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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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有參考價值。
《元史譯文證補》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學者眼界大開，宛若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于是洪鈞開創的利用域外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補互證的方法成為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談元史者幾乎無人不稱引“西史”，大抵皆據洪書，可見影響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mdash1933），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曆任内外官職。
尤喜治元史，任職翰林時，即從《永樂大典》中抄輯出很多元史資料，自此不斷搜集，博訪私家藏書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見者，複得洪鈞書及其他東西學者著述，遂決意重修元史。
入民國後，更專心著述，1914年起入清史館任總纂、館長，仍繼續編撰元史，至1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紀26卷，表7卷，志70卷，列傳154卷。
次年，大總統徐世昌（柯氏同年進士）頒令列為“正史”。
《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來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
此書以取材廣泛、内容豐富著稱，尤其是列傳部分比舊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據《秘史》及“西書”資料增立者（如東西道諸王、初興将帥、西域諸國等傳）外，主要是采錄文集之碑傳墓志和金石文字；諸志則采《元典章》及《經世大典》遺文作了許多補充。
然而，其于舊史所增删改動之處都不注明出處，讀者不知其所據為何，以緻憚于利用，雖然後來刊行的他的遺著《新元史考證》中說明了所補資料來源，但隻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彌補這一最大缺陷。
所用外國資料除大部分采自洪書外，還增加了一些新譯的内容，如洪書有目無文的《部族考》篇（當據俄譯《史集·部族志》譯編，稿本佚亡），柯氏稱他“據未譯本輯補”，收入《譯史補》卷六，但他所據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蠻《不動搖的鐵木真》一書之導論（根據《史集》及其他資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譯名多有錯誤，柯氏據以補綴新史之《氏族表》，難免造成許多錯誤，所以他的新譯資料也難以完全憑信。
此外，譯名混亂、考訂不審之類問題甚至比舊史還多，是以其書不足為據。
屠寄《蒙兀兒史記》屠寄（1856&mdash1921），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
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龍江查辦漠河金礦，事後被留任黑龍江輿圖局總辦，主持編繪《黑龍江輿地圖》。
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讀過《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這時為研究黑省（當時省境包括呼倫貝爾地區）沿革，更廣泛地搜集有關史料和諸家著述，并親率屬員進行實地測量，“測繪所及”除黑省外還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連之地，因而對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興史事及東道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認識，益感《元史》之疏漏與前人研究之不足。
在編繪黑龍江輿圖的同時，研究興趣開始轉向蒙元史。
二十五年，輿圖告成，并著《黑龍江水道記》等書。
在此期間，還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釋》、《元秘史注》（稿本在南歸途中遭劫失落），自謂略勝前賢。
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繞道蒙古南歸，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風俗。
後相繼擔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奉天大學堂總教習、淳安知縣等職，公務之暇，肆力編撰《蒙兀兒史記》。
1913年辭武進縣知事職，“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饋于蒙兀兒史者，前後凡五年”①。
從1911年起，先後三次将先寫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繼續撰寫、修訂，全書未完成而病卒。
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彙總整理，于1934年刊行，共28冊，160卷，含本紀18，列傳129，表12，志1。
内14卷有目無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兩篇列傳；另據屠寄後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寫成的40篇列傳未刊入②。
《蒙兀兒史記》的優點，一是廣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舊史所缺内容，除對舊史紀傳表志作了很多補充外，還增立列傳四百餘人及西域諸國傳、蒙古色目氏族表。
其外國資料除采洪鈞書外，還用了多桑《蒙古吏》“原書”、美國學者乞米亞可丁（JeremiahCurtin）的三部著作&mdash&mdash《蒙古人史》、《俄國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亞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譜》、《馬可波羅行記》、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等等；二是對史料和前人著述進行了仔細考訂，擇善而從，訂正了舊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許多錯誤；三是增訂内容皆注明出處，對資料的取舍、考訂皆說明根據，使讀者得以審辨、複核；四是統一譯名，這是治元史最難之事，屠寄所用的譯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雖不盡妥當，但頗能自成體系，其失誤之處因注有出處，亦便于讀者審訂。
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國資料除洪鈞書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為他譯述多桑書）和兒子（孝實譯乞米亞可丁書，孝宦譯英人新著《史家之曆史》等）為之翻譯，這些資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後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訛誤，而譯者又非元史專家，難免錯上加錯，故多有不确切之處。
屠寄缺乏科學的語言學修養，在非漢語名詞對音勘同上錯誤頗多，如以“主因”為“朱邪”、“斡脫”即“猶太”之類。
有不少考證不夠嚴謹，牽強武斷，如誤從《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來自吐蕃之說而斷定《秘史》所載騰汲思海即青海湖之類。
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如同洪鈞一樣主要是受時代的局限所緻），《蒙兀兒史記》仍是重修元史諸書中最好的一部。
①見其子屠孝實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譜》。
②參見餘大鈞：《論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元史論叢》第3輯。
《元史譯文證補》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學者眼界大開，宛若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于是洪鈞開創的利用域外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補互證的方法成為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談元史者幾乎無人不稱引“西史”，大抵皆據洪書，可見影響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mdash1933），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曆任内外官職。
尤喜治元史，任職翰林時，即從《永樂大典》中抄輯出很多元史資料，自此不斷搜集，博訪私家藏書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見者，複得洪鈞書及其他東西學者著述，遂決意重修元史。
入民國後，更專心著述，1914年起入清史館任總纂、館長，仍繼續編撰元史，至1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紀26卷，表7卷，志70卷，列傳154卷。
次年，大總統徐世昌（柯氏同年進士）頒令列為“正史”。
《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來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
此書以取材廣泛、内容豐富著稱，尤其是列傳部分比舊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據《秘史》及“西書”資料增立者（如東西道諸王、初興将帥、西域諸國等傳）外，主要是采錄文集之碑傳墓志和金石文字；諸志則采《元典章》及《經世大典》遺文作了許多補充。
然而，其于舊史所增删改動之處都不注明出處，讀者不知其所據為何，以緻憚于利用，雖然後來刊行的他的遺著《新元史考證》中說明了所補資料來源，但隻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彌補這一最大缺陷。
所用外國資料除大部分采自洪書外，還增加了一些新譯的内容，如洪書有目無文的《部族考》篇（當據俄譯《史集·部族志》譯編，稿本佚亡），柯氏稱他“據未譯本輯補”，收入《譯史補》卷六，但他所據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蠻《不動搖的鐵木真》一書之導論（根據《史集》及其他資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譯名多有錯誤，柯氏據以補綴新史之《氏族表》，難免造成許多錯誤，所以他的新譯資料也難以完全憑信。
此外，譯名混亂、考訂不審之類問題甚至比舊史還多，是以其書不足為據。
屠寄《蒙兀兒史記》屠寄（1856&mdash1921），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
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龍江查辦漠河金礦，事後被留任黑龍江輿圖局總辦，主持編繪《黑龍江輿地圖》。
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讀過《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這時為研究黑省（當時省境包括呼倫貝爾地區）沿革，更廣泛地搜集有關史料和諸家著述，并親率屬員進行實地測量，“測繪所及”除黑省外還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連之地，因而對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興史事及東道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認識，益感《元史》之疏漏與前人研究之不足。
在編繪黑龍江輿圖的同時，研究興趣開始轉向蒙元史。
二十五年，輿圖告成，并著《黑龍江水道記》等書。
在此期間，還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釋》、《元秘史注》（稿本在南歸途中遭劫失落），自謂略勝前賢。
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繞道蒙古南歸，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風俗。
後相繼擔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奉天大學堂總教習、淳安知縣等職，公務之暇，肆力編撰《蒙兀兒史記》。
1913年辭武進縣知事職，“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饋于蒙兀兒史者，前後凡五年”①。
從1911年起，先後三次将先寫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繼續撰寫、修訂，全書未完成而病卒。
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彙總整理，于1934年刊行，共28冊，160卷，含本紀18，列傳129，表12，志1。
内14卷有目無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兩篇列傳；另據屠寄後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寫成的40篇列傳未刊入②。
《蒙兀兒史記》的優點，一是廣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舊史所缺内容，除對舊史紀傳表志作了很多補充外，還增立列傳四百餘人及西域諸國傳、蒙古色目氏族表。
其外國資料除采洪鈞書外，還用了多桑《蒙古吏》“原書”、美國學者乞米亞可丁（JeremiahCurtin）的三部著作&mdash&mdash《蒙古人史》、《俄國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亞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譜》、《馬可波羅行記》、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等等；二是對史料和前人著述進行了仔細考訂，擇善而從，訂正了舊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許多錯誤；三是增訂内容皆注明出處，對資料的取舍、考訂皆說明根據，使讀者得以審辨、複核；四是統一譯名，這是治元史最難之事，屠寄所用的譯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雖不盡妥當，但頗能自成體系，其失誤之處因注有出處，亦便于讀者審訂。
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國資料除洪鈞書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為他譯述多桑書）和兒子（孝實譯乞米亞可丁書，孝宦譯英人新著《史家之曆史》等）為之翻譯，這些資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後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訛誤，而譯者又非元史專家，難免錯上加錯，故多有不确切之處。
屠寄缺乏科學的語言學修養，在非漢語名詞對音勘同上錯誤頗多，如以“主因”為“朱邪”、“斡脫”即“猶太”之類。
有不少考證不夠嚴謹，牽強武斷，如誤從《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來自吐蕃之說而斷定《秘史》所載騰汲思海即青海湖之類。
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如同洪鈞一樣主要是受時代的局限所緻），《蒙兀兒史記》仍是重修元史諸書中最好的一部。
①見其子屠孝實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譜》。
②參見餘大鈞：《論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元史論叢》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