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逃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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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主要的是油條、燒餅、青菜、雜糧。

    至于白米、白面及雞鴨魚肉等東西,那是一年見不到幾次的。

     南京,再度建都不過十年(1927—1937)的南京,原是個破破爛爛的城。

    由于城裡的面積的遼闊,一些新蓋的建築物好像石沉大海一樣,不大容易見到。

    先天本來不足,加以敵僞盤踞南京時間的破壞,更顯出窳敗不堪。

    就交通而論,這兒沒有電車,而公共汽車也是少得可憐。

    除要人有汽車代步外,普通公務員多是用吉普車或軍車改裝的交通車代步。

    因此,住在城北的人,假如他不懂得利用火車,就很少有機會跟一位住在城南的朋友見面。

     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自己吃了大虧後,還不知警惕,偏偏要讓自己的兒子走同一條路。

    南京的十萬公務員,不消說都受過高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否則現成這一個飯碗也保不住。

    為着使子弟求更高深的教育的緣故,他們當然要送兒子到學校去讀書。

    南京學童多,學校少,供不應求。

    例如彙文中學,它原拟招收300名學生,可是各機關首長寄來的介紹信已經越過500封。

    因此,所謂公開招考僅是一個騙騙孩子的謊話,實際上,各學校在沒有公開招考之前,學生的名額已經圈定了,雖然并非“硬性”的圈定。

     然而我感覺最大的威脅莫過于通貨膨脹。

    當我二月間回國時,我每月賺到12萬元國币,這筆款僅夠我個人的開銷,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國,起碼須24萬元。

    過了三個月,我的薪水經過調整,增加到24萬元,不過這筆款又僅夠我個人的開銷,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國,起碼須48萬元。

    名義的工資增多,實際的工資越來越少。

    一個人束緊腰帶并沒有多大關系,要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回國跟父親一同吃苦,這未免太不公平。

     平心而論,生活問題的确是人生首要問題。

    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其他任何問題都無從談起。

    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債台高築,陷于無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有辦法把家眷接回國。

    這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徒增我的夢魂的不安。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到了生死關頭,“走”的确是個辦法。

    當日本兵開入故都時,我迫得一“走”了之。

    當日本兵占領香港時,我又逼得一“走”了事。

    不過那兩次逃難都有家眷在身邊,路上當然要遇着種種困難。

    現在因為經濟的壓力迫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我又決心逃亡。

     在戰前,中國人要往南洋各屬,根本不用什麼護照。

    到了戰後,中國一躍而為“五強”的地位。

    名義上,我們的地位提高了,實際上,我們的麻煩也跟着增加了。

     那時正值馬歇爾八上廬山而不得要領的時候,大家知道和談破裂,國共難免一戰。

    為着戰事迫在眉睫,外交部管理護照的人特别小心,非經過再三調查不輕易發出護照。

    我記得我這張護照足足做了一個月工夫,那些領不到護照的朋友們看見我領到護照,大家都替我高興。

     行期将近,一些相熟的朋友們免不了要給我餞行。

    他們的盛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但在這種時期要朋友們破鈔,心裡實在不好過。

    他們希望我到南洋後,能夠經營實業,将來如能發達,說不定他們也可以沾一點光。

    他們的期望雖然近似笑話,但是,當一般人都給經濟浪潮壓得吐不出氣來的時期,我能夠找個機會回家跟妻子兒女同住,有福大家享,有苦一家嘗,這不能不說是好運氣。

     最後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我回鄉掃墓的志願不能實現。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到了自己長大成人後,隻懂得照顧妻子和朋友,父母的墳墓置之不理,故鄉的親戚一點也沒有幫忙,這在情理上似乎說不過去。

    但是,那時的交通還十分困難,由南京到我的故鄉的旅程,來回須三個星期。

    無情的時間不能讓我自由分配,所以我隻好遙望白雲深處,向在天之靈的先人告罪了。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這次南渡,恐怕要相當時間才能夠回國。

    将來回國時,恐怕鬓毛已經衰落了。

    人生的行蹤,宛若飄萍,東飄西移,很難預料。

    但是,要率眷回國,大約要在國内相當安定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