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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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突及其混合，混合後元代社會階級之實況，元末革命及元代階級制度之崩潰。
作者認為階級形态之決定力實為經濟關系，故元代之種族階級制日漸被經濟勢力“潛移”，但終未能根本破壞。
雖然所用“種族階級”、“經濟階級”二名未必妥當，但建立這一觀點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
《實況》是本書主體部分，分為貴族官僚僧侶地主富商聯合組成之上層階級、各種戶計之中間階級、奴隸與佃戶組成之下層階級三類。
1962年作者在此書重版的前言中對這種劃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過此書是以例證資料豐富見長，分析欠當并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
這篇前言還對元史上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新的看法，如認為元代階級的矛盾與民族矛盾基本一緻，不能說那一種是主要矛盾。
吳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譽，其有關元史的著述都是與明朝的興起相聯系的元末農民起義及其曆史背景&mdash&mdash元代社會、政治狀況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研究。
1936年他連續發表了《元代之社會》、《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元明兩代之匠戶》三文，1939年發表《投下考》。
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提出大明國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說。
他認為元末紅軍宣傳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韓林兒既稱小明王，則韓山童必自稱大明王，其徒衆亦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紅軍，為迎合民心，故用“明”為國号。
此說曾長期為史學界所采納，影響頗大，近年才受到質疑。
1946年，又發表《元史·食貨志·鈔法補》。
以上諸文皆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二卷（1986）。
其名著《朱元璋傳》對元末社會與農民起義也有詳細論述。
其他不同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也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蒙元史論文。
唐長孺著有《巴而術阿而的惕斤傳譯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蒙古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等，後文對前四汗時期中書省和燕京行尚書省的職掌、官稱作了考證，指出太宗時的所謂中書省、尚書省“實為漢人習慣上之稱謂。
中書為治漢回文書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必阇赤；尚書省為治漢地财賦及刑政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劄魯火赤”。
這無疑是确切不易之論。
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陝西四川行省沿革考》。
元初行省因事而設，置罷分合無常，治所屢易，名稱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誤。
譚文搜集紀傳及其他資料加以考定，理清了兩省建置變易的年代和名稱。
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達達路和開元路》，訂正了《元史》所載“合蘭府水達達路”之誤，考述了兩路的設置年代的轄境。
三十年代，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受到重視，這與當時進行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有關。
除上述蒙思明、吳晗的著作外，陶希聖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猶太人的高利貸與頭口搜索》（按：作者誤以“斡脫”為猶太）、《元代佛寺田園及商店》、《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等文，鞠清遠撰有《元代的寺産》、《元代系官匠戶研究》及補篇等。
全漢升所撰《元代的紙币》一文，以豐富的資料論析了鈔法的演變和崩壞，有較高參考價值。
楊志玖于三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元史研究。
其時他先後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當研究生，師從向達、姚從吾，選擇了元代回回人作為研究課題，寫成論文《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沖突》（未刊），并相繼發表《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賽典赤贍思丁生年問題》、《元代回漢通婚常例》等文。
據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間對回鹘的諧音俗稱，十三世紀前期的漢文文獻裡，它與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稱西域民族，這是因為回鹘西遷的地域很廣，而且在人種、語言上與中亞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
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東來，人們知道了回鹘人與其西面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須加以分别，于是至遲在元世祖時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專稱伊斯蘭教徒，而稱回鹘人則用新譯名（畏兀兒或畏吾兒）取代這一唐時的舊譯，從此确定下來。
不過文人筆下仍常混用舊名，所以《元史》中還能見到稱回回人為回鹘（回纥）的情況。
在搜集回回人資料時，他發現了《經世大典·站赤》著錄的一個文件，記載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魯渾大王處事，三人的名字與《馬可波羅行記》所述同行西還的阿魯渾汗三使者完全一樣；同時，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魯渾遣使來元求婚于故妃親族，使者帶回闊闊真公主及大汗禮物的記載。
他将新發現的史料與西方史料相參證，推斷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應為1291年初，撰寫了《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發表在1941年的《文史雜志》上。
此文的意義不僅在于上述準确的考證，更在于證明了馬可波羅的記載及其經曆的真實性。
四十年代他發表的重要論文還有《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
五十年代以來，他主要在元回回人問題、馬可波羅問題、探馬赤軍問題三個方面作了研究，發表論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論文集《元史三論》，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對元史上的若幹問題作了研究，如王崇武關于朱元璋和元末紅巾軍的幾篇論文，劉銘恕關于色目人的起源、戶口青冊等問題的論文，以及文獻學家、科技史家、文學史家所寫的各方面專題論文，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作者認為階級形态之決定力實為經濟關系，故元代之種族階級制日漸被經濟勢力“潛移”，但終未能根本破壞。
雖然所用“種族階級”、“經濟階級”二名未必妥當，但建立這一觀點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
《實況》是本書主體部分，分為貴族官僚僧侶地主富商聯合組成之上層階級、各種戶計之中間階級、奴隸與佃戶組成之下層階級三類。
1962年作者在此書重版的前言中對這種劃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過此書是以例證資料豐富見長，分析欠當并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
這篇前言還對元史上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新的看法，如認為元代階級的矛盾與民族矛盾基本一緻，不能說那一種是主要矛盾。
吳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譽，其有關元史的著述都是與明朝的興起相聯系的元末農民起義及其曆史背景&mdash&mdash元代社會、政治狀況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研究。
1936年他連續發表了《元代之社會》、《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元明兩代之匠戶》三文，1939年發表《投下考》。
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提出大明國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說。
他認為元末紅軍宣傳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韓林兒既稱小明王，則韓山童必自稱大明王，其徒衆亦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紅軍，為迎合民心，故用“明”為國号。
此說曾長期為史學界所采納，影響頗大，近年才受到質疑。
1946年，又發表《元史·食貨志·鈔法補》。
以上諸文皆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二卷（1986）。
其名著《朱元璋傳》對元末社會與農民起義也有詳細論述。
其他不同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也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蒙元史論文。
唐長孺著有《巴而術阿而的惕斤傳譯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蒙古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等，後文對前四汗時期中書省和燕京行尚書省的職掌、官稱作了考證，指出太宗時的所謂中書省、尚書省“實為漢人習慣上之稱謂。
中書為治漢回文書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必阇赤；尚書省為治漢地财賦及刑政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劄魯火赤”。
這無疑是确切不易之論。
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陝西四川行省沿革考》。
元初行省因事而設，置罷分合無常，治所屢易，名稱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誤。
譚文搜集紀傳及其他資料加以考定，理清了兩省建置變易的年代和名稱。
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達達路和開元路》，訂正了《元史》所載“合蘭府水達達路”之誤，考述了兩路的設置年代的轄境。
三十年代，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受到重視，這與當時進行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有關。
除上述蒙思明、吳晗的著作外，陶希聖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猶太人的高利貸與頭口搜索》（按：作者誤以“斡脫”為猶太）、《元代佛寺田園及商店》、《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等文，鞠清遠撰有《元代的寺産》、《元代系官匠戶研究》及補篇等。
全漢升所撰《元代的紙币》一文，以豐富的資料論析了鈔法的演變和崩壞，有較高參考價值。
楊志玖于三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元史研究。
其時他先後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當研究生，師從向達、姚從吾，選擇了元代回回人作為研究課題，寫成論文《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沖突》（未刊），并相繼發表《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賽典赤贍思丁生年問題》、《元代回漢通婚常例》等文。
據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間對回鹘的諧音俗稱，十三世紀前期的漢文文獻裡，它與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稱西域民族，這是因為回鹘西遷的地域很廣，而且在人種、語言上與中亞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
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東來，人們知道了回鹘人與其西面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須加以分别，于是至遲在元世祖時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專稱伊斯蘭教徒，而稱回鹘人則用新譯名（畏兀兒或畏吾兒）取代這一唐時的舊譯，從此确定下來。
不過文人筆下仍常混用舊名，所以《元史》中還能見到稱回回人為回鹘（回纥）的情況。
在搜集回回人資料時，他發現了《經世大典·站赤》著錄的一個文件，記載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魯渾大王處事，三人的名字與《馬可波羅行記》所述同行西還的阿魯渾汗三使者完全一樣；同時，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魯渾遣使來元求婚于故妃親族，使者帶回闊闊真公主及大汗禮物的記載。
他将新發現的史料與西方史料相參證，推斷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應為1291年初，撰寫了《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發表在1941年的《文史雜志》上。
此文的意義不僅在于上述準确的考證，更在于證明了馬可波羅的記載及其經曆的真實性。
四十年代他發表的重要論文還有《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
五十年代以來，他主要在元回回人問題、馬可波羅問題、探馬赤軍問題三個方面作了研究，發表論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論文集《元史三論》，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對元史上的若幹問題作了研究，如王崇武關于朱元璋和元末紅巾軍的幾篇論文，劉銘恕關于色目人的起源、戶口青冊等問題的論文，以及文獻學家、科技史家、文學史家所寫的各方面專題論文，都有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