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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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我也經過這個階段，可是隻不過學了一年便開始作文。
那個時代，即在學校中也是一例出些講大道理，或者空空泛泛了的題目。
——記得我考縣裡高小的文題是《足食足兵二者孰重論》，考中學時也是這類的文題，卻記不清了。
——在塾中先生自然是出這一類的題目，不是評論人物，就是順解經義，那不過是使小孩子多查書，硬記文言的成語，想象與情感可以說是攙不進一絲毫去的。
所以我雖是還能謅幾句，卻得不到自由發抒的興緻，隻好從别方面去求作文字的自由。
多少讀過幾首唐詩，略略懂得平仄，可是亂湊的詩句自然弄不好，也沒有什麼詩感。
想塗抹點故事，既苦于沒有材料，文字又用不妥，很想有些人對我說些《聊齋》，《子不語》類的怪事。
我可以記下來；實在還不能湊合幾句文言，這真是一種空想。
後來得看到《小說月報》的第一卷，《小說月報》與舊日出版的《月月小說》，引起我用白話作那樣小說的高興。
十五歲，正是二次革命的那一年，那一個暑假我由濟南回到家裡，忽然用章回體寫了一本長篇小說。
給它一個可笑的名字，叫《劍花痕》，約有二十回，大略是寫些男女革命，志士一類的玩藝。
因為那時我在省城讀書，社會上的事實，人情，略有見聞，便引動淺薄的創作欲，寫了這一本，可是直到現在壓在舊書箱中沒再翻過。
在中學時每月看《小說月報》，——那時是王莼農君編輯，——便想着寫點短篇寄出去，于是在窄小的寄宿舍的窗下，自修後便寫小說。
初時覺得怕投不上稿，便将第一次的那篇《遺發》投到《婦女雜志》去。
（王莼農也兼編《婦女雜志》），想不到卻得到他的複信，說把這篇小說刊印在某期之中，并且還寄了十幾圓的書券來，當然我異常高興！馬上把書券去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影印的《宋詩鈔》。
後來陸續投了兩篇去，都登出來。
在改革的前一卷的《小說月報》裡，也投登過一篇。
這都是我初寫小說投稿的經過。
（說到這裡還記起中華書局初出《中華小說界》時，似乎周啟明先生常作點文字。
我那時當然不知周先生是何許人。
某一号裡有一篇小說，是用文言作的，題目大約是《江村夜話》，作者署名是啟明二字。
文字的隽永，與描寫的技巧，在那時實是不多見的小說。
我常常記起這篇文字與作者，直至在北京認識啟明先生之後，方知道就是他的創作。
） 以後便是《新青年》的時代了。
《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濟南時讀過第一二冊，覺得議論，思想，都是那時暮氣沉沉中的一顆明星。
因為後頭有通信一欄，我還同它的主編人通過一回信，從這時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許多。
不久，到北京讀書，便把舊日的玩藝丢掉了。
學着讀新書，作新文字，把從前認為有至高價值的舊文藝，與舊書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輕。
那時與鄭振铎，耿濟之，瞿菊農，宋介諸位常在一處開會，讨論這個那個，其實對于“新”的東西，都沒有完全了解。
我用新體文字寫第一篇的小說，是聽見徐彥之君告訴我的一段故事。
他囑寫成小說，登在《曙光》的創刊号中。
内容是一個為自由戀愛不遂做了犧牲的悲慘故事，這樣的題材很适合那時的閱者。
可惜自己不會用相當的藝術寫，現在看來那真是極幼稚的習作。
在《新青年》中見到魯迅先生的《孔乙己》《狂人日記》，覺得很新奇，自己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
即說到鑒賞，恐怕《狂人日記》初登出時，若幹青年還不容易都十分了解。
在這時，葉紹鈞，楊振聲諸君也在《新潮》上寫短篇創作。
以後我對于這樣做法十分熱心，胡亂寫了一些短篇，第二年在北京西城某公寓中寫成《一葉》。
這些關于個人的幼年讀小說，與後來學着寫小說的經過，本沒有對人述說的價值。
在自己，自然是生活的一片段，究竟是無足說的，不過記出來可以與年齡，時代，差不多的朋友相對證而已。
在這暴風雨的前夕，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終要湮沒在偉大的洪流之中，哪有述說的必要。
何況無論誰的生活都是在環境與其所屬的階級中擠迸出來的，不奇異，也不是特殊。
以後我想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大約應少了吧？對于這個“作家生活”的題目，慚愧沒有多說：隻寫了一些個人經曆的片段罷了。
那個時代，即在學校中也是一例出些講大道理，或者空空泛泛了的題目。
——記得我考縣裡高小的文題是《足食足兵二者孰重論》，考中學時也是這類的文題，卻記不清了。
——在塾中先生自然是出這一類的題目，不是評論人物，就是順解經義，那不過是使小孩子多查書，硬記文言的成語，想象與情感可以說是攙不進一絲毫去的。
所以我雖是還能謅幾句，卻得不到自由發抒的興緻，隻好從别方面去求作文字的自由。
多少讀過幾首唐詩，略略懂得平仄，可是亂湊的詩句自然弄不好，也沒有什麼詩感。
想塗抹點故事，既苦于沒有材料，文字又用不妥，很想有些人對我說些《聊齋》，《子不語》類的怪事。
我可以記下來；實在還不能湊合幾句文言，這真是一種空想。
後來得看到《小說月報》的第一卷，《小說月報》與舊日出版的《月月小說》，引起我用白話作那樣小說的高興。
十五歲，正是二次革命的那一年，那一個暑假我由濟南回到家裡，忽然用章回體寫了一本長篇小說。
給它一個可笑的名字，叫《劍花痕》，約有二十回，大略是寫些男女革命，志士一類的玩藝。
因為那時我在省城讀書，社會上的事實，人情，略有見聞，便引動淺薄的創作欲，寫了這一本，可是直到現在壓在舊書箱中沒再翻過。
在中學時每月看《小說月報》，——那時是王莼農君編輯，——便想着寫點短篇寄出去，于是在窄小的寄宿舍的窗下，自修後便寫小說。
初時覺得怕投不上稿，便将第一次的那篇《遺發》投到《婦女雜志》去。
（王莼農也兼編《婦女雜志》），想不到卻得到他的複信，說把這篇小說刊印在某期之中，并且還寄了十幾圓的書券來，當然我異常高興！馬上把書券去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影印的《宋詩鈔》。
後來陸續投了兩篇去，都登出來。
在改革的前一卷的《小說月報》裡，也投登過一篇。
這都是我初寫小說投稿的經過。
（說到這裡還記起中華書局初出《中華小說界》時，似乎周啟明先生常作點文字。
我那時當然不知周先生是何許人。
某一号裡有一篇小說，是用文言作的，題目大約是《江村夜話》，作者署名是啟明二字。
文字的隽永，與描寫的技巧，在那時實是不多見的小說。
我常常記起這篇文字與作者，直至在北京認識啟明先生之後，方知道就是他的創作。
） 以後便是《新青年》的時代了。
《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濟南時讀過第一二冊，覺得議論，思想，都是那時暮氣沉沉中的一顆明星。
因為後頭有通信一欄，我還同它的主編人通過一回信，從這時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許多。
不久，到北京讀書，便把舊日的玩藝丢掉了。
學着讀新書，作新文字，把從前認為有至高價值的舊文藝，與舊書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輕。
那時與鄭振铎，耿濟之，瞿菊農，宋介諸位常在一處開會，讨論這個那個，其實對于“新”的東西，都沒有完全了解。
我用新體文字寫第一篇的小說，是聽見徐彥之君告訴我的一段故事。
他囑寫成小說，登在《曙光》的創刊号中。
内容是一個為自由戀愛不遂做了犧牲的悲慘故事，這樣的題材很适合那時的閱者。
可惜自己不會用相當的藝術寫，現在看來那真是極幼稚的習作。
在《新青年》中見到魯迅先生的《孔乙己》《狂人日記》，覺得很新奇，自己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
即說到鑒賞，恐怕《狂人日記》初登出時，若幹青年還不容易都十分了解。
在這時，葉紹鈞，楊振聲諸君也在《新潮》上寫短篇創作。
以後我對于這樣做法十分熱心，胡亂寫了一些短篇，第二年在北京西城某公寓中寫成《一葉》。
這些關于個人的幼年讀小說，與後來學着寫小說的經過，本沒有對人述說的價值。
在自己，自然是生活的一片段，究竟是無足說的，不過記出來可以與年齡，時代，差不多的朋友相對證而已。
在這暴風雨的前夕，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終要湮沒在偉大的洪流之中，哪有述說的必要。
何況無論誰的生活都是在環境與其所屬的階級中擠迸出來的，不奇異，也不是特殊。
以後我想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大約應少了吧？對于這個“作家生活”的題目，慚愧沒有多說：隻寫了一些個人經曆的片段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