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逃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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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住了六個月，實在可以說是百無聊賴，人家興高采烈地忙着做官，自己卻窮到沒有立錐之地。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除自己怨恨生辰八字有些問題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南京的公務員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中，真正有錢的不到一千人（1％），小康之家的不到一萬人（十分之一），其餘89％的公務員都可以說是過不去。
生活既然這麼困難，吃飯沒有份兒，挨打有份兒，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做公務員呢？ 在傳統上，中國人多數是走楚霸王的路線，即“讀書不成去學劍”，讀書成功的做文官，讀書不成功的做武官。
“書”和“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具，但是目标卻很一緻——做官。
做了官後，高明的人可以揚名聲，顯父母，為宗族交遊光寵；無賴的人也可以刮地皮，套外彙，把國庫化為私囊。
這話也許扯得太遠，我們不妨再說得明白些。
在戰前，普通的公務員，發财雖然沒有希望，但一日三餐确保無憂，反正在産業落後的中國，讀書人的出路很窄，隻要生活可以解決，其他問題也管不了許多。
由于人類的天性喜歡因循，非萬不得已，不想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所以經過八年抗戰之後，公務員的數目仍是有增無減。
還有一層，政府為羁縻人心起見，在抗戰時間曾增加許多骈枝的機關，以便安插各黨各派九流三教的人物。
因此，許多機關多是疊床架屋，隻求敷衍人事，不問行政效率。
這種權宜的辦法，在抗戰的鮮明的旗幟下，一切缺點都可以掩蓋得住。
到了戰後，所有破綻好像百孔千瘡一樣，完全暴露出來了。
老實說，奉公守法的各級公務員及傳道授業的各校教師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及政府的台柱。
可惜這些人的生活基礎給抗戰時代的種種不合理的措施推翻了。
極少數人越戰越富有，大多數人越戰越貧窮。
貧富的過分懸殊，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同時，使社會基礎完全動搖。
在這當兒，隻要反對黨把不滿現狀的民衆稍加宣傳與組織，馬上會鬧出翻天覆地的事情。
這種形勢，連普通的小市民也看得出，那些熟讀中國曆史的高官大員何曾看不出。
假如他們有三分勇氣，不怕“薄言往訴，逢彼之怒”，以緻丢了紗帽子，我相信時局的轉變是不會那麼迅速的。
戰後的南京，除那些發國難财及接收财的大員外，僅有特任官們才可以養尊處優，過着豪奢的生活，其餘的人十九是叫苦連天。
南京并不是沒有整齊雅緻的花園洋房，尤其是山西路、頤和路一帶的房子，實在可以說是很漂亮。
不過那些房子都是有來曆的人住的，侯門似海，中下級的公務員恐怕連參觀的機會也不可多得。
他們隻好住在公共宿舍，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一部分睡在床上，一部分打地鋪。
白天因奔走衣食，疲憊不堪；晚上又因家裡嘈雜，得不到應有的休息；姑定他們有涵養，不随便發牢騷，然而無聲的“腹诽”的力量，比較公開的遊行示威并不會減輕了一些。
戰前的中國，房子有的是，到處都是“吉房招租”的紅紙的字樣，租屋的人僅須按月繳納最低限度的房租，根本用不着什麼頂費。
雖然那時也有“頂屋”或“賃屋”這名詞，不過這是指房屋并沒有賣斷的意思，付頂費的人不必再納房租，收頂費的人也不必另付利息。
這對于雙方都有利。
自抗戰以來，各地農村的破産，大家聚集于少數城市，那時各地房屋已經不夠分配，加以戰時的大量破壞，房荒越形嚴重。
因為供不應求，頂費便成為租房的人的先決條件。
起初頂費的數目有限，普通人還可以付得起。
戰後的頂費，開價是金子幾條或幾十條（每條十兩足金），這怎麼不把人吓倒。
老實說，三兩五兩的黃金還有辦法應付，到了黃金按條計算的時候，那一般受薪階級隻好餐風宿露了。
戰後有不少剩餘物資流入民間，為的是政府利用它來平抑物價。
可是印刷機的财政政策把這些豐富的剩餘物資的價值全部抵消了。
戰前如有人能夠吃罐頭的東西，大家也許會覺得這是一宗值得誇耀的事情，戰後因為罐頭的食品太多，反而使人覺得讨厭。
不過這是指中上層社會而說，若論中下層社會，他們每天所吃的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除自己怨恨生辰八字有些問題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南京的公務員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中，真正有錢的不到一千人（1％），小康之家的不到一萬人（十分之一），其餘89％的公務員都可以說是過不去。
生活既然這麼困難，吃飯沒有份兒，挨打有份兒，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做公務員呢？ 在傳統上，中國人多數是走楚霸王的路線，即“讀書不成去學劍”，讀書成功的做文官，讀書不成功的做武官。
“書”和“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具，但是目标卻很一緻——做官。
做了官後，高明的人可以揚名聲，顯父母，為宗族交遊光寵；無賴的人也可以刮地皮，套外彙，把國庫化為私囊。
這話也許扯得太遠，我們不妨再說得明白些。
在戰前，普通的公務員，發财雖然沒有希望，但一日三餐确保無憂，反正在産業落後的中國，讀書人的出路很窄，隻要生活可以解決，其他問題也管不了許多。
由于人類的天性喜歡因循，非萬不得已，不想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所以經過八年抗戰之後，公務員的數目仍是有增無減。
還有一層，政府為羁縻人心起見，在抗戰時間曾增加許多骈枝的機關，以便安插各黨各派九流三教的人物。
因此，許多機關多是疊床架屋，隻求敷衍人事，不問行政效率。
這種權宜的辦法，在抗戰的鮮明的旗幟下，一切缺點都可以掩蓋得住。
到了戰後，所有破綻好像百孔千瘡一樣，完全暴露出來了。
老實說，奉公守法的各級公務員及傳道授業的各校教師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及政府的台柱。
可惜這些人的生活基礎給抗戰時代的種種不合理的措施推翻了。
極少數人越戰越富有，大多數人越戰越貧窮。
貧富的過分懸殊，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同時，使社會基礎完全動搖。
在這當兒，隻要反對黨把不滿現狀的民衆稍加宣傳與組織，馬上會鬧出翻天覆地的事情。
這種形勢，連普通的小市民也看得出，那些熟讀中國曆史的高官大員何曾看不出。
假如他們有三分勇氣，不怕“薄言往訴，逢彼之怒”，以緻丢了紗帽子，我相信時局的轉變是不會那麼迅速的。
戰後的南京，除那些發國難财及接收财的大員外，僅有特任官們才可以養尊處優，過着豪奢的生活，其餘的人十九是叫苦連天。
南京并不是沒有整齊雅緻的花園洋房，尤其是山西路、頤和路一帶的房子，實在可以說是很漂亮。
不過那些房子都是有來曆的人住的，侯門似海，中下級的公務員恐怕連參觀的機會也不可多得。
他們隻好住在公共宿舍，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一部分睡在床上，一部分打地鋪。
白天因奔走衣食，疲憊不堪；晚上又因家裡嘈雜，得不到應有的休息；姑定他們有涵養，不随便發牢騷，然而無聲的“腹诽”的力量，比較公開的遊行示威并不會減輕了一些。
戰前的中國，房子有的是，到處都是“吉房招租”的紅紙的字樣，租屋的人僅須按月繳納最低限度的房租，根本用不着什麼頂費。
雖然那時也有“頂屋”或“賃屋”這名詞，不過這是指房屋并沒有賣斷的意思，付頂費的人不必再納房租，收頂費的人也不必另付利息。
這對于雙方都有利。
自抗戰以來，各地農村的破産，大家聚集于少數城市，那時各地房屋已經不夠分配，加以戰時的大量破壞，房荒越形嚴重。
因為供不應求，頂費便成為租房的人的先決條件。
起初頂費的數目有限，普通人還可以付得起。
戰後的頂費，開價是金子幾條或幾十條（每條十兩足金），這怎麼不把人吓倒。
老實說，三兩五兩的黃金還有辦法應付，到了黃金按條計算的時候，那一般受薪階級隻好餐風宿露了。
戰後有不少剩餘物資流入民間，為的是政府利用它來平抑物價。
可是印刷機的财政政策把這些豐富的剩餘物資的價值全部抵消了。
戰前如有人能夠吃罐頭的東西，大家也許會覺得這是一宗值得誇耀的事情，戰後因為罐頭的食品太多，反而使人覺得讨厭。
不過這是指中上層社會而說，若論中下層社會，他們每天所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