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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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考異》既已散入注中，認為《胡注》，未嘗不可。
惟于十二卷《考異》不信四皓能制漢祖使不敢廢太子事，評曰：“胡公有史學，亦有史識。
”是果以《考異》為身之撰也。
今因《注》論《考異》，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馀缗，内五百五十萬馀缗租稅，八十二萬馀缗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馀缗鹽利。
”《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注曰：溫公拳拳于史之阙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
史書威死，以為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
（二五三） 書死者多矣，身之推論之如此，所謂“以意逆志”也。
趙紹祖《通鑒注商》以為《胡注》多事，是使讀史者不能自由運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甯二年，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将兵赴難，軍于綿州。
注曰：《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為貶。
貶者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
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陽之圍，援兵遲遲不進也。
乾甯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
”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诏罪狀道古，宣示谏官。
道古，青州人也。
注曰：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
張道古見于《通鑒》者惟此事，著其州裡，蓋傷之。
（二六一） 著州裡者衆矣，“傷之”雲雲，亦身之推論之也。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阿保機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注曰：《通鑒》于《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
吳、蜀義例同。
（二六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注曰：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
史書之以見譏。
（二七三） 宋亡，西僧楊琏真加發南宋會稽諸陵，遺民王修竹、唐玉潛、林霁山、鄭樸樸翁等，收拾遺骨，造六石函葬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義聲播闾裡，謝臯羽所為撰《冬青樹引》也。
身之注《鑒》至此，覺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諸遺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将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
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宮中，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
”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潞王于此當書“帝”。
蓋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
（二七九） 凡史之駁文，多由雜采諸書，未及改歸一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衛上将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注曰：《通鑒》封子侄為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二八一） 後晉齊王開運元年，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 注曰：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
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鑒》皆曰“或”者，疑其辭。
（二八四）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澣說海真内附，因定州諜者田重霸赍絹表以聞。
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
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
”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注曰：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鄯靈夏，宋人以為千古之恨。
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棄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
（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盤據靈鄯，國力不足，不可輕挑釁端。
溫公書此事，所以伸其主張，是也。
然何由而後得國力足乎？十年二十年，應有計畫，乃終宋之世，積弱如故，當時君相不能辭其責也。
夫《考異》既已散入注中，認為《胡注》，未嘗不可。
惟于十二卷《考異》不信四皓能制漢祖使不敢廢太子事，評曰：“胡公有史學，亦有史識。
”是果以《考異》為身之撰也。
今因《注》論《考異》，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馀缗，内五百五十萬馀缗租稅，八十二萬馀缗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馀缗鹽利。
”《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注曰：溫公拳拳于史之阙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
史書威死，以為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
（二五三） 書死者多矣，身之推論之如此，所謂“以意逆志”也。
趙紹祖《通鑒注商》以為《胡注》多事，是使讀史者不能自由運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甯二年，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将兵赴難，軍于綿州。
注曰：《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為貶。
貶者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
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陽之圍，援兵遲遲不進也。
乾甯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
”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诏罪狀道古，宣示谏官。
道古，青州人也。
注曰：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
張道古見于《通鑒》者惟此事，著其州裡，蓋傷之。
（二六一） 著州裡者衆矣，“傷之”雲雲，亦身之推論之也。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阿保機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注曰：《通鑒》于《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
吳、蜀義例同。
（二六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注曰：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
史書之以見譏。
（二七三） 宋亡，西僧楊琏真加發南宋會稽諸陵，遺民王修竹、唐玉潛、林霁山、鄭樸樸翁等，收拾遺骨，造六石函葬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義聲播闾裡，謝臯羽所為撰《冬青樹引》也。
身之注《鑒》至此，覺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諸遺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将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
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宮中，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
”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潞王于此當書“帝”。
蓋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
（二七九） 凡史之駁文，多由雜采諸書，未及改歸一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衛上将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注曰：《通鑒》封子侄為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二八一） 後晉齊王開運元年，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 注曰：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
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鑒》皆曰“或”者，疑其辭。
（二八四）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澣說海真内附，因定州諜者田重霸赍絹表以聞。
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
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
”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注曰：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鄯靈夏，宋人以為千古之恨。
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棄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
（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盤據靈鄯，國力不足，不可輕挑釁端。
溫公書此事，所以伸其主張，是也。
然何由而後得國力足乎？十年二十年，應有計畫，乃終宋之世，積弱如故，當時君相不能辭其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