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科學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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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行将畢業福州英華齋的時候，擺在我面前的，又是升學和就業這些麻煩的問題。
就我的境遇而論，我是應該就業的。
但我總覺得年輕人隻要身體健康，技能知識天天增進，将來不怕沒有謀生的機會。
相反的，青年的黃金時代如輕易度過，為的隻是口腹問題，這未免太無意義。
何況“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古人已有明訓，我何必為着區區的生活問題，把讀書的志願壓下去呢？ 我的升學問題的唯一障礙，就是經濟。
經濟問題如能解決，别的問題都不放在我的眼裡。
但是，讀書、讀書，青年人應該讀什麼書呢？ 憑我個人的興趣和訓練，我對于文史比較接近，因為我是由“書香之家”出身，環境的熏陶和師友的督導，無形中早已引我向文史這方面走。
但是，這問題我不敢作迅速地決定。
我請教一些朋友，他們有的勸我去考陸軍大學，有的教我去考稅務、郵務或交通大學，前者有“升官發财”的希望，後者的生活也過得很安定。
友人的好意我固然很感激，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對于做官這事情，從來沒有興趣，說不定因為政府大員的魚肉人民，給我的印象太壞，所以把做官的人一筆抹煞。
正在躊躇間，我讀了孫中山先生的一篇大文，題目是《求學與救國》，這是1923年12月11日孫先生在廣州嶺南大學的演講詞。
孫先生說： 我讀了中外古今的曆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
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并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
簡單地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
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
所以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是一個多麼正确的指示啊！以前我雖然知道消極地不走做官發财這條路，但我并不知道積極地給社會做一點大事。
現在孫先生教我們青年須立定志願，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這比以前中國的有志的讀書人專門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的思想進步得多。
在那篇文中，孫先生指出中外幾個大人物做模範，這些人物并非我們傳統上所崇拜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而是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甚至中國古代教人樹藝五谷的後稷也給他捧到天上，而他的結論更是斬釘截鐵地說道：“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夠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
”老實說，志慮忠純、野心勃勃的青年，哪一個不想做些大事，不過以前所謂做大事的人，隻限于帶兵打天下，以便将來做皇帝，至多隻能像班超那樣，希望立功異域，到外國去拓土開疆。
自經孫先生的演講後，中國的青年才知道巴斯德、達爾文等科學家才算是真正做了大事，而他們的地位是“駕乎皇帝之上”。
做科學家比較做皇帝還本事，這是多麼厲害的一服興奮劑！ 少時讀《左傳》，知道人生三不朽的條件是：立德、立功、立言。
換句話說，世界上隻有實行家或言論家在曆史上有地位，現在才知道科學家也占了這麼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的地位會超過皇帝。
我把這意思轉告一些朋友，尤其那些有高尚的志趣的朋友，說“科學救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在19歲以前，我所受的教育，隻有中文和英文；雖然在英華齋這一年中，我學了物理和化學，每周做了一兩次實驗。
這些基本的知識，固然給我開開一點眼界，但是要談到基礎，這還說不上。
1927年的夏天，我回到故鄉去籌款。
據粗略的估計，往北京讀書，一年約需四五百元大洋，四年大學的費用，約需兩千元。
那時我在故鄉稍微有一點名氣，大家知道我一心傾向學問，而且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所以籌款的工作比較五年前初進中學時容易得多。
在籌款的期間，我曾寫信到北京各大學去索章程，我的目标是北京大學，其次是燕京和清華。
等了一個月，北大和燕京都沒有回信，隻有清華大學的郭宣霖兄給我一封信。
我還記得他用的是“水木清華”的信紙，信中對于我所提出的“讀書人應該有世界的眼光”這一點大加贊揚，而且引我為知己。
隻因這一份交情，使我個人的“科學救國”的計劃大受影響。
開學期近，我把祖先的靈柩匆匆安葬于東門外的祖山，然後收拾書箧，準備遠行。
閩東人有個陋習，親屬死後，很少馬上埋葬，十九都把死人的棺材放在家裡或公共的建築物裡，好讓兒孫有充分的時間來物色風水極好的地方，給兒孫以升官發财的機會。
門衰祚薄的家庭，對于祖先埋葬這事情還容易辦；最怕的是兒孫滿堂的老公公老太婆的後事，因為人多口雜，某地的風水對于長房也許有利，對于二房或三房卻不利，大家互相牽制，非弄到十全十美的墓地，甯願停棺不葬。
這種利用死人的殘骸來謀個人的幸福的惡風俗，在當時很流行，所以你到朋友的家裡或菜園裡去參觀，時常可以見到古老破舊的棺材。
祖先的葬事辦好後，我一個人便懷着無比的大志願，朝向北京城進發。
由福安到福州的
就我的境遇而論，我是應該就業的。
但我總覺得年輕人隻要身體健康，技能知識天天增進，将來不怕沒有謀生的機會。
相反的，青年的黃金時代如輕易度過，為的隻是口腹問題，這未免太無意義。
何況“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古人已有明訓，我何必為着區區的生活問題，把讀書的志願壓下去呢？ 我的升學問題的唯一障礙，就是經濟。
經濟問題如能解決，别的問題都不放在我的眼裡。
但是，讀書、讀書，青年人應該讀什麼書呢？ 憑我個人的興趣和訓練，我對于文史比較接近，因為我是由“書香之家”出身，環境的熏陶和師友的督導，無形中早已引我向文史這方面走。
但是，這問題我不敢作迅速地決定。
我請教一些朋友，他們有的勸我去考陸軍大學，有的教我去考稅務、郵務或交通大學，前者有“升官發财”的希望，後者的生活也過得很安定。
友人的好意我固然很感激，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對于做官這事情，從來沒有興趣，說不定因為政府大員的魚肉人民，給我的印象太壞，所以把做官的人一筆抹煞。
正在躊躇間，我讀了孫中山先生的一篇大文，題目是《求學與救國》，這是1923年12月11日孫先生在廣州嶺南大學的演講詞。
孫先生說： 我讀了中外古今的曆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
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并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
簡單地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
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
所以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是一個多麼正确的指示啊！以前我雖然知道消極地不走做官發财這條路，但我并不知道積極地給社會做一點大事。
現在孫先生教我們青年須立定志願，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這比以前中國的有志的讀書人專門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的思想進步得多。
在那篇文中，孫先生指出中外幾個大人物做模範，這些人物并非我們傳統上所崇拜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而是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甚至中國古代教人樹藝五谷的後稷也給他捧到天上，而他的結論更是斬釘截鐵地說道：“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夠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
”老實說，志慮忠純、野心勃勃的青年，哪一個不想做些大事，不過以前所謂做大事的人，隻限于帶兵打天下，以便将來做皇帝，至多隻能像班超那樣，希望立功異域，到外國去拓土開疆。
自經孫先生的演講後，中國的青年才知道巴斯德、達爾文等科學家才算是真正做了大事，而他們的地位是“駕乎皇帝之上”。
做科學家比較做皇帝還本事，這是多麼厲害的一服興奮劑！ 少時讀《左傳》，知道人生三不朽的條件是：立德、立功、立言。
換句話說，世界上隻有實行家或言論家在曆史上有地位，現在才知道科學家也占了這麼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的地位會超過皇帝。
我把這意思轉告一些朋友，尤其那些有高尚的志趣的朋友，說“科學救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在19歲以前，我所受的教育，隻有中文和英文；雖然在英華齋這一年中，我學了物理和化學，每周做了一兩次實驗。
這些基本的知識，固然給我開開一點眼界，但是要談到基礎，這還說不上。
1927年的夏天，我回到故鄉去籌款。
據粗略的估計，往北京讀書，一年約需四五百元大洋，四年大學的費用，約需兩千元。
那時我在故鄉稍微有一點名氣，大家知道我一心傾向學問，而且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所以籌款的工作比較五年前初進中學時容易得多。
在籌款的期間，我曾寫信到北京各大學去索章程，我的目标是北京大學，其次是燕京和清華。
等了一個月，北大和燕京都沒有回信，隻有清華大學的郭宣霖兄給我一封信。
我還記得他用的是“水木清華”的信紙，信中對于我所提出的“讀書人應該有世界的眼光”這一點大加贊揚，而且引我為知己。
隻因這一份交情，使我個人的“科學救國”的計劃大受影響。
開學期近，我把祖先的靈柩匆匆安葬于東門外的祖山，然後收拾書箧，準備遠行。
閩東人有個陋習，親屬死後，很少馬上埋葬，十九都把死人的棺材放在家裡或公共的建築物裡，好讓兒孫有充分的時間來物色風水極好的地方，給兒孫以升官發财的機會。
門衰祚薄的家庭，對于祖先埋葬這事情還容易辦；最怕的是兒孫滿堂的老公公老太婆的後事，因為人多口雜，某地的風水對于長房也許有利，對于二房或三房卻不利，大家互相牽制，非弄到十全十美的墓地，甯願停棺不葬。
這種利用死人的殘骸來謀個人的幸福的惡風俗，在當時很流行，所以你到朋友的家裡或菜園裡去參觀，時常可以見到古老破舊的棺材。
祖先的葬事辦好後，我一個人便懷着無比的大志願，朝向北京城進發。
由福安到福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