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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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士（1751&mdash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諸部）、《西陲總統事略》（述新疆諸部），徐松（1781&mdash1848）著《西域水道記》、《新疆事略》等書，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
徐松還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跋》，考訂所載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
與徐氏同時稍晚的大學者龔自珍（1792&mdash1841）和沈壵（1795&mdash1840）也緻力于西北史地研究。
龔自珍通滿、蒙、回、藏語，曾撰《西域置行省議》，并着手編撰《蒙古圖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資料并毀于火，僅存拟進呈表和序文數篇。
沈壵著有《新疆私議》、《西北地名雜考》、《西遊記金山以東釋》（補徐松之未備）等文（均收入《落帆樓文集》）。
他們開始擺脫乾嘉學派煩瑣考據的局限，首重于經世緻用，尤為重要的是開啟了晚清學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風氣，對此後元史研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第三節 鴉片戰争後的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 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的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緻力于邊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經世緻用之效。
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鄰境外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時代最重要，如梁啟超所說：“大抵道鹹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并發展，如骖之有靳，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間競言訓诂音韻焉。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另一方面，出于認識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漢文者逐漸增多，中國學者從中了解到前人未詳的元代西北宗藩國的曆史，并且知道域外還有許多元史史料可補中國史料之缺，于是開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漸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魏源與《元史新編》最早利用境外資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魏源（1794&mdash1857）。
他與龔自珍同以講求經世之學聞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聖武記》中對新疆、蒙古給予了特别的重視。
1841年，林則徐将自己主持譯編的《四洲志》囑托他擴充改編為《海國圖志》。
在編撰此書時，他讀了許多外國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遠徼皆西北接鄂羅斯、西南連五印度，與今西洋夷接壤”（《拟進呈<元史新編>表》），疆域甚廣，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
鑒于舊《元史》的疏漏，他在編成《海國圖志》後，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西域事則補充以外國書中資料，著成《元史新編》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
後其族孫魏光焘覓得原稿，托鄒代過、歐陽俌校定，到1905年才完成、刊行。
其書本紀14卷，世祖以下襲用邵遠平《元史類編》；志32卷，表7卷，其中《藝文志》、《氏族表》全取錢大昕書；列傳40卷，按開國、世祖、中葉、元末四個時期人物主要事迹分類編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國》、《太宗憲宗平服各國》、《中統以來屢朝平服諸藩》諸傳，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廣。
其所補充外國資料主要在這些傳中，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鄒代過也盛贊其“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堕雲霧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編跋》）。
其實魏源所見外國之書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士《地理備考》），沒有什麼史料價值，不過他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并首創西北諸傳，其“開榛莽而啟津途”之功仍不可沒。
其他西北史地與元史學者的成就同時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學著名的學者還有張穆（1805&mdash1849）和何秋濤（1824&mdash1862）。
張穆應祁巂藻之請複核其父祁韻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覺得應有地志與之“相輔而行”，遂著《蒙古遊牧記》16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參證。
書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濤整理、補充而成，1859年刊行。
張穆還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秘史》總譯部分，與他本校勘後刊入《連筠簃叢書》，使之得以廣泛流通。
何秋濤亦究心時務，以為俄羅斯地與我國北境相近，和邊防關系甚大，而未有專書論述，乃采官私載籍著《北徼彙編》，初僅6卷，後複廣泛搜羅有關俄羅斯和新疆、蒙古、東北三邊區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擴編為80卷，1858年進呈，鹹豐帝賜名《朔方備乘》。
其中與元史有關者有曆代北徼諸國、諸王、将帥傳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
何氏還在張穆協助下出了《聖武親征錄校正》。
張、何以後，清末民國初，從事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時稱“道鹹時學”）的學者更多，他們中在元史方面貢獻大者有李文田、洪鈞、丁謙、柯劭忞、屠寄等。
李文田（1834&mdash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卷（據《連筠簃叢書》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釋史事、部族、地理、人物。
由于所據的僅是不完全的總譯，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語言，而頗多錯誤，但在提供考證資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作為第一部《秘史》注釋①，它在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
當時著名學者文廷式（1856&mdash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為李注書增補了許多有價值的眉注。
李文田編撰的其他元史書有《西遊錄注》、《聖武親征錄校正》、《和林金
徐松還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跋》，考訂所載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
與徐氏同時稍晚的大學者龔自珍（1792&mdash1841）和沈壵（1795&mdash1840）也緻力于西北史地研究。
龔自珍通滿、蒙、回、藏語，曾撰《西域置行省議》，并着手編撰《蒙古圖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資料并毀于火，僅存拟進呈表和序文數篇。
沈壵著有《新疆私議》、《西北地名雜考》、《西遊記金山以東釋》（補徐松之未備）等文（均收入《落帆樓文集》）。
他們開始擺脫乾嘉學派煩瑣考據的局限，首重于經世緻用，尤為重要的是開啟了晚清學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風氣，對此後元史研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第三節 鴉片戰争後的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 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的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緻力于邊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經世緻用之效。
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鄰境外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時代最重要，如梁啟超所說：“大抵道鹹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并發展，如骖之有靳，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間競言訓诂音韻焉。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另一方面，出于認識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漢文者逐漸增多，中國學者從中了解到前人未詳的元代西北宗藩國的曆史，并且知道域外還有許多元史史料可補中國史料之缺，于是開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漸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魏源與《元史新編》最早利用境外資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魏源（1794&mdash1857）。
他與龔自珍同以講求經世之學聞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聖武記》中對新疆、蒙古給予了特别的重視。
1841年，林則徐将自己主持譯編的《四洲志》囑托他擴充改編為《海國圖志》。
在編撰此書時，他讀了許多外國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遠徼皆西北接鄂羅斯、西南連五印度，與今西洋夷接壤”（《拟進呈<元史新編>表》），疆域甚廣，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
鑒于舊《元史》的疏漏，他在編成《海國圖志》後，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西域事則補充以外國書中資料，著成《元史新編》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
後其族孫魏光焘覓得原稿，托鄒代過、歐陽俌校定，到1905年才完成、刊行。
其書本紀14卷，世祖以下襲用邵遠平《元史類編》；志32卷，表7卷，其中《藝文志》、《氏族表》全取錢大昕書；列傳40卷，按開國、世祖、中葉、元末四個時期人物主要事迹分類編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國》、《太宗憲宗平服各國》、《中統以來屢朝平服諸藩》諸傳，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廣。
其所補充外國資料主要在這些傳中，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鄒代過也盛贊其“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堕雲霧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編跋》）。
其實魏源所見外國之書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士《地理備考》），沒有什麼史料價值，不過他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并首創西北諸傳，其“開榛莽而啟津途”之功仍不可沒。
其他西北史地與元史學者的成就同時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學著名的學者還有張穆（1805&mdash1849）和何秋濤（1824&mdash1862）。
張穆應祁巂藻之請複核其父祁韻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覺得應有地志與之“相輔而行”，遂著《蒙古遊牧記》16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參證。
書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濤整理、補充而成，1859年刊行。
張穆還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秘史》總譯部分，與他本校勘後刊入《連筠簃叢書》，使之得以廣泛流通。
何秋濤亦究心時務，以為俄羅斯地與我國北境相近，和邊防關系甚大，而未有專書論述，乃采官私載籍著《北徼彙編》，初僅6卷，後複廣泛搜羅有關俄羅斯和新疆、蒙古、東北三邊區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擴編為80卷，1858年進呈，鹹豐帝賜名《朔方備乘》。
其中與元史有關者有曆代北徼諸國、諸王、将帥傳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
何氏還在張穆協助下出了《聖武親征錄校正》。
張、何以後，清末民國初，從事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時稱“道鹹時學”）的學者更多，他們中在元史方面貢獻大者有李文田、洪鈞、丁謙、柯劭忞、屠寄等。
李文田（1834&mdash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卷（據《連筠簃叢書》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釋史事、部族、地理、人物。
由于所據的僅是不完全的總譯，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語言，而頗多錯誤，但在提供考證資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作為第一部《秘史》注釋①，它在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
當時著名學者文廷式（1856&mdash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為李注書增補了許多有價值的眉注。
李文田編撰的其他元史書有《西遊錄注》、《聖武親征錄校正》、《和林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