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英華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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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這規矩準繩來衡量各種讀物了。
西洋史這一門功課我很有興趣，教授這功課的美國教員，指導我們做圖表和大綱，以便記憶，但是，他這種教授法卻忘記曆史課程的最後的目的，即某種事件的意義及其在曆史過程中的地位。
這是新興的史學發展後，學者研究時應采取的方法，一般教書先生當然不大明白。
英華齋的校園的正中為鶴齡樓，鶴齡樓的樓下的右邊為圖書館，藏書萬餘冊，而美國的幾個流行的雜志，如《星期六晚報》、《婦女和家庭雜志》、《地理雜志》等頗受一般同學歡迎。
那時離五四運動已經七八年，可是福州最流行的《閩報》仍用文言文。
我偶爾在坊間買了幾本時人的集子，看一看陳獨秀、胡适等人的論文，魯迅、冰心等人的散文，覺得這東西很有趣味。
湊巧那時學校有一位北方的國文教員，他鼓勵我們用白話寫作。
為着要作白話文，所以圖書館内可以參考的幾部書我都借了來，夜以繼日地不斷學習。
1926年杪，國民革命軍兵不血刃地抵達福州。
福建省長早已聞風逃走；大軍所至，所有民衆都興高采烈地表示歡迎。
那時釋放政治犯呀、遊行示威呀、婦女解放呀、學生運動呀，一切新事物和新名詞把我們的印象完全改觀。
本來學生們恨不得大考前社會發生大事變，或者學校發生大風潮，使他們有所借口，不必考試；現在國民革命軍把舊政權推翻之後，新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這當然是個好題目，讓學生們向學校當局要求，馬馬虎虎地結束一學期的功課。
年假期間，福安縣黨部在冠後的市鄉公會挂起招牌，擔任黨部書記的是新從北京上海回來的前進學生。
他們一到福安，即開始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這種口号在當時的鄉下人看來，宛若晴天霹靂。
因為鄉紳一向為鄉下的巨頭，他們别号為“大王”，縣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隻須鄉紳三言兩語便可迎刃而解。
他們具備這種權威，不但鄉人敬重他們，連縣政府也怕他們三分。
現在有些青年居然敢動搖鄉紳的寶座，而且被打倒的對象，論年齡比較我們這些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大了幾十歲；論權力他們是根深蒂固，所以這種事件所發生的影響，比較其他空洞的廣泛的口号更有力量。
過了舊曆年後，我重返福州英華齋。
這學期高中部的同學們搬到新校舍。
新校舍蓋在荒山古墓的上邊，一排三間紅色磚牆的洋樓，每間三四層高，和華南女子大學遙遙相對。
新校舍的地方大，人數少，最宜潛修。
我每天很早便起身，洗臉更衣後，更拿一本書到空地去高聲朗誦。
但是，上課不到三周，麻煩的問題就來了。
福州學生會下令要各校組織學生會，新任教務長王調興先生稍微表示一點意見，他即遭人暗算，被刺了一刀。
一般同學都接到恐吓信，說要醞釀罷課。
那時我們班裡有一位同學比較出風頭，他名叫林良桐，時常出入黨部，每次他回來，總有新消息報告給我聽。
我們時常到南台和城裡去遊行示威，然後聚集到南校場去開群衆大會，一到幾萬人。
群衆的政治意識日漸提高，這是可喜的現象，因為從前他們隻處于被動的地位，現在他們開始主動地參加政治了。
就在學校整天在風雨飄搖的狀态下，我開始吸收一些新知識。
這時候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一本名叫《向導》的政治刊物。
《向導》裡邊時常登載陳獨秀的文章，他的筆鋒的犀利、言論的鋒芒，最富于煽動性。
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我們趕不上；北伐時代的《向導》，我們可趕上了。
前者泛論新文化運動各部門，後者專論政治，而這種富于煽動性的政治刊物的主角，就是陳獨秀。
這學期學校上課的時間打個大折扣。
起初大家對于遊行示威的事情很有興趣，可是由于往返的費時，參加的人數一次比一次減少。
到了四月中旬，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周的前後，我們到南校場去參加一次大會，到會的人相當多，在講台上風頭最健的是當時的新女性王孝英。
開會議程剛要進行的時候，突然由台下闖出一個穿軍服的人物，他站在台邊跟台上的主席團一般人辯論，福州英華齋争得面紅耳赤，喋喋不休。
結果，他被五六名猛漢圍住，連拉帶拖地抓到南校場外，下落不明。
事後我們才知道這是甯漢分裂，汪蔣分家。
再過了幾天，滿街都是标語，打倒張三李四，擁護朱五陳六。
接着，清黨運動雷厲風行。
除老朽昏庸外，思想比較清楚，行動比較積極的青年，被殺的被殺，失蹤的失蹤。
半年前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現在聽不到了。
土豪劣紳仍舊得勢，無辜的鄉民仍受他們的欺淩剝削。
中國的革命浪潮受到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這學期就在混亂的狀态中很快地結束。
最使我感覺難過的，就是陳孟仁老師所教的三角一科沒有教完，使我對于數學的興趣又低落下去。
的确，數學和曆史都是研究學問的基礎，前者是自然科學的鎖匙，後者是社會科學的關鍵。
我的數學的基礎（除幾何外）雖脆弱，但文學和曆史的興趣卻越來越濃厚，這是我後來經過一年的内心的掙紮，終于跑到文史研究這一條路的原因。
西洋史這一門功課我很有興趣，教授這功課的美國教員，指導我們做圖表和大綱，以便記憶，但是，他這種教授法卻忘記曆史課程的最後的目的，即某種事件的意義及其在曆史過程中的地位。
這是新興的史學發展後，學者研究時應采取的方法，一般教書先生當然不大明白。
英華齋的校園的正中為鶴齡樓，鶴齡樓的樓下的右邊為圖書館，藏書萬餘冊，而美國的幾個流行的雜志，如《星期六晚報》、《婦女和家庭雜志》、《地理雜志》等頗受一般同學歡迎。
那時離五四運動已經七八年，可是福州最流行的《閩報》仍用文言文。
我偶爾在坊間買了幾本時人的集子，看一看陳獨秀、胡适等人的論文，魯迅、冰心等人的散文，覺得這東西很有趣味。
湊巧那時學校有一位北方的國文教員，他鼓勵我們用白話寫作。
為着要作白話文，所以圖書館内可以參考的幾部書我都借了來，夜以繼日地不斷學習。
1926年杪，國民革命軍兵不血刃地抵達福州。
福建省長早已聞風逃走；大軍所至，所有民衆都興高采烈地表示歡迎。
那時釋放政治犯呀、遊行示威呀、婦女解放呀、學生運動呀，一切新事物和新名詞把我們的印象完全改觀。
本來學生們恨不得大考前社會發生大事變，或者學校發生大風潮，使他們有所借口，不必考試；現在國民革命軍把舊政權推翻之後，新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這當然是個好題目，讓學生們向學校當局要求，馬馬虎虎地結束一學期的功課。
年假期間，福安縣黨部在冠後的市鄉公會挂起招牌，擔任黨部書記的是新從北京上海回來的前進學生。
他們一到福安，即開始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這種口号在當時的鄉下人看來，宛若晴天霹靂。
因為鄉紳一向為鄉下的巨頭，他們别号為“大王”，縣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隻須鄉紳三言兩語便可迎刃而解。
他們具備這種權威，不但鄉人敬重他們，連縣政府也怕他們三分。
現在有些青年居然敢動搖鄉紳的寶座，而且被打倒的對象，論年齡比較我們這些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大了幾十歲；論權力他們是根深蒂固，所以這種事件所發生的影響，比較其他空洞的廣泛的口号更有力量。
過了舊曆年後，我重返福州英華齋。
這學期高中部的同學們搬到新校舍。
新校舍蓋在荒山古墓的上邊，一排三間紅色磚牆的洋樓，每間三四層高，和華南女子大學遙遙相對。
新校舍的地方大，人數少，最宜潛修。
我每天很早便起身，洗臉更衣後，更拿一本書到空地去高聲朗誦。
但是，上課不到三周，麻煩的問題就來了。
福州學生會下令要各校組織學生會，新任教務長王調興先生稍微表示一點意見，他即遭人暗算，被刺了一刀。
一般同學都接到恐吓信，說要醞釀罷課。
那時我們班裡有一位同學比較出風頭，他名叫林良桐，時常出入黨部，每次他回來，總有新消息報告給我聽。
我們時常到南台和城裡去遊行示威，然後聚集到南校場去開群衆大會，一到幾萬人。
群衆的政治意識日漸提高，這是可喜的現象，因為從前他們隻處于被動的地位，現在他們開始主動地參加政治了。
就在學校整天在風雨飄搖的狀态下，我開始吸收一些新知識。
這時候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一本名叫《向導》的政治刊物。
《向導》裡邊時常登載陳獨秀的文章，他的筆鋒的犀利、言論的鋒芒，最富于煽動性。
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我們趕不上；北伐時代的《向導》，我們可趕上了。
前者泛論新文化運動各部門，後者專論政治，而這種富于煽動性的政治刊物的主角，就是陳獨秀。
這學期學校上課的時間打個大折扣。
起初大家對于遊行示威的事情很有興趣，可是由于往返的費時，參加的人數一次比一次減少。
到了四月中旬，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周的前後，我們到南校場去參加一次大會，到會的人相當多，在講台上風頭最健的是當時的新女性王孝英。
開會議程剛要進行的時候，突然由台下闖出一個穿軍服的人物，他站在台邊跟台上的主席團一般人辯論，福州英華齋争得面紅耳赤，喋喋不休。
結果，他被五六名猛漢圍住，連拉帶拖地抓到南校場外，下落不明。
事後我們才知道這是甯漢分裂，汪蔣分家。
再過了幾天，滿街都是标語，打倒張三李四，擁護朱五陳六。
接着，清黨運動雷厲風行。
除老朽昏庸外，思想比較清楚，行動比較積極的青年，被殺的被殺，失蹤的失蹤。
半年前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現在聽不到了。
土豪劣紳仍舊得勢，無辜的鄉民仍受他們的欺淩剝削。
中國的革命浪潮受到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這學期就在混亂的狀态中很快地結束。
最使我感覺難過的，就是陳孟仁老師所教的三角一科沒有教完，使我對于數學的興趣又低落下去。
的确，數學和曆史都是研究學問的基礎，前者是自然科學的鎖匙，後者是社會科學的關鍵。
我的數學的基礎（除幾何外）雖脆弱，但文學和曆史的興趣卻越來越濃厚，這是我後來經過一年的内心的掙紮，終于跑到文史研究這一條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