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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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錄》（據俄人拉德洛夫所編《蒙古古物圖譜》錄出）等。
在他之後研究《秘史》的還有施世傑（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铨（著《元秘史李注補正》）、丁謙（下詳）等人。
丁謙（1843&mdash1919）是晚清著名的輿地學者，尤精于西北曆史地理研究。
自漢至唐各史之西域傳和曆代西域紀行之書他都做了考證，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證》（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麥裡、郭寶玉諸傳地理考證）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西遊錄》、《西使記》、《張德輝紀行》、《經世大典圖》等書的地理考證，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元初漠北大勢論》等文。
他自謂其考證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書，參互推究”，觀其所撰元史諸篇，“西史”、“西圖”資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和《中俄交界全圖》。
當時我國邊疆圖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羅殆遍，又得洪鈞書譯介之外國資料相參證，因而能比前人有所進步。
不過他涉及的範圍太廣，又缺乏必要的語言學修養，錯誤頗多。
①島田翰《訪餘錄》稱他曾見過黃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證》，其言似不可信。
同時代對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還有沈曾植（1850&mdash1922）和文廷式。
他們都是光緒進士，長于史學，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
沈曾植初任職刑部多年，後任總理衙門章京。
時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編為《蒙古古物圖譜》4冊（1892&mdash1899年出版），駐華俄公使送了一部給總理衙門，沈曾植為其中的阙特勤碑寫了一篇跋文。
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箋證》、《島夷志略廣證》（據新舊各圖及中外學者著述考證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
文廷式任職翰林，由編修升侍讀學士。
時《永樂大典》大部分尚存，他從中抄輯出不少元代文獻，如《大元官制雜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等，後被王國維刊入《廣倉學宭叢書》中。
沈、文都是維新人物，擁護變法，并曾赴日考察，學術眼界也寬。
文氏在日本結識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錄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給他，那珂通世遂據以将漢字音譯蒙文轉譯為日文。
當時研究元史諸家中還有曾廉（1857&mdash？）。
他長期在家鄉湖南邵陽教書，思想極端保守，反對戊戌變法。
1902年客居貴州後從事于改編元史，著成《元書》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證》4卷。
他雖取同鄉先賢魏源的《元史新編》為藍本，而宗旨卻與魏源以來諸家緻力于廣搜中外史料、考訂史實以補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稱欲繼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綱常大義。
其書主要依據《元史》，作了大量删節，僅少數重要儒臣列傳及忠義、孝友、列女等傳按其編纂宗旨增補了許多内容（如忠義由85人增至160餘人，列女由107人增至160餘人），所發議論亦多迂腐。
此書無論在資料上和方法上都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在重修元史諸書中最無價值。
第四節 清末民國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1839&mdash1893），同治七年（1868）狀元，官至内閣學士，光緒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十六年歸國，遷兵部左侍郎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出使前，他已緻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駐歐期間，乃加意搜訪外國資料。
适其時歐洲蒙古史研究興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帳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蠻《史集·部族志》德文節譯本和《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華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紀》俄文譯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後出版，獲得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使他欣喜異常，遂假使館譯員之助譯成中文，“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于是在駐歐的後兩年中即肆力著述，撰為《元史譯文證補》。
歸國後繼續修訂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
臨終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陸潤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
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
陸潤庠于光緒23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錄上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無書，當在散失之稿本中。
本書第一卷《太祖本紀譯證》上、下為全書主要部分，約占四分之一，正文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紀》與《成吉思汗紀》的詳細節譯，并采同書《部族志》一些資料補入，複據漢文史料及其他外國資料考釋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
第二至二五卷（存15卷）分别為《定宗憲宗本紀補異》、《後妃公主表補輯》以及術赤和拔都以下諸金帳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裡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對該國的征服和統治）、報達、木剌夷補傳，主要取材于多桑書，兼采中西史料補充編成，仍夾注考證文字。
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卷）為《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洪鈞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見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繪較為精确的《亞洲俄羅斯及其鄰地》圖（他将此圖譯出改繪為《中俄交界全圖》，光緒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魚得水，故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但他所據貝勒津俄譯《史集》有很多缺陷，其餘諸書皆後人著述，加以譯者缺乏專業修養，故錯誤不少。
盡管他的域外史料譯述今天已經過時（有了更完整、更準确的譯本），其考證文字則
在他之後研究《秘史》的還有施世傑（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铨（著《元秘史李注補正》）、丁謙（下詳）等人。
丁謙（1843&mdash1919）是晚清著名的輿地學者，尤精于西北曆史地理研究。
自漢至唐各史之西域傳和曆代西域紀行之書他都做了考證，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證》（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麥裡、郭寶玉諸傳地理考證）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西遊錄》、《西使記》、《張德輝紀行》、《經世大典圖》等書的地理考證，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元初漠北大勢論》等文。
他自謂其考證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書，參互推究”，觀其所撰元史諸篇，“西史”、“西圖”資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和《中俄交界全圖》。
當時我國邊疆圖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羅殆遍，又得洪鈞書譯介之外國資料相參證，因而能比前人有所進步。
不過他涉及的範圍太廣，又缺乏必要的語言學修養，錯誤頗多。
①島田翰《訪餘錄》稱他曾見過黃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證》，其言似不可信。
同時代對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還有沈曾植（1850&mdash1922）和文廷式。
他們都是光緒進士，長于史學，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
沈曾植初任職刑部多年，後任總理衙門章京。
時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編為《蒙古古物圖譜》4冊（1892&mdash1899年出版），駐華俄公使送了一部給總理衙門，沈曾植為其中的阙特勤碑寫了一篇跋文。
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箋證》、《島夷志略廣證》（據新舊各圖及中外學者著述考證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
文廷式任職翰林，由編修升侍讀學士。
時《永樂大典》大部分尚存，他從中抄輯出不少元代文獻，如《大元官制雜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等，後被王國維刊入《廣倉學宭叢書》中。
沈、文都是維新人物，擁護變法，并曾赴日考察，學術眼界也寬。
文氏在日本結識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錄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給他，那珂通世遂據以将漢字音譯蒙文轉譯為日文。
當時研究元史諸家中還有曾廉（1857&mdash？）。
他長期在家鄉湖南邵陽教書，思想極端保守，反對戊戌變法。
1902年客居貴州後從事于改編元史，著成《元書》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證》4卷。
他雖取同鄉先賢魏源的《元史新編》為藍本，而宗旨卻與魏源以來諸家緻力于廣搜中外史料、考訂史實以補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稱欲繼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綱常大義。
其書主要依據《元史》，作了大量删節，僅少數重要儒臣列傳及忠義、孝友、列女等傳按其編纂宗旨增補了許多内容（如忠義由85人增至160餘人，列女由107人增至160餘人），所發議論亦多迂腐。
此書無論在資料上和方法上都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在重修元史諸書中最無價值。
第四節 清末民國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1839&mdash1893），同治七年（1868）狀元，官至内閣學士，光緒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十六年歸國，遷兵部左侍郎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出使前，他已緻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駐歐期間，乃加意搜訪外國資料。
适其時歐洲蒙古史研究興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帳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蠻《史集·部族志》德文節譯本和《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華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紀》俄文譯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後出版，獲得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使他欣喜異常，遂假使館譯員之助譯成中文，“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于是在駐歐的後兩年中即肆力著述，撰為《元史譯文證補》。
歸國後繼續修訂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
臨終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陸潤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
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
陸潤庠于光緒23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錄上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無書，當在散失之稿本中。
本書第一卷《太祖本紀譯證》上、下為全書主要部分，約占四分之一，正文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紀》與《成吉思汗紀》的詳細節譯，并采同書《部族志》一些資料補入，複據漢文史料及其他外國資料考釋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
第二至二五卷（存15卷）分别為《定宗憲宗本紀補異》、《後妃公主表補輯》以及術赤和拔都以下諸金帳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裡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對該國的征服和統治）、報達、木剌夷補傳，主要取材于多桑書，兼采中西史料補充編成，仍夾注考證文字。
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卷）為《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洪鈞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見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繪較為精确的《亞洲俄羅斯及其鄰地》圖（他将此圖譯出改繪為《中俄交界全圖》，光緒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魚得水，故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但他所據貝勒津俄譯《史集》有很多缺陷，其餘諸書皆後人著述，加以譯者缺乏專業修養，故錯誤不少。
盡管他的域外史料譯述今天已經過時（有了更完整、更準确的譯本），其考證文字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