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宗教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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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府除了對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還設置專門機構,對“教法” 以外的事務,特别是涉及國家與道教之間關系的各種有關事務加以幹預和管理。

    在中央,以道教隸集賢院;地方上各教門,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用五品印。

    宮觀各置主掌。

    元代道官主要有道錄、道正、道判、提點等。

    道官雖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

    地方上的道官衙門和宮觀之間有時也會發生沖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長春真人邱處機。

    邱處機是全真道創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

    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請,遠赴中亞。

    他死後,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mdash1251年)、李志常(1193&mdash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顯示了經營大家的才幹,在他們的主持下,全真道進行了幾項大規模的活動。

    其中包括為邱處機舉行顯耀的葬禮;大興土木、廣建宮觀,乃至築道院于和林;在終南祖庭會葬祖師王喆,并擴建重陽萬壽宮;刊行道藏;在廣度門徒的同時,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

    另一個值得一書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傳掌教張清志。

    在八傳掌教嶽德文死後,張清志歸喪大都天寶宮,“喪畢潛遁”。

    數年後為徒衆推舉,曾任掌教。

    因不堪谒請逢迎而隐去。

    後因找不到合格的繼任者,朝廷遣使尋訪,給驿緻之。

    張清志度不可辭,隻得入京,但他舍所賜驿乘,徒步赴京。

    到達大都以後深居寡出。

    貴人達官來見,常告病不出,①姚燧:《長春宮碑》,《牧庵集》卷十一。

     ②虞集:《嶽德文碑》,《道園學古錄》卷五○。

     ③《張可大傳》,《漢天師世家》卷三(載《續道藏》);宋濂:《張天師世家傳序》,《宋學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④下述史料明顯地反映了張天師須經朝廷認可的事實:“延祐三年丙辰張國梁(張與材)仙逝,以印、劍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襲教。

    開府張宗師(按指張留孫)聞于朝。

    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

    ”見《張嗣成傳》,《漢天師世家》卷三。

     但對于社會賢良卻甯願徒步去見①。

    随着元廷對道流的利用和籠絡,其上層率多趨炎附勢,肆行威福,早已忘記了刻苦自勵、淡泊寡營的标榜②。

    張清志的行止,與他的同道相比,應該說還是高出一籌的。

     由相傳為張道陵後裔世代相襲的正一道天師的居處龍虎山,宋代已成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

    元代正一道另外還有兩個著名人物,即張留孫(1249&mdash1322年)、吳全節(1266&mdash1346年)師徒。

    張留孫,信州(今江西上饒)貴溪人。

    少時入龍虎山學道。

    正一天師張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時,選留孫等從行。

    與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貴族的信從。

    元廷選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樂居中”。

    最後留下了奏對稱旨的張留孫。

    張留孫以法術為皇室驅邪禳災,漸受眷隆。

    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預議掌管道教的集賢院事,實際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諸派欽定盟長的席位。

    此後他主盟道壇三十餘年,受玄教大宗師印,視二品,領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之上,進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①。

    張留孫死後,至元年間由他推薦入京師的吳全節繼任玄教大宗師。

    吳全節深通儒術,在“學問典故”方面一直是張留孫的顧問。

    張留孫、吳全節與朝中許多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較融洽的關系。

    除主盟道教外,他們亦經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議國政,“國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兇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②。

    這個階段,正一道對元廷的政治影響,似乎超過了全真等教派。

    吳全節死後繼任玄教大宗師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mdash1349)。

     由于蒙古帝國版圖遼闊,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發的漢人傳播到遙遠的邊疆。

    十三世紀二十年代,阿力麻裡的道教徒曾設立三壇。

    和林城的一所道觀“三靈侯廟”一直存在到元末。

    和林遺址額爾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靈侯廟之碑”①,參與建設這所道觀的有各民族的人。

    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寶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時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已利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

    自重陽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蔽”②。

    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擴大傳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決定命披雲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

    前後設經局27處,以管州(治今山西靜樂)所存《大金玄都寶藏》為基礎,搜求遺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①吳澄:《天寶宮碑》,《吳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嶽德文碑》,《道園學古錄》卷五○。

    ②參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貴盛》等節。

     ①虞集:《張留孫墓志銘》,《道園學古錄》卷五○;袁桷:《張留孫家傳》,《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②虞集:《河圖仙壇之碑》,《道園學古錄》卷二五。

     ①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錄》,但與原碑文有一定出入。

    見劉迎勝、史衛民、斯欽朝克圖:《“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簡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輯,1992年,頁119&mdash140。

    ②王磐:《張志敬道行碑》,《陝西金石志》卷二五。

     入藏。

    是役起于1239年,告竣于1244年,陸續印造了一百數十部。

    元刊道藏共計七千八百餘卷,約比《大金玄都寶藏》多一千四百卷。

    可惜道藏刊成後不久,便遭到蒙哥時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經之禍。

    經闆和相當一部分經書被毀。

    明正統道藏《缺經目錄》所著錄者,絕大多數系因元代焚經而緻亡阙。

    元代南方一些較大的道觀,也保存了部分道藏。

    其來源大都是從兩宋幸存下來的《政和萬壽道藏》刊本。

     第三節 伊斯蘭教 從唐代開始,伊斯蘭教即在留居中國沿海地區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

    泉州的“聖友之寺”、揚州的禮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創建者補好丁(今譯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揚州東關對河),都是兩宋時期伊斯蘭文化的見證。

    但迄于兩宋,其傳播規模一直很有限。

    蒙元時代,中亞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伊斯蘭教徒。

    伊斯蘭教就是在這個時期傳播到全國各地的。

     伊斯蘭一詞最早見于漢籍,似為金代,當時譯稱為移習覽①。

    但該詞尚未見于元代漢文史籍。

    伊斯蘭教徒,元代一般音譯為木速魯蠻或木速蠻②,漢文史籍經常稱他們為回回人。

     關于回回的名稱,元初王恽曾記錄“宋克溫說”雲:“..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兒);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③。

    其實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個概念,隻不過使用先後有别。

    到了宋遼金時代,“回纥”及其另譯“回回”被用來專指中亞人。

    而回鹘則繼續指西遷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後來的畏兀兒人。

     “回纥”(回回)從指回鹘人轉為指中亞人,主要是因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對西域的了解遠遜于唐代。

    而西遷後的回鹘地處中西交通的要沖,所以宋人把途經回鹘入漢地貿易、操與回鹘人類似語言的西域人都視為回鹘人,統稱之為“回纥”,即回回。

    這應是用回回指中亞人的原因。

    元代中國的版圖包括中亞,元人對回鹘人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區别甚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為專指西域人的名詞,而回鹘、畏兀兒則指唐代西遷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鹘人的後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蘭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蘭教法律稱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聶思脫裡教徒等。

    猶太人有時被稱為“術忽回回”,信奉東正教的阿速人被稱為“綠睛回回”,吉普賽人被稱為“羅裡回回”等。

    到後來,甚至古希臘人、古羅馬人都被稱為“回回”。

    但在大多數場合下,回回人還是指伊斯蘭教徒。

    元代徙居中國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體。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來源于蒙古西征時從中亞、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後簽調來的軍隊,入任于元朝的官員和學者,來中國經商因而留①《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韓奴傳》:“大定中,回纥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貿易”。

    這三個西遼屬部部民當為伊斯蘭教徒,所以史文作“移習覽三人”。

    覽字屬談韻,以-m收聲,用移習覽譯寫Islam其音正合。

     ②阿拉伯語Muslim(今譯穆斯林)的波斯語形式Musalman的音譯,亦作菩薩蠻,見朱彧:《萍州可談》卷二。

     ③王恽:《玉堂嘉話》卷三,見《秋澗集》卷九五。

     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後裔。

    回回構成了色目人中的絕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統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門或地方官府擔任要職。

    他們在國内外貿易中勢力尤大。

    其“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①。

    中統四年戶口登記時,中都(即後來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約三千戶,多為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

    當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層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諸王貴族的匠局,從事紡織、建築、兵械、造紙、金玉器皿等各種行業的勞作,例如專造納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張家口西南洗馬林)匠局,就是窩闊台時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戶建置起來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幹人②。

    東來的回回人樂居中土,“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不複回首故國也”①,于是造成“元時回回遍天下”的局面②。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回回人都固守伊斯蘭教教規,“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國俗是泥也”③;“雖适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焉”④。

    這兩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蘭教在全國的傳播。

    按照“教諸色人戶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則⑤,元政府在中央設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師(阿拉伯語Qadi意為法官)領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門的宗教活動、回回人的戶婚錢糧等詞訟以及部分刑名之事。

    仁宗即位以後,“罷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屬”(《元史·仁宗紀一》),下令“外頭設立來的衙門,并委付來的人每革罷了者”⑥。

    根據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頭”有“設立來的衙門”,也就是說,它曾在各地設有相應的地方機構。

    它們應當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師或掌教哈的主持的。

    皇慶以後,回回哈的司所屬各地方機構當在革罷之列,元廷企圖收回哈的大師處斷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權力⑦。

    哈的大師的職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經”等純屬宗教活動的範圍内,到文宗時候,又有“罷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紀一》)。

    伊斯蘭教在元代雖已傳播到全國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間流行。

    此外,出嫁或者被賣給回回人的漢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當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蘭教。

    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先後改宗伊斯蘭教,而居于漢地的蒙古諸王貴族中信奉伊斯蘭教的則為數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①許有壬:《哈隻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②《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納傳》。

    波義耳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76誤Simali為Sinali,所以他說“地名無考”。

     ①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回回沙碛》。

     ②《明史》卷三二三《西域傳》。

     ③許有壬:《哈隻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④吳鑒:《重修清淨寺碑記》,《泉州宗教石刻》,頁22&mdash23。

     ⑤《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諸色戶結絕不得的有司歸斷》。

     ⑥《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問》。

     ⑦《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問》。

     必烈之孫阿難答。

    阿難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

    安西王所統的關隴河西地區,是回回人的聚居地。

    司天少監每年要把推算寫造的回回曆按時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領内的回回人頒布使用①。

    阿難答從小由回回人撫養長大。

    至元十七年他嗣位為安西王後,使所部15萬蒙古軍隊的大多數人改信伊斯蘭教②。

    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肅者尚多”(《明史·西域傳》)。

    伊斯蘭教很早就分裂為若幹派别。

    現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漢人之手,對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

    但如果我們仔細搜尋,仍然能發現一些資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蘭教各派的活動及其相互關系。

    泉州“聖友之寺”中回曆710年(1310&mdash1311)的阿拉伯文題銘提到,願安拉“寬恕阿裡派者,寬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屬”。

    這說明泉州有什葉派活動,很可能“聖友之寺”就是一所什葉派清真寺。

    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靈山聖墓的風俗,與蘇菲派教義吻合。

    根據伊本·拔圖塔的叙述,神秘主義和蘇菲派在元代業已傳入中國③。

    元代穆斯林中常見的術語“疊裡威失” (darvish)也是蘇菲派所特有的。

     從公元十世紀起,波斯語為東部伊斯蘭世界文學語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興起時代中亞已經普遍使用波斯語了。

    在蒙古國時期和元代,從西北方面湧入中國境内的回回人中,相當大部分亦來自上述地區。

    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蘭教的文獻和文物留下了明顯的波斯文化痕迹。

    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遺址發現的碑文是波斯文,山東曲阜出土的1235年聖旨碑後有一行異域文字,被沙畹認為是八思巴字,實際上也是波斯文①。

    蒙古國故都和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