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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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看國内烽火連天的戰争,我們用“隔岸觀火”四字來形容,實在再恰當不過。

     然而香港究竟是接近中國内地的,到了内地全盤變色後,香港當然不能幸免。

     自1940年6月14日法國淪陷後,德國的勢力風靡整個歐洲。

    為配合德國的行動起見,日本的南進政策勢在必行。

    香港軍政當局有鑒及此,他們開始作軍事上的準備,而第一步工作是建築防空壕。

    香港背山面海,從屋子的背後往山裡挖掘隧道,可以說是輕而易舉。

    他們鑒于日本在重慶的疲勞轟炸的經驗,尤其防空壕的門口被障礙物的堵塞,緻死傷萬餘人的慘劇,所以香港的防空壕建築得相當堅固,洞口多,出入易,雖然通風的工作還不夠水準。

     1941年,日本表面上與美國作和平談判,實際上正是加緊部署南進的步驟,處心積慮,相時而動。

    明眼人對于世界大局絕對不敢樂觀,可是香港社會卻為史柏堅和咪咪劉的案件鬧得滿城風雨,本地新聞接二連三地登載一個交際花怎麼認識軍部要人,怎麼串通黨羽,舞弊營私。

    街談巷議,所讨論的無非這些有關于酒色财氣的事情,大家對于日本南進的事情,卻置之腦後。

     12月7日,香港軍政當局似乎已經接到日本開始動手的情報,九龍新界方面調動得相當忙碌,但一般人民仍熙熙攘攘,蒙在鼓裡。

     8日的清晨,香港的天空突然來了一兩個小隊飛機,每隊九架。

    一般市民以為這大概是香港的空軍從事例行的練習,不以為意。

    到了九時左右,報館方面證實日本的行動,于是大家相顧失色地說了一聲:“戰火燒到眉睫了!” 我趕緊跑到九龍奧斯汀道去關照我的寫字樓,在路上碰着幾位同事,大家愁眉不展地商量善後的辦法。

    他們苦留着我在九龍吃中飯,但大難臨頭,飯是吃不下,我又急急忙忙地回到香港。

     到了尖沙咀,我看見有許多人圍着青年會附近。

    據說,過海的人須領通行證,沒有通行證的人寸步難行。

    我三步做兩步趕到碼頭,看見渡輪已開,剩下隻有小電船。

    情急計生,我立刻跳上一個準備發橫财的小電船,船小客多,船身搖搖擺擺,回到香港已經中午時分了。

     妻抱着新生不過八個月大的亮兒在大門外等我,她焦急得要命,問我怎麼辦。

    我告訴她說第一個好辦法,就是先儲藏幹糧,以備不時之需。

    那天下午,我們忙了半天,到大公司及大辦館去備辦幹糧,每間店面都擠滿了人,大部分辦館已經鐵門深鎖,顧客隻好在鐵門外,以哀求的眼光,要求店主賣一些東西給他們。

    在這供不應求的狀況下,我們好容易買到幾打罐頭及幹糧,然後拖着極度疲乏的身軀回到家裡。

     到家後,我們發現有一件最重要的東西沒有買到,于是連茶也沒有喝,趕緊跑到擺花街去買米。

    店主說一包25元,不管運送。

    妻還嫌太貴,我卻一口答應下來;但是店主不管運送,而出租汽車一時又租不到。

    面對着這一包性命攸關的白米,我們一點也沒有辦法,結果隻好很頹喪地回家。

     入夜,實行燈火管制,全港陷于戰時狀态。

    日軍海陸并進,不用四天工夫,整個九龍已被日軍控制了。

    駐在九龍的軍警一律退到香港,形勢更形緊張,每天到了半夜,從九龍方面開過來的大炮,聲聲敲碎善良的老百姓的甜夢。

    我的家面對九龍,平時開窗遠望,九龍的景物曆曆如在目前,現在卻嘗遍炮火的滋味。

    每當午夜夢回的時候,我們先看見長空放出一道紅光,由于聲波比較光波傳遞得更慢,大約過了一兩分鐘後,香港的山上忽然來個巨響,宛若地震天崩。

    每天午夜總要按時開來一百幾十炮,每個炮聲好像都給我們敲着喪鐘。

    香港這方面的軍隊,不但沒有還擊之力,連招架之方也不可多得。

    相傳嚴守港大附近炮台的某國士兵,當他們站崗的時候,總要把威士忌、白蘭地喝得酩酊大醉,這才壯壯膽量,回敬一兩聲大炮,至于打得中不中,那還是次要的問題。

     到了白天,人們才松了一口氣,因為白天大家可以自由行動,不像晚上受了燈火管制,行動毫不自由。

    但是白天也有白天的麻煩。

    在天高氣爽,烈日當空的中午,日本的飛機仍來扔炸彈。

    我因為戰争爆發那一天沒有買到米,所以每天總要上街去買米,乘興而去,敗興而回。

    有一次,我剛從中央警署左鄰的斜坡走上堅道的聖瑪利女校,忽然日本的飛機扔炸彈,把五分鐘前我剛走過中央警署左鄰的斜坡炸着一個大洞。

    事後我跑去觀察彈痕,看見那個大洞有兩丈見方。

    假如我晚走五分鐘,那個炸彈剛好在我的頭上爆發,一聲巨響,玉石俱焚,而我就葬身于斜坡中,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