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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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待三史的基本原則，它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統屬的曆史狀況，也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具有進步意義。
三史的具體工作，以歐陽玄出力最多，他從選擇史官、彙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親撰論、贊、表、奏等，貢獻最多。
康裡人鐵木兒塔識，擔任三史總裁官，“多所協贊”；修史官中有畏兀兒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漢名劉伯溫），哈剌魯人伯顔，唐兀人斡玉倫徒、餘阙，欽察人泰不華等少數民族史家，這是二十四史編撰隊伍中所僅見的。
三史按曆代正史體例，但各有自己特色。
如《遼史》有《營衛志》為各史所無，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戶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組織等史料；《遼史》又有《部族表》，将與遼有關的周邊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況列入年表中，這是創舉；《金史》本紀第一卷《世紀》，記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為《世紀補》，記追尊諸帝，也有其特點。
遼、金二史各附有《國語解》一卷，将契丹、女真兩族有關的官制、人事、物産、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稱，加以注釋。
《國語解》不僅是閱讀遼、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據。
三史在編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一人兩傳、紀傳不符、譯名不一、各史互異、傳聞之誤等，《宋史》則顯得繁蕪，其卷帙浩繁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學著作元代私家史學著作十分豐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資治通鑒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蘇天爵的《國朝名臣事略》最為著名。
胡三省（1230&mdash1302），字身之，天台（今屬浙江）人。
南宋亡後，他隐居山中，繼續《資治通鑒》的注釋工作。
從南宋寶祐丙辰（1256）開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書”，以《資治通鑒音義》、《釋文》各本乖異，刊正《廣注》97卷，著《論》10卷，臨安失陷後，書稿散失。
在隐居期間“複購得他本為之诠，始以考異及所诠者散入《通鑒》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随目錄所書而附注焉。
迄乙酉（1285）冬，乃克徹編。
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
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還之，著《辨誤》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
胡三省的注釋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同時又充滿了民族感情。
他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對故國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諷今地抨擊元朝的統治。
馬端臨（1254&mdash1323），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
他是南宋右相馬廷鸾之子，宋亡後隐居不仕。
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門類分得過寬，且隻寫到天寶年間。
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獻通考》348卷。
《通考》共分二十四門，即：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祀、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
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門為《通典》所無，其餘十九門則在《通典》基礎上離析其門類，加以充實而成。
凡天寶以前史實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續編。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lsquo文&rsquo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俾宜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lsquo獻&rsquo也。
其載諸名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本當者，研讀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可見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嚴肅，而且對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文獻通考》是《通典》的進一步豐富和擴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國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蘇天爵（1294&mdash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文宗天曆間完成《國朝名臣事略》15卷。
他根據諸家文集中有關元朝開國功臣、文臣、武将、學者的碑文、墓志、行狀、家傳及其他材料，編成木華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
其編纂方法頗為創新，将上述資料按年按事選輯，分段注明出處，取詳去簡，删除重複及蕪詞，使之完整成傳。
每傳前有提要，概述傳主氏族、籍貫、簡曆、年歲等，傳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書可補充的，也用小字注出。
該書取材有據，引文達一百三十餘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幹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價值。
蘇天爵還編有《元文類》70卷，收錄元代名家詩、文八百餘篇。
譯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躍的時代。
在人們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語言進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視雙語教育。
一方面要使少數民族本民族語言不緻“斷絕”；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數民族盡量掌握漢語，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頒行之後，在諸路置蒙古字學。
八年，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從随朝官員、怯薛台、蒙古漢人官員家，選子弟俊秀者入學。
命翰林院譯《通鑒節要》為蒙古字習學。
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過回回譯史的中書省右丞麥術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
這時一二個人好生的理會得存，我則些少理會得。
咱每後底這文書莫不則那般斷絕了去也麼？教學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準。
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條格》卷五《亦思替非文書》。
回回國子監學，從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選取生員。
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
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學培養了大量政府部門中的譯史，為各族之間溝通語言起了不少作用。
元朝統治者也非常重視蒙古、色目人掌握漢語。
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學，真金太子問其讀何書，阿八赤以蒙古書對，真金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
”（《元史·裕宗傳》）順帝子愛獻識理達臘初學畏兀體蒙古字，後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經訓義》、《大寶龜鑒》等漢文書，他善書法，也善詩。
為适應各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湧現了一批文字學家和翻譯家。
汪古人馬祖常将《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翻譯為蒙古文（《元史·馬祖常傳》）。
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國曆史典故，曾譯《貞觀政要》、《帝範》為蒙古文，又譯蒙古文《脫蔔赤顔》為《聖武開天紀》、《太宗平金始末》為漢文（《元史·察罕傳》）。
漢人鮑信卿是著名的蒙文專家，元貞初曾選編史傳中的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為《雜目》，又編蒙古、畏兀兒語法為《貫通集》、《聯珠集》、《選玉集》等①。
①王祎：《鮑信卿傳》，《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三史的具體工作，以歐陽玄出力最多，他從選擇史官、彙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親撰論、贊、表、奏等，貢獻最多。
康裡人鐵木兒塔識，擔任三史總裁官，“多所協贊”；修史官中有畏兀兒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漢名劉伯溫），哈剌魯人伯顔，唐兀人斡玉倫徒、餘阙，欽察人泰不華等少數民族史家，這是二十四史編撰隊伍中所僅見的。
三史按曆代正史體例，但各有自己特色。
如《遼史》有《營衛志》為各史所無，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戶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組織等史料；《遼史》又有《部族表》，将與遼有關的周邊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況列入年表中，這是創舉；《金史》本紀第一卷《世紀》，記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為《世紀補》，記追尊諸帝，也有其特點。
遼、金二史各附有《國語解》一卷，将契丹、女真兩族有關的官制、人事、物産、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稱，加以注釋。
《國語解》不僅是閱讀遼、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據。
三史在編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一人兩傳、紀傳不符、譯名不一、各史互異、傳聞之誤等，《宋史》則顯得繁蕪，其卷帙浩繁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學著作元代私家史學著作十分豐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資治通鑒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蘇天爵的《國朝名臣事略》最為著名。
胡三省（1230&mdash1302），字身之，天台（今屬浙江）人。
南宋亡後，他隐居山中，繼續《資治通鑒》的注釋工作。
從南宋寶祐丙辰（1256）開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書”，以《資治通鑒音義》、《釋文》各本乖異，刊正《廣注》97卷，著《論》10卷，臨安失陷後，書稿散失。
在隐居期間“複購得他本為之诠，始以考異及所诠者散入《通鑒》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随目錄所書而附注焉。
迄乙酉（1285）冬，乃克徹編。
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
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還之，著《辨誤》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
胡三省的注釋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同時又充滿了民族感情。
他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對故國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諷今地抨擊元朝的統治。
馬端臨（1254&mdash1323），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
他是南宋右相馬廷鸾之子，宋亡後隐居不仕。
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門類分得過寬，且隻寫到天寶年間。
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獻通考》348卷。
《通考》共分二十四門，即：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祀、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
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門為《通典》所無，其餘十九門則在《通典》基礎上離析其門類，加以充實而成。
凡天寶以前史實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續編。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lsquo文&rsquo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俾宜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lsquo獻&rsquo也。
其載諸名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本當者，研讀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可見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嚴肅，而且對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文獻通考》是《通典》的進一步豐富和擴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國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蘇天爵（1294&mdash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文宗天曆間完成《國朝名臣事略》15卷。
他根據諸家文集中有關元朝開國功臣、文臣、武将、學者的碑文、墓志、行狀、家傳及其他材料，編成木華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
其編纂方法頗為創新，将上述資料按年按事選輯，分段注明出處，取詳去簡，删除重複及蕪詞，使之完整成傳。
每傳前有提要，概述傳主氏族、籍貫、簡曆、年歲等，傳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書可補充的，也用小字注出。
該書取材有據，引文達一百三十餘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幹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價值。
蘇天爵還編有《元文類》70卷，收錄元代名家詩、文八百餘篇。
譯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躍的時代。
在人們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語言進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視雙語教育。
一方面要使少數民族本民族語言不緻“斷絕”；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數民族盡量掌握漢語，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頒行之後，在諸路置蒙古字學。
八年，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從随朝官員、怯薛台、蒙古漢人官員家，選子弟俊秀者入學。
命翰林院譯《通鑒節要》為蒙古字習學。
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過回回譯史的中書省右丞麥術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
這時一二個人好生的理會得存，我則些少理會得。
咱每後底這文書莫不則那般斷絕了去也麼？教學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準。
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條格》卷五《亦思替非文書》。
回回國子監學，從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選取生員。
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
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學培養了大量政府部門中的譯史，為各族之間溝通語言起了不少作用。
元朝統治者也非常重視蒙古、色目人掌握漢語。
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學，真金太子問其讀何書，阿八赤以蒙古書對，真金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
”（《元史·裕宗傳》）順帝子愛獻識理達臘初學畏兀體蒙古字，後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經訓義》、《大寶龜鑒》等漢文書，他善書法，也善詩。
為适應各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湧現了一批文字學家和翻譯家。
汪古人馬祖常将《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翻譯為蒙古文（《元史·馬祖常傳》）。
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國曆史典故，曾譯《貞觀政要》、《帝範》為蒙古文，又譯蒙古文《脫蔔赤顔》為《聖武開天紀》、《太宗平金始末》為漢文（《元史·察罕傳》）。
漢人鮑信卿是著名的蒙文專家，元貞初曾選編史傳中的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為《雜目》，又編蒙古、畏兀兒語法為《貫通集》、《聯珠集》、《選玉集》等①。
①王祎：《鮑信卿傳》，《王忠文公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