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家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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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惡劣的暴政；他把他自己的歐洲重建計劃以當前民族統一與地理特征相吻合所啟示的上帝意志為基礎。
他說：&ldquo上帝将人類在地球表面分為許多不同的集團或核。
&hellip&hellip邪惡的政府毀壞了上帝的意圖。
盡管如此，你仍然可以追蹤這種意圖，至少就歐洲而言，它是按照大河的走向、高山的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條件明确地劃定的。
&rdquo 因此，馬志尼和俾斯麥兩人都不遺餘力地反對法國革命的博愛主義，反對那種如坎甯所說&ldquo把國家縮小為一個個人，然後再讓一個個人聚合成一群群暴徒&rdquo的哲學。
馬志尼攻擊鼓吹一切人應不分國籍彼此相愛的&ldquo世界主義者&rdquo，理由是他們在要求做一件心理上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申辯說，如果人類意味着全部無數個生靈，那麼，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人類因而也不能愛人類。
早在1836年，馬志尼就由于這個原因譴責原來的燒炭黨，當時馬志尼說：&ldquo世界主義者，隻身處在一個巨大的包圍圈裡，這個包圍圈的邊界擴展到他的視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唯一的武器是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往往是誤解了的）和個人的能力&mdash&mdash這種能力無論多麼強，也不能擴大應用于整個構成目的的範圍&hellip&hellip他面前隻有兩條路。
他不得不從專制和惰性之間進行選擇。
&rdquo他引用了布雷頓漁夫的話，漁夫在揚帆出海時向上帝祈求道：&ldquo上帝啊，幫助我吧！我的船太小了，而你的海洋太大了。
&rdquo 因此，在馬志尼看來，上帝指示的國家介于個人與多得不可想象的群體之間。
一個人所以能了解和愛他的國家，是因為國家包含着和他自己一樣的人，&ldquo講同一種語言，具有同樣的傾向，受同樣的曆史傳統的教育，能夠被當作一個單一的國家實體來思考&rdquo。
國家是&ldquo人類與個人的中間術語&rdquo，人隻有把人類想象為許多同種的民族國家拼合而成的整體，才能獲得人類的概念。
&ldquo國家是人類的公民，正如個人是國家的公民一樣，&rdquo還有：&ldquo人類的公約不能由個人簽署，而隻能由具有一個名字、一面旗幟以及一個獨特存在意識的自由和平等的民族來簽署。
&rdquo 國家主義，如俾斯麥或馬志尼所解釋的，在十九世紀歐洲政治覺悟的發展中起過巨大的、無限寶貴的作用。
但是，要把國家主義作為解決二十世紀的問題的方法，卻越來越不可能了。
我們無法附和馬志尼，說什麼&ldquo當代無可争辯的傾向&rdquo是把歐洲改造為若幹&ldquo人口和幅域盡可能相等的&rdquo、同種的民族國家。
确實，馬志尼無意識地然而大大地誇大了甚至他那個時候的問題的簡單性。
那時東南歐大部分國家甚至未被&ldquo大河的走向和高山的方位&rdquo分為許多同種的單元，而是從村莊到村莊混合起來；以後發生的各種事件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事實。
例如，我們不再能夠像斯溫伯恩先生以及馬志尼和科蘇特[42]的其他英國信徒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相信的那樣相信居住在匈牙利的隻是些純種的、愛國的馬劄爾人。
我們可以看出，馬志尼在1850年說&ldquo希臘能夠&hellip&hellip通過擴張到君士坦丁堡成為俄國侵犯歐洲的一大障礙&rdquo這番話時，已經把他的原則曲解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在今天的馬其頓地區，成群結隊的保加利亞和希臘愛國者（都受馬志尼主義傳統的熏陶）正在力圖消滅敵對的居民，以便确定他們自己代表巴爾幹山脈的位置所顯示的上帝意志的權利。
馬志尼本人如果在世的話，或許會承認，如果俾斯麥的人為同化政策必須否定，那麼，歐洲就必須繼續有幾個含有屬于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國家。
俾斯麥的&ldquo鐵血政策&rdquo創造的人為一緻概念比馬志尼的概念更密切地符合十九世紀的形勢。
但是其可行性取決于居統治地位的民族成員總是強烈地希望把他們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其他民族這一假設。
既然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并非是普魯士人口中無足輕重的一部分）顯然由于他們的波蘭或巴伐利亞或丹麥同胞堅持自己的民族特征而對他們更加欽佩，前不久标洛親王關于德國的力量取決于一個徹底民族主義的普魯士的存在和統治的俾斯麥式名言似乎隻是政治上的遺風了。
同樣的感情變化也出現在聯合王國，英國兩黨都已私下或公開地放棄了曾一度被各黨當作英國政策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使愛爾蘭和威爾士英國化。
國家的幅員必須以同種民族（無論是天然還是人為）為基礎的原則應用起來的一個更大的困難是，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所有的歐洲大國都迅速擴張非歐洲領土。
無論是直至1872年去世的馬志尼，還是直至1884年進行殖民冒險的俾斯麥，都沒有考慮過将歐洲以外的領土和人民吞并進來。
因此，他們兩人都沒有對現代&ldquo瓜分世界&rdquo引起的那些問題好好動過腦筋。
馬志尼的确曾經隐隐約約地期望民族國家從歐洲擴展到亞洲和非洲，遍布地球表面的同種的和獨立的&ldquo民族&rdquo最終将&ldquo締結人類公約&rdquo。
但是他從未說明産生那種結果的政治力量是什麼。
意大利于1896年入侵阿比西尼亞可能代表馬志尼将民族國家概念擴大到非洲的策略的一個必要階段，也可能是和那種概念針鋒相對。
俾斯麥目光較短淺，更講究實際，他從未像馬志尼那樣指望簽署一個甚至把歐洲各國也包羅在内的&ldquo人類公約&rdquo，而的确總是反對設想一個國家與其疆域以外的其他國家或人民之間有任何關系，無論是道德關系還是政治關系。
他說：&ldquo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唯一正确的行為原則是政治上的自我主義。
&rdquo因此，當俾斯麥死後，德國的海、陸軍與中國或東非手無寸鐵的人民接觸時，就像社會民主黨人當即指出的，他們對形勢的認識并不比五世紀時阿提拉[43]和他的匈奴人據以行動的認識來得高明。
現代的英帝國主義者在一段時期内曾試圖把同種民族概念應用于大英帝國。
從1883年西利的《英國的擴張》出版到1902年弗裡尼欣和約簽訂為止，他們力
他說：&ldquo上帝将人類在地球表面分為許多不同的集團或核。
&hellip&hellip邪惡的政府毀壞了上帝的意圖。
盡管如此，你仍然可以追蹤這種意圖，至少就歐洲而言，它是按照大河的走向、高山的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條件明确地劃定的。
&rdquo 因此，馬志尼和俾斯麥兩人都不遺餘力地反對法國革命的博愛主義，反對那種如坎甯所說&ldquo把國家縮小為一個個人，然後再讓一個個人聚合成一群群暴徒&rdquo的哲學。
馬志尼攻擊鼓吹一切人應不分國籍彼此相愛的&ldquo世界主義者&rdquo，理由是他們在要求做一件心理上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申辯說，如果人類意味着全部無數個生靈，那麼，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人類因而也不能愛人類。
早在1836年，馬志尼就由于這個原因譴責原來的燒炭黨，當時馬志尼說：&ldquo世界主義者，隻身處在一個巨大的包圍圈裡，這個包圍圈的邊界擴展到他的視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唯一的武器是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往往是誤解了的）和個人的能力&mdash&mdash這種能力無論多麼強，也不能擴大應用于整個構成目的的範圍&hellip&hellip他面前隻有兩條路。
他不得不從專制和惰性之間進行選擇。
&rdquo他引用了布雷頓漁夫的話，漁夫在揚帆出海時向上帝祈求道：&ldquo上帝啊，幫助我吧！我的船太小了，而你的海洋太大了。
&rdquo 因此，在馬志尼看來，上帝指示的國家介于個人與多得不可想象的群體之間。
一個人所以能了解和愛他的國家，是因為國家包含着和他自己一樣的人，&ldquo講同一種語言，具有同樣的傾向，受同樣的曆史傳統的教育，能夠被當作一個單一的國家實體來思考&rdquo。
國家是&ldquo人類與個人的中間術語&rdquo，人隻有把人類想象為許多同種的民族國家拼合而成的整體，才能獲得人類的概念。
&ldquo國家是人類的公民，正如個人是國家的公民一樣，&rdquo還有：&ldquo人類的公約不能由個人簽署，而隻能由具有一個名字、一面旗幟以及一個獨特存在意識的自由和平等的民族來簽署。
&rdquo 國家主義，如俾斯麥或馬志尼所解釋的，在十九世紀歐洲政治覺悟的發展中起過巨大的、無限寶貴的作用。
但是，要把國家主義作為解決二十世紀的問題的方法，卻越來越不可能了。
我們無法附和馬志尼，說什麼&ldquo當代無可争辯的傾向&rdquo是把歐洲改造為若幹&ldquo人口和幅域盡可能相等的&rdquo、同種的民族國家。
确實，馬志尼無意識地然而大大地誇大了甚至他那個時候的問題的簡單性。
那時東南歐大部分國家甚至未被&ldquo大河的走向和高山的方位&rdquo分為許多同種的單元，而是從村莊到村莊混合起來；以後發生的各種事件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事實。
例如，我們不再能夠像斯溫伯恩先生以及馬志尼和科蘇特[42]的其他英國信徒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相信的那樣相信居住在匈牙利的隻是些純種的、愛國的馬劄爾人。
我們可以看出，馬志尼在1850年說&ldquo希臘能夠&hellip&hellip通過擴張到君士坦丁堡成為俄國侵犯歐洲的一大障礙&rdquo這番話時，已經把他的原則曲解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在今天的馬其頓地區，成群結隊的保加利亞和希臘愛國者（都受馬志尼主義傳統的熏陶）正在力圖消滅敵對的居民，以便确定他們自己代表巴爾幹山脈的位置所顯示的上帝意志的權利。
馬志尼本人如果在世的話，或許會承認，如果俾斯麥的人為同化政策必須否定，那麼，歐洲就必須繼續有幾個含有屬于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國家。
俾斯麥的&ldquo鐵血政策&rdquo創造的人為一緻概念比馬志尼的概念更密切地符合十九世紀的形勢。
但是其可行性取決于居統治地位的民族成員總是強烈地希望把他們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其他民族這一假設。
既然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并非是普魯士人口中無足輕重的一部分）顯然由于他們的波蘭或巴伐利亞或丹麥同胞堅持自己的民族特征而對他們更加欽佩，前不久标洛親王關于德國的力量取決于一個徹底民族主義的普魯士的存在和統治的俾斯麥式名言似乎隻是政治上的遺風了。
同樣的感情變化也出現在聯合王國，英國兩黨都已私下或公開地放棄了曾一度被各黨當作英國政策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使愛爾蘭和威爾士英國化。
國家的幅員必須以同種民族（無論是天然還是人為）為基礎的原則應用起來的一個更大的困難是，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所有的歐洲大國都迅速擴張非歐洲領土。
無論是直至1872年去世的馬志尼，還是直至1884年進行殖民冒險的俾斯麥，都沒有考慮過将歐洲以外的領土和人民吞并進來。
因此，他們兩人都沒有對現代&ldquo瓜分世界&rdquo引起的那些問題好好動過腦筋。
馬志尼的确曾經隐隐約約地期望民族國家從歐洲擴展到亞洲和非洲，遍布地球表面的同種的和獨立的&ldquo民族&rdquo最終将&ldquo締結人類公約&rdquo。
但是他從未說明産生那種結果的政治力量是什麼。
意大利于1896年入侵阿比西尼亞可能代表馬志尼将民族國家概念擴大到非洲的策略的一個必要階段，也可能是和那種概念針鋒相對。
俾斯麥目光較短淺，更講究實際，他從未像馬志尼那樣指望簽署一個甚至把歐洲各國也包羅在内的&ldquo人類公約&rdquo，而的确總是反對設想一個國家與其疆域以外的其他國家或人民之間有任何關系，無論是道德關系還是政治關系。
他說：&ldquo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唯一正确的行為原則是政治上的自我主義。
&rdquo因此，當俾斯麥死後，德國的海、陸軍與中國或東非手無寸鐵的人民接觸時，就像社會民主黨人當即指出的，他們對形勢的認識并不比五世紀時阿提拉[43]和他的匈奴人據以行動的認識來得高明。
現代的英帝國主義者在一段時期内曾試圖把同種民族概念應用于大英帝國。
從1883年西利的《英國的擴張》出版到1902年弗裡尼欣和約簽訂為止，他們力