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宗教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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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
元朝政府公文中有關伊斯蘭教的專用詞彙，亦有相當一部分是波斯語辭，如答失蠻（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疊裡威失（darvish，指蘇菲派托缽僧，與之相應的阿拉伯語為faqir，未見于元代漢籍）、納麻思（波斯語namaz譯言禮拜，相應的阿拉伯語為salat，亦未見于漢文史籍）等②。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穆斯林經濟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
入華的回回人很早便開始建寺。
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國沿海地區，入元以後，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來越多。
目前中國最古的清真寺是廣州的懷聖寺。
大食人蘇萊曼公元九世紀中葉到廣州時，已看到那裡有清真寺。
南宋嶽珂10歲居廣州時（十二世紀末），懷聖寺已立于珠江邊。
元至①見《秘書監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②《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324。
③見田坂興道：《伊斯蘭之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頁773，東京，1964年。
①參見沙畹：《蒙古時代漢诏令碑銘及文書》第21件，《通報》，1908年，頁307&mdash309；伯希和：《中國的阿拉伯文古碑銘》，《亞洲雜志》，1913年。
②見田坂興道：《伊斯蘭之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頁1251&mdash1260，東京，1964年。
正十年（1350）所立之《重建懷聖寺之記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③。
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較多的地方，據那裡的“聖友之寺”大門甬道北面石牆上的阿拉伯文題記記載，此寺建于回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mdash1010）；據泉州《重立清淨寺碑》記載，清淨寺始建于南宋紹興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
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縣）《重建禮拜記》曰：“今近而京城，遠而諸路，其寺萬餘，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禮。
”①其辭雖有誇張之處，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蘭教徒的建寺活動遍于全國的事實。
上述廣州懷聖寺、泉州“聖友之寺”、清淨寺在元代都得到維修。
元末吳鑒的《重立清淨寺碑》提到，“今泉造禮拜寺增為六、七”，現今發現的泉州清真古寺遺迹除了上述“聖友之寺”和“清淨寺”以外，還有塗門外津頭埔的所謂“宋也門寺”、南門的所謂“元穆罕默德寺”、東門外東頭鄉的“元納希德重修寺”和所謂“元無名大寺”等②。
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揚州、定州、開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
俄國人柯茲洛夫等人還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額濟納旗東）發現十四世紀的禮拜寺址及波斯文殘碑③，蒙古國都城和林遺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當地的經學院④。
這些都證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進行興教建寺的活動。
元代從陸路和海路入華的回回人之間有比較明顯的區别。
自唐宋以來，不少波斯、大食商人從南海坐船來中國貿易，寄居在南方的對外貿易港。
入元以來，回回人繼續從海路入華，并定居于沿海港市。
例如至大年間重修泉州“聖友之寺”的阿合馬，即為耶路撒冷人⑤。
與從陸路入華的回回人不同，他們的文化更多地體現了阿拉伯色彩。
近數十年來在泉州發現了許多元代伊斯蘭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禮拜寺碑銘等，有相當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①。
在其他地方也發現過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蘭教文物，如廣州懷聖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銘、揚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
惟此類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
至正年間的泉州《重修清淨寺碑記》，提到了清淨寺内的四種教職：“..攝思廉（shaikhal-Islam），猶華言主教也；..益綿（Amin？Imam？），猶言主持也；沒塔完裡（Mutawalli），猶言都寺也；谟阿津（Mu&rsquoazzin），猶言唱拜也。
”②均③《廣州伊斯蘭教古迹研究》，頁5，甯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孫貫文：《重建禮拜寺記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②莊為玑、陳達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
③參見伯希和：《中國的阿拉伯文古碑銘》，《亞洲雜志》，1913年，頁179，注2。
④劉迎勝、史衛民、斯欽朝克圖：《“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簡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輯1992年。
⑤見《泉州宗教石刻》，頁21。
①參見《泉州宗教石刻》，頁1&mdash26。
②吳鑒：《重修清淨寺記》，《泉州宗教石刻》，頁22&mdash24。
為阿拉伯語的音譯，與沿陸路入華的回回人習用波斯語明顯有異。
泉州的“聖友之寺”在建築上表現出明顯的大馬士革風格，與中國境内衆多的漢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節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聶思脫裡教 基督教中最早傳入中國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經教”，又稱為景教或大秦景教。
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會議上被判為異端、後來在波斯王朝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基督教聶思脫裡派。
其教堂名為“波斯寺”③。
九世紀中葉以後，由于唐政府的取締，景教在内地趨于滅絕。
遼金時代漢人徑以原名的音譯“聶思脫裡教”稱呼之④。
元代又稱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稱。
遼金時期，景教在中國西北民族中廣泛傳播。
先後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從契丹邊地西遷中亞的渾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兒的石河地域的乃蠻部，公元840年西遷後定居在東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兒人的一部分和占據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魯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語的民族。
入元以後，在西北邊地，由于信奉聶思脫裡教的諸強部相繼為成吉思汗并滅，其部民随蒙古軍散居全國各地，它又重新傳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獻沿用在中亞流行的波斯語，稱聶思脫裡教徒為疊屑（tarsa）。
在有關聶思脫裡教的蒙古語和漢語文獻中，更經常出現的是也裡可溫一詞。
用八思巴字拼寫的該詞蒙文複數形式為Erke&rsquoud①，用指聶思脫裡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
也裡可溫的辭源尚不甚清楚②。
近代鄂爾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軀、以屍身為十字形等聶思脫裡教徒的習俗。
他們以Erkud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聶思脫裡教遺民③。
元代管領也裡可溫教門的政府機構，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從二品，“兼領馬兒·哈昔、列班、也裡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
馬兒·哈昔是叙利亞文Mar（譯言聖）hasia（譯言使徒）的音譯，是對聶思脫裡教大德（主教）的稱呼，在其他漢文史料中，它有時也被譯寫為馬裡·哈昔牙①。
列班系叙利亞文Rabban的音譯，原意為③《唐會要》卷四九，天寶四年九月诏。
④黃溍：《馬氏世譜序》，《黃金華集》卷四三。
①見《石墨镌華》卷六。
②erke&rsquoun波斯語拼寫形式作arkawun，阿兒馬尼文（亞美尼亞文）作ar-khawun。
一般認為它源于希臘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或由東羅馬皇帝支持下的東正教會的阿兒馬尼信徒傳到中國的。
③田清波：《鄂爾多斯志》，《輔仁大學學刊》卷九。
①見梁相：《大興國寺記》，《至順鎮江志》卷九；夏鼐：《兩種文字合璧的泉州也裡可溫（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師、律師，乃是對聶思脫裡僧侶的敬稱②，他們與其他宗教教士一樣，享有蠲免差發的優惠。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也裡可溫掌教司，一度達到72所。
崇福司是否被授權管領天主教的傳教活動，目前還不太清楚。
聶思脫裡教是從西北地區重新傳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區仍是聶思脫裡教徒比較集中的地區，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許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聶思脫裡主教駐節地區之一③。
當聶思脫裡教士列班掃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聖途中經過唐兀首府時，受到當地居民的熱烈迎送。
“因為唐兀居民是熱烈的信教者，他們心地純潔。
他們向兩位教士贈送各種禮物，同時也接受後者的祝福”④。
史料還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為沙蔔赫蘭（Isha&rsquo-Sabhram）⑤。
聶思脫裡教在唐兀地區的傳播頗為繁盛，據《馬可波羅行記》，在甘州、肅州、涼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間。
克烈部敗亡之後，汪古成為東方信奉聶思脫裡教的最著名的部族。
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經過的汪古居地附會為在西方傳聞已久的約翰長老之國，馬可波羅也說阿剌忽思剔吉忽裡的曾孫、當時的汪古部長闊裡吉思驸馬是約翰長老後裔。
在闊裡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甯路治的土城遺址中發掘出了十字石等聶思脫裡教的遺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個聶思脫裡派信徒的據點，似乎是東勝。
西行朝聖的聶思脫裡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東勝地區的聶思脫裡大輔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兒子。
磨古思後來被選為巴格達聶思脫裡教總主教。
闊裡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親愛不花就駐紮在東勝附近，他們曾企圖把這兩個西行的教士留在領地内。
①自汪古部居地東行至内地數日程間，也散布着不少聶思脫裡教徒。
盧勃魯克曾提及西京有聶思脫裡主教，所指當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
大同以南的平陽、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幹聶思脫裡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為基督教各派争相開展活動的地區。
聶思脫裡教徒在大都勢力頗大。
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遺址一直保留到現②《景教研究》頁894。
③在十三世紀中葉的聶思脫裡主教駐節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區。
見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頁178注。
④《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8、159。
⑤《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8、159。
①《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5。
東勝原書作Kawshang，伯希和根據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認為此處之k系t之訛。
②參見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論叢》第1輯。
③至元四年二月，“除軍、站、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儒從等戶外，诏遣官佥平陽、太原人為軍”。
見《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
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談到這裡的聶思脫裡教說，一種自稱為基督教，但其行為極端違反基督教教義的聶思脫裡教徒的勢力在這裡是如此之大，以緻他們在允許奉行另外一種儀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沒有任何餘地，他們不許傳播任何别的教義。
聶思脫裡教徒千方百計地敗壞這位教皇使臣的聲譽，甚至把他說成是偵探、騙子和謀殺者。
這種情況維持了四五年之久①。
比孟特·戈維諾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書信證實了孟特·戈維諾的叙述②。
大都的聶思脫裡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顯赫者。
奉克烈部聶思脫裡教徒、拖雷王妃唆魯和帖尼之召東來的叙利亞人愛薛為其中之一。
他出身聶思脫裡世家，曾領崇福司事。
他對于穆斯林勢力的竭力攻擊顯然帶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宗教矛盾的色彩③。
在江南地區傳播聶思脫裡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語的撒麻耳幹人馬薛裡吉思。
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在任期間他先後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
鎮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産共計官、民田七十餘頃。
記錄馬薛裡吉思事迹的梁相《大興國記》，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漢族人對于聶思脫裡教認識的唯一書面文獻。
其略曰：“愚問其所謂教者，雲：..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
且大明出于東，四時始于東，萬物生于東，東屬主生。
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滅。
”梁相還描述了聶思脫裡教寺院的十字架，說“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④。
鎮江一帶是江南聶思脫裡教的一個重要基地，這裡還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幹所十字寺。
另據鄂多立克報道，與鎮江一江之隔的揚州也有三所聶思脫裡教十字寺。
據馬可波羅說，杭州隻有一所聶思脫裡教堂，它無疑就是馬薛裡吉思建立的樣宣·忽木剌（叙利亞語Umura，譯言寺院），漢名大普興寺。
入明以後，位于薦橋東的這所“十方寺”廢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
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幹活動。
江南地區的聶思脫裡教有官員專門管理。
元代聶思脫裡教雖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數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來與波斯傳來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沒有多大區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聶思脫裡教、操突厥語的汪古部貴族為官駐節泉州，專掌“江南諸路明教、秦教”②。
①《出使蒙古記》，頁224&mdash227。
②同上書，頁232&mdash233。
③參見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論叢》第1輯。
④《至順鎮江
元朝政府公文中有關伊斯蘭教的專用詞彙，亦有相當一部分是波斯語辭，如答失蠻（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疊裡威失（darvish，指蘇菲派托缽僧，與之相應的阿拉伯語為faqir，未見于元代漢籍）、納麻思（波斯語namaz譯言禮拜，相應的阿拉伯語為salat，亦未見于漢文史籍）等②。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穆斯林經濟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
入華的回回人很早便開始建寺。
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國沿海地區，入元以後，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來越多。
目前中國最古的清真寺是廣州的懷聖寺。
大食人蘇萊曼公元九世紀中葉到廣州時，已看到那裡有清真寺。
南宋嶽珂10歲居廣州時（十二世紀末），懷聖寺已立于珠江邊。
元至①見《秘書監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②《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324。
③見田坂興道：《伊斯蘭之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頁773，東京，1964年。
①參見沙畹：《蒙古時代漢诏令碑銘及文書》第21件，《通報》，1908年，頁307&mdash309；伯希和：《中國的阿拉伯文古碑銘》，《亞洲雜志》，1913年。
②見田坂興道：《伊斯蘭之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頁1251&mdash1260，東京，1964年。
正十年（1350）所立之《重建懷聖寺之記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③。
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較多的地方，據那裡的“聖友之寺”大門甬道北面石牆上的阿拉伯文題記記載，此寺建于回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mdash1010）；據泉州《重立清淨寺碑》記載，清淨寺始建于南宋紹興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
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縣）《重建禮拜記》曰：“今近而京城，遠而諸路，其寺萬餘，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禮。
”①其辭雖有誇張之處，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蘭教徒的建寺活動遍于全國的事實。
上述廣州懷聖寺、泉州“聖友之寺”、清淨寺在元代都得到維修。
元末吳鑒的《重立清淨寺碑》提到，“今泉造禮拜寺增為六、七”，現今發現的泉州清真古寺遺迹除了上述“聖友之寺”和“清淨寺”以外，還有塗門外津頭埔的所謂“宋也門寺”、南門的所謂“元穆罕默德寺”、東門外東頭鄉的“元納希德重修寺”和所謂“元無名大寺”等②。
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揚州、定州、開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
俄國人柯茲洛夫等人還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額濟納旗東）發現十四世紀的禮拜寺址及波斯文殘碑③，蒙古國都城和林遺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當地的經學院④。
這些都證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進行興教建寺的活動。
元代從陸路和海路入華的回回人之間有比較明顯的區别。
自唐宋以來，不少波斯、大食商人從南海坐船來中國貿易，寄居在南方的對外貿易港。
入元以來，回回人繼續從海路入華，并定居于沿海港市。
例如至大年間重修泉州“聖友之寺”的阿合馬，即為耶路撒冷人⑤。
與從陸路入華的回回人不同，他們的文化更多地體現了阿拉伯色彩。
近數十年來在泉州發現了許多元代伊斯蘭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禮拜寺碑銘等，有相當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①。
在其他地方也發現過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蘭教文物，如廣州懷聖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銘、揚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
惟此類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
至正年間的泉州《重修清淨寺碑記》，提到了清淨寺内的四種教職：“..攝思廉（shaikhal-Islam），猶華言主教也；..益綿（Amin？Imam？），猶言主持也；沒塔完裡（Mutawalli），猶言都寺也；谟阿津（Mu&rsquoazzin），猶言唱拜也。
”②均③《廣州伊斯蘭教古迹研究》，頁5，甯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孫貫文：《重建禮拜寺記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②莊為玑、陳達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
③參見伯希和：《中國的阿拉伯文古碑銘》，《亞洲雜志》，1913年，頁179，注2。
④劉迎勝、史衛民、斯欽朝克圖：《“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簡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輯1992年。
⑤見《泉州宗教石刻》，頁21。
①參見《泉州宗教石刻》，頁1&mdash26。
②吳鑒：《重修清淨寺記》，《泉州宗教石刻》，頁22&mdash24。
為阿拉伯語的音譯，與沿陸路入華的回回人習用波斯語明顯有異。
泉州的“聖友之寺”在建築上表現出明顯的大馬士革風格，與中國境内衆多的漢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節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聶思脫裡教 基督教中最早傳入中國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經教”，又稱為景教或大秦景教。
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會議上被判為異端、後來在波斯王朝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基督教聶思脫裡派。
其教堂名為“波斯寺”③。
九世紀中葉以後，由于唐政府的取締，景教在内地趨于滅絕。
遼金時代漢人徑以原名的音譯“聶思脫裡教”稱呼之④。
元代又稱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稱。
遼金時期，景教在中國西北民族中廣泛傳播。
先後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從契丹邊地西遷中亞的渾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兒的石河地域的乃蠻部，公元840年西遷後定居在東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兒人的一部分和占據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魯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語的民族。
入元以後，在西北邊地，由于信奉聶思脫裡教的諸強部相繼為成吉思汗并滅，其部民随蒙古軍散居全國各地，它又重新傳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獻沿用在中亞流行的波斯語，稱聶思脫裡教徒為疊屑（tarsa）。
在有關聶思脫裡教的蒙古語和漢語文獻中，更經常出現的是也裡可溫一詞。
用八思巴字拼寫的該詞蒙文複數形式為Erke&rsquoud①，用指聶思脫裡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
也裡可溫的辭源尚不甚清楚②。
近代鄂爾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軀、以屍身為十字形等聶思脫裡教徒的習俗。
他們以Erkud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聶思脫裡教遺民③。
元代管領也裡可溫教門的政府機構，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從二品，“兼領馬兒·哈昔、列班、也裡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
馬兒·哈昔是叙利亞文Mar（譯言聖）hasia（譯言使徒）的音譯，是對聶思脫裡教大德（主教）的稱呼，在其他漢文史料中，它有時也被譯寫為馬裡·哈昔牙①。
列班系叙利亞文Rabban的音譯，原意為③《唐會要》卷四九，天寶四年九月诏。
④黃溍：《馬氏世譜序》，《黃金華集》卷四三。
①見《石墨镌華》卷六。
②erke&rsquoun波斯語拼寫形式作arkawun，阿兒馬尼文（亞美尼亞文）作ar-khawun。
一般認為它源于希臘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或由東羅馬皇帝支持下的東正教會的阿兒馬尼信徒傳到中國的。
③田清波：《鄂爾多斯志》，《輔仁大學學刊》卷九。
①見梁相：《大興國寺記》，《至順鎮江志》卷九；夏鼐：《兩種文字合璧的泉州也裡可溫（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師、律師，乃是對聶思脫裡僧侶的敬稱②，他們與其他宗教教士一樣，享有蠲免差發的優惠。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也裡可溫掌教司，一度達到72所。
崇福司是否被授權管領天主教的傳教活動，目前還不太清楚。
聶思脫裡教是從西北地區重新傳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區仍是聶思脫裡教徒比較集中的地區，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許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聶思脫裡主教駐節地區之一③。
當聶思脫裡教士列班掃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聖途中經過唐兀首府時，受到當地居民的熱烈迎送。
“因為唐兀居民是熱烈的信教者，他們心地純潔。
他們向兩位教士贈送各種禮物，同時也接受後者的祝福”④。
史料還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為沙蔔赫蘭（Isha&rsquo-Sabhram）⑤。
聶思脫裡教在唐兀地區的傳播頗為繁盛，據《馬可波羅行記》，在甘州、肅州、涼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間。
克烈部敗亡之後，汪古成為東方信奉聶思脫裡教的最著名的部族。
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經過的汪古居地附會為在西方傳聞已久的約翰長老之國，馬可波羅也說阿剌忽思剔吉忽裡的曾孫、當時的汪古部長闊裡吉思驸馬是約翰長老後裔。
在闊裡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甯路治的土城遺址中發掘出了十字石等聶思脫裡教的遺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個聶思脫裡派信徒的據點，似乎是東勝。
西行朝聖的聶思脫裡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東勝地區的聶思脫裡大輔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兒子。
磨古思後來被選為巴格達聶思脫裡教總主教。
闊裡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親愛不花就駐紮在東勝附近，他們曾企圖把這兩個西行的教士留在領地内。
①自汪古部居地東行至内地數日程間，也散布着不少聶思脫裡教徒。
盧勃魯克曾提及西京有聶思脫裡主教，所指當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
大同以南的平陽、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幹聶思脫裡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為基督教各派争相開展活動的地區。
聶思脫裡教徒在大都勢力頗大。
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遺址一直保留到現②《景教研究》頁894。
③在十三世紀中葉的聶思脫裡主教駐節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區。
見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頁178注。
④《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8、159。
⑤《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8、159。
①《忽必烈汗的僧人》，頁135。
東勝原書作Kawshang，伯希和根據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認為此處之k系t之訛。
②參見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論叢》第1輯。
③至元四年二月，“除軍、站、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儒從等戶外，诏遣官佥平陽、太原人為軍”。
見《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
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談到這裡的聶思脫裡教說，一種自稱為基督教，但其行為極端違反基督教教義的聶思脫裡教徒的勢力在這裡是如此之大，以緻他們在允許奉行另外一種儀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沒有任何餘地，他們不許傳播任何别的教義。
聶思脫裡教徒千方百計地敗壞這位教皇使臣的聲譽，甚至把他說成是偵探、騙子和謀殺者。
這種情況維持了四五年之久①。
比孟特·戈維諾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書信證實了孟特·戈維諾的叙述②。
大都的聶思脫裡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顯赫者。
奉克烈部聶思脫裡教徒、拖雷王妃唆魯和帖尼之召東來的叙利亞人愛薛為其中之一。
他出身聶思脫裡世家，曾領崇福司事。
他對于穆斯林勢力的竭力攻擊顯然帶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宗教矛盾的色彩③。
在江南地區傳播聶思脫裡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語的撒麻耳幹人馬薛裡吉思。
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在任期間他先後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
鎮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産共計官、民田七十餘頃。
記錄馬薛裡吉思事迹的梁相《大興國記》，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漢族人對于聶思脫裡教認識的唯一書面文獻。
其略曰：“愚問其所謂教者，雲：..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
且大明出于東，四時始于東，萬物生于東，東屬主生。
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滅。
”梁相還描述了聶思脫裡教寺院的十字架，說“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④。
鎮江一帶是江南聶思脫裡教的一個重要基地，這裡還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幹所十字寺。
另據鄂多立克報道，與鎮江一江之隔的揚州也有三所聶思脫裡教十字寺。
據馬可波羅說，杭州隻有一所聶思脫裡教堂，它無疑就是馬薛裡吉思建立的樣宣·忽木剌（叙利亞語Umura，譯言寺院），漢名大普興寺。
入明以後，位于薦橋東的這所“十方寺”廢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
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幹活動。
江南地區的聶思脫裡教有官員專門管理。
元代聶思脫裡教雖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數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來與波斯傳來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沒有多大區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聶思脫裡教、操突厥語的汪古部貴族為官駐節泉州，專掌“江南諸路明教、秦教”②。
①《出使蒙古記》，頁224&mdash227。
②同上書，頁232&mdash233。
③參見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論叢》第1輯。
④《至順鎮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