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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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寫本增補了國外刊本所無的四十多頁，尤有價值；其注釋參閱了多種藏文史料，注明出處，便于查檢。
此書已由陳慶英、周潤年譯為漢文。
整理出版或譯成漢文的其他藏文史籍還有《青史》、《漢藏史集》（有陳慶英漢譯本）、《智者喜宴》、《薩迦世系》、《朗氏宗譜》、《佛教史大寶藏論》（即《布頓佛教史》、郭和卿漢譯本）、《西藏王臣記》（郭和卿漢譯本）、《新紅史》（黃颢漢文譯注）、《蒙古佛教史》（陳慶，英、烏力吉據藏、蒙文兩種本子合譯）等。
藏學家王堯發表《山東長清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對這通在内地發現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兒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兒文（回鹘文）碑刻、文書存世者也有不少。
五十年代馮家升發表《元代畏兀兒文契約二種》和《回鹘文斌通（善斌）賣身契約三種》二文，是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
此後，耿世民對多種文書、碑刻作了研究，相繼發表《幾件回鹘文文書譯釋》、《回鹘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
劉迎勝、卡哈爾進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勳碑，發表了新的校勘和譯注。
在中國各地還發現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發現者最多。
五十年代吳文良曾編有《泉州宗教石刻》一書，1984年又出版了陳達生編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集各類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銘，有圖版、原文及漢、英譯文。
域外史料在翁獨健的倡導和組織下，域外史料的翻譯取得很大成績。
與《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濟據英譯本譯出，後者由餘大鈞、周建奇據俄譯本譯出，均經翁獨健審校。
這兩種具有相當高水平的漢譯本的出版，實現了史學界多年的願望，對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還有不少。
韓、翁、邵等前輩學者曾提出，要創造條件，積極開展直接用這些史料原文與漢、蒙文史料互校互證，并出版從原文翻譯過來的本子。
現在已經有一些學者具備了這個條件，正陸續出成果，如劉迎勝研究察合台汗國史的多篇論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資料，華濤将劄馬勒·哈兒昔的《蘇拉赫辭典補編》的阿拉伯原文節錄本譯為漢文，馬金鵬據阿拉伯文本譯出《伊本巴圖泰行記》。
其他文字史料的譯本還有何高濟譯的《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行錄》（據英譯本），呂浦譯、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記》（含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及孟特戈維諾等信件，據道森編英譯本），耿升、何高濟譯的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據英、法文譯本）。
蒙元史外文史料語種很多，要全面翻譯過來還有很大距離，不僅需要懂這些語文，還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訓練，個别譯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為專業知識不足之故。
第三節 通論性著作和工具書的編撰 一般中國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較薄弱，這主要是因為元史難點多，若非專家執筆，難免左支右绌。
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寫的《中國通史》第七冊和由陳高華執筆的《中國史稿》第五冊元史部分則以嶄新面貌呈現于讀者之前。
兩書都是建立在堅實的專門研究基礎上的綜合貫通著作，各有特點。
《通史》篇幅較大，故許多方面能展開論述，尤其對元代各項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邊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詳細、精辟的考述。
《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簡約明快為特點，精擇典型史料講清史實，闡明論點，其社會經濟一章為作者最專長領域，尤顯精采。
兩書都有不少獨到見解。
韓儒林主編，陳得芝、邱樹森、丁國範、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冊）是一部較大型的斷代史專著，對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論述，其特點一是能廣泛吸收國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關論著所在，便于讀者作進一步研究時查閱，這是綜合性著作應該做到的；二是在若幹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引證中外史料較為豐富，并對許多名物制度和史實作了必要的考證，能就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本書被認為“大體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元史研究水平”。
此外，邱樹森、黃時鑒分别出版了簡明的《元朝史話》。
台灣李則芬出了一部四冊的《元史新講》。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元史》分冊（韓儒林主編，1985） 和《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編，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書。
兩書都是我國元史專業研究者的集體工作成果。
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條，包括人物、制度、經濟、文化、中外關系、史籍各方面，釋文較詳，并有一條元朝史總述，可作為研究元史的入門書。
後者條目3000條，包羅甚全，釋文簡明準确，知識量相當大。
此外，陸峻嶺編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周清澍編的《元人文集版本目錄》，方齡貴編的《元朝秘史通檢》，都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第四節 政治史研究 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
研究成吉思汗的論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韓儒林、楊志玖、亦鄰真、周良霄所撰諸文。
他們都深入論析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國家的曆史背景及其對蒙古民族形成與發展的貢獻，并探讨了蒙古統治者進行征服戰争的原因和影響，在指出征服戰争給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帶來危害的同時，從曆史發展角度作了分析，認為蒙古滅夏、滅金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統一和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西征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
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證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證據考定為1162年，否定了1155年或1167年之說。
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陸峻嶺、何高濟合撰的《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争》和楊志玖、劉迎勝關于“定宗征拔都”記載的闡釋，都結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後蒙古統治集團圍繞汗位争奪不斷發生的或明或暗的鬥争。
蔡美彪《脫列哥那後史事考辨》據漢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應是太宗六皇後，訂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後說，并論析了她與耶律楚材、鎮海等大臣的關系和在蒙古國政務中的作用。
對失吉忽秃忽、鎮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學者作了專題研究，尤以對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較深入，有韓儒林、餘大鈞所撰論文和黃時鑒寫的傳記。
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詳細考述了開國功臣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後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當完備的世系、仕進等表。
蒙金戰争時期，中原各地出現了一批地方武裝頭目，蒙古統治者在他們歸降後即命為世襲管領本境軍民長官，形成類似藩鎮的大小“世侯。
到何之撰《關于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分地區考察了地方武裝勢力的興起、歸向和在蒙古統治下的地位與作用。
孫克寬分别論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張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時代向來是蒙元史研究的重點。
總論其一生功業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論忽必烈》和《忽必烈》傳記（1986）。
專題的研究涉及許多方面。
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對其藩府侍臣、謀士班子的集結過程和不同類型作了細緻分析。
這些人物多是後來輔佐他立國中原，“遵用漢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劉秉忠、廉希憲、郝經等都有學者寫過專論。
陳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與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漢地控制權和統治方針上的矛盾與分歧，以及因此引發的阿蘭答兒鈎考事件。
白鋼、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與阿裡不哥争奪汗位的鬥争，都認為獲得漢族地主階級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優勢，是他得以戰勝阿裡不哥的主要原因。
關于李璮叛亂事件，孫克寬、周良霄等作了專題研究，周撰《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指出這一事件對忽必烈政策的變化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從此懷疑漢人的忠誠而轉向重用西域人。
其他中外學者也多持這一看法。
關于忽必烈與海都、都哇的戰争，劉迎勝發表多篇論文，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記載相比勘，對史事作了詳細考述。
關于以乃顔為首的東道諸王之亂，主要有姚大力、葉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證戰事地理尤詳。
有關忽必烈行“漢法”的論文很多，以姚從吾的研究最為詳盡。
論者多充分肯定行“漢法”的進步作用，同時也指出其局限性（為維護蒙古貴族特殊權益保存了許多蒙古舊制），白鋼《關于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曆史考察》一文尤其強調後一方面。
對其重用阿合馬等“聚斂之臣”理财，多數學者仍持傳統的批判态度，認為阻抑了漢法，加重了剝削。
蕭啟慶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勢的原因、漢人的态度和對元代政治的影響。
丁國範、黃時鑒先後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為代表的漢法派與權臣阿合馬的鬥争。
有關蒙夏、蒙金、蒙（元）宋戰争的研究，以後者成果最豐富，先後出了三部著作：陳世松、匡裕徹、朱清華、李鵬貴合著的《宋元戰争史》（1988），李天鳴的《宋元戰史》（台灣，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關系史》（1992）。
專題研究比較重要的有陳高華的《早期宋蒙關系與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關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專題研究不多。
蕭功秦《論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和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對忽必烈以後統治上層各派勢力争奪皇位的鬥争作
此書已由陳慶英、周潤年譯為漢文。
整理出版或譯成漢文的其他藏文史籍還有《青史》、《漢藏史集》（有陳慶英漢譯本）、《智者喜宴》、《薩迦世系》、《朗氏宗譜》、《佛教史大寶藏論》（即《布頓佛教史》、郭和卿漢譯本）、《西藏王臣記》（郭和卿漢譯本）、《新紅史》（黃颢漢文譯注）、《蒙古佛教史》（陳慶，英、烏力吉據藏、蒙文兩種本子合譯）等。
藏學家王堯發表《山東長清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對這通在内地發現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兒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兒文（回鹘文）碑刻、文書存世者也有不少。
五十年代馮家升發表《元代畏兀兒文契約二種》和《回鹘文斌通（善斌）賣身契約三種》二文，是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
此後，耿世民對多種文書、碑刻作了研究，相繼發表《幾件回鹘文文書譯釋》、《回鹘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
劉迎勝、卡哈爾進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勳碑，發表了新的校勘和譯注。
在中國各地還發現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發現者最多。
五十年代吳文良曾編有《泉州宗教石刻》一書，1984年又出版了陳達生編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集各類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銘，有圖版、原文及漢、英譯文。
域外史料在翁獨健的倡導和組織下，域外史料的翻譯取得很大成績。
與《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濟據英譯本譯出，後者由餘大鈞、周建奇據俄譯本譯出，均經翁獨健審校。
這兩種具有相當高水平的漢譯本的出版，實現了史學界多年的願望，對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還有不少。
韓、翁、邵等前輩學者曾提出，要創造條件，積極開展直接用這些史料原文與漢、蒙文史料互校互證，并出版從原文翻譯過來的本子。
現在已經有一些學者具備了這個條件，正陸續出成果，如劉迎勝研究察合台汗國史的多篇論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資料，華濤将劄馬勒·哈兒昔的《蘇拉赫辭典補編》的阿拉伯原文節錄本譯為漢文，馬金鵬據阿拉伯文本譯出《伊本巴圖泰行記》。
其他文字史料的譯本還有何高濟譯的《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行錄》（據英譯本），呂浦譯、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記》（含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及孟特戈維諾等信件，據道森編英譯本），耿升、何高濟譯的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據英、法文譯本）。
蒙元史外文史料語種很多，要全面翻譯過來還有很大距離，不僅需要懂這些語文，還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訓練，個别譯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為專業知識不足之故。
第三節 通論性著作和工具書的編撰 一般中國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較薄弱，這主要是因為元史難點多，若非專家執筆，難免左支右绌。
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寫的《中國通史》第七冊和由陳高華執筆的《中國史稿》第五冊元史部分則以嶄新面貌呈現于讀者之前。
兩書都是建立在堅實的專門研究基礎上的綜合貫通著作，各有特點。
《通史》篇幅較大，故許多方面能展開論述，尤其對元代各項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邊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詳細、精辟的考述。
《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簡約明快為特點，精擇典型史料講清史實，闡明論點，其社會經濟一章為作者最專長領域，尤顯精采。
兩書都有不少獨到見解。
韓儒林主編，陳得芝、邱樹森、丁國範、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冊）是一部較大型的斷代史專著，對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論述，其特點一是能廣泛吸收國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關論著所在，便于讀者作進一步研究時查閱，這是綜合性著作應該做到的；二是在若幹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引證中外史料較為豐富，并對許多名物制度和史實作了必要的考證，能就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本書被認為“大體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元史研究水平”。
此外，邱樹森、黃時鑒分别出版了簡明的《元朝史話》。
台灣李則芬出了一部四冊的《元史新講》。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元史》分冊（韓儒林主編，1985） 和《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編，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書。
兩書都是我國元史專業研究者的集體工作成果。
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條，包括人物、制度、經濟、文化、中外關系、史籍各方面，釋文較詳，并有一條元朝史總述，可作為研究元史的入門書。
後者條目3000條，包羅甚全，釋文簡明準确，知識量相當大。
此外，陸峻嶺編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周清澍編的《元人文集版本目錄》，方齡貴編的《元朝秘史通檢》，都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第四節 政治史研究 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
研究成吉思汗的論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韓儒林、楊志玖、亦鄰真、周良霄所撰諸文。
他們都深入論析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國家的曆史背景及其對蒙古民族形成與發展的貢獻，并探讨了蒙古統治者進行征服戰争的原因和影響，在指出征服戰争給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帶來危害的同時，從曆史發展角度作了分析，認為蒙古滅夏、滅金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統一和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西征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
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證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證據考定為1162年，否定了1155年或1167年之說。
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陸峻嶺、何高濟合撰的《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争》和楊志玖、劉迎勝關于“定宗征拔都”記載的闡釋，都結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後蒙古統治集團圍繞汗位争奪不斷發生的或明或暗的鬥争。
蔡美彪《脫列哥那後史事考辨》據漢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應是太宗六皇後，訂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後說，并論析了她與耶律楚材、鎮海等大臣的關系和在蒙古國政務中的作用。
對失吉忽秃忽、鎮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學者作了專題研究，尤以對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較深入，有韓儒林、餘大鈞所撰論文和黃時鑒寫的傳記。
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詳細考述了開國功臣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後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當完備的世系、仕進等表。
蒙金戰争時期，中原各地出現了一批地方武裝頭目，蒙古統治者在他們歸降後即命為世襲管領本境軍民長官，形成類似藩鎮的大小“世侯。
到何之撰《關于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分地區考察了地方武裝勢力的興起、歸向和在蒙古統治下的地位與作用。
孫克寬分别論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張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時代向來是蒙元史研究的重點。
總論其一生功業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論忽必烈》和《忽必烈》傳記（1986）。
專題的研究涉及許多方面。
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對其藩府侍臣、謀士班子的集結過程和不同類型作了細緻分析。
這些人物多是後來輔佐他立國中原，“遵用漢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劉秉忠、廉希憲、郝經等都有學者寫過專論。
陳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與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漢地控制權和統治方針上的矛盾與分歧，以及因此引發的阿蘭答兒鈎考事件。
白鋼、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與阿裡不哥争奪汗位的鬥争，都認為獲得漢族地主階級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優勢，是他得以戰勝阿裡不哥的主要原因。
關于李璮叛亂事件，孫克寬、周良霄等作了專題研究，周撰《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指出這一事件對忽必烈政策的變化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從此懷疑漢人的忠誠而轉向重用西域人。
其他中外學者也多持這一看法。
關于忽必烈與海都、都哇的戰争，劉迎勝發表多篇論文，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記載相比勘，對史事作了詳細考述。
關于以乃顔為首的東道諸王之亂，主要有姚大力、葉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證戰事地理尤詳。
有關忽必烈行“漢法”的論文很多，以姚從吾的研究最為詳盡。
論者多充分肯定行“漢法”的進步作用，同時也指出其局限性（為維護蒙古貴族特殊權益保存了許多蒙古舊制），白鋼《關于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曆史考察》一文尤其強調後一方面。
對其重用阿合馬等“聚斂之臣”理财，多數學者仍持傳統的批判态度，認為阻抑了漢法，加重了剝削。
蕭啟慶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勢的原因、漢人的态度和對元代政治的影響。
丁國範、黃時鑒先後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為代表的漢法派與權臣阿合馬的鬥争。
有關蒙夏、蒙金、蒙（元）宋戰争的研究，以後者成果最豐富，先後出了三部著作：陳世松、匡裕徹、朱清華、李鵬貴合著的《宋元戰争史》（1988），李天鳴的《宋元戰史》（台灣，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關系史》（1992）。
專題研究比較重要的有陳高華的《早期宋蒙關系與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關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專題研究不多。
蕭功秦《論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和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對忽必烈以後統治上層各派勢力争奪皇位的鬥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