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幾回掩卷哭曹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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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當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霜,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Z”。

    雖看今朝“紅學”繁花似錦,令人眼花缭亂,以至識者有雲:紅樓夢隻立千古,曹雪芹普度衆生。

     “紅學”本是“一個智力與情感、哲理與感悟、焦躁與安甯的交換交叉作用場。

    你有沒有唱完沒有唱起來的戲麼?你有還需要操練和發揮的智力精力與情感麼?你有需要賣弄或者奉獻的才華與學識麼?你有還沒有哭完的眼淚麼?請到《紅樓夢》這方來!來多少個這裡都容得下!”——這是王蒙的“紅學”高論。

     誠如王蒙所言:“《紅樓夢》是一本最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經得住折騰的書。

    ”遺憾的是近些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書——紅學著作,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點,而将《紅樓夢》作為折騰對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點。

     對《紅樓夢》折騰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們。

    索隐派的邏輯起點是建立在類似“雍正奪嫡”等的神話上的。

    而“雍正奪嫡”的神話,早被曆史學家以曆史常識為武器将它撲滅了。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馮爾康《雍正傳》第一章第四節: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無戲可演了,但他們迎合人們的“窺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繹,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揚揚。

    反倒以傲慢與偏見馳騁在“紅學”領域,據說還創立了什麼學、什麼派。

     衆所周知,《紅樓夢》固然是“一部百科全書,而且不僅是封建社會的”,“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感情經驗、政治經驗、藝術經驗,無所不備”。

    但它畢竟是一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小說,而不是史書,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實錄之别裁,其間人物固然有現實生活的影子,卻又畢竟是“水中月”、“鏡中花”,難以對号入座。

    中國小說中勉強能對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幹譴責小說。

    而這些小說都有對史料消化不良之嫌,與《紅樓夢》更不可同日而語。

     《紅樓夢》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謎語、神話,還有來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畢竟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謎語大全。

    盡管其中也有若幹“謎語”别有用意。

    以解謎、解夢、解密碼的方式去研究小說,顯然隻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與小說本旨不大相幹。

     就索隐而言,其本應以考據為前矛,有根有據才可索其隐。

    說起考據,我主張重溫胡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考證”的方法。

    在胡适那裡,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其一,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其二,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其三,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胡适稱之為“科學方法”。

    實行這科學方法,還有兩個前提,一為科學精神,一為科學态度。

    胡适說:“科學精神在于尋求實事,尋求真理;科學态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識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胡适多次論及科學方法,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雲雲,當是最為明徹的。

     而就文學研究而言,無論考據,還是索隐,其歸宿應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