也看到了這些人，他們正在山谷下蠕動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團，正往村子走去，蠕動着的長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
首先是一個黑點，然後是兩組黑點擡着屍體，後面跟着一個黑點，還有一行黑點。
緊跟在屍體後面的那個黑點穿着裙子。
“前面那個人是位牧師。
”多恩說，“把望遠鏡給我。
”我們兩個輪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沒能從他們的身後發現什麼，隻能看到山腳下有一堆岩石，他們剛才就是從岩石背後走出來的。
附近沒有停放屍體的房子或小屋，那兒隻有雜亂的岩石和無聲咆哮着的、甚至都不會結冰的懸崖。
再往上看，高聳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細長得像一根線似的。
随後，我又注意到了蠕動着的黑點踩出來的那道雪溝，不僅身後有，而且身前也有。
我把望遠鏡遞給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臉。
“他們是去那兒尋屍的，眼下正往回擡。
”多恩說，“他墜崖了。
” “也許那兒有一條小道。
一條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